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中俄不平等條約 論中華帝國主義

2013年7月18日

練乙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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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土主義、港人港地等脫北意識在此間急促抬頭，標榜民族主義的中共及其屬下特區諸領導、左派當權派等，有權無力， 難以招架，而區區一位手無寸鐵的知識分子提出「佔中」二字，正義之力卻撼動整個香江，衝擊波直達中南海。專制政治下的權與力完全錯配，效果只能如此。當權 派不能明白箇中道理，於是只有諉諸「外國勢力」操控。不過，共產黨自己的民族主義招牌卻「擦極唔靚」，一來因為本身是靠外國勢力起家，二來更因大權在握之 後便欺負少數民族成性，所謂「民族主義」其實充斥着民族沙文主義，所以其道義感召力很弱。不錯，北京近年在釣魚台問題上對付「小日本」有聲有色不遺餘力， 但是，計一計數，東海七平方公里的蕞爾小島還未收回，同是失諸十九世紀不平等條約的東北方面九十一萬平方公里土地（若算整個北面則是一百六十萬平方公 里），卻在中共治下的江澤民時代再一次簽訂條約拱手讓人、永遠要不回來了。如此「民族主義」招牌，如何擦得靚、撐得起？

月前，筆者有機會在 俄羅斯和一些學生、教授一起討論數百年來的中俄關係史；此中目的，並非重新挑起民族之間的恩怨，而是想說明一個道理：民族主義、尤其是那種訴諸領土主權衝 動的民族主義，往往缺乏完整的歷史理性，通常是刻意割裂或掩蓋一部分歷史事實的政治加工品。以中國為例，中國是十九世紀西方殖民主義的受害者；但國人多記 得自己挨打，不記得「自古以來」，中國便是一個經常併吞周邊土地、臣服周邊少數民族的帝國主義國家，直至遇上比她更強的「列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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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 年三、四月，我在俄國海參崴遠東國立大學（FEFU）作客，講授人口學和東北亞地緣政治。人口學，除了基礎部分，講的也是東北亞諸國包括日本、韓國、俄羅 斯乃至中國的人口問題。講完這個課題之後，轉講比較敏感的東北亞地緣政治矛盾。東道主俄國同事很周到，一再着我不必有任何政治顧忌，要我說我百無禁忌，只講事實和道理；對方聽了很高興。於是，我第一講就先講 了三百多年來中俄關係史上的四個主要條約：1689年沙俄與大清帝國簽訂的《尼布楚條約》（Treaty of Nerchinsk)、1858及1860年的《璦琿條約》（Treaty of Aigun）、《中俄北京條約》，以及1991年的《中蘇國界東段協定》（蘇聯解體之後一年，此條約名稱中的「蘇」字改為「俄」字）。

不稱「條約」稱「協定」

這四個條約內容及其意義，我的俄羅斯學生看來只是一知半解；不過，對香港人而言，如果大家記得中學時代念過的列強侵華史，或者近幾年曾經讀過程翔先生的有關文章，一定耳熟能詳，所以我在這裏只作簡單介紹。

《尼 布楚條約》是中俄之間的第一個條約，之前的幾百年裏，滿族人的勢力和人口已經從發源地長白山向北伸展到外興安嶺（Становой хребет，英文Stanovoy Range），即今中俄邊界黑龍江、烏蘇里江交滙點的北西北面約一千公里處。其後，於1640年左右，俄國勢力亦從歐洲伸展至此，與滿族發生衝突；碰巧滿 人於1644年入主中原建立大清帝國，實力強大蒸蒸日上，一個繼漢、唐、元朝之後、首屈一指名副其實的帝國主義國家出現了，俄羅斯人因此無法東進。

1698 年，清聖祖康熙與俄國彼得大帝（當時與其長兄依凡五世共治）簽訂《尼布楚條約》，界定大興安嶺以南、額爾古納河（Argun River）以東至鄂霍次克海（Sea of Okhotsk）的大片土地，正式納入大清版圖。這片土地，包括今天俄國遠東的阿穆爾州、哈巴羅夫斯克邊疆區的南半、猶太自治州和濱海邊疆區（含海參崴 市）。對開的庫頁島——俄國稱薩哈林——於十二世紀時由滿人的祖先女真族創立的金朝管轄，於元朝之時已入中國版圖，而簽訂《尼布楚條約》之時，俄人根本不 知該島存在，因此不具爭議，條約未提及（條約正本為拉丁文，附俄、滿文版本，另有漢文界碑。詳見維基文庫網站。當時的漢文「俄羅斯」作「鄂羅斯」）。

