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2月2日

練乙錚 氣短集

「撤資」．李超人 vs 李卓人

---

上周最轟動的兩則新聞，要算北京設置東海空防識別區，以及《南方都市報》訪問李嘉誠。前者雖與「保釣」直接有關， 但港人四十年來，無論是哪一個年齡群、左還是右、經歷過「保釣運動」與否，對釣魚島問題的關注，皆已大不如前。因此，儘管東海空防識別區的設置令東亞形勢 遽然升溫，哄動一時無兩，但只要打不成仗，港人的內心反應，始終如隔岸觀火，並不會覺得特別切身。這不一定與愛不愛「國」有關，而是估計在可預見的將來 （甚或「有生之年」），都不會看到大結局。後者則不然，李氏一舉一動、一言一行，在在牽動港人心弦，因為對整整三代人而言，他都是香港的一個重要標誌，解 讀縱有不同，卻最有「廣泛代表性」【註1】。

---

一、「李氏力場」的重心和原點

《南都》的訪問，內容很多方面，本文只取其中兩個議題進行分析，餘的容後再論。首先談「撤資」。

李氏受訪當日，開門見山談的就是「撤資」問題。可是，他也這樣說：「別人說我怎樣怎樣，一般來說我不喜歡辯解，如果每天都是這樣辯來辯去，太疲倦了，不值得。」如此，為什麽又把「撤資」看得那麼重要，需要親自出來澄清？

大 家知道，在港陸關係史上，自1984年老牌港英資本怡和控股公司遷冊百慕達起，「撤資」這個詞便有了強烈的政治涵義，意味着資本對共產政權的一種不信任乃 至否定。「外」商撤資猶可以（怡和至今還有四成收益來自大陸），換作是華商撤資，則嚴重者等同背叛，在北京眼中是死罪一條。

如是者，當「超 人撤資」論先後在香港、大陸出現，李氏便有必要出來鄭而重之地作一番表白，向市民也向北京說明自己和集團都沒有撤資意圖，同時特別點明有生之年都不會遷 冊。至於近期傳出集團在港陸數處的資產售賣消息，李氏聲稱不過乃按形勢轉變而作的投資組合比重重新優化而已，是對股東利益負責者應有之義，絕非坊間說的撤 資。李氏的辯解，有其事實和數據支持，筆者沒有強烈理由懷疑，也找不出資料證偽。因此，「李氏力場」的重心儘管已在海外、原點依然堅留香港，還是可接受之 說；讓疑點利益歸李氏，亦比較公平。

然而，有趣的是，為什麽如李氏所言，撤資之說興於香港、大陸，而為他在其餘五十個有投資的國家裏減持資產時所無？是港、陸人特別仇富嗎？是大家對李氏有特別強烈的偏見嗎？不是的。

筆 者認為，把一個從港、陸減持資產的財團說成「撤資」而講法隱隱然具濃厚政治涵義，根本原因在於那是共產黨的一貫想法，而為一般民主國家所無。北京一向認 為，華商和大陸做生意、回祖國投資，就是愛國愛黨的具體表現。正面例子，霍英東在五十年代初已經樹立了。本來，這個想法不一定錯，但共產黨在絕對化思維之 下，卻在資本家在國內投資和愛國愛黨兩者之間劃了恆等號。因此，它還可以反過來說：不回國投資，或者投了資而要調走，都是不愛國、不可靠、對黨有懷疑的行 為表現。共產黨有此想法，有更深入的原因，那就是它把投進大陸的華人資本視為一種把柄，你肯讓黨拿着把柄，才能徹底證明你忠於黨、不會心懷異志；你若不 肯，就證明你心裏有鬼。最近的「電視發牌事件」中，王維基的下場就是反面例子【註2】。

黨既有此一貫想法，民眾順着黨的思維去套，把華人資 本家減持港、陸資產視為「撤資」，就完全符合國情。特別是，如果一位資本家，與領導人或其下面的代理（例如梁振英），在有某種嫌隙的情況下，減持當地資產 特別是在地資產【註3】，「撤資」說就更加在邏輯上順理成章。故筆者認為，李氏儘管被屈而感憤憤不平，但是，持「撤資」論的港、陸市民其實相當理性，不亞 於其他國家裏未曾指說過他撤資的人。因此，李氏深思，當能明白，撤資「笑話」並不可笑，李氏亦不可因之對市民生怨，因為所反映的，乃當今政權之下，國家的 可嘆一面、民族思維的一種扭曲。


氣短集．之十八
作者為《信報》特約評論員
【註1】該訪問見 http://www.infzm.com/content/96234
【註 2】2000年代初、筆者還是任職政府的時候，有一次，三位本港紡織製衣業翹楚約筆者討論對當年《施政報告》的意見，其中兩位在大陸有很大投資，一位則由 於某種技術原因完全沒有；後者告訴筆者，因為沒有在大陸投資，多次受到來自駐港京官含蓄而明顯的質疑，感到有壓力。王維基的遭遇，並非偶然。
【註 3】「在地資產」即non-tradeable goods；「在地」不一定指其物理性。舉例說，假設大陸宣布強行接管香港而引發中產移民，則中價樓和中產零售業及商舖不會有很多港外資金接貨而價值大 跌，但國際貨運碼頭業務則因為不必擔心沒有外資買家而價值堅挺；兩種資產同樣有物理意義上的「在地性」，但在經濟學而言，前者屬於「在地」（non- tradeable)，後者則不是。

以「中國標準」排擠「國際標準」

2013年11月28日

洪清田 情思香港

李飛來香港宣示特首選舉安排，策略上把框框絕對底線劃在《基本法》和人大決議之內，以「中國標準」排除「國際標準」。

這 樣絕對化、機械化劃分和排除的策略，自陷文化哲學的被動。人類社會是多元之間、主觀與客觀之間的辯證互動式共存共活，中國走向世界，必然是「中國標準」與 「國際標準」的辯證互變，李飛和建制派卻排除「國際標準」，視一切巨細無遺可以完全由中國說了算，權力完全在中國、道理完全在中國，此外世間沒其他權力和 道理，不容否定（質疑╱討論）中國的「完全完整、終極、絕對」權力與道理。

對中國來說，何物「國際標準」？根本不存在什麼「國際標準」；「這是中國領土，中國愛怎樣便怎樣，天下奈我何？」我可以鬆或緊，隨我意，總之「操之在我」，不受其他因素干擾。

歷 史好像倒退又回二百年前中國的千年傳統文化哲學上的唯心主義世界觀——世界只有「我」，沒「他者」，只有「我」的認識和意志、思維和決定、原理和標準、道 德與價值、體制和權力，像「類（原始）宗教」那樣，「我」之外沒別的並等對等的實體性「他者」的認識和意志、思維和決定、原理和標準、道德與價值、體制和 權力，有一些其他東西也只是次貨雜質，「非我族類」，位階從屬、臣服於「我」。「唯我獨尊」天經地義。

中國以為這才是「主權（完全）獨立」，「中國人站起來了！」屹立世界之林。其實，排他排外、不接受「國際標準」等於自外於國際世界，是自我孤立。

把 「中國標準」和「國際標準」絕對化、機械化劃分和排除他者異質，有違中西文化共通和現實中事物發展的辯證觀。在沒有「他者」的平等對等觀照和互動下， 「我」陷入單元主義、唯心主義和主觀主義，以「我」為世界、為現實、為目的、為規律、為邏輯、為標準、為對錯，以唯心主義和主觀主義代替、等同或凌駕的客 觀性、客觀現實和客觀規律，終受歷史的懲罰。

現代化改造即是由「單元主義、唯心主義和主觀主義」轉型、加入「客觀性、客觀現實和客觀規 律」，重新調配和組合（re-configurate）「個體、變、異質」之間的新「均衡、公義、正常」，讓多元之間、主觀與客觀之間辯證互動式共存共 活。民主自由法治人權、資本主義和共產主義不外這個政經及社會人文轉型的「體制體現」（institutional expression）。

中國滿清時如殭屍巋然反應，沉溺於千年「單元主義、唯心主義和主觀主義」，唯我獨尊、昧於時勢。中共秉承五四運動最根源（radical）的一脈，誓為中國、中國社會、中國人、中國政經、中國文化植入「客觀性、客觀現實和客觀規律」，以之為立黨立國的文化哲學根基和使命。

文 革重點之一是以「唯物觀」和「辯證觀」代替「唯心主義」，結果因「集體主義單元單一制專制決策、唯心主義和主觀主義」而掉落史無前例的無底黑洞。從文革中 復活，中國創傷未癒，走向另一極端，排斥國際標準，以「我」為世界、為現實、為目的、為規律、為邏輯、為標準、為對錯，重陷封建皇朝的「單元主義、唯心主 義和主觀主義」。

中國何幸，有一個香港，百多年無意間循序漸進、以最低代價最完整齊備示範現代化和現代性，能中國所不能。特首一人一票直選 除了由下而上選人和賦權，還系統化由下而上呈現整個社會現實現象，把「真實」帶入建制，成為建制施政、政策和決策的必不可少的組成部分（但非唯一考慮）， 消弭機械化的「集體主義單元單一制專制決策、唯心主義和主觀主義」。

中國收回香港，等於在香港向世界展示怎樣統治和管治，也向世界展示怎樣 走向世界。像這次沒有辯證觀，不能有多元之間的辯證互動式共存，只能以一個單元主義拒絕另一單元主義，或以一個單元主義代替另一單元主義。百多年來中國以 一個單元主義拒絕另一單元主義，往下或以一個單元主義代替另一單元主義，中國與世界一起受歷史的懲罰。

習近平十八屆三中重點講「全面深化改革」，對中國（本身）問題的正反面都講得深刻，有反省和檢討（改不得改了是另一回事），但對中國香港政策沒類似的反省，「深刻檢討」四字成為禁忌。這堪稱另一種「一國兩制」。

作者為「香港學」協會主席、牛津大學Green Templeton學院訪問學人

抄還是創新？

2013年11月27日

王弼 獅子山學會

這幾天到北京，有幸跟內地著名經濟學家教授M和他的門生朋友會面，碰巧三中全會閉幕不久，話題離不開中國的未來路向怎樣走？

「國企是動不了的，其他方面例如司法獨立應該會有改善。」 M說︰獅子山學會不談國內政治，所以也不會 談當地的司法制度。不過，以多年研究政府官僚的經驗，國企享有特權，改革困難不難理解。

怎會放棄國企

口 號是漂亮的，三中全會的公告內有「必須毫不動搖鼓勵、支持、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激活非公有制經濟 活力和創造力。」令不少外資對國家扶助民企有很大的期望（其實所謂扶助，並不是像香港許多夕陽行業要向特區政府爭取，要政府搞一個什麼發展基金，打本給商 家做生意。在大陸，只要政府放棄壟斷，不給國企在法例和融資上的特權，已經是叫鼓勵扶助民企了）。別忘記在這一句話在先，中國經濟以「公有制為主體」。說 到底，正如歷史學家黃仁宇在他的著作提到，中國二千年來中央政府都有稅收的困難，古代的鹽鐵專賣，就是國家搞壟斷生意提高國庫收入。想想今天大陸的逃稅情 況，國庫要有穩定收入，不可能放棄國企，更別說基於國家安全，政府要對戰略工業有絕對控制權了。至於部分國企因勢力過大，中央用打貪和鼓勵市場理由來整 治，權術而已，也談不上如朱鎔基年代較深入的市場改革。

不論一些港人如何不喜歡大陸，和內地學者談政治經濟，就算一些被稱為異見分子的，例 如教授M就曾被一些有軍方背景的人士點名批評，毛左也經常給他麻煩，他自己在反右和文革也吃了不少苦頭。不過，內地公共知識分子（他們簡稱「公知」）對政 府仍是褒多於貶。我們當然可以懷疑在公共場合，基於政治壓力和自身的生存空間，他們不敢去得太盡。私底下就算跟吃過牢獄之苦的公知交談，他們在許多範疇都 為政府辯護，多於數落政府的不是。
例如教授M，雖然被中外視為自由市場學派的代表人物，卻對由政府投資的高鐵高度讚揚。他說，中國政府興建 高鐵的速度和技術，令美國德國都吃驚。席間有搞網絡生意致富的朋友附和，說中國的高新科技如何跟美國一爭長短，民間如何創意澎湃，然後引入騰X華X等公司 為例。老教授M說的現象倒是沒錯，不過解釋為「中國政府投資令民間創新」我卻認為不妥。

極低人力成本大量複製

正 如人類上太空，根本不是什麼新事物，當年有份在電視觀看美國太空人登陸月球的中學生，今天差不多有資格拿長者福利了，更別談高鐵（幾十年前稱子彈火車）一 類歐日民間日常交通工具。好聽的，可以說中國的現代化站在歷史巨人的肩膀上，參考參考，人家花幾十年研究創新的事物，中國人幾年就參考過來，以極低的人力 成本大量複製，再花一些成本（有時候倒不計成本）改善，就說成自己的創新。中國人更厲害的，是作為完全的主權國，可以關起門來不執行美帝所謂「保護知識產 權」的遊戲規則，歐洲日本便沒有這個本事了。

我這樣說，難免令人不悅， 不過我敬佩的，是老教授接受民國教育一代人的胸懷，對不同意見的後輩包容，我也明白老教授曾經歷文革年代的暴政，覺得今天政府已經是很開明的心態，既然老 教授連毛左的激進言論也有胸襟容得下，我也覺得說說實話無妨，辯論於是繼續。年輕學者拿前蘇聯為例：把今日中國由政府主導的現代化，說成「參考」外國研究 成果，說明政府在創新方面貢獻不大，那怎樣解釋前蘇聯和美國當年的科技軍事太空競賽？當年兩國的創新可謂叮噹馬頭，蘇聯的例子證明政府也能帶動創新。

不 計成本的創新，導致前蘇聯帝國瓦解，我不知是否一個好例子。更甚的，是這些創新技術，是由蘇聯自己發展的，還是蘇聯在二戰攻入柏林從德國獲取的機密科技？ 有不少文獻指出，當年納粹德國積極研究原子彈和火箭技術，美蘇都是以德國的研究基礎發展軍事太空科技。當然，有人可以繼續問下去，納粹德國的創新，不也是 由政府帶動嗎？那些創新是為戰爭殺人而發展出來的，成本是以千萬人民的生命為單位，如果有人認為這合乎成本效益，我也沒什麼話好說了。

作者為獅子山學會行政總監

info@lionrockinstitute.org

三中全會帶領大陸經濟全面走向「華盛頓共識」

2013年11月21日

練乙錚

---

五六年前，當西方經濟出現世紀大危機、大陸GDP接連超越德國、日本之際，「華盛頓共識」一詞變成論者大忌，「中 國模式」成為傳媒寵兒，熱賣一時無兩。然而，忠於自己長期研究結果、對科學方法有不可動搖信心的學者並不會趁時髦搞江湖術士那一套。2008年之後「政治 正確」大行其道的幾年裏，MIT的黃亞生教授觀察了大量而周全的數據、千錘百煉數易其稿之後，於2011年1月發表了學術論文〈反思北京共識〉【註1】， 以實證方法指出大陸搞經濟國家主義、鼓吹國有企業在國民經濟運行中佔主導地位的辦法沒有出路。十八屆三中全會開過了，大家拿主要文件一看，除了那些例牌黨 八股，「市場主導」四個字躍然紙上；再清楚看，一條一條若合符節依足「華盛頓共識」。

---

一般說的「華盛頓共識」（下稱「共識」）一共十條。為了點出三中全會文件與此「共識」的一一對應關係，筆者先簡單介紹這個「共識」到底是什麼和不是什麼，然後再細看具體內容。

「共 識」其實不源於華盛頓，其理論基礎主要來自一些拉丁美洲發展經濟學家和經濟決策者對該地區的正反經驗總結。1989年，英國經濟學家John Williamson把那些經驗集中、簡約，歸結為十條。一些國際經濟組織認為合用，拿來推廣，這些組織，如IMF、世銀等的總部設在華盛頓，而 Williamson和這些機構常常合作，「共識」因而得「華盛頓」之名。

「共識」的確是後凱恩斯主義產物，反對政府大力介入國民經濟、宏 觀調控和過度規管。七、八十年代，凱恩斯主義在西方失靈，注重市場機制的新古典學派再興，成為「共識」的基調，順理成章。不過，無論是 Williamson本人還是「共識」的內容，都還是比較中道，例如Williamson並不贊成發展中國家在國際金融方面立即開放資本賬。這和後來新自 由派推動的「共識」加強版甚有分別。

從另一角度看，「共識」基本上都是現代主流經濟學的東西，內容與絕大多數非共產國家學校裏教的經濟學吻合。如果把體現在三中全會決議書裏的經濟思路稱為「李克強經濟學」的話，不如就說那是ECON 101，再加點應用場景方面的「中國特色」【註2】。

下面，筆者羅列十點「共識」，並逐一與三中全會主要文件《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下稱《決定》）提倡的經濟決策對應【註3】：

一、利率市場化

在經濟理論裏，利率就是資本的使用價格，因此對投資者的指導作用極大，對消費者亦然，因為消費的剩餘就是儲蓄，而儲蓄就是可用資本的來源。一直以來，大陸的銀行是國營的，其利率也由政府操控；政策之下，國企常常能低息借款，民企望門興嘆亦即面對資本使用價格無限高。

《決定》的第12點說：「加快推進利率市場化」。

二、貨幣滙率市場化

一直以來，大陸為要爭奪出口市場，由政府人為壓低人民幣價格。沒錯，大陸因此變成「世界工廠」，但同時引發佔主導的出口製造業環節及其他輔助環節的投資嚴重偏高，國民消費卻大大偏低，走的路子無以為繼，以至近年要艱苦地「轉型」：壓縮產能、刺激內需。
《決定》的第12點說：「完善人民幣滙率市場化」。

三、外國直接投資進入自由化

馬 克思、列寧的理論裏，資本無祖國，所以工人才無祖國；民族資本家為了自己發財，提出各種外資不准入的保護主義政策，這在社會發展意義上來說，是反動的。這 點，馬列與自由經濟理論殊途而同歸。事實上，過去香港和東南亞的經驗都說明，民族資本家對勞動的剝削，往往比外資尤甚；外資進場，單單是提供僱傭競爭，也 必然間接提高民族資本家願付的工資水平，對勞動者有利。

《決定》的第24點說：「放寬投資准入。統一內外資法律法規。……放開育幼養老、建築設計、會計審計、商貿物流、電子商務等服務業領域外資准入限制，進一步放開一般製造業」。

第9點還說：「實行統一的市場准入制度，探索對外商投資實行准入前國民待遇加負面清單的管理模式」。意思是，除了有一份外資不准入市場的清單（如國防等敏感工業）之外，外資將能享受「國民待遇」，和大陸自己的資本一同享受入場機會。

四、國企領域私有化

一般而言，把國企領域部分或全部私有化的辦法很多，包括公開向國民分股、賣股，接受個人投資者或私營機構購買新股、接受員工買股，或者乾脆允許私企進場等。

《決定》的第6點說：「積極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允許更多國有經濟和其他所有制經濟發展成為混合所有制經濟。國有資本投資項目允許非國有資本參股。允許混合所有制經濟實行企業員工持股」。

第57點還說：「健全國防工業體系，……引導優勢民營企業進入軍品科研生產和維修領域」。

五、適當放鬆市場規管

市場規管得宜，有其好處，但無論怎樣設計和執行，都有可能成為貪腐的溫床，繼而滋生更多規管以利貪腐官員進一步上下其手，尤其是在法治不彰、政府不透明的地方。過分規管，就算不產生貪腐，也會降低經濟效益。

《決定》的第9點說：「改革市場監管體系，廢除妨礙全國統一市場和公平競爭的各種規定和做法，……健全優勝劣汰市場化退出機制……」。

第10點更說：「凡是能由市場形成價格的都交給市場，政府不進行不當干預。……政府定價範圍主要限定在重要公用事業、公益性服務、網絡型自然壟斷環節，……提高透明度，接受社會監督」。

六、在法律上保證私有產權

這點大陸在經濟改革開放之初已經提到，但官員及有權勢撐腰者侵犯民眾產權的事例愈來愈多，特別是在農村，已形成了所謂的「幹部圈地運動」，問題不是未及解決而是不斷惡化（國企官員侵吞國有資產化公為私，這個也要杜絕，但問題的性質不同）。
《決定》的第5點說：「產權是所有制的核心。……公有制經濟財產權不可侵犯，非公有制經濟財產權同樣不可侵犯」。

七、貿易自由化

大陸十年前加入世貿，故貿易已經開放不少，但遠遠未夠；這次三中全會《決定》的第7節整節，談的就是全面加快開放雙邊貿易，要變得像香港一直以來的那樣。

其中：第24點說：「建立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在推進現有試點基礎上，選擇若干具備條件地方發展自由貿易園（港）區，……形成面向全球的高標準自由貿易區網絡」。

八、九、十、擴闊稅基穩定政府財政、以有利扶貧基建取代直接津貼、避免龐大政府財政赤字。這些不必詳說，因為大陸多年來都有做，尤其最後者，甚至比不少西方國家做得還好，《決定》因此不提。

其 實，這有什麼奇怪呢？「華盛頓共識」不過是一些最普通的經濟學常理，只不過名字安得令一些人看不順眼吃不消，於是連內容也不接受，妄想可以來另外一套。這 種情緒傾向，在大陸的一部分黨政高層和社會上的大量受極左或極端民族主義思想影響的人的頭腦中是常態。政治上脫離常理的做法引起人民不滿，一段時間裏大概 還可以靠各種維穩手段壓服，但經濟政策脫離常理幾年就見功，人民的物質利益受損，社會就非常危險。

所以，大陸那麼多年來，都是黨主席、總書記放空炮極左胡來出問題；當總理的，儘管受黨主席、總書記的政治限制，但說起話、辦起事來一般還比較清醒，不至於太離地、太離譜，因為要管的是人民的衣食住行，總不能長期無建樹、愈搞愈糟糕。

國 史上的「中體西用」，也因此往往搞得「體」無完膚，「用」則還可以有點東西流傳後世，例如詹天佑的鐵路建設。三中全會的《決定》，經濟部分講的還可以，政 治方面卻乏善可陳，甚或隱隱然有權力過度集中的大患，轉過來拖市場經濟的後腿。沒辦法，其背後總的思路，依然是「中體西用」這個早已不大靈光的老公式。

作者為《信報》特約評論員

【註1】黃亞生教授文章見Rethinking the Beijing Consensus, Asia Policy 11，2011年1月號。網上有免費閱讀鏈接：www.nbr.org/publications/asia_policy/preview/AP11_BeijingConsensus_preview.pdf。

【註2】可參考英文維基Washington Consensus條

【註3】三中全會採納《共識》的每一條，本文都只引《決定》內容裏的最主要句子或段落作證；《決定》不少地方語意多次重複，筆者不盡錄。

名嘴與我．溫爺爺的女兒．板塊轉勢大陸優先

2013年11月18日

練乙錚 氣短集

三中全會的文件很快都看了一遍，讀到提倡「協商民主」一節，不禁啞然失笑。北京給予高度自治的香港特區，政府的關鍵決策說 一不二，幾時有空和你「協商」？特首最有興趣協商的，大概是和此地媒老闆談一些消音條件。港猶如此，陸何以哉。再看，講反腐。此與西媒上周捅出的摩根大通 「常麗麗事件」相映成趣。一說那是溫、薄兩家或兩家後面的兩派內鬥在海外的延續。我等沒有內幕消息的外行，只能當戲看。不過，了解一下關鍵情節，未必一無 所得。今天《氣短集》的頭兩節，就講這些；最後一節才比較嚴肅。

