2012年5月8日 星期二

香港經濟管治水平的衰落

2012年5月8日

香港經濟管理不容再失陷

筆者曾經指出,美國聯儲局的貝南奇教授、英倫銀行的金默文教授、Charles Bean教授,以及歐洲央行的德拉吉博士均是具有深厚「經濟理論基礎」和醉心於「宏觀經濟管理」的實戰型經濟學者,他們均有能力把經濟由深淵邊緣拉回來。

即 使是新加坡,也傾向找較具經濟理論基礎者來管經濟(新加坡經濟決策部門有許多經濟學博士),令整體成績尚算不錯。反觀香港,自夏鼎基以後,在選擇經濟管理 班子時卻嚴重忽略「經濟理論基礎」和「嚴謹遴選」的重要性,以致其後出現太多冒牌經濟管理專家,繼而造成許多嚴重的經濟管理失誤。

失陷一:商界必懂經管

筆者首先回顧香港經濟管理水平的興衰,從而突出提升現今經濟管理水平的重要,它關乎香港經濟能否再度中興,以及能否妥善消解今天經濟、社會和政治的深層次矛盾。

香港經濟管治水平的衰落,其實始自滙豐大班彭勵治接替夏鼎基。相對很多人而言,彭勵治已是較懂財經的人選,但他的經濟管理水平和基礎理論訓練,與勝任財政司應有水平仍有一段差距(如1980至1983年因貨幣供應管理失誤,造成經濟過熱和高通脹)。

不 過,夏鼎基畢竟留有一些經濟人才和體制,如當時大型基建均須經過財經事務科評審,掌管此科者是一名來自英國的經濟學博士,也是任志剛的上司;加上有急事可 由英國央行調派一些專家前來協助處理(如1983年因回歸問題,港元和金融市場出現頗大動盪,迫使港府向英國央行借調專家,並採用聯滙制度),當時經濟管 理的成績還算可以。

不過,這卻加深港人以為「商界人才便有足夠能力管理和發展經濟」的誤解,並踏上香港經濟管理水平每況愈下的第一步。

及後的翟克誠、曾蔭權,以至曾俊華,香港經濟管理已跌至不能見人的水平,期間的一些經濟問題(如樓價飆升)進一步爆發,並累積了許多的政治和社會的深層次矛盾(如貧富懸殊、仇富心理和偏激者能勝選立法會)。

失陷二:容許資產泡沫脹大

以曾蔭權為例,連基本的大學經濟學課程也未讀足(甚至不是大學畢業,只在哈佛惡補一年的速成班,並死記硬背市場可解決任何經濟問題),相對於夏鼎基的「經濟理論基礎」,你說當中有多大距離?各自造成的結果會有多遠?

其中一例是1991至1997年資產泡沫期,包括任志剛和曾蔭權在內的香港經濟管理人,他們並非如外界所想的可以管好經濟,否則,他們一開始便不會容許資產泡沫脹得那麼大;期間,他們的言論也反映本身未有充分明白到多年工業空洞化所帶來的隱憂。

相反,新加坡卻真的能避免產業空洞化。一個較具水平的宏觀經濟管理者,應能在事前判斷泡沫是否正在形成、泡沫形成後的風險,以及採取什麼適當措施消除泡沫。即使相對於新加坡近期數次的壓抑樓市措施,任志剛當年的表現也是低級數的。

筆者無意在這裏刻意貶低這位三料師兄(他是筆者中學、港大和倫敦經濟學院的師兄,不過他讀的是統計學碩士,而非筆者的經濟學博士),而是他的「經濟理論基礎」不足以令其看出一些複雜經濟問題的來龍去脈,以及想出破解之道。

任 志剛早前還重申那條「積極不干預」政策。稍為對「國際貿易」或「發展經濟」有點認識的人,均知道香港和亞洲四小龍在六十至八十年代中經濟之所以起飛,均是 源於採取「出口導向」政策,即是「本身有大量廉價勞動力、有周邊廉價物料供應和有來自歐美對廉價產品的龐大需求」;而積極不干預是相對於其他發展中國家採 取了錯誤的「進口替代」政策。
不過,任、曾和許多冒牌經濟專家卻視「積極不干預」為靈丹,其後更把它扭曲為一切讓市場力量處理即可。結果 是,讓1991至1997年的資產泡沫埋下其後資產價格暴挫的底因,造成當時的產業空洞化;領匯「一鑊泡」;近年樓價飛升造成貧富懸殊、居室愈益細小、供 樓或租金壓力巨大和引申出來的一系列深層次矛盾。

失陷三:迷信「積極不干預」

經濟學者重視市場力量,因為它是一個「力」,能否造福人群,也得看市場的結構和環境。即如流水一樣,地勢和水量合理則可導之灌溉千頃良田、提供用水和水上運輸;若地勢不佳或水量過多,則可淹沒良田和翻船浸屋(即資產通脹可造成經濟過熱、貧富懸殊和金融風暴)。

重點是,如何規範和誘導市場的「力」去造福經濟,過熱時作出適度干預,過冷時作出適度刺激,在樓市有嚴重市場結構和貧富懸殊問題的前提下,要提供足夠公屋和居屋予中下階層。

在經濟發展上,也應揚棄「不干預」的迷信枷鎖,研究如何可以低成本、高效益的方法協助相關產業越過發展障礙和局限後,可自我大幅發展,這才叫善用市場力量。

最 後、最重要的是,必須提升香港經濟的管理水平,否則香港過去二十年之敗,將一再重演。提升之道,是引入多個有足夠理論基礎和對口的實戰型經濟學者,加入相 關經濟部門當正或副手,透過他們的工作歷練,培養經濟管理人才;這裏的重點是,多問行內人和嚴謹的遴選制度:夏鼎基之前未當過財政司,貝南奇之前也未當過 聯儲局主席。


作者為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經濟系教授(本文觀點與作者所屬大學無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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