一、英港殖民時代手法的加強版

大家都看得很清楚了：每逢獨立 媒體或財團控制的媒體要向政府申請牌照或續牌，這些媒體便會搞一些自我消音動作，然後作出各種聰明解釋。裏面有沒有政治交易，香港人無論立場，其實都百分 之百明白，只不過有人公開指摘、有人暗裏讚好。「李慧玲事件」不是第一次；九年前的「名嘴（大班、毓民）封咪事件」也不是第一次。在視聽媒體上因批評時政 令受訪官員和政府不悅而導致節目中止，英港殖民時期便有過一次，而那次的節目主持不是什麼名嘴，而是初出茅廬的筆者。

事緣七十年代初，筆者 大學畢業回香港，在中學任教，「工餘」和同志一起出版一份「認中關社」的中學生刊物。搞出版物等於燒銀紙，大家都知道，而我們當時年輕，一窮二白，除了從 同仁每月的正職收入拿出一部分「上繳中央」之外，就是靠大家八仙過海打散工賺外快養活那份辦了七年未嘗脫期、雙色四開十六頁的雙周刊。那當然是很辛苦的事 業。上面說「工餘」，用了引號，因為大家花在辦刊物的時間和精力，比花在正職上的要多得多。筆者當時為替刊物賺錢，做過的不同種類散工，不下半打，包括到 荃灣中央紡紗廠當清花；替教育署改中學會考數學卷；到裕華國貨公司培訓職工講授推銷術；替TVB把英語節目翻成粵語，等等；但最賺錢的，就是得熟朋友介 紹，到當時的「麗的電視」（RTV）當一個時事節目的主持。

那個節目叫《青年論壇》，每周一集都邀請一位官員上鏡對談。筆者那時年少氣盛， 對請來的「殖民官員」自是稱呼的少、批評的多。起初還好，政府樂得有機會就施政作說明；但有一次，請來的嘉賓是當時的首席助理輔政司徐淦，華人官員當中算 是很高級的了，也是我的九華師兄。談什麼話題已不記得，但總之我依然老實不客氣。節目播放之後，政府來函表達不滿，認為主持人不中立；但我不買賬，在跟着 的一集裏一開頭便反駁，堅持主持人的最大責任是客觀地主持公道。政府沒有什麼行動，但自此不再派官員上節目；編導於是只能找非政府或批評政府的聲音。結 果，節目當然被指「意見不中肯」，電視台於是順勢把節目中止。

香港「解放」了，但年來官員的手法卻回復到英港殖民時期一樣，對「不友善」的媒體主持進行杯葛、陰乾，然後反過來指控節目「不中立」，傳媒老闆於是可以換畫搬人。

二、溫家的寶？

美 國政府8月份調查摩根大通（JP Morgan）在華業務，懷疑其在大陸聘用的兩個高幹子弟是否與賄賂有關；這兩個人的老爸，一個是鐵道部高層，另外一個則是一所國金的董事長。豈料，順藤 摸瓜竟摸出另外一個更大的：高幹女兒「常麗麗」；而這個「常麗麗」，竟是溫爺爺千金溫如春的化名。

據《紐時》報道，2006至08年間， 「常麗麗」開設的一間只有兩個人的「富怡顧問公司」，兩年裏從摩根大通得到一百八十萬美元的收益，按年算是三四倍於一般在亞洲的國際投資銀行高層的年薪。 美國法律下，美國公司在海外正常僱用當地的「官二代」並無不當，但如果僱用是為了具體取得某宗交易的話，卻屬違法。

摩根大通與「常麗麗」是 何種關係，目前還在調查中，未有定案，筆者疑中留情。不過，大陸自己的公司經常僱用高幹子弟以打通關係管道獲取好處，卻是十分公開的事實，甚或到了故意張 揚的程度。筆者稍為在網上搜尋一下，便得出一個會令港人咋舌的例子。大陸《科技日報》2009年7月23日的一則報道這樣說：「……北京市科委的下屬機 構，招聘了10多位司局級領導幹部子女，從而整合了一批政府資源，如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中組部、中紀委、中宣部、……北京市質監局等」。如此神通 廣大打通天地線，外國一些公司到大陸做生意幹同樣的事，不過是入境問俗【註1】。

此外，《紐時》還報道了一些關於「常麗麗」的事情。溫如春 在美國University of Delaware攻讀工管碩士，以及畢業後住在紐約曼哈頓豪華公寓（ Trump Place）時，都是使用「常麗麗」這個名字；甚至後來任職於雷曼兄弟和瑞士信貸第一波士頓銀行之時，她依然用這個化名。

追查一下「常麗 麗」當時住的「豪華公寓」，也很有意思。Trump就是Donald Trump，紐約地產大亨；Trump Place位在曼哈頓中央公園以西的河濱，旺中帶靜，算是紐約市的一級公寓，呎價和香港「天比高」在最近一輪狂升之前差不多；今年8月，那裏的一個千五呎 小單位賣出，成交價為一千一百五十萬美元（九千萬港元，呎價六萬港元）【註2】。這比起薄瓜瓜去年以七十萬英鎊（一百一十萬美元）賣出的倫敦 Coleherne Court的那個上車盤（戴妃以前住過那棟樓），貴了十倍有多，由此可見「常麗麗」的「含金量」。She's not your everyday高幹子弟！

溫爺爺，你的女兒看來也真不俗耶。

三、3G頻譜更顯「大陸優先」

梁政府說真的並不 認為政策要「香港優先」，而是相反：在香港必須搞「大陸優先」，因為不如此，兩地絕對無法「融合」。月來接連出台的兩個重大決策說明此點。電視發牌一事 上，力保一家大陸背景的台免於淘汰，同時否決另一家生氣勃勃的本地台進場。現在處理3G頻譜，目的一樣，做法則剛剛相反：強行從現存的業者手上奪回部分頻 譜，以便分給等着進場的過江之龍。一堵一迎之間，梁氏的「大陸優先」盡見。

這樣大力推行「大陸優先」的兩個事例，必須和近期「李氏力場」從港、陸調資歐洲一事一併觀察。如此，大家便能從這三大裂變看到梁氏當政以來的港資板塊移動的端倪。

兩 年前唐梁惡鬥，筆者即在本報文章指出其政治經濟學涵義：一、那是代表香港經濟板塊一哥保地盤與二線財團要上位之爭；二、二線財團野心勃勃但實力不如，攻陷 對方必先要當「吳三桂」引入北方政治力量和某些大陸派系的資本作同盟軍；三、負方的命運堪虞，大勢之下，板塊必然相對收縮。

利益板塊變動，緩慢而有特發的裂變，一如地質板塊之間的慢碰撞。觀察到上述近期三大裂變之後，大家還可作進一步推斷：

‧ 北方資金南下進佔香港，扼咽喉位置者港交所、證監會也。此兵家必爭之地，其人事變動是關鍵；所作掛牌等決定與板塊之爭有何關係，也同樣值得留意。金融監管 機構和金融市場內的暗湧，外人很難知得通透；近期發生大陸公司被阻在港上市一事，明的原因大家清楚，但後面是否牽涉港資板塊之間的矛盾，大家亦可小心觀 察。

‧北資進入本港金融領域，即化作港人包括小額投資者的金融財產基因，是港陸「融合」的一個方面，但對當權者而言，這並不足夠，還必須讓 北資進入日常生活特別是消費環節而取得壓倒性地位，「融合」才真正可謂有了客觀基礎，之後的人心轉向工程，才可事半功倍。3G頻譜強行轉讓的這一「小 步」，便有後面這個促進作用。

資本家和常人一樣，逐水草而居，視時勢而移。力場消退之後，港人一朝醒來滿地紅遍，方知天外有天樓外有樓。你 若覺年前於兩難之間把信任錯置，現在才看得真面廬山，那麼往後的還多着。半山上的雍容依舊，但幾度夕陽過後，你再登臨，當在細聽到那輕快華貴的捲舌胡語音 中，體味出那三千年的黍離之嘆。

氣短集．之十六

作者為《信報》特約評論員

【註1】見http://att.newsmth.net/att.php?p.323.161400.733.pdf 第三頁末整段
【註2】見 http://www.zillow.com/homedetails/220-Riverside-Blvd-APT-20M-New-York-NY-10069/60541578_zpid/

陶傑發火：醒啦，香港人！

2013年11月12日

吳雄 訪談錄

「如果你投良心票，你就可以堂堂正正走出立法會，如果你用狼心投票，第日就用紙巾包頭先好行出嚟」。向來曲線抽水的才子陶 傑，走上撐香港電視集會的台上，拿自己的花邊新聞自嘲。香港的現實很不堪，陶傑過去的文章和電台節目幽默抵死，讓香港人消消氣，但近日忽然頓悟，透過電影 《愛尋迷》弄醒香港人，絕境已至，必須合力絕處逢生。

陶才子上月出席「中港台三地電影情」講座，席上的邵音音說起當下的香港頻頻爆粗，才子依然是談笑風生，從七十年的新浪潮電影，談到票房大收的《狂舞派》。然而，離開講座現場來到餐廳的廂座，一杯咖啡、兩包糖，一邊攪拌，一邊直線抽擊當下社會、電影、政治、全球局勢。

我們先從他第一次執導的電影《愛尋迷》說起，據說這是一部有內涵的港產情色片、情慾片。

「當 下香港的經濟問題，導致男女關係扭曲，性生活不協調。港女找老公先看有沒有樓，我覺得愛情是神聖的，但在香港這個畸形社會被污染得很嚴重。」才子說。他的 電影講述三段情，三個小學同學在Facebook重遇後半年裏各自的遭遇。這套電影從1989年六四事件說起，橫跨九七回歸，可以說道盡香港這二十五年的 顛沛流離和港人心境的變化。

「裏面還有與大陸的交流，一個香港書卷型知識分子與大陸的女留學生，前者有自閉抑鬱症。另一個是洗頭仔，讀書沒 讀上去，卻成為很好的髮型師，講他與富婆的關係。另一個是自小去英國讀書，讀到鬼聲鬼氣，回來與一個上流社會權力人物老婆的關係。」三位主角的背景、階級 不同，正好概括這二十幾年來香港人對愛情、婚姻價值觀的扭曲。

拍情色片

記者怕了香港的情色片，不是太低俗賣弄 事業線，就是用語言偽術把鹹片硬說成情色片。「我的作品不是色情，香港很多電影都很cheap，我不會cheap的，我有自己想說的故事。這些故事不是大 家能預計到的，不低俗，淫穢那些不適合我，哈哈！」港產情色片的確需要一些品味，要讓那些大言不慚說出「這就是香港核心價值」的演員閉嘴。

才 子的文章和電台節目吸引人之處是，往往能從另類角度看問題，讓人拍案叫絕，或者高登仔說的「抽水」。「我獨特的看法不是標奇立異，我是在張力的環境裏長大 的人，一個中西文化、極權與自由、老與年輕之間，我經歷過跟別人不同的經歷。我家裏有一些民國老一代的親戚，我看着香港經歷一個人文環境，從精緻的時代進 入粗糙的時代。」

香港現在的處境到了谷底嗎？「那又不敢這樣說，是個分崩離析的過程，所以我希望從電影裏的角色，把握自己看到的人，盡量寫 實地表達出來，裏面談到一些內心深層次的東西。」這顯然是一套悲劇，那又是否代表才子對現實感到灰呢？他說《狂舞派》是好電影，但不現實，現在的年輕人怎 麽能開心呢？他希望香港人在相信夢想之前，先懂得面對此刻的絕境。
「我覺得要面對現實，強顏歡笑是沒用的，我們必須承認活在悲劇的世界。先 不要自己欺騙自己，才能拒絕接受這個命運，對吧？不要假裝，你明明在悲劇的環境，如何假設自己住在喜劇裏？不是這樣的！我要承認現在是沒有希望的，然後去 了解為何沒有希望那個，我不是要你們看完去自殺！」說起絕境，才子攪拌了咖啡，卻喝不下去，提高聲量說。

「悲觀主義者不需要自殺的。我們一 定要知道香港的癌症在哪裏。如果你說冇得救，那該如何用健康的態度去對待冇得救？到最後其實又有冇得救呢？如果人人都覺得有得救，然後一起盡力去挽救，最 後冇得救也變有得救。但首先你要承認冇得救，不要自己騙自己，你說對嗎？」說完他喝一口咖啡，潤一潤喉嚨。

電視夢碎

現 在大家都在說夢想，跳舞者有自己的夢想，但夢到頭來可能只是一場空。「現在上面是在騙你們，什麼有改革的，國家會愈來愈好，誰誰誰上台會有德政。你們不用 走那邊（民主）。他在製造一個泡沫的夢想，你班人走進去自我感覺良好啊？我的戲就告訴你這不是真的，我要將泡沫、畫皮赤裸裸剝下來。」之前大家說中共總書 記習近平主席與別不同，但最近「互聯網能忘黨亡國」的言論卻猶如一盆冷水照頭淋。不過，在中國的哲學裏，絕境也可以逢生，但首先得承認身處絕境，不要裝糊 塗去相信什麼夢想。

說起夢，不期然提到王維基的電視夢、香港人的電視遙控夢。「你看現在發牌事件，兩個月人人都說一定發牌給王維基，我就說 一定不會給。以共產黨的脾氣，你呢條友咁有性格，咁有追隨者，他怎麼會給你啊！那些人就是不信，香港人好幼稚，實畀、實畀，會有運行的。結果呢？現在幻想 就破滅了，現實就是這樣，我的電影就是講幻想破滅。千萬別幻想，但我不是要讓大家看完去放棄，而是破滅後大家去想應該怎麼做？」過去，陶傑經常參與遊行， 但像這次港視事件走上台發言，卻是第一次。

台灣經過諸多政治改革和震蕩，人們滿以為看到希望，結果發現仍然是一塌糊塗，於是他們也醒了。 「係咯！香港這個樂觀的性格像美國佬多些，美國佬什麼都是Tomorrow is another day，但因為他們是美國，是世界文明的阿頭。我自己在英國大，英國沒那麼盲目樂觀，永遠用悲觀或犬儒主義，去牽制、平衡盲目的樂觀。」

香 港本土意識大興，他的電影是否坐這趟順風車？他聽罷有些激動，喝口咖啡說：「其實我向來本土意識強，我是香港人，如果你說我是中國人，那我是帶有民國意識 的中國人，與現在那個我覺得有距離，小時候爸爸媽媽是民國時代過來的，接觸很多親戚也是。後來十六七歲去英國住了十六七年，一回來發現那批人全部死光，變 成那些karaoke時代的人，發現香港已經找不到以前中國的東西。」

身份問題

更糟糕的是，當時的香港經過九 七後又流失了不少，「所以我要尋找文化的identification，我為何總把英國掛嘴邊？惟有回到英國那些東西不變，那些細水長流的人情味不變。所 以現在活在地球村讓我很疑惑。中國已經玩完了，你看那些古迹全拆了，信仰真空，改革開放三十年對那些名勝古迹的破壞，遠甚文革十年，我覺得很恐怖，最重要 的禮儀廉恥，以前那種講究詩禮的中國文化，全部沒了。」

「所以你讓我認自己是中國人，我咩中國人？我認同你那些梳平頭、戴黑眼鏡的、大聲呼 喝的中國人？我認同不了！我認同的那些中國人都被你抓起來了，真正下面那些思考型的、善良的、美好的人都被抓了！所以我另一塊石頭在英國，香港這裏還有一 點點石頭，你說這些是本土意識？你話係咪係咯！我這樣說沒犯法吧！我這麼想，沒有違反香港基本法吧？哈哈！係？咪就得咯！」

最近興起的新香 港人論，才最讓人憂心，香港只有香港人，移民來到就要學做香港人。「現在有人要把香港劏開，不是我！什麼是新香港人、舊香港人？你一這麼說，下一步是不是 要破舊立新？到底什麼意思？不是我排斥你，你現在已經在部署要排斥我！幸好我在後面找到一個岸叫英國，找不到的那些人怎麽辦？香港很多這樣的人，他們怎麽 辦？我的電影就要借那三個人物，來表達這種焦慮。」

香港人真的很焦慮，才子形容自出生以來，從來沒見香港人如此憤怒過。「是這兩三年突然惡 化的。我十多年前在香港電台的《講東講西》就說過會有黃禍，我說中國人會被排斥，當時還有人寫fax來說我偏激，什麼一竹篙打一船人。現在呢？知道了吧？ 所以文化創作的人，一定要有預見的能力，要看到世界潮流是不行的。像一艘船滑向瀑布就要掉下去，你要把那瀑布說出來，道出前進的方向是錯的。我十多年來一 直在警告這個國家和香港。」

說完他又攪拌着咖啡，突然哈哈大笑。「你要面對這個現實，就要掉下去啦！距離瀑布還有多遠呢？你看到那個邊緣， 要麼現在跳船，要麼在有限的半公里裏扭轉方向。不能說現在很好，船正在上天國，你就要粉身碎骨了！你還營造什麼假的夢想呢？什麼中國夢？你有夢嗎？咪搵我 老襯啦！我的電影就是講這個wake-up call。」

尋找石頭

對於文化創作人而言，亂世最能激發創作靈 感。「有句老話：國家不幸，詩家幸。杜甫身處的時代正值安祿山造反，唐朝正走向衰落，一樣有好的作品出來。所以社會亂或國家走向崩解的過程，身為作家、電 影人，你必須留下一些東西，比如我說的可以預見的vision，把它當作藝術作品留下來，就當是對人類，不是中國，對時代有所交代，稍作綿力。成不成功一 回事，人的一生很短，我一眨眼也就五張嘢啦！」

才子也是最近突然頓悟，他在10月28日的《黃金冒險號》專欄寫道：「一個國族死了，不必有 感情的波動。只要另找石頭：美國、加拿大、英國站上去，一點損失也沒有。這一點，倪匡先生早有頓悟，我在倪先生之後，也開竅了，所以那天跟他說起一個民族 也會死的，大家都哈哈哈，笑得豪邁，而那陣化境裏的笑聲，與在菜裏放雞汁無關。」

十六歲那年離開香港這塊石頭，跳上英國那塊石頭的情景，他 現在還是歷歷在目。「我記得很清楚，十六七歲在啟德機場離開的情景，就像三兩天前發生的一樣。一個人到了某個年紀，會有一些頓悟，五十歲與二十五歲是不同 的。現在我覺得時間很緊迫，或覺得中國步向崩解，香港甚至世界都走向衰亡。你看現在是奧巴馬、卡梅倫在位，整個西方國家都沒有方向，香港、中國、西方，是 三個層次互扣的。這才大鑊！」

過去香港人是樂觀的，但現在卻在搶奶粉、搶學位的氛圍中滿眼怒火，「我們何時如此憤怒過？我夠膽說，自我出生 以來沒見過對大陸人那麽反感的、那麼廣泛。這不是香港人的問題，是共產黨的問題，要反省的不是我們，是他們。他（阿爺）眼中只有香港、台灣問題，永遠不承 認中國問題；但香港、台灣、外國都沒問題，所有問題都是中國的問題，還說國家會好起來，GDP會上升，是你有問題啊！哈哈！」

誠然，一個人 或一個國家只要能承認自己有問題，那才有變好的希望。才子坦承對現狀感到悲觀，「我已經悲觀到不再相信普選會令香港得救，太遲了，too late！猛放那些沒有腦子的人下來，投票一定輸，你有信心能改變他們？十年前或者還有希望，但現在不肯定，因為太多香港本身的人主動出賣香港」。

說完，才子又攪拌起眼前的咖啡，喝了一口，肉緊的表情才紓緩下來，又變回一貫帶點淘氣的陶傑……

撰文︰吳雄

攝影︰郭錫榮
walterng@hkej.com

林煥記茶餐廳背後的六千頁解釋

2013年11月7日

練乙錚

---

特府發表六頁聲明，「解釋」先前的「三挑二」（或「五挑四」）決定。結果，市民的期待完全落空，六頁紙是廢料回收 的經典作，鐵證梁班子黔驢技窮。香港電視方面，則順勢連消帶打，發布兩個反聲明，詳盡列出資料，顯示本身在競爭對手面前的相對優勢，令政府更加被動。估 計，西環很快會替梁政府組織啦啦隊叫好團，然後再請自己人演一齣更高層次的「幫港收貨」、「幫港收聲」戲，否則梁振英不是下台——那沒有可能，而是下不了 台。

---

一、政府辯詞兩大明顯漏洞

現時問題的關鍵，在於政府不公開有關的顧問報告，更不說明如何得出必須「三挑二」或「五挑四」，以至無法說服市民相信港視應該排在最尾。

政 府的辯詞裏，最乏理的環節有兩個，其一就是認為港視的財力薄弱。梁氏班子一再「搬龍門架」之後，所謂的「財力」，主要包括「母公司」的財力。論者已經指 出，這是很錯誤的看法。母公司的股東與申牌機構（獨立子公司）的股東，彼此可能很少重疊，所以「母」與「子」之間，並沒有必然的「通財之義」。還有律師議 員指出，申請機構如屬另一機構的子公司，則根本與《廣播條例》相牴觸，不合資格。

另一方面，香港的資本市場高效而厚實，一間大眾熟悉的本地 獨立公司不必一開始就財雄勢大，只要在業務方面有潛質有實力，營運和發展的資金便會源源不絕流向這間公司（這本來就是健全金融市場的最基本任務與功能）。 況且，創意企業的核心資源不是金錢資本而是人本資源（human capital）；這種企業如果只是富於前者而貧於後者，前者會如燒銀紙般很快消失。因此，政府決策者所認定的「財力」（母公司的金融實力），根本不應佔 什麽大比重甚或任何比重；如果視之為最重要的考慮因素，那就很可笑（恐怕政府正是如此）。

還有就是電視廣告市場能否「把餅做大」的問題。政 府及其顧問提及此事之時，都「忘記」了一個重要的事實：目前由於免費電視市場幾乎是獨佔市場，因此這個廣告市場的單位價格很高，數目上佔香港商界絕大部分 的中小企業礙於財力，幾乎都與電視廣告無緣；故此，中小企業可算是一個電視廣告商還未開發的市場。一旦電視廣告跌價，大量的潛在需求便會湧現、進場 【註】。此外，有這種低價電視廣告，中小企業的活性更強，更能幫助帶動香港經濟。忽略這些「中小企因素」而空談靜態的廣告市場需求飽和，政府及其顧問的經 濟分析能力未免太低。

然而，筆者不相信顧問公司和政府裏頭沒有比較理性的聲音指出過這些顯淺但重要的經濟考慮，只不過特府領導層視之而不願見、聽之而不欲聞而已。

二、 官意行頭、顧問搭夠

顧 問報告，概念上是中性的；顧問的工作，對社會可以很有貢獻，但能否幫助決策者增加客觀認識、減少犯錯，端賴決策者聘請顧問撰寫報告時的立心。這一點，業界 裏的「民間智慧」從負面講得很清楚：「垃圾進、垃圾出」——如果決策者立心是要借顧問報告瞞天過海，則無論怎樣顧怎樣問，報告最終不過是一件放大謊言欺騙 人民的工具。

一般而言，政府若刻意用顧問報告誤導公眾，首先要對顧問公司威逼利誘，點明假如對方「不聽話」，則肥水必流別人田。如果有些顧問公司不顧操守，則政府利用他們欺騙市民的辦法就很多，例如：

． 夥同顧問捏造數據、事實或結論。這種做法，在政治相對透明的社會裏比較少見。不過，香港政府從英殖時期到今天，都把重要的顧問報告完整版視為法定機密，公 眾無法從「潔本」甚或僅僅是官員片言隻字或「權威人士」小道得知報告全貌，捏造一部分可公開的內容於是可能，而且有可能正在發生。

．由顧問提出一些歪理、掩藏一些對政府立場不利的正路分析。本文第一節即指出電視發牌顧問報告有兩個這種歪理和紕漏，而且都是要點。

． 要求顧問把一些關鍵數據、假設和理據置於報告最不起眼的地方，以避公眾耳目。西九工程第一份顧問報告用了一個極低的成本通脹假設（2%），以至僅僅五年後 的今天便預計超支100%即二百億元以上。那個2%是整個西九撥款申請書中最關鍵的假設數字，理據竟然只埋藏在顧問報告的十四個附件中的第九個裏面，堪稱 經典。

．顧問卸膊，把決策所需的重要因素羅列而不加權，任由決策者自己按形勢搬弄報告要點。這次發牌事上用的顧問報告便是這般，結果是任由特首會同行會裏的一些弄臣利用報告糊弄市民，把不重要的因素說成是首要的。

公眾不僅應該要求特首公開決策資訊，還要爭取看到顧問報告的關鍵推理和數據，絕不能讓政府躲在「保密原則」後面為所欲為。

三、林煥記不賣茶餐而代理地產又如何

繼 梁振英的「哥嫂論」之後，林煥光亦推出「非茶餐廳論」，同樣借一些可親的市井語言，混淆電視發牌事件背後的真相。特府領導層以如此膚淺類比代替嚴肅的決策 解釋，視問責為無物，無怪其管治威信已經消失殆盡而只有像某些忠心耿耿的「明白人」，才會「不明白」為什麽市民不相信特區政府（例見11月5日《明報》的 林奮強訪問）。本節說明林煥光的「非」論的謬誤。

茶餐廳行業如同其他中低檔飲食行業一樣，一般比較穩定，抵抗經濟周期性衰退的能力強，除了 近年因「自由行」搶旺某些地段租金引致倒閉風之外，這個算是小本運作的行業充滿活力，的確無需任何人擔心，遑論政府發牌管制。不過，如果我們再考慮其他類 似的服務行業，直接套用政府這次「三挑二」或者「五挑四」的邏輯，即可得出令人咋舌的荒謬結論，絕非林氏理論辯護得了。

大家知道，香港樓市周期性極強，從峰頂到谷底一個起落，交投量收縮之大，輕的三四成，局部嚴重的七八成。與此同步收縮的，就是樓市經紀服務業。今年初，香港的有牌地產代理人為數三萬八千餘，至現時已跌了兩三千。

今 年7月份，此業界中人不滿政府的「雙辣招」而上街示威，聲稱如果政府不「走辣」或「減辣」，高達一萬三千個地產經紀將面臨失業；便是打個六折，也有七千五 百人短期失業，中長期或要改行。地產經紀的學歷九成以上不低於中五，而且為了取得經紀牌照，需要修習相關課程、過考試關，連時間成本，付出不菲；一旦失 業，他們的投資損失不少。
相應地，經紀行的門市部，可能要關門的也不下三四百，所有的實物如裝修、器材等的投資，基本上一筆勾銷。如此，整 個地產代理行業收縮可達五分一，各種投資損失的金錢價值以億計，十足和政府「顧問報告」描繪的電視廣播行業「五間執一間」的前景一樣灰暗，直接受影響的人 數則多得多。

試問，政府要不要對這個地產代理服務市場的投資者愛護有加，花錢弄一個「顧問報告」訂規矩，樹立一個「循序漸進」原則，規定經 紀牌照考試過了關的後生仔申請牌照或續牌之時也要「五飛一」，而且要由行會指定一個審查委員會，天天去決定要剔走的是趙維基、錢維基、孫維基還是李維基； 終了還以保密原則拒絕說明選中哪一個維基的原因，另加一句「決定不能更改、反對請打官司」？

林換光的「理論」說到底，支持的就是這種政府行為。

《信報》特約評論員

【註】用經濟學術語來講：現存的電視廣告壟斷價格遠高於中小企進場的水平，所以價格若因競爭而明顯下調的話，便會遇到很高的需求彈性，能夠支持多個薄利多銷的競爭者；換句話說，此廣告市場的需求曲綫應該有一條厚而很長的尾巴，代表着成千上萬的中小企。

赤色芭蕾

2013年11月4日

練乙錚 氣短集

---

過去一年，港陸之間的意識形態領域矛盾高潮迭起，政治與利益矛盾交叉，危機四伏。先是有「人贓俱獲」的國教事件， 跟着一連串或明或暗的風波，包括暫時變了濕水炮仗的港大「排外」（排斥外國人校長）突擊戰；已然爆炸不斷燃燒可能再爆的電視發牌「三挑二」逆淘汰；小道傳 出潛而未證卻可能成為慣例的電台續牌與封咪的條件交換；還有就是上周遭刪掉文革場面的「紅樓夢」芭蕾舞案。後者發生在陽春白雪的世界裏，所影響的人員和受 眾數量遠比「三挑二」事件低，然而內裏的政治涵義卻同樣緊張，值得關注，無論你喜不喜歡芭蕾。因此，今天只圍繞香港芭蕾舞藝術這一個主題談。

---

一、高檔藝術攻防戰

正正因為高檔藝術是小眾藝術，所以無論古今中外，這個圈子裏充斥着前衞與保守之間的衝突。

為何牽涉前衞？這當是藝術的特性使然。藝術的生命，泰半在於創新，在於質疑、衝擊現存的美學觀念、方法和背後潛藏的各種價值。

為 何又牽涉保守？主要原因很簡單：高檔藝術的受眾小而成本高，於是必須依賴政府津貼以及商界和富裕階級的贊助，才可生存。由於商與富能夠左右政權，三者在藝 術方面合為一個保守意識體，也很自然。在非民主的私有制國家裏，這個情況比較嚴重。在社會主義國家，當革命政黨蛻變為執政的新階級之後，情況也一樣【註 1】。

當然，這樣說，僅僅是強調了商與富的保守一面，以及保守的不好的一面；歷史上，卻有非常重要的反例，包括發迹於十三四世紀歐洲佛羅倫 斯城邦的梅迪齊（Medici）家族。這個家族執掌了政治、商貿以至宗教大權，卻同時傾力贊助美術、建築、音樂乃至舞蹈，是替歐洲帶來文藝復興、脫離「黑 暗的中世紀」的一等功臣。事實上，如果要追尋芭蕾舞的歷史，一定會追到梅迪齊家族這個七百多年前出現源頭。不過，今天的香港不一定有這種福氣。

二、香港芭蕾舞蹈團背後的錢權格局

瀏 覽香港芭蕾舞蹈團（下稱「港芭」）的網站，大家便可知道這個香港高檔藝術團體背後的財團勢力。首先可以看看「2012-13年度香港芭蕾舞團贊助者」這一 頁。贊助者（私人或機構）依捐贈金額分八等，頭等的捐助30萬元或以上，跟着是25萬元或以上，……；如此等等。頭等贊助者只有兩個，一個是FWD Group，另一個是何超瓊，分別「代表」港、澳的首富家族勢力；兩大家族相比，似乎何氏家族（的二房）對這個藝術團體更有興趣，因為除了四小姐何超瓊， 還有同房的五小姐、六小姐何超鳳、何超蕸，都是大手筆的捐助者。其餘特別是頭五等（10萬元或以上）的贊助者，絕大部分都是名門望族。

當然，「區區」幾十萬、十幾萬，與港芭的全年赤字不能比。去年，港芭支出4300萬元，表演收入不過1000萬多一點；其餘3200萬元的赤字，由民政事務局包起，高抬貴手批出公帑的，當然是局長曾德成。

這是錢面，還有權面。

藝 術團體的最終話事權，一般操在董事局、尤其在董事局主席手上，下面的管理及行政人員，只不過是受薪的執行人；至於藝術總監，一般也是受薪的，只在藝術問題 上有「重要發言權」，不過事實上重要不重要，還要看腰板硬不硬。港芭在這方面也不例外。大家如果看看其「董事局及委員會」網頁，當會發覺上面的名單，多與 上述贊助者名單重疊。例如，董事局主席是何超鳳，副主席是葉梁美蘭，分別是二、三等贊助者。這些名單上的董事、委員，幾乎清一色是女性，這既與芭蕾藝術的 舊傳統有關，也反映大家族裏，還是男性的時間價值比較高，所以他們專注家族本身賺錢的凡俗事，太太女兒卻可以多點藝術丰雅。（還有可留意的，就是港芭的 「唐營」味道濃厚，今屆的名譽會長卻是梁門唐氏青儀──名正言順取代了上一屆的曾門鮑氏笑薇；那大概是「只有『香港營』」那句話的最佳注腳。）

大 家看了這個港芭的錢權格局，當知中共的確可以輕易在香港赤化芭蕾這個「頂級封建資產階級腐朽玩意」（斯大林咒駡俄國芭蕾界巨擘Sergei Diaghilev時的用語）。只要那些掌權的女士們家中的男人，為了港陸生意利益逼不得已（或者樂於有機會）聽從北京的一些基於「技術原因」的意見，那 就功德完滿。筆者不知道上周發生的「技術性刪減」的內情，只知道那個公開的原因十分蹩腳，而如果背後是政治審查的話，輕而易舉、順理成章。

誠 然，港芭的這個錢權格局，並非九七之後創設，而是「自古以來」（1979年）便如此，在西方也很標準；不過，在西方的民主體制裏面，任何勢力都很難公然以 各種「技術原因」在原作者不知情、未同意的情況下粗暴刪改內容，攻防戰因此不會一面倒。好在，香港還有相當自由的媒體報道，縱使藝術作品遭到政治審查，暴 露出來之後，在輿論壓力之下，藝術作品還能夠恢復原來面貌。

然而，教訓很清晰，給港人開了眼：一切政治審查藝術的機制已經完備，如果香港的民主事業最後難產、媒體也招安了，則高檔藝術的發展必然也會走上電視娛樂節目的「循序漸進」赤化路，最後與北方融合。

三、港芭的新移民

最 後這一節，借港芭談一個敏感問題──新移民，特別是大陸來的移民。港芭的舞蹈員九成以上來自大陸，包括高級舞團導師、舞團導師、所有五位首席舞蹈員、八位 獨舞員中的六位（其餘兩位來自菲律賓和日本）、六位群舞領舞員中的五位（其餘一位來自烏克蘭），以及四十位群舞員中的五位。「港產」的港芭舞蹈員，只有五 位群舞員。在本土思潮日益高漲的環境下，我們應該怎樣看待這個狀況呢？筆者認為有兩個觀點應該考慮。

表演藝術團體的人材質素至為重要，尤其 是芭蕾，所要求的那種技術發揮，容不得半點瑕疵，因為對受眾而言，芭蕾主要是一種動態的視覺藝術，表演者的巧與拙，一一在受眾眼底即時展現無遺，出包露餡 可說比音樂演奏更容易。在Petipa-Tchaikovsky的《睡美人》第一幕，有一段通常稱作「玫瑰慢板」的舞，由女主角演出，技術要求之高，在所 有芭蕾舞蹈中可謂無出其右；從舉手投足到面部表情變化，電光火石之間，高下立見。筆者看過芳婷演出的錄像，那真是嘆為觀止，真正經典。後來者當中，尚佳的 還有森下洋子、Sylvie Guillem（前者擔綱和雷里耶夫演出，完全up to par；後者更不必說，以前介紹過，是筆者的「女舞神」）
。
港 芭今年3月演出此作品，筆者未有機會看到，主角由港芭「當家花旦」金瑶擔任，從錄像簡介看，估計還可以。表演藝術這回事，不演則已，要演就要在資源許可之 下找最好的人去演，不管是本地的還是外來的；這是為了普遍提高本地藝術水平的必要辦法，和我們對待居住、教育、福利、關鍵食品等事情必須強調「香港優先」 有分別。如果在此事上為了要本土化而本土化，容易陷入「塘水滾塘魚」的困境，那就自討苦吃。這是第一個觀點。

不過，強調眼下演出質量的同時，還要着手貫徹一個長遠目的，那就是培養出一流的藝術家、舞蹈員，還要培養出愈來愈多愈在行的受眾。我們看看這些目標可以訂得多高。

據 史家研究，佛羅倫斯連近郊的人口，在十四世紀開始的時候，只有40萬。1348年前後，黑死病肆虐歐洲，佛羅倫斯郊區一個夏天之間損失了一半到三分之二的 人口，市區本身則失去六成【註2】。但就是這個只剩下十多萬人的小城邦，推動了歐洲文藝復興，而芭蕾藝術亦於此時由初生到成型。所以說，講文化質量，不濟 的話，別說13億人無用，700萬也可以是多餘；反過來說，如果有門路有土壤有適當氣候，文化發展十幾萬人已經可以流芳天下百世。筆者不是藝術人，不敢為 本土香港訂什麼目標定什麼速度，只知道其實可以設得很高、很高。人材幾時都可以交流使用，但沒有理由一個幾十人的藝術團體也長期要靠九成以上的外來人撐 起。這是第二個觀點，比第一個更為根本。

當然，在梁政府剛剛搞出「三挑二」夾生扼殺創造力、破壞本地文化環境和生機的當下，拿香港和十四世紀的佛羅倫斯比藝術發展創新，好像開玩笑。然而，這正好說明大家要守護的、要爭取的，是那麼重要那麼多。

《氣短集》之十四

作者為《信報》特約評論員

註 1：文學家高爾基，這位俄羅斯的魯迅，1934年死在斯大林贈給他的莫斯科市郊別墅中的軟禁日子裏。德國左翼劇作家布萊希特，在美國受麥卡錫主義者迫害之 後回到東柏林，之後沒有發表過出色的劇作，他的書在東德也基本上被冷藏。民國時期很多著名的左翼作家，「解放」後都封嘴封筆（除了歌功頌德），命運和高爾 基、布萊希特一樣。
註2：見John M. Najemy編的書A History of Florence 1200-1575, Blackwell Publishing （2006），頁96-100。

香港屢演「大衞擊倒歌利亞」 速遞達人親傳「弱勝強心經」

2013年11月2日

紀曉風 獨眼香江

《聖經》的一個經典故事：非利士巨人歌利亞身高六呎九吋，全身盔甲手持利器，以最強狀態挑戰以色列人。不過，以色列一方無人夠膽應戰，最終竟然由一個手無寸鐵的小伙子大衞自告奮勇，奉上帝之名把石頭打到歌利亞的額頭上，然後輕鬆戰勝巨人。

問題是，究竟大衞憑什麼擊倒歌利亞？格力威（Malcolm Gladwell）最新的著作《大衞與歌利亞》就解釋，強者的優點往往正是其缺點，只要大家不按既定章法出牌，反而是對準強者的弱點來打，其實人人都可以是大衞。

古今中外，以弱勝強的例子不勝枚舉，其中DHL當年就成功打破香港郵政局的壟斷，後來更將首創的速遞服務拓展至全球。老紀專訪過DHL亞太區創辦人鍾普洋【圖】，由他細說自己擊倒歌利亞的策略和經歷。

弱 者真的可以戰勝強者嗎？格力威在書中引述政治科學家Arreguín-Toft的研究指，過去200年來強國對弱國的戰事中，原來強國的勝利率只有 71.5%。換言之，每三場類似的戰事，平均就有一場由弱國勝出。Arreguín-Toft又發現，當弱國跟大衞一樣，不跟傳統的方法作戰時，其勝出的 機率更會立即由28.5%急升至63.6%。由此可見，以弱勝強其實不是神話，大家只是不為也，並非不能也。

但具體來說，究竟怎樣才可以非 主流的遊戲規則戰勝巨人？格力威就重新詮釋「大衞對歌利亞」的故事，說明以弱勝強的關鍵。他解釋，歌利亞身型龐大、滿身裝甲與武器，優點是戰鬥力強，但帶 來的缺點就是不可靈活地走動，而且作戰經驗愈是豐富，就愈習慣主流的對戰方法，根本無想像過如何面對陌生的玩法。大衞正是看準這點，於是以其久經訓練的擲 石技術，將石頭投向歌利亞唯一不受盔甲保護的額頭，然後立即靈活地衝前搶刀，再割下歌利亞的頭顱結束戰事。格力威認為，一個人最強的優點，往往亦同樣是其 最弱的缺點。

鍾普洋本身也是一個弱者，他在大學畢業後首先在玩具公司工作，當時薪金只有2000多元，與同等學歷的打工仔相若。直至1972年，美國DHL公司的其中一個創辦人Adrian Dalsey邀請他加入，讓他在香港創立DHL公司，負責美國本土以外的所有國際速遞業務。

不 過，當時鍾普洋面對一個強大的歌利亞，就是已經壟斷整個市場的香港郵政局。當時香港並無任何有規模的速遞公司，絕大多數的文件都是由郵政局負責。套用格力 威的說法，郵政局最大的優點是壟斷，但同樣地，這個也是最大的缺點，皆因缺乏競爭導致郵政局不思進取，其服務效率極低。鍾普洋指，當時一份由香港寄至美國 的文件，隨時要八天才能抵達，其他較落後的地區更動輒要十多天方能寄到。此外，郵政局不會提供俗稱「door-to-door」（點到點）的直達服務，顧 客要交收文件，必須親身到郵政局辦理。

鍾普洋正是看準這個問題，於是將DHL定位為高效的速遞公司，「那時我走入一間銀行，跟他說，我可以 用一日時間就將他的文件運抵美國。我一句說話，已經立即吸引了他的注意，因為全港無人說得出」。鍾普洋解釋，他通常會叫顧客在一張報紙上簽名，然後讓 DHL的同事送至美國，對方收到後打電話回來報告，顧客自然會相信服務的可靠性。再者，顧客可以向DHL查詢文件的最新情況，而且運送服務都是 「door-to-door」，自然將郵政局比下去。
而其實，這個想法又與鍾普洋本身的「弱點」有關，因為他本來是玩具公司的一個小職員， 經常要接觸不同的客戶，慢慢就知道他們一直很煩惱運件的速度問題。另一方面，又由於DHL本身是一間只有幾名職員的小公司，反而靈活性大、敢作敢為，所以 鍾普洋決定將客戶的文件化為隨身行李，讓同事帶着「行李」坐飛機親身運送，「因為乘客行李比郵政局包裹有更高的優先權，所以就算飛機爆滿，也會首先放棄郵 政局包裹，我們的文件自然會最快到」。

面對DHL來勢洶洶的挑戰，郵政局當然不會坐以待斃。其實當時郵政局之所以完全壟斷，全因法例規定， 所有文件的運送都必須經過郵政局處理。因此，香港DHL營業後不久，政府在1973年就立即控告鍾普洋。幸運的是，裁判官當時同情DHL的遭遇，質疑既然 法例容許公司請一個辦公室助理來派信，為何不容許公司請一間公司來派信？結果鍾普洋先勝一仗。政府不服上訴，但由於提交的法律文件出錯，不獲高等法院受 理，最終政府為保面子索性放棄訴訟。

然而，歌利亞真正的攻擊此刻才正式開始。1976年，政府決定收緊郵政條例，消除所有法律漏洞以加強郵 政局的壟斷地位，例如船公司在修例後，不可再運送任何與該班船無關的文件，即使是公司內部文件也不例外。鍾普洋心知只要修例成功，DHL便正式宣布死亡， 因此這個大衞決心要盡力反擊。

他發現修例行動有兩個問題，第一，政府將包裹的重量上限設為22磅，這數字對許多公司以至法律人士來說都明顯 太低；第二，銀行或航空公司其實不時會「偷雞」運輸文件，而修例後假如再有公司犯法，政府將直接控告董事，最高罰款5萬元及入獄3個月。鍾普洋看準這些問 題，於是聯同13個貿易組織，合共超過200人（大多是公司董事）向政府抗議。事實上，當時許多公司都喜歡DHL的高效服務，心裏也不想它倒閉，「那時 Hong Kong Bank（滙豐銀行）很需要快捷的速遞服務，所以反對得最大聲」。結果，在這些有權勢人士的極力反對下，加上鍾普洋不斷強調速遞業有助香港與外國競爭，政 府最終無限期擱置修例，「如果DHL當年死了，今天香港就不會是亞洲的金融樞紐」。

DHL戰勝歌利亞後，業務蒸蒸日上，今天已是世界數一數 二的速遞貨運公司。鍾普洋指，早前一個曾任公務員的老朋友對他說，當年整個政府都想不通，為何總打不敗這個叫鍾普洋的小伙子。情況就恍如歌利亞不明白何解 會敗在大衞手下。鍾普洋面對整個港英政府也可突圍，誰還敢說戰勝巨人乃不可能？

黨卡通．雞汁互信．梁氏漸進．大陸躍進

2013年10月28日

練乙錚 氣短集

---

大陸最高領導都是嚴肅兮兮的，從來不入漫畫，不過最近竟在一齣政治宣傳動漫裏示人，遂有下面第一段隨筆。第二段寫 一些本地「政治和事老」言論之荒謬。第三段從經濟理論角度評梁政府的「市場規管循序漸進」論，拋磚引玉希望香港的各派經濟學家多就該論發表意見。最後一段 談大陸如何放行了一個跟「循序漸進」相反的經濟發展形態，與梁氏所言大相徑庭卻互為表裏。

---

一、領導與卡通

新浪網近日 一則新聞報道了大陸有接近官方人士以卡通片、卡通化的形象，宣傳最高領導人的思想、政策；據說，用這種辦法，可使領導比較「人性化」。這個想法很可笑。一 個專制政權，如果沒有別的更好辦法，只能用卡通的虛擬將其領導的人性宣示給群眾，則這些領導其實已經沒有什麼人性可言，都不過是披着卡通外衣的黨性載體而 已。

這樣說並不過分：共產黨從來不講什麼抽象的人性。以前，不講人性而只講階級性；這些年絕口不提階級了，但馬上又堅決否定一切普世價值。 這就是說，談人性的時候必要談及的人的價值共通性，在共產黨員心目中，從來都不曾存在過；在他們的意識裏，「人性」其實僅指生物共通性。大陸的「黨卡通」 要宣傳的領導屬性，不過如是。

然而，共產黨要把自己的領導卡通化，有其困難亦有其必要。

和所有古今中外的專制政權一樣，大陸 幾十年來都搞神道設教，而所謂神，不必說就是領導人自己，形象高大威武金光閃耀不能逼視，是所有能力、美德和智慧的完美化身。以前大陸文藝宣傳中的工農兵 「高大全」，以及加工樹立的多個樣板英雄，說穿了都不過是「領導人上身」。如此，怎麼能忽然把黨領導都變成卡通片主角了呢？有誰想象得到，為了宣傳效果， 秦朝掌教化的三老編繪出一個搞笑始皇帝；蘇維埃聯邦的鼓動宣傳部（OAIP）塑造出一個烏龍史達林；納粹的戈培爾製作了一個詼諧希特拉？

今 天，北京當權派除了還可按家法處理幾個政敵或薄式貪官之外，黨的很多重要政令已經不出中南海；「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由來已久。在此黨心散渙人心思變的大 環境底下，硬的一手要更硬，軟的一手要更軟，實在有其必要。所以，一方面，武警、公安等的維穩費已經超過軍費，而另一方面，中宣部也許會多了一筆錢聘動漫 美工，目的是把黨的領導人形象巧妙地化成會喊「三個不否定」、「七個不准講」的米老鼠。

二、「缺乏互信」說

每當本地社會矛盾大升溫，當權派中便有一些男的女的和事老出來唏唏噓噓合唱一支「缺乏互信」歌，和諧地各打五十板。這種政治罐頭雞汁麵，十年前頭一次端出來興許還有人吃，如今再端，只能倒人胃口。

如 果雙方都允諾過、約定過，而雙方都爽過約，不是一次半次而是很多次，那麼，缺乏「互」信便是真的。不過，在處理普選的「莊嚴承諾」的問題上，有權承諾的是 哪一方呢？接二連三一期又一期爽約的，又是哪一方呢？你若好好地、大大方方地給出一個世人皆曰可以的普選方案，而不是玩文字遊戲無事生非讓人看出你毫無誠 意，人家接受你的方案也來不及，怎會爽你的約？

社會要和諧，有時的確需要和事老，但今天香港亟需的，不是什麼「重建互信」，而是一方好好履行原來的承諾。

三、本地市場也搞官定的「循序漸進」

進 場嫌太快、節目嫌太多、心態太進取。特區政府以「權威消息人士」散播這些不可思議的理由，判死Wiki王。公開地，特首更給自己增加了一個實踐上史無前 例、理論上前所未有的市場規管權力：進場必須按政府訂下的（如普選一樣的）「循序漸進」原則。這就是說，今後特區政府操控市場，不僅有權挑選哪些現存業者 的續生、哪些欲進場業者的即死，還有權管制新來挑戰者的進場速度！對市場經濟而言，這簡直駭人聽聞。世界上根本沒有一個專家一個先知可以窮一生之力算出個 別市場的變化、得出令人信服的最優進場速度，遑論坐在行會裏的一眾半職開會者。

筆者研究過的規管經濟學理論，從來沒有講規管進場速度的。有 的是講什麼行業在什麼特定技術環境之下需要規管；或者是講用什麼手段對什麼變量如利潤率等進行規管；也有講對市場業者數目進行規管。關於後者的理論有三 種：一是屬於反壟斷的範疇，嫌的是競爭者數目太少不是太多；另一種是屬於國際貿易範疇，嫌的是外國強勢公司進入本地市場打垮弱勢本土業界。但是，這兩種理 論明顯都不適合用來否決港視進場。第三種則是着眼於因所用的科技而令競爭者之間有可能出現「擠塞性界外效應」的行業；在以前的「類比通訊」
（analogue communication）年代，容或有一些老舊過時的理由用這種理論規管市場進入，但對於數碼廣播行業，卻完全不適用，因為數碼廣播技術幾乎不可能生 出不同公司電子訊號之間的「擠塞性界外效應」。

經濟理論唯一講及規管「進場速度」的場合，是關於貨幣總量；但那與個別行業裏的競爭者數目完全無關，而是中央銀行以各種工具作貨幣通量進出市場的宏觀調控時所依靠的理論。
梁 政府搞出這個不見經傳的規管進場速度論，背後有兩個可能性。一、這是梁氏及其智囊的偉大理論和政策創新，用了之後遭到不明者反對才覺得要公諸於世；二、當 局釘死港視乃既定方針，自有其他不可公開的大政治或利益輸送原因，「循序漸進」論只不過是事後十分尷尬之際、倉促拋出來應付公眾壓力的「後設理論」。

哪一個可能性才是真相呢？筆者相信，香港人，不管是屬於沉默的還是嘈吵的大多數，都想知道答案，都希望更多香港的各派經濟學者出來說理、解惑。

四、難道真的沒有進場太快的實例？

進場太快的實例是有的，而且很多；不過，那不是市場行為，雖然最終發生在市場裏。其實，如果大家這十多二十年來經常留意經濟新聞的話，已不經意地看到過很多這種市場進入太快的事例。

大陸放棄以計劃經濟為主之後，即出現激烈的鄉際、縣際、市際乃至省際競爭。這裏所謂的「X際競爭」，指的不是不同地域之間的業者之間自然產生的經濟競爭，而是地方官員（或其親屬好友）倚仗手中政治權力和特殊身份強勢進場的非自然市場行為。

這 些地方官員有的是經濟以外的實力，如靠關係或權力取得原材料、勞動力、土地、資金的低價或免費使用權；又有諸如利潤自留而虧損歸公等的對己有利營運條件； 更有升官評核看地方GDP增幅的推動誘因；因此，屬於他們私己的公司的進場動機很強，而且往往不按正常的私人利潤風險評估作進場與否的決定。從標準經濟理 論看，有這許多非市場誘因驅使的「官員公司」進場，一定導致超乎合理的進場數目和速度；這個結論，經濟學家不必算出「最優進場速度」也可確切得出。（有大 二微觀經濟理論水平的讀者能輕易明白；有研一總體均衡理論知識則更佳。）

這種在地方微觀層次出現的特快進場速度，對整體經濟效率而言，恰好 是過猶不及。它的確導致大陸經濟多年來的超高速增長；但老實點的經濟學家都應該一早知道這是大有問題的。如今，大陸多個行業（包括國務院已公布的鋼鐵、水 泥、電解鋁、平板玻璃、船舶，以及其他如太陽能板、風力發電機等行業）的產能嚴重過剩，而民間私人消費水平卻長期大幅偏低，在在都和上述政治權力濫用導致 的「X際競爭」直接有關。

可笑的是，有些人，包括一些本應懂經濟、懂做生意的人，既認為大陸的那種政治性超速進場是好的，也認為特區政府的強權性「循序漸進」進場管制也是好的。似乎，這些人認為，無節制的權力產生出來的東西都是好的。

《氣短集》之十三

作者為《信報》特約評論員

從全球旅遊業發展看一簽多行

2013年10月29日

龔祖兒

自從推出什麼一簽多行之後，中國遊客數目大幅上升，去年香港入境旅客總人數約4800萬，旅遊業機構、政府或建制派議員， 均沾沾自喜，認為此舉有助旅遊業從業人員就業、經濟等，殊不知從國際旅遊業角度來看，不過夜遊客，並不視為正常遊客，究竟「不過夜遊客」是什麼，容後再討 論，附【表】是根據聯合國旅遊業組織（World Tourism Organization, UNWTO）報告【註】摘錄而成。

【表】 中數據只包括各地「過夜遊客」數量及收入，香港的每位過夜遊客平均收入，在亞洲區來說並不算高，澳門平均收入為何這樣高，看官應不用筆者解釋了，以台灣和 瑞士的較高平均收入來看，香港有權力人士應該想一想，旅遊業不僅重量，還要重質。香港是國際城市，不是大笪地，不宜太多低消費遊客，聯合國旅遊業組織報告 更顯示，大部分旅客都在居住區域旅遊，故此，香港的競爭者主要是鄰近地區國家，台灣這數年吸引了很多港人旅遊，但他們卻有效控制着中國自由行數目，可算是 成功例子。報告預測全球未來十多年，遊客數量平均每年增長3%，亞洲約5%，香港旅遊業前景應是樂觀的。

聯合國旅遊業組織的觀點是，遊客應 該要在當地居住旅館才算完整，「不過夜遊客」的旅遊目的只是為工作、貿易、過境而已。依筆者理解，單程證審批權不在特區政府，一簽多行安排不在立法會討 論，其實，一簽多行所引發的「不過夜遊客」，應為人口政策一部分，以去年2012年為例，中國「不過夜遊客」是1900萬，較「過夜遊客」的1400萬還 要多。

筆者未有掌握多次往返香港的中國人形態數據，簡單而言，不停來港掃貨的大陸客，不是遊客，是團購、是水貨客、是合法私梟，用政府術 語，差不多是流動人口，政府遲早會制定政策幫助他們，他們是變相新移民，粗略估計有十數萬。港鐵這數年有百分之六的載客量增長，可能是歸功於這些「不過夜 遊客」，他們並不是幫助旅遊業，而是嚇走正常或高質素遊客，妨礙旅遊業正常發展的絆腳石。

註﹕UNWTO Tourism Highlights 2013 Edition

作者為國際會計師公會會員、英國行政管理學會會員

極毛派頌公社 改革家說農奴

2013年10月17日

丁望 思維漫步

毛澤東（1893-1976）冥壽120年將屆，毛的家鄉湖南省湘潭市有一系列「紀念項目」，總投入近20億元；《求是》雜誌則發表文章，宣傳新權要的「反對歷史虛無主義」論，聲稱不能以改革開放的歷史否定改革開放前的歷史，必須肯定毛對兩個時期的「偉大歷史功績」。
極左派和極毛派順着「左風」，頌揚毛的大躍進（1958-1962），又慶祝55年前建立人民公社（1958-1984）是「制度創新」，是讓農民「當家作主」的群眾運動。深改派不贊同「公社幸福論」，認為公社違背民意，破壞農村生產力的發展。

公社是讓農民「當家作主」，還是農奴化的體制，得尊重歷史事實。本文略析公社的體制弊端，特別是兩個「高度集中」、流氓無產者與農奴主。

萬里說公社 農民是奴隸

公 社是家長意志的產物。對於公社的體制弊端，本欄的詮釋之一是兩個「高度集中」：權力的高度集中和土地、工具、物資的高度集中。前者集中於縣和公社、生產大 隊、生產隊幹部；後者是農民的土地、生產工具和私人財物（房屋、牛舍、廚具之類）「公有化」，這是變相侵佔私人的物權。

毛標榜公社「一大二公」。「大」指把規模較小的農業合作社，合併為大的公社；「公」並非極毛派說的「公平、平等」，而是泛指公有，即所謂集體所有。

在 「高度集中」之下，公社建立集體化、軍事化的管控模式，也衍生「一平二調」。平均主義式的攤派工役、財物負擔和分配收穫物，任意調用農民的財物。這是農奴 制，農民哪有「當家作主」？農民失去土地，沒有土地、生產、生活的自主權；甚至沒有人身自由，連到外村探親也要獲批准取得「路條」。

今年97歲的改革家萬里，於1977-1980年擔任中共安徽省委第一書記，長期深入農村調查，推動聯產承包制（或稱包產到戶、分田單幹），後任國務院副總理兼國家農業委員會主任，主管三農（農民、農業、農村）。

萬里的考察結論是：「人民公社實際上是把農民當作『奴隸』……他們失去了生產自主權、產品支配權」。

他說：「農民的種植權，產品的支配權，我們全都管了，農民還有什麼權利？我們有些人搞瞎指揮，什麼他都管，就是不管農民的死活，以至三年困難時期餓死那麼多人，教訓很慘痛！」

是運動群眾 無選擇自由

共青團中央的《中國青年報》發表〈我們離父輩有多遠〉，引述一個「革命幹部」的公社、大煉鋼鐵見聞：「樹砍光了，連一根打狗棍都找不到了，……許多人家切菜沒刀、炒菜沒鍋，燒火沒火鉗」。農民一無所有，能說「當家作主」嗎？

北京的經濟學者張曙光發表〈思想控制還是學術自由〉指出：「在改革開放前的30年內，農民是農奴，連離開農村的自由都沒有，在六十年代初的經濟危機和困難時期，甚至連外出討飯的自由都沒有」。

清華大學社會學教授秦暉說，公社是集中營。

中央黨校的《學習時報》，於10月7發表署名文章〈改革需要深化的幾個認知〉，提及公社對生產力形成「極大束縛」，而承包制打破了這種束縛。

《學習時報》另一署名文章〈反思群眾運動和群眾路線關係〉，論及有些「群眾運動」變成「運動群眾」，「最大的受害者往往是群眾」，大躍進和公社運動有「左傾錯誤」。

極毛派稱，農民現在「很懷念公社時代」。清華大學社會學教授郭于華發表農村調查報告，指出：「我們問農民：你願不願意回到毛澤東那個時代？農民立即回答道：回到那個時代早他媽餓死了！」

流氓無產者 常打罵農民

公社體制的弊端之二，是流氓無產者之類的農村幹部，成為管控農民的農奴主。

政社合一的農村低級官僚體系，機構臃腫，官銜繁多。幹部知識水準大都很低，不少原是地痞、流氓。郭于華研究土改史得出一個結論：「土改當中，最積極、最暴力的都是些不正經的人，村民們稱他們為黑皮、野鬼、混種子，也就是『雜種』，……屬於流氓無產者。」
公社的各級幹部，不少也是這種「積極分子」。

1960年冬下達的〈中共中央關於農村人民公社當前政策問題的緊急指示信〉（俗稱「農村12條」），提到幹部的「五風」：共產風、瞎指揮風、浮誇風，命令風，特殊化風。

高 幹閱讀的《內部參考》（新華社主編），有〈句容縣城東公社「五風」十分嚴重〉一文，記述江蘇省一個公社幹部的綁、吊、跪、撞暴行，說他們「亂打亂罰無法無 天」：「全社打罵群眾的幹部有215人，其中……大隊幹部74人，佔54.78%；……被侵犯群眾1,029人，……三台閣大隊副主任許發金，先後打社員 40人，並將一個19歲的姑娘剝去上衣懸樑吊打，來回推撞。群眾稱他們為新惡霸、活閻王」。

這種「命令風」造成大禍害。中共山東省委原第一書記譚啟龍說：「生產力的破壞，……比日本鬼子的三光政策都厲害……搞不好三面紅旗成了三面黑旗了，人民公社成了人民的敵人了。」

《後漢書．王符列傳》謂：「為國者，必先知民之所苦，禍之所起，然後為之禁」。公社運動的決策、推動者漠視民疾，一意孤行，是釀成上述左禍的主因。

從「新香港人」的「新」字談起

2013年10月17日

練乙錚

---

在族群、地方、國家的名字前面加一個「新」字，看來簡單，其實涵義往往十分複雜，總會引起爭議，嚴重的還會分化社 會。原因很簡單：族群、地方和國家都是政治概念，一旦有人在這些概念下面的實體上劃分新與舊，原有的社會矛盾就更加突顯。最近，《人民日報》發明了「新香 港人」這個詞，無疑會加劇新舊港人之間、港人與大陸人之間的彼此排拒意識。

---

「新」字之所以飽含政治隱義，可從近代西方數百年的殖民 史談起。打開一張今天的世界地圖，還可以看到一大堆名字前面冠有一個「新」字或其音譯的地方乃至國家：新英倫、新澤西、新南威爾斯、紐約、紐奧倫、紐芬 蘭、紐西蘭、新畿內亞、新不列顛、新愛爾蘭、新漢諾伐。稍古一點的地圖上，還有新法蘭西、新荷蘭、新西班牙，等等，都是大片大片的土地。不過，大家也會留 意到，這些「新」地方，都是歐洲的古書裏沒有記載、而且是社會發展還處於比較原始階段的地方。當殖民者遇上文化比她們先進、儘管並非船堅炮利的帝國領土之 時，也會識趣地沿用當地固有名稱，所以埃及還是埃及，印度還是印度，香港還是香港，而不是「新」什麽什麽。

中蘇共產 最愛加「新」

在 中國歷史上，「新」字也有很複雜的政治含義。王莽篡漢，改國號曰「新」，史稱「新莽」，為後世儒家所不容。王安石變法，引致新舊黨爭；史家把他那黨歸作 「新」黨，他的政歸作「新」政。新莽為後世儒家所不容；王氏變法，則從古到今都爭議不絕。到了清朝，中華帝國主義向西面擴張，所霸佔的一部分土地，稱作 「新疆」，「新」字的用法，雖未成體例且與西方殖民帝國的用法略有分別，卻可謂異曲同工。至於1949年中共憑借外力「解放」大陸之後，喜把由她管治的那 部分中國喚作「新中國」，則更是把國人心目中的好壞、正邪、善惡、愛恨等眾多二元對立都灌注到一個「新」字裏面去。「新」字後來在大陸用濫了，便有所謂 「胡溫新政」、「習李新政」的說法，其實都無法顯出「新」在哪裏，比起國史上的歷次變法差太遠，更遑論與鄰國百多年前那次「明治維新」匹比。

不 過，共產國家政治好言「新」，不自中共始。俄共建立蘇聯之後，「新」字大行其道，宣傳最廣泛的，就是所謂的「新蘇維埃人」。這種新人類熱愛共產主義、熱愛 勞動、身體強壯、大公無私、只聽領導的話、只有黨性而沒有人性、民族性、地方性、個性，樣板是1935年史達林抓出來的礦工斯達漢諾夫（Aleksei Stakhanov）。此夫一天幹別人十四天的活，創下一工六小時用鑽子鏟子挖煤102噸的紀錄；此紀錄不斷刷新，幾個月便上升到一工607噸，於是帶動 了轟轟烈烈的「斯達漢諾夫」運動，各行各業的領導馬上也抓出了自己的斯達漢諾夫╱斯達漢諾娃，令蘇維埃聯邦的生產進入高潮。大陸後來搞出的軍模雷鋒、鐵人 王進喜等的樣板人，都不過是「新蘇維埃人」的大中華版【註】。

政治用「新」 大致三種

在台灣，近年出了一個 「新黨」，以急統派為主力，叫好不叫座，所以支持者大部分都在「新」中國那邊的共產黨裏；開放社會有這樣一個政治派別並不奇怪，但此黨之名冠以「新」字， 就有點莫名其妙。值得留意的，反而是當年李登輝、馬英九合推的「新台灣人」概念。這個概念包含一個意識形態訊息，那就是：台灣住民要不分族群、不分 「藍」、「綠」，秉持主體意識，致力把「台灣優先」貫徹到所有重大政策裏面，以確保台灣本土安全；有此信念的人，就是「新台灣人」。這裏的「新」字，並不 指到達台灣、在那裏生活的年代有多新，而是指政治觀念上進化出來的新。

在香港，人們在英港殖民管治下習慣了政治含蓄，所以1949年以後， 港人儘管心態上兩次脫胎換骨，也不輕易言「新」——七十年代中後期，經濟社會質素提升了，擺脫難民心態，是第一次。1997年之後，港陸融合，港人近距離 接觸各種陸人，驚覺自己已成為異類，尤其發覺與陸胞當中的權貴並無很多共同點，本土情緒遂油然而生，覺得「香港」品牌還是老的好，於是漸漸形成本土意識， 當中包含強烈的拒「新」傾向，是第二次。

綜上所述，「新」字的政治用法大致有三種：一、殖民帝國人以母國地名替比較原始的佔地重新命名時用 的「新」；二、各種暴力革命的勝方為要剷除舊社會體制和意識而強搞出來的「新」；三、內在演化出來的意識、價值觀念上的「新」。三種用法當中，頭兩種很粗 暴很容易；第三種很細緻很自然，用起來要真正合適，比較困難。

讓我們再來談《人民日報》說的「新香港人」。有人認為，大陸小題大做十分不智，對新來的大陸人的稱謂，沿用「新移民」一詞便可；搞一個易與「原香港人」、「舊香港人」生隔閡、相對立的標籤，很無謂。然而，這個想法太簡單。

「新香港人」一詞，有兩個清楚而不同的意思，用標點符號便可說明：一個指「新『香港人』」；另一個指「『新香港』人」。要害是後者。

前 者，「新『香港人』」中的「香港人」，是意義主體，其思想意識進化而達到新境界的話，就成為「新『香港人』」。這裏的「新」字的用法，是上述第三種。香港 人自己進化了而不用此「新」字形容，是含蓄。中共要轉變港人，卻很不容易，甚或不可能，九七之後十多年，港人人心並未回歸大陸，反而出現離心傾向，就是明 證。《人民日報》講的「新香港人」，當然也不是這個意思。

輸入「新」血 稀釋港人

改變「香港人」不容易，改變 香港的體制、政治路向和政經當權者的身份，卻比較容易，而事實上正在密鑼緊鼓進行着。「新中國」之下，焉能沒有「新香港」？此尤其在九七之後！到這個改了 頭換了面的「新香港」亮麗登場之際，裏面的人也將因為三個因素而徹底更換了。三個因素，其一是人口的自然規律（現有的香港人生育率全世界最低，還會老 死）；其二是黨員治港之下搞得原來的香港人意興闌珊便自動撤資移民；其三便是「單程證」的替補功效。到時剩下的，就是「『新香港』人」。

這 個「新」字的政治用法，接近上述第一種和第二種：中共巧妙地利用「單程證」，對香港實行類似對待西藏、新疆、內蒙三地的（內）殖民，同時用各種手段把原來 的香港變為與「新中國」相匹配的「新香港」。為建構一個統一或單一的民族國家，這也許無可厚非，但如果「單一」是以壓服為主，而且「一」指的就是一元化領 導下的所有思想文化定於一黨之尊，則港人（現在的香港人）就難以接受。

港人以漢族居多，這個特徵與擁八千萬黨員的中共一樣。然而，港人十分排拒中共，更因為處境與西藏、新疆、內蒙的少數民族相似而日漸生出對這些邊疆上的民族的強烈同理心；這個現象，是中華史上僅見。

話 說回頭，筆者認同上述《人民日報》文章中的部分分析，即完全肯定新移民對香港的經濟和文化方面的貢獻（這是筆者二十年來一貫而且公開的看法），只不過不認 同中共借新移民作木馬以遂其內外包抄的「佔港」政治目的。借鑑歷史，筆者更認為，新移民完全有可能成為最支持香港核心價值的一個群體，成為守護香港主體利 益的中堅。爭取新移民的政治支持，將成為泛民與當權派之間的最關鍵博弈。

作者為《信報》特約評論員

【註】1988年，未及蘇 聯消亡，斯達漢諾夫的生產紀錄便由官方證實是假的。及至蘇聯消亡，「新蘇維埃人」這個假大空概念，也同時灰飛煙滅。作家庫斯勒（Arthur Koestler，前匈牙利共產黨員）在小說《正午無光》裏，以「尼安德塔人」象徵那些「新蘇維埃人」中的極品，即當上了重要幹部、精明能幹手操生殺大權 那種。「尼安德塔人」（Homo neanderthalensis）是古人類學名詞，指一種於早新石器時期曾經出現過但沒有進化成功、最終被「智人」（Homo sapiens）取代的類人。庫斯勒於1940年出版此小說，其時史達林權力如日中天，他領導的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發展蓬勃；小說卻把蘇共精英比作「尼安德 塔人」，可謂遠見。

維護本土文化 粵語不能失守

2013年10月8日

龔祖兒

筆者剛從西安回來，雖然普通話尚算靈光，但因着某種原因，在中國時卻聘用一位懂英語的導遊；她也認為香港人的普通話應該不大流利，英文較好，而沿途旅遊景點的人員也樂於以英語跟筆者交談。

最後一天，筆者以普通話跟導遊對話，可是她覺得筆者帶有南方口音的普通話不大好聽，堅持以英語溝通。筆者終於頓悟，「在港生活的華人不懂英文和粵語，根本就不是香港人」的顯淺道理。

真不明白，為何新學年開始，有怪獸家長要K1寶寶入讀只講普通話的幼稚園？附【表】是根據最近的民族語資料庫（Ethnologue）、並參考瑞典語言百科全書而制訂的語言使用者排名【註1】。

現在流行說「邊緣化」，高鐵建慢一點，香港會邊緣化；少一點自由行遊客來港，香港會邊緣化；嚴謹執行上市規則，不容許不符上市規則的中國企業來港上市，香港會邊緣化。
粵語是邊緣化語言嗎？如果是真的話，法國人和意大利人便須學習普通話了。

雖 然筆者在〈從大中華地區看香港人說普通話〉一文（刊8月3日）曾經鼓勵港人學好普通話，但港人不能放棄本身的母語。粵語與普通話的分別雖然很大，可是學好 正體中文，便能讀通簡體，中文文字基礎好，只須學習百多個小時，便能講得一口得體的普通話。語言是建構國民身份或本土意識的重要工具，土耳其、印尼、西班 牙加泰羅尼亞省皆用語言規劃建立國家或自治區，香港人的本土利益，除了物質之外，本土文化粵語是不能失守的一環。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The 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自1999年起，把每年的2月21日定為「國際母語日」，指出在多語言教育地區，要確保幼兒能掌握母語，國家語言 （National Language）可在學童較年長時學習。看看香港現況，有部分教育機構反其道而行，真是教育界恥辱。

【表】中顯示，英語使用人數直迫普通話，歐盟旗下組織於2008年的語言學習研究中指出，超過五成歐洲國家小學教授英語，九成中學生要修兩種外語，其中一項為英語，十三個國家已強制學生學習英語。

歐盟大約五億人口，歐盟的工作語言為法語，近年已開放英語為選項之一，歐洲多家跨國企業的內部工作語言是英語，東盟國家聯盟（ASEAN）的工作語言是英語而不是中文，故此，懂英語的人有增無減，英語為國際語言的地位已愈來愈鞏固。

順帶一提，李光耀以英語作為新加坡第一語言的經驗，曾經勸告某位中國領導人可考慮把中國的第一語言改為英語，以便增強創意和改善思想狀況。李光耀實在很了解這是中國數千年文化的絆腳石【註2】。

香港家長一向恐怕「執輸」，其實一個普通香港小孩，應該在幼兒時期同步學習粵語、正體中文和英文，待兩文兩語發展和掌握後，才慢慢學普通話，方為上策。

作者為國際會計師公會會員、英國行政管理學會會員

【註1】根據語言學觀點，漢語內的方言實為語言，例如粵語與普通話的分別，比瑞典語與挪威語還要大。
【註2】Lee Kuan Yew, The Grand Master's Insights on China,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World, P.10-11

公民抗命與良性違憲

2013年10月11日

南荻

1996年，上海華東政法學院一位三十七歲的法學教授（簡稱H教授）提出一個新穎的觀點——「良性違憲」，引起國內法學界 廣泛爭議。十多年過去了，人們對這個與中國憲政改革高度相關的話題，仍然興趣不減。不難發現，目前香港的「公民抗命，和平佔中」社會運動，就十分契合「良 性違憲」的理念。

佔中發起人戴耀廷提出：「公民抗命者是基於一個公義的訴求而作出有限度的違法行為，並透過承擔罪責去感動社會內的其他人，讓他們也看到現行的一些法律或制度是不公義的，促使他們支持把那些不公義的法律或制度改變為合乎公義的。」

當年的溫柔抵抗

至於H教授的觀點如下：

違背當時憲法條文，但符合人民根本利益的事件，可稱之為「良性違憲」。例如，安徽鳳陽小崗村十八戶農民衝破當時的憲法規定，實行包產到戶，安徽、四川兩省省政府在憲法未修改前卻已大力推廣這一做法，構成「良性違憲」。

H教授還說：「我肯定了良性違憲，其實是對人民『抵抗權』的肯定，立意仍在人民這一邊，絕無『為五斗米折腰』之意，說穿了，是對『惡法』的一種溫柔抵抗。」

H教授認為，良性違憲行為的發生，是因為「法律具有三種局限性」：

一、法律的保守性和社會變革的發展性相矛盾；
二、法律規則的僵硬性和社會變革靈活性相矛盾；
三、法律的控制性與社會變革的越軌性相矛盾。

說 到越軌性，H教授引述美國社會學家戴維．波普諾的一段論證：「有時因為一些成員的違規行為，整個群體的其他成員都意識到某一條規則不太合理，或者它與別的 更重要的規則相牴觸，這條規則就改變了。例如，在由馬丁．路德．金發起的非暴力反抗（civil disobedience，港譯『公民抗命』）運動中，對允許隔離法的破壞把整個國家的注意力都吸引到他們所遭受到的不公平待遇上了。這個民權運動終於使 那些法律發生變化」。

顯而易見，H教授的觀點與戴耀廷的不謀而合。

十七年過去了，H教授後來當上華東政法學院的副院長，進而官至上海市委宣傳部副部長，2009年出任駐港中聯辦宣傳文體部部長——H教授成了現在的郝鐵川部長。

今天的機會主義

屁股決定大腦，郝鐵川對「良性違憲」的看法似乎有了很大改變。在最近的〈講道理，說佔中〉一文中，他質問到「為什麽不用種種合法方式來表達訴求」？大概他已忘記自己說過的「法律具有三種局限性」。

他也質疑「佔中」先例一開，仿效者很快接踵而來，如此下去，香港豈不成了亂港？他也忘記自己曾經說過：「某些越軌行為能帶來社會體制中所需要的必然性變化」。

郝 鐵川在當年〈論良性違憲〉一文【註】中指出，中國的立憲制度不夠完善，受計劃經濟的影響，普遍採用的是「列舉式授權性規範」，立法只是把已知的權利、權力 通過計劃配置給行為主體，不利於市場經濟中主體的自由選擇；應該通過改革，採用「禁止性規範」確立主體不可涉足的範圍，而「在被禁止之外的廣闊空間裏，每 一個主體都可以根據『法不禁止即自由』的原則，理性地、自由地行使自己的權利」。

遺憾的是，今天的郝部長也忘記「法不禁止即自由」的觀點，要把《基本法》並未禁止的「公民提名」權利從港人手中硬生生地奪走。

昔日的郝鐵川和今天的戴耀廷，都曾讚揚馬丁．路德．金「違法達義」的社會抗爭行為，現在兩人卻成了對立面，在媒體上唇槍舌劍。

雖然「良性違憲」的始作俑者漸行漸遠，但港人反抗強權、爭取自己應有權利的立場卻不會改變，如同郝鐵川當年遭到不少非議時所信奉的那樣：「我知道，持『良性違憲』論者，是少數，但這是光榮的少數！因為民主的精義就是『尊重多數、保護少數』。」


作者為自由撰稿人

【註】文中郝鐵川的言論，摘引自他的文章：〈論良性違憲〉，刊於1996年第4期《法學研究》；〈社會變革與成文法的局限性—再談良性違憲兼答童之偉同志〉，刊於1996年第6期《法學研究》；〈溫柔的抵抗——關於良性違憲的幾點說明〉，刊於1997年第5期《法學》

扶貧容易滅貧難 窮人生活勝舊時

2013年10月8日

林行止 林行止專欄

一、政府終於在上月底公布《二○一二年香港貧窮情況報告》，據本報報道，當局採用「相對貧窮概念」，把貧窮 水平定於住戶（家庭）入息中位數的一半，據此，本港約七百一十萬人口中，有一百三十一萬二千人即佔人口百分之十九點六屬於「貧窮」；在扣除納（直接）稅而 又把受惠的現金福利、綜援、生果金及交通津貼等當作入息後，貧窮人口便降至一百零二萬，比貧窮率未作「福利計算」前減四點四個百分點，減幅約百分之二十； 如果把私人慈善捐款、馬會及形形色色非政府機構捐助以至政黨為誘使選民投其一票的免費飲食遊樂等併入其內，本港貧窮人口肯定跌至百萬以下！

相 信本報讀者都生活在貧窮線之上，但並不等於他們不應關心此一有普世性的現象。讀者也許會說，貧窮線以下家庭的住所狹窄湫隘，是香港人稠地少應有之象；然 而，這些家庭大都享有上述種種可以「量化」的福利，還有免費教育、低費醫療服務，再加上不少家庭有若干現代化電器家庭用品（appliance）如雪櫃、 電視、煤電爐、風扇甚至空調，以及電腦和手機等，貧窮線下家庭的生活並不太差。這種說法不能說不合理，這類家庭的物質生活條件的確能夠媲美八十年代的中產 家庭，但社會財富不斷累積、科技進化一日千里，那些一二十年前被視為奢侈品的東西，隨着公平意識的提高，已逐漸成為平民百姓的日常必需品。事實上，它們的 價格，由於市場競爭，這五六十年來升幅有限；另一方面，工資則持續上升（實質工資倒退是近年的事）。筆者未見本港的數據，以比較完備的美國統計（據美國奮 進學社〔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 AEI〕一位研究員於九月二十七日所引的數據），家庭必備的十一種必需品（洗衣機、乾衣機、洗碗碟機、雪櫃、冷藏櫃、煤氣爐、咖啡壺、攪拌機、烘麵包〔多 士〕爐及吸塵機）在一九五五年共售一千八百五十一元（美元．下同），賺取平均工資的人需要工作八百八十五點六小時才能購得；一九七三年這兩項數字依次為二 千二百七十二元和五百七十五點二小時，到了今年二○一三年，它們分別為三千二百八十九元及一百七十點四小時。這等於說，比較上貧窮的家庭已能夠輕易享受這 些展示科技普及化的「物質文明」！香港家庭的必需品與美國的不盡相同，惟筆者相信這五六十年來，就業家庭收入的增幅肯定比物價漲幅高。如果這種估計不致遠 離事實，等於現在再不能用「舊眼光」去看貧窮問題！

二、貧窮線是英國基督教公誼會（Quaker，亦音譯貴格會）教友約瑟 夫．能得利（英國約克郡〔York〕「能得利糖果廠」東主）讀化學的大兒子本傑明．施保．能得利（B. Seebohm Rowntree, 1871-1954）於一九○一年的「發明」。一句話，富二代的施保對十八世紀末期約克郡貧富懸殊現象深感不安，一八九九年加入糖果廠後，「不務本業」， 收集該郡一萬一千五百六十多個家庭（共四萬六千七百五十四個成員）的物質生活數據，花了兩年時間，於一九○一年寫成《貧困—城鎮生活研究》 （Poverty : A Study of Town Life；多次再版，最近一次在二○一○年），於比較貧、富及「中產」生活狀況後，得出一個四口之家每周最低需用十先令六便士（成年人平均三先令，三歲至 十八歲兒童平均二先令三便士），才能過「正當生活」（a healthy life），其支出包括保暖和照明的能源、租金、食物、衣服及「家庭雜支」（包括每周一次「豌豆布甸加熏肉」）。如今香港人大都知道「能得利果味橡皮糖」 （該公司一九八八年為瑞士「雀巢」收購），知道貧窮線以至因此衍生的扶貧（福利）政策皆從施保．能得利這本社會學劃時代著作而來的人，相信不會太多。

百 餘年前，貧窮線定於求得溫飽的代價，隨着「時代進步」，人活得愈有尊嚴，基本生活包括的東西比百年前多出不少；百餘年來對貧富問題「鍥而不捨」的「約瑟 夫．能得利基金」（The J. Rowntree Foundation），現在把「正當生活」的條件包括每年一次「自助假期」（self-catering holiday）、通訊用手機（no-frills mobile phone）和每兩年購買一套普通常服（a cheap suit）。這類如今不少港人仍視為奢侈（起碼不屬必需日用）品的「物質文明」，所以被視為「正當生活」的必需品，是因為惟有如此，人才能融入社會，過正 常的社會生活。換句話說，包括香港在內的經濟發達社會，對人的基本生活需求已不僅限於溫飽。這是釐定「扶貧」政策者必須注意之處。

阿當．史 密斯在一七七六年初版的《原富》（希望讀者對之不會生厭）中提及貧窮現象，以生動的例子說明貧窮定義隨經濟發展不斷「提升」：「希臘和羅馬人不會因為沒有 亞麻布衣服而不自在，但如今在歐洲，一個稱職（creditable）的勞工若無法購買亞麻布衣服，他會無地自容。」今日窮人家有多種「家電」並且有旅行 及使用先進科技發明的訴求，應該都在史密斯預期之中！

三、大概是數月前，筆者在這裏寫過「天下無難事」這句「勵志」話不周 延，因為天下確有解決不了的難事，這便是「致富」，今天要加上另一項「難事」，此為「滅貧」；昨天李偉才在〈貧窮是被製造的〉一文的觀點非常正確，但正如 李光耀（見阿里遜〔G. Allison〕等人的《李光耀》）所說，拉近貧富的目標崇高、工作重要，但在資本主義社會，某種程度的不均（some inequality）是揮之不去的，因為人的智力（intellect）、努力和運氣，始終有重大差異，這種「差異」，是造成「不平等」的根源。李光耀 沒提及的是，人看待金錢和消費的「哲學」亦有重大分別，有人儲蓄（延後消費）有人傾向先使未來錢（把資產當抵押品），結果有霄壤之別；多年前筆者常舉的例 子是，發給每名港人一百萬元，讓他們自由支配這筆錢，十年後他們有的成為富翁有人淪為赤貧……。

為了彌補種種缺失令人類「均富」，世上不少 有心（加有錢）人及對祖先掠奪破壞令一些國家一窮二白而生悔意的發達國家，這些年來撥出巨款「扶貧」，但成效不彰，這從聯合國、各國以至非政府組織都在 「扶貧」上可見。美國記者妮娜．孟克用六年時間「追蹤」致力「滅貧」的哥倫比亞經濟學教授沙殊在撒哈拉的工作，寫成《理想主義者—沙殊和滅貧問題》 （Nina Munk : J. Sachs and the Quest of End Poverty），對沙殊充滿仰慕崇拜之心的孟克，最後不得不指出在二○○五年寫下《滅貧》（The End Poverty）這本暢銷書的名教授，雖然獲哥倫比亞大學的「地球學社」、聯合國發展計劃及索羅斯的資助和支援，但沙殊致力改造（投入大量人力財力）的十 二條鄉村，都無法「自立」……。沙殊的「滅貧」無法「達標」，功敗垂成，原因不在他的方法不對，他的確「對症下藥」，但病人並未照醫生的指示服藥、養病， 病情難有起色，理所當然。

事實上，因為人有「賢不肖」，因此「財富分配不均」，是普世現象，在學者專家力謀把之「扯平」不遂之後，現在有人 要政府立法派錢令全國成年人有「基本收入」，以此彌補「收入不均」（income inequality）之過。十月三日，瑞士若干草根組織，發起一項十萬人簽名（進行公投的「最低要求」）運動，希望藉民意迫使政府每月發給每個成年人二 千五百瑞郎（約合二千八百美元）的「月薪」，同時建議立法限制公司最高負責人月薪不得超過公司最低級員工的年薪（所謂一比十二倡議〔1:12 initiative〕）。瑞士將於十一月二十四日就此「議程」進行全民公投；一旦成事，瑞士將成世上第一個有公平「基本收入」的國家……。但瑞士的貧富 懸殊會因此而拉近嗎？答案恐怕是否定的。


考慮種種不同學科學者及社會評論家的「扶貧」和「滅窮」方案後，筆者以為比較有效提高人們收入的方 法是發起一場「勤勞（努力工作）革命」（Industrious Revolution），此為加州巴克萊大學經濟史家Jan de Vries於一九九九年提出的主張（二○○八年同名專著由劍大出版社出版），他認為「工業革命」若沒有大量工人特別是婦孺的廉價勞工投入市場，不分晝夜地 工作，「工業革命」無法取得輝煌成就……。筆者現在借用這種意念，認為惟有全神投入工作才能增加收入，「勤勞革命」因此有助人民「增富」；但這不等於能夠 「滅窮」，因為人有良莠之分，他們所得的物質報酬不可能均等，不均等催生貧富且必然導致貧富懸殊！

旅遊發展不可「大小通吃」

2013年10月8日

呂大樂 新思維網絡

本地對內地民眾來港旅遊的討論，一直都是有點古古怪怪的——遊客太多的時候，會討論承受能力的問題；到了遊客減少時，則又擔心旅遊業不振，會對經濟造成負面影響。所以，無論是多是少，都是一個問題。

其實，我們要面對的是一個（或多個）怎麼樣的問題，卻鮮有深入討論。
很多人認為那是一個承受能力的問題，在這個角度底下，又可分開為兩種相當不一樣的考慮。

一個角度是從旅遊及相關的服務業的利益出發，所謂承受能力，其實是指接待能力（例如酒店房間是否足夠，有無為旅遊巴士提供足夠車位之類的問題）。嚴格來說，這個關於接待能力的問題，本身不是一個問題；如果出了問題，那應該只屬過渡性質，在一段時間之後，自有「解決」方法。

分流旅客 一廂情願

我 之所以這樣說，是由於如果問題只在於接待能力不足，那大可以集中火力增加有關設施，以應付問題。當然，當中涉及政府政策、城市規劃（例如撥地興建酒店）， 但理論上這都並非不能解決的問題，只要定出方向，自可趕上形勢。所以說這是過渡性質（供應滯後於需求）的問題，就是這個意思。

旅遊及相關的 服務業真正要說服市民的是，這種以內地遊客為主要對象的旅遊發展，是否可以持續發展下去：今天所投放的資源、建設，於未來二三十年乃是一些可以創造就業及 具備經濟效益的事業，不會像好些發展中國家在推動旅遊業的過程中，大興土木，建設大型度假村之後，不久便人去樓空，陷於更痛苦的經濟轉型的困局之中。

另 一個則是一般市民及所影響的社區的角度，而相關的考慮將會跟前面所講的截然不同。可以想像，若今天特區政府有勇氣面向公眾，作一次認真的諮詢，問他們對進 一步向內地開放旅遊有何看法，我敢肯定，大部分市民所要求的，不是增加，也不是保持現狀不變，而是要有顯著幅度的減少。

這個角度的考慮，不 在於經濟效益、就業，而是對日常生活造成的滋擾和不便。更重要的是，市民所擔心的情況和問題，並不會因為特區政府嘗試提升本港的接待能力而能夠解決。原因 之一是當初設計本港的基建（例如我們的集體運輸系統）時，其主要功能在於照顧本地居民的日常生活需要（如上班、上學），而不是同時用來應付平均每天九至十 萬名外來遊客在市中心的繁密活動，部分更是提着行李型購物包（其實就是一件或多件行李）或即日來回大量購買日用品，於繁忙時間內介入本地人的常規生活的一 種狀況。

簡單而直接地說，以香港這樣一個高密度的城市而言，目前的遊客量已超出規劃的容量。更值得注意的是，在很多港人的主觀意識之中，這樣的遊客流量，令他們的生活質素下降。
時下坊間有一種意見，認為只要政府選出區域（例如在東北、西北、大嶼山興建購物城，又或者在河套區建立一個即日來回的內地遊客購物專區之類），便可以引導內地遊客的流量和流動的方位，在提高對內地遊客的開放程度之餘，又不會對市民造成不便。

問題是，這個建議從來未有提出有力的證據，令人相信只要在市中心之外的地方興建商場、購物點，便可以收放自如地控制內地遊客的流動方位。任何以為在市中心之外增加一兩個購物點，內地遊客便不會再踏足尖沙咀、中環、銅鑼灣的想法，注定是一廂情願的美好主觀想像而已。

旅遊業務 如何轉型
那麼，其實我們是要面對一個（或多個）怎麼樣的問題呢？
問題的核心是香港的旅遊發展總不可以長期以「大小通吃」的模式運作下去。如果我們的目標在於中下游市場，那未來五年、十年都應該沒有什麼需要擔心的──只要維持現狀，一年四千萬、五千萬內地遊客，全年三千萬即日來回的華南遊客，均屬指日可待的事情。

這 種是「旺丁不旺財」型旅遊發展（即旅客人數增加，但他們的消費卻不會怎樣調升），相信市民大眾很難接受。但只強調高檔消費，可以嗎？如果香港只靠名牌在市 中心開旗艦店以招徠內地遊客，則很難看得清楚它的前景；愈來愈多富裕的內地遊客會轉到歐洲、日本、美國購物、消費，沒有必要以香港為首選。

於是，我們回到一個最老套的話題：香港的旅遊業打算怎樣升級轉型？有無打算定位於市場中的高端旅遊服務，以吸引高消費客群為目標，而不再走「大小通吃」路線呢（以市場機制來減低那些零團費客群對香港的興趣）？

特 區政府在考慮會否接待更多內地旅客之前，必須先回應上述的提問。在內地旅客的問題上，香港人的忍耐力只會逐日退減（所以，提出成立什麼委員會，只會噓聲四 起），更不會接受花言巧語。不過，如無意外，特區政府在這個問題上，又恐怕只會繼續吞吞吐吐，既無短期應付壓力的招數，亦無長遠的願景可言。

作者為香港大學社會學系教授

「新力量網絡」網址：http://www.facebook.com/synergynet.hk

一方述評未解困 共事詮釋好商量

2013年10月3日

林行止 林行止專欄

一、香港人爭取普選產生的行政長官和立法會議員，壓根兒不是為了獨立管治，而是希望能夠建構一個認受性較 大、比較公平、願意面對香港全民福祉的運作體制。經過百餘年的殖民統治，香港人早已絕了要求（遑論爭取）獨立的意志，視此為非分之想的人，接近百分之百。 香港是蕞爾小島、彈丸之地，別說要與宗主國分割、鬧獨立，就是作對着幹的抗衡，亦無力無條件。非常明顯，要是沒有《基本法》承諾一人一票選出行政長官和普 選產生的立法會，過慣「政治與我何干」閒散生活的香港人，爭取早日落實普選的立場，不會那麼一致。
十．一前夕，收到中央駐港聯絡辦宣傳文體 部部長郝鐵川的新書《香港基本法爭議問題述評》（下稱《爭議述評》；中華書局），未及細看內容，先看到封底的摘引：「香港社會最根本的共識就是《基本 法》，如果沒有這一共識，就沒有香港的順利回歸，就沒有香港社會總體上濤聲依舊的繁榮穩定，就沒有回歸以來國際社會對香港落實『一國兩制』的普遍好評；如 果這一共識不牢固，香港社會就會充滿不穩定性或不確定性，就會使綜合競爭力慢慢削弱，如果這一共識被打破，香港將會發生巨大的震盪。」

筆者 同意郝氏對《基本法》重要性的看法；不過，《基本法》理應不單是「香港社會的根本共識」，亦是國家對待香港的方針和政策之所本。換句話說，代表國家的人民 政府，何嘗不是一樣有責任按條文、守權責，在香港的有關政策上都得體現《基本法》精神？如果不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與香港特區齊有共識，《基本法》便沒有 存在價值！

憲法的作用在規範政府的權力，即使香港《基本法》之於國家《憲法》是「母法」與「子法」的關係（並不是很多港人同意的觀點），等於說《基本法》雖然受制於中國《憲法》，卻依然有制約中央政府維持對港方針不變的用意。

《爭 議述評》開篇便清晰說出中國《憲法》與香港《基本法》的統屬關係，而從當初「小憲法」或「子法」之類的議論鋪陳，到最後一章關於《基本法》爭議的不同成 因，本書確有客觀事實詳盡、筆墨明快簡潔之勝（對此命題有興趣者應讀此書）。郝氏在法理觀念上，指出不少港人或有疏忽之處，此為中央對港擁有的種種實權和 責任，那是有助認識香港建政基礎的通識素材。老實說，郝氏下筆並無存心偏頗，可是由於觀點仍是從中央駐港官員的立場出發，香港讀者一看之下，很易看到好些 盲點；從這些盲點，又不難明白為何大家誠心誠意捧着《基本法》但彼此的意見落差竟然那麼大。

二、郝書論及香港主權治權不可分 割的時候，先引述鄧小平於一九八七年對《基本法》草委所說的一番話：「中央政府確實不干預特別行政區的具體事務，也不需要干預。」以後還有鄧小平在對香港 有利無害的考慮下，保留中央對香港某些權力的論述。輾轉發揮的論點，進而闡述中央對香港的「限制性管治權」並不止於國防和外交；郝氏引述香港大學學者的著 作，列出十項中央對香港的實權，包括「違憲審查權」和「全國性法律適用於香港」等等。總而言之，中央對香港的權力非常大，那是不容否認的事實，亦是主權 （宗主）國應有的權利。不過，中央若非能夠做到有權不盡用—一如英廷之於舊香港—香港落實「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設想，便會分崩離析甚且化為烏有！

一 個共產黨專政的大國（郝書委婉地稱為「單一制國家」），與一個資本主義的多元小地方，當年為求統一，挖空心思，建構「一國兩制」，最後成功寫進《基本 法》，那是多麼艱巨的功業。要知道，當年國際間長達半個世紀（一九四五年至一九九○年）的「冷戰」，以美國為首的北大西洋公約組織與以蘇聯為首的華沙公 約，在政治、外交以至經濟上長期對峙對抗，所以如此，根本原因就是共產主義的「單一制國家」與資本主義的多元國家互不相容、分庭抗禮、仇視敵視。雖說香港 前途談判開始時，中國已經實施經濟開放，畢竟仍在摸索的起步階段，但在香港問題，已有如此胸懷氣度，讓香港平穩過渡、順利回歸，港人實應額手稱慶。

然 而，理想再高遠、構思再偉大，還要成功貫徹並順利運作才竟全功。無論共產主義抹上多少中國特色，「中國特色」再稠濃的黨人亦難掩其共產黨本色；他們對香港 被英國人熏染的盎格魯撒克遜資本主義（Anglo-Saxon Capitalism）早存惡意、從無好感。一九九一年「冷戰」告終，「蘇東波」（蘇聯及其東歐衛星國以至華沙公約〔總部設於波蘭〕）風流雲散，中國成為 非常少數可說是碩果僅存的共產黨專政大國，當年北京高度戒備外國勢力滲透、敗壞專政綱紀，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取態。

香港是國際都會，華洋雜處 是最大亦是必然的特色；這裏因為訊息迅速流通，出入境自由加上國際語言英語普及，過去一直是西方國家其中一個刺探東亞各國政情的諜報中心。回歸以後，香港 是中國境內唯一的一塊不是完全受制於共產黨專政的「自耕地」，在北京心目中，也許是外力滲透內地的一個缺口，明裏抗拒、暗裏提防，是應有之義；不過，從 「前朝」生活過來、素與外國人有點交往的港人，他們或與故舊聯繫，或與新交接觸，又或於演說及私語內容觸及關乎中港政治體制自由民主的話題，又哪用大驚小 怪？因此公然宣示不滿，把這類人標籤為漢奸、走狗，除了顯得毛躁幼稚，哪有警戒作用！單一制國家與多元化開放社會，有無可抹煞的分歧，那是否當年溫家寶總 理心目中香港管治的「深層次矛盾」？筆者未敢妄斷，說那是香港「高度自治」的「潘朵拉盒子」，筆者絕不置疑。

三、《爭議述 評》多次引用港大法律學者、「佔中三子」之一戴耀廷的言論，其中（頁一五九）一段是：「對『一國兩制』的不同理解，造成『一國者』和『兩制者』之間很深的 不信任。這種不信任將會破壞『一國兩制』的基礎。若繼續惡化下去，可能不是『一國兩制』，而是『兩國兩制』或『一國一制』。出現『一國一制』的可能性會更 高，因為香港根本沒有可能成為一個獨立的國家。他（應指戴教授）呼籲現在必須衝破這種不信任的惡性循環，重新建立『一國者』和『兩制者』之間的信任，通過 相互更深的認識和對對方不同看法有更大的接納，開展一個新的階段。」

如何開展那樣的新階段？回看董建華作為「開區之首」，很多政策不是功敗 垂成，便是徒勞無功；而最為實在的，很多人只能想起《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CEPA〔Closer Economic Partnership Arrangement〕），那是通過減少市場壁壘及政府法例，以加強香港和中國的經濟貿易聯繫，其用意與效果均不錯！假如能就《基本法》化解分歧、凝聚 「更緊密共識」，組成近似當年《基本法》起草諮詢委員會、沒有法定權力的諮詢組織，應有別於只邀請「自己人」參與的「基本法委員會」，又或將此委員會的人 選「多元化」，包攬「異見」專才，由國內與香港專家組成以詮釋《基本法》的落實工作與取向，把充分辯論的見解提供人大常委會在作出任何有關香港《基本法》 的解釋甚至修訂決定的參考。此意未知是否可行？

《基本法》裏沒有「愛國愛港」的明文規定，可是鄧小平生前確曾三番四次提到要由「愛國愛港」 人士「治港」；不過，當掌權者以順我者「愛國」、支持我者「愛港」為藉口扭曲面對全民的管治，只在意於某個階層的利益，漠視全港市民的福祉，令民怨沸騰， 如此敗壞的管治，港人該怎麼辦？

《基本法》「留白」的空間甚多，中央一旦改為對港行使屬於主權的所有各項實權，港人再無立足於「治港」的餘 地。河水泛濫，井水便「被消失」；《基本法》原是擋隔河水的堤壩，有人發現堤壩「漏水」，有些勇於承擔的港人如「佔中三子十死士」，效法傳說中的那位荷蘭 小孩，試圖以手指堵塞漏洞，能否遏制決堤，有待事實證明。那個故事純屬虛構，香港卻是危機！


‧治絲愈棼的香港政治．四之四

論基督信徒政治上保持緘默的依據

2013年10月3日

練乙錚

---

新約《聖經》中的耶穌有二重性，是神也是完整意義上的人。由於耶穌的形象裏有這個人之性，祂給人的感覺並非高不可 攀而是非常親和，後世的基督信徒因此更能接受祂的言傳身教，擔當好「地上的鹽、世上之光」的角色，以至從其信仰核心發揮出來的仁愛和公義，兩千年來不斷克 服其信眾集體所面對的嚴重的內外邪惡，成為當世的一支健康力量，產生淨正能。

---

也由於耶穌有這個人之性，註定了祂的信徒和教會，除了 首要注重傳道與靈修之外，都不可能完全出世而必須或淺或深介入世俗事務，與社會所有群體和階層全接觸，及於上上的權貴，更至於下下的無產者。如此介入社 會，信徒與政權之間，必會生出一種張力；政權若無法容忍這種介入，後果是殘酷的，這在新約《聖經》出現的年代已經廣為見證。同樣的歷史背景，也出現在中國 的儒學傳播早期；我們可以參考儒家面對政權時的策略，更加瞭解基督及其信徒處於羅馬殖民政府之時的處境和對應辦法。

孔子知道政治危險

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行，言孫。」（《論語 》憲問。「危」就是「正襟危坐」的「危」，直的意思；「孫」即「遜」，退避、謹慎的意思。後半句指時勢不妙，做事要正直，說話要避忌。）

子曰：「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論語》衛靈公。蘧伯玉，衛國人，是孔子很敬重的一個朋友；「卷而懷之」就是港俗「執包袱鬆人」的意思。）

子曰：「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天下有道則現，無道則隱。」（《論語》泰伯。）
孔 子的思想是入世的，讀書就是為了能做官，然後得君行道，施展抱負；他自己如此，教學生也如此。但是孔子知道亂世的政治危險。他自己曾受暴君迫害，險遭不 測；他的學生子路更慘死於宮廷中的仇殺，死後更被施以醢刑（「醢」音海，指剁成肉醬）。所以，孔子提倡「明哲保身」；他固然歌頌為理想犧牲的仁人志士如比 干、箕子等，但他更強調為了保存善的香火，儒士要為自己留活路，不作無謂犧牲。上面的三段《論語》引文，都說明這點。
大家想想，在「父母之邦」裏弘道，孔子尚且要如此惶惶不可終日，然則在耶穌生活的時代的羅馬殖民地高壓統治之下設教聚眾，不是更危險、更需要「言孫」麼？

那個時代的羅馬帝國殖民統治，到底是什麼回事呢？筆者多年前讀歷史讀過，不過印象模糊，所以重新看了有關資料，於此作簡單描述，以方便讀者。

猶太（拉丁語：Iudaea）是羅馬帝國東部的一個行省，傳統以來都是猶太人生活聚居的地方。

羅馬傀儡拿手維穩

據 舊約《聖經》記載，摩西帶領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後，約在公元前1000年，以色列的大衛王佔領了耶路撒冷，建立以色列王國。大衛死後，其子所羅門 （Solomon）即位，建造了耶路撒冷聖殿（「第一殿」）。其後的幾百年裏，巴勒斯坦先後被亞述人、巴比倫人、波斯人佔領（「第一殿」毀滅後，「第二 殿」由波斯人興建）【註1】。元前281年，馬其頓（北希臘）的亞歷山大大帝佔領了耶路撒冷。公元前168年至前143年，猶太人復國，建立哈斯蒙尼王 朝。公元前63年，耶路撒冷被羅馬的龐培佔領，設猶太（Judea）省，由羅馬設置總督。羅馬帝國的慣例是，殖民地如果能夠由傀儡統治而局面穩定、人民不 作反，則羅馬不會直接統治；如果當地局面不穩定，則改為直轄，稱作省，便於鎮壓。

耶穌在生的整個時期裏，巴勒斯坦北面的加利利（含拿撒勒） 由傀儡王希律．安提帕斯統
治；其父為大希律王，修築「第二殿」的就是他。南面的猶太省（含耶路撒冷城和伯利恒城），則由羅馬總督比拉多管理。歷史上，希 律．安提帕斯是一個「殘酷而好色」的傀儡統治者，一個徹頭徹尾的「羅馬奴」，維穩最拿手，把經常反叛的猶太人壓得貼貼服服。

在猶太省的耶路 撒冷，每年逾越節，即猶太人記念「出埃及」的節日，都有大批猶太人從外地前來慶祝，羅馬總督例必如臨大敵，生怕猶太激進分子聚眾生事，一定從位於地中海岸 的殖民管治大本營凱撒利亞市來到內陸接近死海的耶路撒冷，坐鎮指揮羅馬帝國軍隊維穩。事實上，公元70年和公元132年，當地先後爆發兩次猶太獨立運動， 均遭羅馬軍隊武力鎮壓。
在這種政治氛圍底下，耶穌既然認為自己的王國不在此世，祂和祂的門徒（特別是改信耶穌之後的保羅）竭力調低甚或壓抑 其反殖色彩，避免羅馬的暴力鎮壓（改信耶穌之前的保羅應該最清楚這種鎮壓），是很正常的事，但這並不表示耶穌及其信徒沒有政治取向，更不表示耶穌會把熱衷 政治的反羅馬分子驅逐出教。其實，耶穌十二門徒之中的「奮銳黨的西門」（Simon the Zealot），傳說就是一個反羅馬熱血分子，其後在羅馬帝國的另一殖民地埃及省殉道，被利鋸鋸死。（埃及從元前30年起到公元六世紀之間，是羅馬帝國殖 民地。）

策略性「明哲保身」

耶穌自己的政治觀點是怎樣的，後人無從得知，但如果相信祂既是神、也是一個完整意 義上的人的話，大家就有理由作推測。筆者認為，一些少數派宗教史學者的看法，不無道理：耶穌對羅馬殖民及傀儡統治有一定反感，只是祂不明言；後者可能是一 種權宜，一種當時當地最為適宜的為了宣道的策略性「明哲保身」【註2】。作此推測的《聖經》依據起碼有三條：

一、耶穌從來沒有像保羅一樣， 苦口婆心勸導信徒要忠於任何世俗政權；祂的名句「凱撒的物當歸給凱撒；神的物當歸給神」，並不是祂主動說的，而是在一個法利賽人巧設的危險圈套擺在祂面前 之時說的，而且說得模棱兩可，可以讓祂順利脫身（《馬太福音》22:15-21；分析見上周四拙文）。

二、耶穌對羅馬的殖民地稅收不以為 然，完全不當是一種公民責任，反而清楚表示納那些稅僅僅是為了避免觸怒替羅馬服務的稅吏；而且，祂在着門徒交稅之前，還不忘刻意提醒他們，收稅的那些人的 兒子（「官二代」）都是不交稅的。最後，祂還利用神之力，從魚口裏變出錢幣做為稅款（《馬太福音》17:24-27）。

三、耶穌在被捕當 晚，曾阻止門徒動刀保護祂；有些人認為這是耶穌教導人們要尊重地方政法權力、不能用暴力自保的證據。「耶穌說：朋友，你來要做的事，就做吧。於是那些人上 前，下手拿住耶穌。有跟隨耶穌的一個人伸手拔出刀來，將大祭司的僕人砍了一刀，削掉了他一個耳朵。耶穌對他說：收刀入鞘吧！凡動刀的，必死在刀下。」 （《馬太福音》26:50-52）。但是，我們不能忘記，刀是幾天之前耶穌親口叫門徒買的。「耶穌又對他們說：我差你們出去的時候，沒有錢囊，沒有口袋， 沒有鞋，你們缺少什麼沒有？他們說：沒有。耶穌說：但如今有錢囊的可以帶着，有口袋的也可以帶着，沒有刀的要賣衣服買刀。」（《路加福音》 22:35-36）所以，那句「凡動刀的，必死在刀下」的正確理解應該是，耶穌眼見「那十二個門徒裏的猶大來了，並有許多人帶着刀棒，從祭司長和民間的長 老那裏與他同來」（《馬太福音》26:47），知道忠於自己的門徒動刀無用，反而會被人多勢眾的對方殺戮，因此勸喻他們放下武器，免得無謂犧牲。

由這些《聖經》事例可見，耶穌這個「是真天主亦真人」者，並非一個不食人間煙火的世外人，而是一個有血有肉更有一些正當的政治計算的人。如果祂面對的政權同樣不公義，但公開批判那些不公義不會招致殺身之禍，祂會怎樣做呢？

如果「明哲保身」沒有明顯的必要，基督徒面對不公義的政權，如何從《聖經》裏找到必須沉默的依據呢？

作者為《信報》特約評論員

作繭自縛治權弱 人大操盤主權威

2013年10月2日

林行止 林行止專欄

一、不是沒有本事的香港人，一旦被北京「相中」當上行政長官，便都「荒腔走板」，難言勝任。從董建華、曾蔭 權和梁振英的施政，雖然他們出身不同且各在「本業」都有一定成就，但被捧上此高位便施展不出「當家」本領，所以如此，除了忠誠「異」向衍生的矛盾、半部長 制腐蝕了行政主導的公務員實力，更重要的可能是一項作繭自縛的負面影響，此為遇上疑難便尋求「人大」釋法而不得其正！

非常明顯，釋法有無上 權威，但若非絕對必要，最好備而勿用，因為高度自治的地方，民意先行，即使民意各走極端、官民各執一詞，還有獨立的法律裁決；法律亦解決不了的話，要求 「人大」釋法，亦應由終審法院提請，那要比政府直接行事的傷害性小。打「人大」的主意，反映特區政府、民意機構與獨立司法都管不了事。事實上，「人大」的 相關委員會，對提請事宜的認識既不比港人深刻，能力亦可能不比港人強。換句話說，「人大」一錘定音，釐清香港難題的「高見」，是憑着有權作出無人能夠挑 戰、凌駕整個香港體制而不是什麼「英明辦法」。用上釋法權威的正面效果是「一言而為香港法」，把所有的噪音都壓下去；而不良的副作用是予人以「大石砸死 蟹」的壓力感！所以說，若非有真正解決不了的問題，最好不要輕易釋法，在無法可想、無路可通的情形下釋法，要由終審法院提請且愈少愈好。
港 人內地子女的居港權問題，發生於董建華任內的一九九九年，由當年的保安局局長葉劉淑儀「擔綱演出」的第一部「高成本」大製作（以時序和影響深廣計，第二部 超級巨製自然是試圖闖關不成的二十三條立法！）。葉太當時以未來十年有一百六十多萬內地人士因「限制鬆動」潮湧而來，令本港不勝負荷為理由，與時任律政司 司長的梁愛詩赴京尋求釋法。「人大」的釋法，港人不會、不能亦不敢不從，可是，在普通法之下，解釋法律原是香港法庭獨有的權力，政府不加尊重，捧出「人 大」釋法的權力以壓抑香港司法，那絕對是政府處理不當的過失！港人記憶猶新，很多大律師曾為此佩戴黑紗，從終審法院遊行到政府總部，以如喪考妣的心情作出 沉痛無聲的抗議。

二、梁振英上台後，二○一二年曾就外傭及內地孕婦來港產子的居港權問題，透過律政司要求終審法院向「人大」 提請釋法，爭議再起；這回稍好一點是沒有繞過法制體系；不過，香港司法權限是否應該到此「止步」？其實，愈多引入「人大」釋法權力，「高度自治」名實不符 的印象便愈明顯；如果「高度自治」被扭曲或顯得柔弱無力，接着的疑問便是「港人治港」是否中聽不中用？

就社會問題釋法等於公開宣示香港「港 人治港」力有未逮或有所不及之處；就政改釋法，則使本土意識比較強烈的「愛港港人」（有別於愛國意識蓋過愛港的「愛國愛港」群）感到難以忍受的壓抑，香港 三大政黨，民建聯（一九九二年成立）、自由黨（一九九三年成立，前身為啟聯資源中心）與民主黨（由港同盟及滙點於一九九四年合併而成），全部都成立於回歸 前，當年三大黨均以二○○七年一人一票選舉行政長官、二○○八年全數立法會議席由普選產生為政制發展的里程與目標。二○○四年，董建華連任以後，輿論要求 二○○七／○八年雙普選的聲音極為清晰，《基本法》第四十五及第六十八條並無明文規定沒有這種可能性，可是，曾在二十三條立法問題上與民意相違的港共勢 力，以其不符合《基本法》條文中的「實際情況」及「循序漸進」原則而全力反對，「人大」隨後於當年四月釋法時，正式排除香港於○七／○八年進行雙普選的可 能性，又把原來修訂議案的程序，由「三部曲」變為「五部曲」，行事關卡多了兩重，雙普選之期再被押後。

「人大」正式否決○七／○八年雙普選 前兩個多星期，民建聯把其政綱中「爭取○七／○八年雙普選」改為「爭取二○一二年雙普選」；不足一年後的二○○五年四月，民建聯與港進聯合併，仍稱民建聯 （變相吞併了港進聯），政綱聲明重視市民訴求，「致力創造條件，爭取二○一二年落實行政長官及立法會全部議席由普選產生」。二○一二年雙普選，成為各政黨 的共識，且為立法會多數議員認同、擁護的取向；可是，有關建議最終並沒有獲得中央政府接納，而民建聯再次「變調」（「轉軚」），於二○○七年改為支持二○ 一七年選舉香港行政長官及二○二○年立法會議席由普選產生。

三、不厭其煩縷述舊事，旨在說明靠攏北京的「愛國政黨」不易為， 民建聯曾經長期高呼「與時並進」的口號；然而，面對《基本法》的「實際情況」與「循序漸進」，跟京樂起舞的結果是與時並「退」，「見步行步」，窘迫狼狽， 民建聯決策層飲水自知而港人亦心中有數。香港民主步伐躊躇步履蹣跚，人們從過去的每一轉折可以看到，港共不是沒有拖後腿（二○○四年）的痕跡，但是二○一 二年雙普選建議未能成事，顯然不是港共與民建聯的責任，北京幕後操盤、着力支使，不用呼之—已出！中國全國人大法委會前主任喬曉陽三番四次向傳媒發表法律 觀點，其實是有傾向性的言論，那對釋法的中肯打了折扣，對釋法的嚴肅性與權威性不無損害；於「一國兩制」而言，中央舉箸代籌甚至越俎代庖的態度用不着再矯 飾了！《基本法》裏「按部就班」與「實際情況」的「留白」，經歷幾番政改風雨，終於讓人領會「循序漸進」是跟京腔打拍子，「實際情況」所指的並不是香港的 情況（北京並無步向民主的蛛絲馬跡，香港怎能啟動民主進程）。港人的民主訴求不獲考慮，好歹港共也是香港人，連他們的普選提議亦被推翻，港人當什麼家作什 麼主!?

‧治絲愈棼的香港政治．四之三（四之四明天刊出

哈佛．說三道四．「佔中」熱

2013年9月24日

練乙錚 氣短集

---

斯諾登揭出美帝以「反恐」名義侵害私隱，證據確鑿不容抵賴，不僅得到世人廣泛支持，在美國國內也迅速成為「準民族 英雄」。美國政府侵私之舉，是所謂的「內容諜檢」（content espionage），與中共最拿手的「內容操控」（content control）不同；後者的操作範圍更大，諜檢不過是某種內容操控的前置運作。有沒有人同樣確鑿地揭露中共如何監控網絡、清洗什麽言論，以達其「內容操 控」之特定目的呢？有。

---

一、哈佛研究大陸網管方法新穎大膽

今年8月底，哈佛大學社會學量化研究中心講 座教授嘉里．金（Gary King）和他的兩個博士生，在美國政治科學協會的年會上提交了題為〈研究中國訊息審查的一個隨機實驗〉的論文，所用的方法和所得結論，都非常有趣。此 前，三位研究者首先在今年的《美國政治科學學報》5月號發表了一個首階段研究報告，內容也非常精彩【註1】。

大陸的網管有三個層次，第一層 是所謂的「大中華防火牆」，專門防止一些列入黑名單的外國網站如fb、twitter等的訊息進出大陸。第二層是關鍵詞自動監控，但這一層管制不十分有 效，因為漢字的形和音提供很多辦法替代關鍵詞而依然能夠傳達訊息。第三層就是人手監控，金教授的研究團隊主要就是着眼這一層監控的特點。

團隊首先在一百個大陸社交網站上註冊成為用戶（這些網站佔大陸同類網站訊息交通總量的97%），然後以用戶身份在網上發放不同特定內容的文字訊息，再在全世界各地廣泛設置的電腦網上觀察哪些特定內容的文字訊息遭到什麽程度的屏蔽。

此 外，研究團隊還特地在大陸設立自己的社交網站，並且與大陸的社交平台軟件兼網管公司訂立合同，在網站上安裝大陸一般社交網站都安裝了的訊息審查系統軟件， 開站運作之後讓那些軟件對網站訊息言論作「自我審查」，以便觀察軟件的屏蔽作業，亦即以「逆向工程」（reverse engineering）的方法找出該種訊息審查軟件的具體功效。

研究報告有一段看來很搞笑的敍述：「從參與其中了解審查制度：（因為跟社 交平台軟件兼網管公司訂立了合同），那些公司的員工很樂意教我們如何審查訊息以滿足政府的網管要求；……他們還告訴我們最好每五萬個用戶就聘請二至三位審 查員。由此，我們估算到（全中國大陸）大概有五萬到七萬五千名社交平台公司僱用的自我審查員；這還未有把政府內部的網警、網路監督員及五毛黨的數目計算在 內【註2】。」研究方法如此「鬼馬」，不知大
陸有關當局會否向哈佛提出抗議或警告。

研究的結果很豐富，包括下列個點：

一、用戶上載的文字訊息，通過第一、二層監控之後，進入第三層的五種人手監控流程中的一個。五種審查流程分兩類：一是先審查，結果可以是通過、屏蔽、屏蔽兼封戶；二是先放行，然後二十四小時內受檢，結果可以是通過、刪除。

二、第三層的五種人手監控相當嚴密，團隊研究的一百個社交網站當中，有六十六個遭不同程度的審查。實驗設計裏的文字上載，能通過第一、二層監控的，有四成受到第三層人手審查；而最終被屏蔽的訊息，佔所有上載訊息的63%。

三、研究者有辦法取得非常大量而完整的未經審查的原始上載訊息；利用這批資料與審查後獲得放行的訊息相比較，研究者得出一個「可能敏感詞」的清單。此清單與後來他們從社交平台軟件兼網管公司取得的今年4月份官方敏感詞清單比較，幾乎完全吻合。

四、中共在網絡上進行的審查、屏蔽，主要對象是「能引起集體行動的訊息」，無論這些訊息是與官方同調還是相反。另一方面，批評甚或激烈批評政府的言論訊息，只要不涉及集體行動，遭屏蔽的機會率則比較低。

最 後一點很有意思：大家記得，2010年時，有若干港區人大代表以個別代表身份關注「結石寶寶」事件，中央認為問題不大，但當羅范試圖聯名上書，中央就馬上 「吹雞」叫停。此事與中共最刻意屏蔽「能引起集體行動的訊息」的背後原則完全一樣：個別聲音沒有危險不必怕，還可賴以知道一部分民情，但集體行動則無論如 何是一種不能容忍的威脅，必須鎮壓於萌芽階段。

這和史達林可以容忍個別的批評者如高爾基，卻把清黨的矛頭指向各個反對「派」，是同樣道理。

當然，我們可以說，中共進步了：當年史氏用於黨內少於一千萬黨員的監控和打擊手段，中共現在用於全國十三億人口。

選票何價今昔比 問責闖關誤港人

2013年9月18日

林行止 林行止專欄

一、經過十多年回歸後的生活，港人今天估量這塊向稱福地的未來，究竟是明天會更好還是日趨墮落、比不上過去的活力和朝氣？ 以九七回歸時只有二三十歲的年青人來說，到了「五十年不變」之期屆滿時，這批「回歸老人」是活得比他們的前輩更有出息、更富意義，還是不進則退，比起鄰近 地區人民的生活大有不如而萎頓失色！

在「八十後」尚在牙牙學語的時候，筆者於「政經短評」已反覆論述民主政制並不是最有利於香港的種種觀 點，舊作如〈民選立法局──玩完〉（一九八二年十月二十六日）、「精英諮詢是最適合香港的政制」（八四年八月的系列短論）等等，適足以反映一人一票的選 舉，在筆者心目中，並非位列至尊，更不是唯一可取、無可代替的政治制度。

若干年後，於前途談判大局底定的九十年代初葉，英國人定期歸國，有 鑑於殖民者撤走時屢屢留下尾大不掉的民主（姑勿論種族和宗教）「炸彈」的「往績」，筆者心有所危，極不願見一人一票的普選匆匆就道，以草率始，以不可收拾 的亂局終。這種考慮使筆者反對直選的態度，一以貫之，絕不含糊。

九七以後，情況再不一樣。繼續以香港為家的人，須奉《基本法》為立「區」之 本，而《基本法》對行政長官和香港立法會產生辦法的指引（第四十五條和六十八條），非常明確。前者是「最終達致由一個有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按民主程序 提名後普選產生的目標」。而立法會的產生，則「根據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際情別和循序漸進的原則而規定，最終達致全部議員由普選產生的目標」。

《基本法》具法律效用的有關規定，令筆者對一人一票的民主政治，從懷疑變為不得不支持！

扼要地說，不問是否「愛國愛港」，單是守法奉公，香港人已別無選擇、必須以走向雙普選為政治依歸。換言之，無論是否喜歡一人一票的選舉，只要是香港人又無意興革反抗推倒《基本法》的意向，便得遵循《基本法》定下的政改路線，迎接雙普選的來臨。

荒謬的是，一班自視「愛國愛港」人士形成的社會「板塊」，卻千方百計、讒言游說，拖延普選之期，那些爭取按《基本法》指引定期貫徹普選指引的，反而被中央和特區當權在位者「定性」為立心不良、有心搗亂，甚至被冠上「反中亂港」、「勾結外國勢力」的大帽子！
港 人究竟應當怎樣詮釋「按《基本法》辦事」？比較崇尚理性文明的香港人，究竟是應該追隨《基本法》指引，還是任由一班當朝權貴故意曲解才算數？斷是論非究竟 還有沒有客觀和公道？香港何以在短短十數間變得如此顛倒？眼底下，究竟誰在行不由徑？誰是身不由己？誰在欺人騙己、言不由衷？誰被歸邪？誰能允正？〈均衡 參與一起糊塗〉，是筆者近十年前（二○○四年四月二十六日本欄）一篇舊文的題目，當年憂顧，盡呈眼底，如今看來，事態的發展，只有日比日甚的更難堪，不是 最難堪。老香港能不痛心！

不少香港人，尤其是商界中人，並不特別在乎行使那張選票的公平權利，因為政治之於一般人，並非理想而是實惠，任何 形式產生的政府，只要能夠保障社會有序、人身自由、言論自由、市場自由、私有產權、個人意願、公平競爭、機會開放、沒有集體意志凌駕獨立人格的威脅；加上 政權和平交替……。這樣的政治體制，還用斤斤計較其是否由選舉產生？不用投票而有這樣的政體，豈不更為省時省事？

二、港人對民主政治的成 效，很少存有不切實際的幻想，不會幼稚地認為有了選舉的政治，管治便能安然上軌；近三四十年來那些數以萬計湧來香港「打工」的傭工，哪個不是來自擁有民主 選舉機制的鄰近國家？這些民主國家，或因貪腐成常態，或因法治不彰，或因宗教種族的爭權鬥法，弄得民不聊生、經濟頹唐、治安不靖、國富流失……。至於民主 政治政客為爭取選票傾向大派「免費午餐」，造成福利過度的流弊，港人更是耳熟能詳；然而，何以回歸後，一般港人對普選的要求愈來愈殷切，除了追隨定於一尊 的《基本法》，董建華連任（雖然無法終任）行政長官的若干錯誤決定，可說是刺激港人爭取普選訴求更上層樓的主要原因。

二○○二年二月，董先 生在沒有對手的情況下，自動當選連任；第一屆任內的經驗，讓他感到公務員系統的處事方式，令他難展抱負、壯志難酬，這種「積怨」，促使他在連任後隨即宣布 會在履新第二屆行政長官的第一天（同年七月一日），實行參照美國部長制的「高官問責制」，將所有原來由公務體系遞升的司長和局長職位，由行政長官直接委 任，這等於讓行政長官獨攬大權，各問責高官（政策局長）直接向行政長官負責，政務司司長統領各局的職能，於彈指間喪失。九月五日本欄〈非關政權惹禍事，只 緣管治出蹺蹊〉，對此如何把「行政主導」變為「行政長官主導」的無窮後患已有論述，於茲不贅。

從港英政府最後一位布政司過渡到特區政府出任 政務司司長的陳方安生，她對「行政長官主導」的複雜性和缺失，看得比誰都清楚，可是，她說服不了董氏打消主意，而掌管香港事務的京官讀不通香港這本書－－ 「公務員系統必須保持政治中立」，對他們來說，若非不知所云，便是言不及義；向京官條陳利害的陳方安生被以為權威受挑戰的京官「曉以黨義」，結果是，陳方 安生在與她的上司董建華不和的傳言中，自動請辭，結束了三十九年的公職生涯！

高官問責出台時，市民不是人人像陳太般看到當中的缺失，料無不 良存心的董氏，只是急於求成，怎麼亦想不到雖然因而多了聽命於他的政治問責團隊，卻嚴重削弱了政治中立的公務員實力，令管治效果出於董氏意想之外的不濟。 在未有問責制前，朱鎔基總理指他「議而不決，決而不行」；到落實問責制三二年後，胡錦濤主席着他「查找不足」，董建華下台時到底有多清醒，固然是個謎，作 為評論者，筆者卻清楚看到《中庸》的「愚而好自用，災必及其身」在香港政治現實上充分反映。

當初沒有堅持《基本法》的指引，放任董建華在管 治統屬上改弦易轍，那些負責香港事務的一眾京官，可曾反躬自省？他們可有為了彰顯京官的權威本色、支持董氏行差踏錯而知所反省？取吸教訓？筆者的答案是否 定的。因為迄今為止，筆者看不出負責香港事務的京官意識到董建華邁出令香港走向難以管治的一步！

縱使港人未能即時覺察董先生實施高官問責制 的貽害，但是對公務員的政治中立地位不保，怎會無動於衷？行政長官委任政治官員的權力膨脹，市民對官員權力制約不夠健全的疑慮日深！至於中央一力支持表現 並不理想、對行政系統可說有破壞無建設的董氏，竟能於毫無對手的情況下連任，那與港人意願落差甚大，港人治港看來已不再實在。一連串的失落、憂慮、不滿， 因董政府有意強行通過「二十三條」立法而激發為五十萬人上街的大型示威遊行，「二十三條」擱置立法，訴諸民意的民主訴求更為具體。

上街示威 成為港人最有聲勢表達訴求而效果大小不一的途徑，二○○四年初，董建華成立政制發展專責小組，研究原則程序蒐集公眾意見，兩份相關報告，分別於同年三、四 月間發表；全國人大常委會卻於第二份報告發表後不數日便解釋《基本法》條文及附件，否決了二○○七年普選行政長官，亦不認同二○○八年進行立法會議員普 選；二○○七／○八年雙普選，是九十年代民主黨、自由黨和民建聯成立時不約而同、毫無異議的進程，一經人大「解釋」，全盤落空；而在人大常委會表態前不 久，民建聯已把其政綱中「爭取二○○七／○八年雙普選」，悄悄地改為「爭取二○一二年雙普選」。其他政黨與不少市民發覺《基本法》的指引，根本沒從香港形 勢作考慮，要求及早雙普選的民主訴求，自此滙成洪流。二○○四年七月一日再次有五十萬人上街，要求是清晰的二○○八／○九年雙普選！

‧治絲愈棼的香港政治．之一（之二下周刊出

非關政權惹禍事 只緣管治出蹺蹊

2013年9月5日

林行止 林行止專欄

一、「幫港發聲」的鄭赤琰教授，對殖民者撤離殖民地的後續危機，有再而三的親身體會，心以為危，在接受電子傳媒訪問或在本 報撰文，均提到馬來西亞獨立之初，種族矛盾激盪，新政府為求穩住亂局，不惜停止國會運作，凍結人權、收緊自由，以非常手段控制大局，換取政權和平交接的空 間，以釐定三大種族共融發展的路向。當局「落重藥」，獨立後的馬來西亞政局終於危危百事成，雖然建政未臻民主的至高理想層次，卻已成為南非民權領袖曼德拉 日後前往取經研究多元族群和諧相處的可鑑前車。

脫「馬」而出的新加坡，在李光耀的領導下，定下以圍剿肅清共黨（馬共新共）為首要任務，新加 坡政府又全力培訓防暴警力，以凌厲手段鎮壓學潮，華校學運領袖孫羅文陷獄，共產黨員逐一被捉上電視認錯、悔改。做好這些基礎工作之後，新加坡成立「國家青 年領袖訓練學校」，對學員灌輸如何履行國家社會責任，那些昔日共產黨員或其同路人，則以公開打倒昨日之我的自我批判，換回人身自由；少數「冥頑不靈」的政 治人物如南洋大學出身、新加坡社會主義陣線的謝太寶，遂以政治犯之名被判刑坐穿牢底（刑期比曼德拉的二十七年牢獄之災還長）。事實上，李光耀雖然勵精圖 治，全力撲殺反政府的政治勢力，但直至上世紀八十年代該國獨立（一九六五年）後十多二十年，還有天主教徒因為反政府而被投獄，累及教會的宣教工作。作為開 國之君（該國雖是民主國家，但此字不必加上括號）的李光耀，並未因為建政之初對付政敵手段橫暴、不遺餘力而損害其領導新加坡躋身世界經濟發達國家之林的歷 史地位。

鄭教授借新興政府打擊敵對力量絕不手軟的經驗，指出組織和誓言參與「佔領中環」行動的公民抗命諸君子，隨時會被中央聯同特區政府定 性為不可容忍的挑釁者和反動派，因而極可能闖下彌天大罪。鄭氏雖然未明言（未預測）「佔中」一旦成為事實會否招來防暴警察甚至駐港目的並非「對內」的解放 軍的強力鎮壓，但廣大港人只要記得「行政長官落選人」、全國政協常委唐英年與梁振英角逐行政長官的電視辯論中透露有關「出動解放軍」一節，再看梁氏上場後 頻施辣招（非僅對物業市場而言）而面有得色，市民有「佔中」成事時當局可能使出狠辣手段應對的聯想，是很自然的。

和親身經歷三次殖民地獨立 的鄭教授不同，不少對新興獨立國家早期歷史不甚了了的香港人特別是「中環人」，他們亦有「佔中」生亂甚至癱瘓中區的憂慮，因為在他們的經驗和印象中，共產 黨人大都有「世界愈亂愈好」的「紅衞兵基因」，際此港共緊抓權力、做好隨時出動爭取本身優勢的時刻，特區政府定出狠辣對付「佔中」的策略，不足為奇。

萬 一「佔中」終成事實，筆者相信三位發起人和「十位死士」，都是心智成熟明白後果嚴重且已作最壞打算的市民，他們仍然無畏地踏上「征途」，展示的正是不惜付 出代價（也許傷亡也許牢獄之災也許事業職業受挫）力爭公平普選的決意。不過，一般跟隨者，特別是年輕一輩，卻未必人人明白此舉的嚴重後果。習慣了香港向有 上街示威表態的文化，不論元旦、七一，不管六四、國教，都可見浩浩蕩蕩人頭湧湧的示威群眾，為香港贏得「示威之都」的「美名」；正因為這些遊行集會莫不在 平安和平的情形下進行，即使警方為維持秩序進行不算手軟的干預，並未見不可收拾的警民衝突，對於「佔中」可能以流血收場的推測，根本不在後生一代想像之 中，而這正是參與「佔中」可能釀成悲劇的危險處。

二、造成當前社會混亂且可說險象環生，近因為梁振英政府人謀不臧，遠因卻起自董建華急於求成的不成熟管治。

回 歸以來，無論什麼人當上行政長官，都有管理不好香港的懦弱和難堪。董建華作為「開區（特區）之首」，有抱負、有主張，可是缺乏「治港之術」 （statecraft），駕馭不了港英調教出來績效良好的公務員隊伍，更加忍受不了公務員系統那種有規有矩、重重檢視、步步設限、事事記錄的行政規範和 布局。為了擺脫這種無形「枷鎖」，於是在政黨實力仍未建基的情況下，魯莽地引進政治任命的半部長制，化行政主導為行政長官主導，希圖藉此形式之變擺脫公務 員系統的羈絆。若以有無違反《基本法》的角度考慮，此一偷天換日的權責大挪移是不易成事的，可是，董氏那時正當時得令，深獲北京信任而得以順利改制，打翻 了港英百數十年來行之有效的管治模式和體制，站在中國人能比英國人做得更好的民族自豪和愛國立場，這種制度革新曾受鼓勵。

不過，經此嬗變， 中央過去支持特區政府施政，便於不經意間變為支持在任行政長官的施政，這種看似無關宏旨的微妙變化，使不滿任何一位行政長官施政的香港市民，不知不覺地站 到中央政府的對立面！如果中央同情港人處境，那麼，上無北京授命下乏群眾支持的行政長官再死皮賴臉，亦難以立足台上了。

董建華放棄行政主 導，向受倚重的公務員系統的行事程序、方法和傳統便再不管用，官員已無舊「職」可稱，改而成為以行政長官馬首是瞻的「馬仔」團隊（他們中確有人視上級奉京 官為「老闆」），為行長官所用而非各有本分、各司各職。這又是一項後患無窮的變化—行政長官權責一把抓，打亂了過往民意是由不同部門分頭蒐集、整理，然後 經專業部門小心因應進而提出不同看法和意見，然後才上呈政策科撰寫利弊兼俱利害紛陳的政策報告，最後經由行政、立法二個議會的諮詢和辯論，才有定奪、才出 定案。從下而上的治事程序，改為行政長官主導後，政令主張由上而下，屬下官員難得有迹可尋，更無思路可追，層層傳達，並無添益，只增誤解，以致政策出台， 因思慮不周錯漏百出而四方驚恐。曾蔭權主政期間，由於行事形式仍沿舊貫，貼近行政主導的程序而較少「驚人之舉」（曾氏管治表現因循卻中規中矩，其鞠躬下台 不算光彩，另有故事，亦與制度相關，日後有機會再加分析），而辛勤任事的梁振英團隊，新猷愈多愈嚇怕港人，不止吃力不討好，簡直是惹人厭煩擾民傷生計！

焦 頭爛額的梁振英班子，不再倚重公務員團隊的管治實力，改而鞏固擁立他的政治實力，拉攏一班出自基層的港共及其同路人，一些以經營「天光墟」識見的新貴，竟 有指點金融中心國際都會的氣魄，在拉近貧富懸殊的藉口下，香港變為一個不是照顧全民整體利益的社會，而是一塊旨在惠及新移民和多福利而未必厚生的雜居地。

從 前香港，人窮志不窮者多的是，自力更生，不要施捨救濟的風氣已不復見。代之是窮兇極惡、不住墮落。警方與黑勢力一起亮相維護中央支持的梁振英施政，不同階 層、不同範疇的社會爭拗和矛盾，對壘嚴峻激化分歧。香港管治已到了非要撥亂反正不可的地步。縱使不少人認為，及早商議普選，補足人事任用的缺陷，可能是安 穩人心、給人們以管治必將進一步改進的思想出路。可惜梁振英卻屹然不動，把很多市民等待得心急如焚。「佔中三子十死士」以公民抗命展示爭取「真」普選的決 心，可說是被逼出來的。

本來，香港的雙普選是按《基本法》的設想綱領，由特區政府推動商議，繼而由人大拍板定案；這等於說選舉法的擬議是香 港管治制度當如何完善的問題，與鄭教授提及的殖民地後續危機導致爭奪政權的交鋒從而引發的鎮壓打擊，是風馬牛不相及的兩碼子事。可是梁振英政府有港共的 「紅衞兵基因」暗裏鼓動；再加上前述北京支持梁氏（或任何行政長官）的立場沒有轉圜空間，「佔中」會被中央視為抗中，便屬茲事體大，以機關槍掃射蜜蜂的場 面，亦就不能掉以輕心完全抹煞。

論政負責當如何 怕亂怎能防害生

2013年8月28日

林行止 林行止專欄

一、拜讀鄭赤琰教授八月二十三日在本報的大作〈沉默大多數是安定最大能量—回應「打手」論〉 （下稱〈回應打手論〉）與早一天署名「一寶」、以廣告形式在本報刊出的〈致《信報》林行止先生公開信〉，筆者不能不說幾句話；以時序分先後，先從一寶的公開信談起。

「公 開信」認為筆者有關「幫港出聲」的論述，有五點「有商榷的餘地」，對於前四點，筆者只能「無詞以對」，所以如此，皆因不願介入不盡不實、無益無建設性的 「語言藝術」漩渦。關於「公開信」的第五點，在很多人看來，或許是無關重要的高滔之論，誇誇其談；不過，筆者卻心生感觸，有幾句不吐不快的話要說。

「第五點」的「重中之重」是這兩句話：「負責任之論政者應提出香港在中國發展中尋求共生共存之路，將中華民族帶向穩定光榮之大道。」

筆 者從《信報》開辦之日，可說「全年無休」地撰寫代社論的「政經短評」，到數年前開始每周三篇的「林行止專欄」，前後超過四十年，篇數不止上萬，字數當在二 千五百萬至三千萬之間，除了不成比例的少數近似讀書劄記和生活趣味的龐雜文字（不算是「雜文」），其餘十之八九，均為議論本地及海內外政經的文字。有此 「資歷」，筆者固然自視、相信讀者亦視筆者為時事評論者或論政者。不過，捫心自問，寫了數十年「政論」，卻從來想不出有像一寶那種對「負責任的論政者」的 看法！

筆者不會妄自菲薄，把論政文字視為遊戲筆墨，斷事論人，因而從不「隨便道來，妄加月旦」；另一方面，更不敢狂妄自大，以為政論真有足 以興邦、喪邦的威力。作為寫政論的文工，筆者力求務實理性，勤讀勤思考，不懈追求深闊的人文知識，且以之作為立言的根基，條陳事理、認識表裏兼顧分析，無 論是引中外前人所見或是一己所得，發而為文，從來不以其為個人的「主張」，僅是一些經推敲後以為可供讀者參詳、思索、比較和取捨的見解。一寶建議「負責任 的政論者」需「將中華民族帶向穩定光榮之大道……」，佔據「愛國愛港」的高地，可是在筆者看來，全是大話荒唐、不及理性的廢話！過往數十年，尤其是在內地 改革開放後的二三十年，和本報大部分作者一樣，筆者有關中國政經的論述，有哪一篇哪一段的用意是與之反其道而寫？

未被「愛國愛港」這句識時 務者十分中聽的口號「污染」前，很多人，包括筆者在內，看到這句口號式的「指引」會失笑，且會感到當中的虛妄；但是九七回歸之後，尤其是在梁振英上台這一 年多來，這種也算是人家自掏腰包、也許受到「贊助」而又可能是報社免費「納言」的廣告，兩句看來不經意甚或是好意的提點，卻令筆者意識到，香港已與「過 去」漸行漸遠，現在的香港已和筆者這一二代人成長、發展的生態不大相同了。城市大學媒體與傳播系主任及傳播研究中心主任李金銓教授近著《報人報國—中國新 聞史的另一種讀法》（中文大學出版社二○一三年）的代序說「王芸生（《大公報》創辦人）目睹國民黨大勢已去，擔心共產黨不要他這種人，很快就跟上時代，對 自己和對《大公報》都是上綱上線，罵得一文不值，既自譴、又自賤……」，又說「很多『民主』報人（如徐鑄成、蕭乾、儲安平）也都經歷這種扭曲」。王芸生為 求存為報毛澤東「特殊關照」之恩而「扭曲」自己和他代表的報紙，李教授因此質問：「難道這是一般自由知識人共同的歸宿？」筆者可算是「自由知識人」，但絕 不希望追隨上述諸位報界先進般無端打倒昨日之我，更不會把所創報紙及同事拖落水！

一寶的「共生共存」，要不是共產黨的「生」、共產黨的「存」還罷了，若是黨八股般如「經濟要為政治服務」的餘緒，文人要為國家而非忠於自己的識見，這樣的轉變，筆者「轉」不過來，自己已過了「迎難而上」的年齡，擱筆不寫也許是眼前的選擇。
二、「打手」論「中傷」了「發聲」幫，看來還傷得真不輕，否則不會有那麼多「駁斥」文章一篇接一篇地列序上報；雖然反駁聲雜，卻完全無法說服筆者對其墜入「打手」角色的觀感。

不打算就沒什麼論點的「反攻」再添筆墨，只有鄭赤琰教授的回應，具有進一步探索、討論的意義。鄭教授用心解釋，讓筆者理解更多有關他為什麼會站到人前「發聲」的用意。
〈回應打手論〉分段解說「發聲」不是打手集團、不是「打手」層次，其不論政、不組黨、不遊行，為的是希望藉公開呼籲，發動沉默的大多數齊聲叫停「佔中」。換句話說，他們「發聲」，是因為他們害怕香港會因此而動亂！

筆 者無意研究「發聲」的真身是否打手，但是他們的亮相，確實予人以不堪的印象，主要原因，恐怕是受環境烘托所「累」。當前香港最令人吃驚、憤怒、擔憂的歪 風，就是在不同層面的不同意見人士之間，湧現了經過刻意「分流」並加組織而拉開的敵我對陣式戰線！從權力核心的「梁營」、「官辦」，盯着泛民黨派而抬頭的 愛護香港力量、愛港之聲……。媒體固然有兩種意見的穿插，就連學生家長，也在聲援和反對教育政策上，變成對頭人！

筆者無法確定歪風的緣起， 究竟是北京的意旨還是港英的策動，反正他們全在梁振英掌權之後才現身，那是徹頭徹尾破壞香港的和諧、必將生亂的禍害之尤。很多人，包括筆者在內，並不害怕 共產主義，卻實在不能不怕共產黨，因為共產黨為了執政、為了穩固權位，往往會把一些原屬形而上的、應當憑理性化解的思想鬥爭或階級矛盾，全部從意識理念層 次，化為具體的、形而下不人道的殘暴鬥爭和政治運動，對社會和經濟必然造成災難性破壞。當年的「前途談判」，香港人被北京「鐵定收回主權」嚇得魂飛魄散， 就是驚懼共黨治下那些有理說不清的血腥鬥爭和昨非今是、今非昨是的政治鬥爭和人性改造運動。

中英談判，兩國各有立場，卻能同樣體恤港人的憂 慮，出了《聯合聲明》、出了港人日後賴以安身立命的《基本法》。順利過渡說明香港人相信一國兩制的承諾、接納中國是共產黨專政並為香港「宗主」的政治現 實。港人深切明白，香港只不過是個統屬共產中國及獲北京保證一定期限內自由開放的特別行政區。

回歸以來，無論董建華還是曾蔭權，他們作為特 區領導的表現，縱有不足、招人話柄、受到罪詬，卻總不致好像今天的梁振英般把香港變成一個處處要分敵我的戰場般可怕。突出矛盾、硬分敵我、失去「和衷」， 哪來「共濟」？港人害怕共產黨管治下的人人鬥、處處鬥、天天鬥，梁振英的管治，卻予人以港共（？）治港、高度「共」治的印象，那是因為社會現實反映了共黨 管治不離鬥爭的特色！

《基本法》是否仍然可倚靠？北京會否繼二○○七年雙普選的一再拖延後，再次在普選行政長官（及立法會議員）方面遲疑？ 怎樣的選舉制度才足以體現中國絕對擁有香港主權的威儀、同時切合香港的實情？由於梁振英在政改事務上蹉跎歲月，一再避而不談，港人的焦急，又豈止於一班泛 民黨人和學者？

正因為「發聲」中人不乏「不是沒腦的論述」，他們站出來卻劈頭便說不論政、不組黨、不遊行，只是對準未必出現、或會出現的 「佔領中環」行動，而那行動的計劃根本不是什麼陰謀造反、武力對抗，只不過是強調打不還手，罵不還口的秀才（秀才領導牽頭的公民）抗命！「發聲」卻針對 「佔中」可能出現的行動，飽以重拳，極盡鞭撻，那豈是筆者所認識所尊重的其中數位學者的氣度？真難相信那是他們自發的組合和思路。除非「主謀」心存忌憚， 為了避免不是沒腦的讀書人意見參差、在未經拍板的政改上說三道四、添煩添亂，於是在號召斯文人與斯文人「對決」的同時，刻意點明他們不會介入政治討論，亦 不爭取怎樣的真假選舉，光以打擊「佔中」行動為唯一的單薄任務！

對於鄭教授對後殖民者管治的想法，下周—天天談政治，筆者亦有點膩的感覺—再議。

從大中華地區看港人說普通話

2013年8月3日

龔祖兒

月前筆者參加「粵普對比研討會」，與北京來的主講教授辯論，究竟普通話與粵語是主幹與分支的關係，還是分支與分支的關係。

雖然學理上【註1】，普通話與粵語應是分支與分支的關係，可是以中共的政治指揮學術的專制傳統【註2】，教授只有堅持普通話與粵語是主幹與分支的關係。

年前有個什麼北京大學教授叫囂「不講或不懂普通話的中國人是狗」，這當然很多人不會苟同。不過，以【表】中列出的數據看，中國推廣普通話的成效差強人意，用了近六十年時間，尚有一半人不諳普通話。

筆者推算，不懂以普通話交談的人，有部分應該可以聽懂普通話，只是不能流利運用而已。他們跟其他地方人士溝通時，會採納語言學中叫的「不共語交談」（Non-convergent Discourse）模式【註3】。

換句話說，非普通話人與普通話人交談時，各說各話，非普通話人只講方言，普通話人只要聽非普通話人的方言幾次，便能適應。

想起來，日前大陸強制廣東省減少廣東話廣播，只是揠苗助長；亦有部分北方人不滿港人不說普通話。奉勸他們先解決自己的問題，別對港人指指點點。

台灣在老蔣時代，雷厲風行，規定學校不准說方言，違者受罰，故經五十年時間，即九十年代，效果顯著，已有八成人懂普通話。

由於推行方式專橫，令台灣人更加明白語言多元化的可貴。自台灣有政黨政治輪替後，語言政策已由普通話主導，變成語言平權，公共設施和交通工具，均有普通話、閩南話和客家話廣播，社會更見和諧。

雖然台灣人九成懂說普通話，可是不同族群的人，在大眾傳媒、公眾地方，亦喜歡這種「不共語交談」模式，即一方說普通話，另一方說閩南語，不但無礙溝通，亦顯示各自尊重對方的母語。

香 港流行學普通話，也不過是十數載的事，能講用普通話的人數比例已算不錯，雖然在大中華區是最小，但統計處報告顯示，亦有四成人自評使用普通話能力一般，相 信這類人應可聽懂普通話，所以香港人亦可效法大中華地區，採納這種「不共語交談」模式，即使當有自由行大陸旅客問路，我們也要以粵語回應，一次聽不懂，可 耐心地再說一遍，直至他們明白為止。

不懂說普通話的港人，不要妄自菲薄，因為根據政府的語言守則，只有公務員有職務責任用普通話解答大陸人問題。筆者有公務員朋友斬釘截鐵地說，下班後一定不說普通話。

筆者其實鼓勵港人學普通話，因為學懂普通話，講不講全由你主宰。

作者為國際會計師公會會員、英國行政管理學會會員


【註1】粵語經千年發展而成現狀，普通話的現今面貌只發展五百年，故此教授亦同意普通話比其他方言只保留最少的古漢語發音。

【註2】2000年10月31日頒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法》確定普通話為國家通用語言。

【註3】荷蘭社會學家Reitze Jonkman提出的交談方法，令不能完全掌握某個語言的族群能與其他族群交談，亦能保持族群身份的認同。

【註4】2004年公布的中國語文文字使用情況調查（www.gov.cn/test/2011-10/31/content_1982575.htm）

【註5】《台灣的語種分布與分區，台灣閩南語的源流與演變》（洪惟仁，國立台中教育大學，2013）

【註6】政府統計處主題性住戶統計調查第51號報告書《香港的語言使用情況2012》

治理新界與雙元權力

2013年8月24日

李秋

天水圍勢力人士高調挺梁，組成「維和部隊」為特首護航一事，猶如在政界投下一枚深水炸彈，政府知道事件非同小可，意圖迅速降溫，警方高調在元朗反黑，梁振英再次落區，也一改戰鬥格。但天水圍事件之前發生警察介入政治活動，黑白兩道被動員起來，市民憂慮一時三刻難以消除。

由於新界東北及元朗南發展涉及重大政、紳、商、黑四大勢力利益，當特首被公眾看見要仗仰勢力人士護航，等如公開承認向新界利益妥協。治理新界，非同小可，現屆政府實在太掉以輕心，回歸十六年，新界勢力坐大，亦同時反映出回歸後特區政治的困局。

皇權與紳權

殖 民地時代港英政府對新界治理一直小心翼翼，當中充分體現了英國人殖民地管治技巧。由於早期新界居民乃原住民，比英人更早落地生根，加上有宗族勢力領導，以 及晚清以來因治安不靖，鄉村之間爭奪資源械鬥不絕，農村地方出現軍事化，組成鄉民團練，鄉紳擁有武裝力量，英軍進駐新界時曾與元朗錦田鄉紳爆發武裝衝突。

殖民地治理新界，採取一手硬一手軟，軍事與政治並重。鍾逸傑曾任新界理民官多年，他在回憶錄中記述英國第四十八軍團駐紮元朗，平時為鄉民修橋補路，有天災時出動救人，亦參加鄉民傳統活動。元朗最大地區慶典是天后巡遊，英軍參與巡遊，鄉紳與英國准將主禮檢閱隊伍。

英 人起用之新界理民官，有來自牛津劍橋人類學者，其中許舒博士最為新界上一輩村民鄉紳所認識。他們用心去研究農村權力結構，為殖民地政府制訂政策。許舒博士 著作The Great Difference: Hong Kong's New Territories and its people 1898-2004，是至今為止最完整了解鄉紳勢力與港英治理的讀本。

港英在政治上給予鄉紳利益，但從來不會與他們平起平坐，共享權力。英 人進入新界，因土地補償問題與鄉紳爭執，金文泰總督成立鄉紳諮詢組織鄉議局，1959年鄉議局條例正式通過，確立鄉紳具有法定諮詢地位。六七暴動，鄉紳主 流派選擇與殖民地政府合作，鄉村成立民安促進會，這是官方認可的「維和部隊」，個別鄉紳甚至獲發手槍自衞。

左派暴動平息後，張人龍、陳日新 等代表由楊啟彥陪同訪倫敦，以示表揚。此後港英一直採用「就地而治、分而治之」政策，形成雙元權力結構，鄉紳協助政府工作，如設立英軍操炮區、興建電廠、 收地起公路及發展新市鎮，英人則以特權利益回報鄉紳，所謂代表新界居民傳統權益丁屋政策，只不過是在七十年代暴動後，收買鄉紳，黎敦義與副手威廉信兩人， 花了六個星期時間便草擬好的急就章政策，用以平息鄉紳不滿。在開發新市鎮過程中，鄉紳有法定諮詢地位，所以能早着先鞭，及早囤地等發展。

鄉左整合

但 在利益收買之外，港英時刻防範其政治勢力坐大，其中指導原則是防止「鄉左結盟」，鄉紳在過渡期也是北京的爭取對象，而中方也扶植民建聯勢力伸入新界，回歸 後把鄉事與左派整合，代表人物是張學明，以及今屆新當選的爭議人物梁志祥。鄉左整合，大大增加了鄉紳政治力量，而原本不為主流中產所注意的新界地區勢力， 也開始紛紛走上台前，甚至走出新界，走入全港政治。

政紳合謀由來已久，但英治時代分清誰人話事。後過渡期鄉紳倒向北京，彭定康便決定全面整治新界。今天政府權力弱，是否能駕馭有政治後台的紳權呢？尤其是新一代鄉紳，與戴權、劉皇發經歷港英合作那一代不同；上一代雖然也是利益掛帥，但他們知道政治上要低調，否則會被整頓。

鄉紳沒什麼政治理念，眼中只有利益，被公眾視為落後勢力；回歸後近年上位的鄉紳，政治手腕欠奉，惡形惡相，不顧大局，視政府官員如無物，正因為他們認為自己有足夠政治力量。

今 天借用出位的鄉紳勢力，一時三刻可以協助政府掃除反對聲音，猶如東北發展諮詢論壇，用風褸黨對付社運保育人士和青年學生，也可以在天水圍論壇場外壓制人民 力量，但鄉紳勢力與政府公共權力此消彼長，等於把政策主導權交予新界勢力。不過，新界原居民不用太高興，此等新界勢力並不等同新界人利益，他們只管個人利 益。

許舒回顧英治新界政策，認為政府只是把建設擺在新界（In the New Territories），而不是為了新界（For the New Territories）。英治時代利用鄉紳的治術，今天不單延續，而且更加惡質化、更加赤裸裸、更加不堪入目。

誰說歷史一定會向前進步？

官方經濟數據也「山寨」了嗎？

2013年8月23日

練乙錚

---

大陸官方經濟數據可靠與否，在過去的GDP高增長歲月沒多少人理會，因為商政界一般認為，有錢賺就好，幾個數字的 零頭不準確，沒有問題，更而且，數據偏「好」，有利於營造景氣，誠非壞事。不過，自從GDP增幅放緩以來，這方面的疑問開始受到商界關注；畢竟，是七還是 六個百分點的增長，差了一成半，若有其他不利因素相舛忤，實足以影響利潤和投資。

---

此外，一直以來，學術界對大陸經濟數據信心也比較 高，大名鼎鼎如普林斯頓的鄒至莊，亦認為研究者可以安心使用；他在自己的量化分析裏，經常大量應用中國國家統計局的資料。但是，最近，連學界也開始懷疑大 陸數據、擔心造假。上周四，北京大學滙豐商學院副教授包爾丁（ Christopher Balding ） 在《社會科學研究網絡》（SSRN） 發表了題為〈中國經濟數據有多爛？〉的論文討論稿，指出大陸多年來發表的官方數據嚴重失誤，各種數字自相矛盾，用以計算基準數據的關鍵參數偏離現實，有些 甚至到了明目張膽（「blatant」）的地步，筆者看了嚇一跳【註】。

兩個基本經濟概念

今天介紹並討論包氏文章要旨。先解釋一下兩個基本經濟概念，有這方面知識的讀者，可以略過跟着的兩段文字。

大 家知道，量度某地某年經濟總體表現的最通用尺碼就是實質GDP，但實質GDP無法直接觀察，基本上只能以名義GDP（即以當年市場價格算得的生產總值）除 以全年通脹率得出。名義GDP由商界層層上報累計得出；假定此總數完全準確，則實質GDP有多可靠，便視乎通脹率有多「硬淨」；把通脹率低估一成（或分十 年每年低估1巴仙），之後算出來的實質GDP就「增加」百分之十。

通脹率本身是一個簡單數字，以一個數字反映千百萬種商品（物品及服務）在 一整年中的各
自價格變化，卻非易事。一般做法是把商品橫向分類，每一小類當中，按商品的當年價格變化及消費比重算出加權平均，作為這個商品小類的通脹率； 小類集結成中類、中類集結成大類……，如此不斷橫向集結，最後得出的加權平均數，就是通脹率。

包氏研究大陸實質GDP之時，沿用國統局給出 的名義GDP，只着眼找出其通脹率所含誤差。結果發現，單是十年來通脹率所包含的累積錯誤，便足以把現時的實質GDP數字高估8至12%，約相當於一萬億 人仔。如果作全面的誤差評估，特別是如果還查找地方機構層層上報各地名義產值時加進去的「水分」的話，上述實質GDP數字的8至12%高估，不過是誤差的 下限。

討論大陸官方通脹率可靠性之時，包氏特別選擇房地產價格與租金及所用的若干加權參數為切入點，因為住房消費通常是國民總消費中的最大 項，而國統局這方面的處理手法最為離譜。何以見得呢？大家可以看看該局給出用以計算2000年到2011年期間通脹率的有關數據和所用參數，以及由此得出 的一些逆乎常識的結論：

一、城市樓價升幅

大陸的名義住房價格指數（即租金、自住物業的「影子租金」指數，而不是屋價指數），十一年之間的升幅十分溫和；農村平均年升1.76%，城市平均年升0.53%，約為前者的三分之一，似有若無。

這就奇怪了。三十年來，大陸農村人口不斷往各線城市遷移，供求關係令城市住房租金緊張之極，「蝸居」成為熱門話題，但國統局的有關數據、特別是城市範圍數據卻十分溫和，與一般人的認知差距巨大。

二、農村屋價升幅

尤 甚者，上述數據與國統局另一組數據明顯衝突。2000年到2011年間，農村屋價累積升幅為249%，這與同期間農村住房價格指數累積升幅的19%比，差 距驚人，後者低得令人生疑。這還罷了，城市的住房價格指數在那十一年之中的累積升幅是更低的5.99%；那麽，同期間，城市的屋價累積升幅又是多少呢？

包 氏指出，國統局沒有給出這方面的完整資料（某些年發放過，但數據溫和得嚴重不符絕大多數城市居民感覺，多方指摘之下曾中止發放），而發放過的官方數據的確 不像話。例如，這些數據顯示，上海市2006年到2011年的屋價，年均增幅是1%。不過，同期間上房指數的年均增幅，則高達15%；又例如，深圳市屋價 年均增幅是0.04%……。

三、城鄉人口比例

國統局數據還顯示，全國範圍內的租金升幅儘管溫和，卻比自住物業 的「影子租金」升幅快了一半，而租住物業集中在城市，農村則99%是自住物業。總體住房價格升幅既是城、鄉升幅的按人口加權平均，那麽，如果大陸城市化程 度愈高，總體住房價格升幅便愈溫和（姑且勿論這個反常）。大家知道，十年來，大陸城鄉人口比例，約從四六變成五五，現在是城市人口多一點點。不過，國統局 在計算2000年至2011年期間的總體住房價格升幅時，所用城鄉人口比例由頭到尾是八比二！

大陸當然沒有八成人口住在城市裏，但國統局隨意使用八二之比這個參數，好處是可以算出一個比較低的總體住房價格升幅，最終弄出一個較低的通脹率。對此，包氏用了一個形容詞「egregious」 （駭人聽聞）。

四、食品價格升幅

如果進一步根據國統局的做法，以34%為加權把食品價格升幅算進總體通脹率，則食品價格漲幅已經解釋了總體通脹率的99%。亦即是說，住房價格變化對大陸通脹的影響接近零。包氏說，任何對大陸實況稍為有點認識的人，都難以接受這個結論！

五、消費物價和住房價格累積增幅

如果直接比較期間的消費物價累積增幅（30.2%）與住房價格累積增幅（8.1%），得出的結論就更驚人：期間的實質住房價格跌了17%（108.1╱130.2 = 83%）！

GDP應下調一萬億

由 於國統局算出的通脹率根本難以置信，包氏遂利用第三者住房價格數據，以及比較合理的城鄉人口比例等參數，重新算出2000年至2011年間的累積通脹率， 然後拿國統局的名義GDP除以此累積通脹率，得出2011年的實質GDP（ppp）的比較可信數值，比國統局公報的低了8至12%；用來估算今年的實質 GDP的話，則國統局的預估值應該向下「微調」一萬億人仔，才比較合理……。然而，這只不過是全面檢視、修正國統局實質GDP數字的一個起點。

包 氏認為，一個國家的統計局如此捏造基準經濟數據，必然出於某種政治權宜。這個說法，國人不難理解。站在中共立場看，當政府幾乎失去了經濟以外的所有管治威 信，而經濟動力也因為內外主客觀因素交困而逐漸減弱之時，按政治需要捏造、篡改關鍵經濟數字是僅餘的幾個維護一黨專政地位的辦法之一，比起對內暴力維穩、 對外用武等其他辦法，各方面的成本都低得多，無疑是一個應該善加利用的選擇。

大陸經濟發展動力逐漸減弱，論者對此已有相當廣泛共識。前中銀監會主席劉明康近日指出，過去十年經濟持續高增長，靠的是土地、人口、WTO三大紅利，但如今三者的優勢已幾乎消失殆盡。筆者認為，大陸當年享受的發展紅利，不止於劉氏提的那三個。

革 開放之初，大陸起碼還有「香港紅利」和「國際援助紅利」。時至今日，香港紅利已經消失，香港反倒在某些方面變成大陸一些高官、評論家、學者等心目中的厭惡 對象和負累，而港人對大陸的善意，例如通過高額救災捐款表達的心意，亦同時逐步流失。關於這些，香港人都很清楚，不必筆者多說；國際援助方面，則或者可以 補上一筆（國際經援從來都不是單方面有利於受援國，但這不是本文要點）。

各種紅利漸次耗盡

七十年代末，大陸改 革開放，獲得多個發達國家、國際組織（如世銀）的實質支持，當中包括美、英、德、加、法、日等，其中以日本的援助金額最大，約佔所有外援的四成；援助內容 一般包括低息或無息貸款、技術援助、人才培訓等。援助金額，現在看來，不算什麽，例如日本自1979年起至2009年的二十年裏，提供了總值三萬六千多億 日圓（三百五十億美元）的援助；然而，在七八十年代大陸那種百廢待興、但缺資金、技術與人才（即是缺乏一切增長要素）的年代，得外國援助乃是久旱逢甘露。 國人現在多視日本援助為侵華賠償的一個形式、視西方援助為霸佔大陸市場的一個部署，因此難以明白當年外國援助乃一種非常及時的發展紅利。

不 過，大陸經濟已非昔日可比，發達國近年也遭遇嚴重經濟困難，正陸續提出或已經削減對大陸的經援。零八京奧之後，各國援助急遽減少。該年，日本停止對大陸有 償援助（低息貸款），只保留較小額的無償援助和若干技術支援；2009年的日援總值，已跌至區區六十五億日圓（六千三百萬美元）。2011年5月，英國完 全停止對大陸援助。其他一些國家亦已作出類似決定。

國際組織方面的援助，最大來源是世銀。改革開放三十年來，世銀予大陸經援總額約為五百二十億美元。去年，大陸首度變成世銀的淨還款者。

從 有限資料估算，大陸三十多年總共獲得的經援總值約為一千五百億美元。視乎不同時期的滙率，此數字大概相當於一萬億人仔，約為今年大陸實質GDP估算值的一 成，可謂不大，卻相當於1980年大陸生產總值（ppp）的四倍，不可謂小。金額之外，從外援當中得到的技術知識和眼界，無異同樣重要。

外 援紅利，和香港紅利一樣，今天可說也基本上消失。在發展歷程而言，這不一定是壞事；問題是，紅利都消失，大陸今後經濟高速發展靠什麽？禮義廉恥，國之四 維，在大陸都搖搖欲墜，唯靠GDP這根柱子支撐場面。當這根柱子也鬆動了，發放一些「山寨」數據頂一頂，有助緩衝一下，長遠於事無補。

《信報》特約評論員

【註】包氏文章網上免費下載，見「How Badly Flawed is Chinese Economic Data?」（http://ssrn.com/abstract=2307054）

新聞處淪為政治工具

2013年8月23日

鄭經翰 大班人語

2013年8月11日，梁振英在天水圍地區論壇上說：「我們不能夠讓廉政公署成為政治打擊的工具！」此言一出，公眾嘩然， 認為梁振英手握龐大公權力，竟然以泰山壓頂的姿態要求舉報人向林奮強、張震遠道歉。不過，言猶在耳，與此同時，原來政府新聞處早已淪為特首的政治工具，更 可謂第一個淪陷的政府部門。

2009年8月31日，跟過葉劉淑儀搞保安事務的教育局副秘書長黃偉綸出任政府新聞處處長，至今四年。按政務官 「三年一遷」的職位調動慣例，黃偉綸本該於去年8月底離任，但可能由於護主護到涎皮涎臉、拍馬屁拍到啪啪有聲，至今還是未有去意，一派「笑罵由他笑罵，好 官我自為之」的姿態。

正式記者會大幅減少

本來，在梁振英未做特首前，我對黃偉綸還有一絲半點的尊重。事緣，有 一次，他對我說（大意）：「大班，如果老細不喜歡我，那就調走我囉，調我守水塘囉，不要緊的啊，我是公務員來的嘛，月尾實有糧出㗎！」雖然，當時他的工作 態度實在欠佳、表達手法實在拙劣，但他恪守公務員政治中立的原則，無論如何還是值得確認的。殊不知，這些都不過是推搪卸責的藉口。

事實擺在眼前，一旦改朝換代，雖然黃偉綸仍是公務員，卻儼如以死忠「梁粉」的醜態出現，不但即時變臉，甚至可謂反轉豬肚。簡單講，黃偉綸就是拎着公務員的鐵飯碗，幹着梁振英政治打手的勾當。

首先，梁振英甫上台，黃偉綸領導的新聞處即一改多年慣例，將正式記者會的數目大幅減少，官員坐定定任記者發問的場面儼如鳳毛麟角。

再來，就連官員站着說幾句話，然後讓記者問幾個問題的「站立式記招」（Standup Press Conference）也很少開，即使開也很少照慣例讓記者提五個問題。

及 至今年8月11日，梁振英出席天水圍地區論壇，其開場白更破天荒沒有發稿，而新聞處回覆記者的查詢時竟然回答「因為特首辦公室沒有交來發言稿記錄」。這個 解釋，可謂荒天下之大謬。第一、做發言記錄一向都是新聞處的工作；第二、當日黃偉綸及新聞處的新聞官都在場，有理由相信已經做了相關工作；第三、梁振英去 年12月出席前後共三次的《施政報告》諮詢論壇，活動性質跟今次落區相若，都是要憑票入場，並設公眾發言環節，而三次新聞處都有上載梁振英的發言稿。

新聞處假惺惺澄清

關 於最後一個問題，新聞處依然不作解釋，而特首辦發言人就指，諮詢會「佢（特首）明顯有個 speech想講，佢會照住讀嗰種，所以我哋就會公布，而落區唔係一個formal的活動，所以唔會出一個formal的speech」。如此牽強的理由 都講得出，只會令香港人覺得，這個政府已經淪落到無藥可救的地步。

到了今年8月18日，梁振英到觀塘出席第二次地區論壇，情況就變本加厲，簡直到了令人髮指的醜惡境地。

眾 所周知，電子新聞媒體在論壇現場「做扒」（stand-upper的俗稱，意謂「現場直播電視新聞報道」），實屬行之經年的「指定動作」，但新聞處卻明令 禁止這樣做，理由竟然是「做扒」會分散現場觀眾的注意力。好明顯，新聞處在黃偉綸的領導下，已經淪為政治打擊新聞自由的工具。

更離譜的是， 當論壇草草收場，梁振英「走後門」離開時，一大群保安人員就築起人牆，阻止記者追訪；直至梁振英連影都不見了，新聞處職員才假惺惺的跑出來，說新聞處並沒 有下達相關命令。如此下三濫的手段，過去那麼多位新聞處處長相信都不屑為之，而可能只有黃偉綸才會沾沾自喜，自以為是絕世好橋。

還有，過去 一年急速冒起的全新網上新聞媒體「主場新聞」，竟然被拒進場採訪，理由又竟然是它不屬於新聞媒體。事實上，不少傳統媒體已放棄一貫經營模式，集中火力發展 網上版新媒體，例如美國兩本百年雜誌Business Week商業周刊及Newsweek新聞周刊，由此可見新媒體的大趨勢。新聞處對新媒體的情況如此無知，難怪特區政府近年處處陷於被動、陷於捱打、陷於自 取其辱的境地了。

資料顯示，新聞處2013至2014年度的財政預算開支為六億三千多萬元，綜觀新聞處近年的所作所為，這筆開支簡直是浪費 納稅人的血汗錢，倒不如「被摺疊」，將省下的錢去給老人家看病好過。須知道，為全港七十多萬七十歲或以上長者提供一千元醫療券，每年開支也不過是七億二千 多萬元。

至於黃偉綸，就索性單飛去幫梁振英寫網誌，做其鍵盤戰士可也！所謂的「求仁得仁」，大概不外如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