十 九世紀中葉，大清帝國已由強轉弱，至鴉片戰爭之後，更是一蹶不振；俄國乘虛而入，逼迫大清簽訂了《璦琿條約》及《中俄北京條約》這兩條國人至今認為是不平 等的條約。前者從中國版圖割掉約六十萬平方公里土地，另約四十萬平方公里土地變成「中俄共管」；此條約由大清前線將軍奕山與俄方簽署，其後咸豐帝拒不承 認。《中俄北京條約》則是第二次鴉片戰爭、英法聯軍之役之後，大清被迫簽訂的三條《北京條約》之一，其他兩條分別是《中英北京條約》（割讓九龍半島界限街 以南）和《中法北京條約》；此條約不僅確認了大清拒認的《璦琿條約》，還把先前雙方同意「共管」的那片土地也完全割讓予俄，從而基本上界定了今天中俄邊界 東段。

1991年簽訂的《中蘇國界東段協定》是一個很奇怪的條約。整個談判過程中，北京非常低調，海內外華人基本上不知道有這回事。中共把 兩個國家之間在如此重要事情上達成協議的文件稱作「協定」而不稱「條約」，以免勾起國人的記憶和聯想，乃是低調中的低調。假若此事是去年大陸人反日情緒最 高亢之際曝光的話，發生現代版「火燒X家樓」甚或「火燒中南海」也甚有可能。畢竟，如此慷慨讓渡予人的一百六十萬平方公里土地，是釣魚台那（還未收得回來 的）七平方公里的二十三萬倍。

土地得失不成比例

那麽，收得回來的又如何？上述1991年的協定是一個大原則的 協議，其後於2004年簽訂的《中俄邊界東段補充協定》，才是具體劃界的協議。簽妥之後，中共官媒介紹「勝利收回」的北方神聖領土，主要就是那個處於黑龍 江與烏蘇里江交滙處、面積三百二十七平方公里的沙洲濕地黑瞎子島的一半；其次就是另一塊五十餘平方公里、處於河中時隱時現的沉積地阿巴該圖洲渚 （Abagaitu Islet）的三分之二。

這是中共幾十年來聲稱不惜代價捍衞領土主權之餘的一項具體業績，但得失顯然不成比例；加上收 回港、澳那一千一百零四和二十九點九平方公里土地，合共也只是一千三百多平方公里。這個面積，和中華民國政府抗戰八年歷盡艱辛得回來的臺灣那三萬六千二百 平方公里土地比較，還只是個零頭。

這還沒算中共當年，為了要支持列寧的「少數民族解放理論」，與斯大林裏應外合把外蒙古分裂出去而損失掉的那另一塊差不多也是一百六十萬平方公里的土地。大話怕計數，若以捍衞主權領土為指標的民族主義來衡量中共的話，則其總業績淨值到今天依然是個天大的負數。

我 在給俄羅斯學生講東北亞地緣政治問題的第一課裏，就詳盡講了上述歷史，又給學生閱讀條約文獻，輔以地圖講解；大家可以想像，過程當中，由於話題敏感，學生 尤其是研究院生，臉上表情和發問時的語氣，少不免都有點不自然。不過，這種不安感覺，很快就在其後幾課的深入討論中消退。

第二課，我給學生講解兩點：一、為什麽中共六十年來在領土及更大的外交關係上，總的來說對日、美強硬而對俄國軟弱，最終導致上述「業績」；二、今後可能出現的變化。
中共對俄軟弱，遠、近因都有。

中 共簽訂《中蘇國界東段協定》之時，六四大屠殺剛發生不久，民怨極大，北京在世界上亦因此非常孤立；內外交困之際，為了爭取「朋友」，中共於是草草與本身亦 極度弱勢的俄國簽署該條約（蘇聯於同年解體），完全默認、接受1860年《中俄北京條約》的領土決定。六四因此是中共該次談判領土之時對俄軟弱的近因。協 議訂定之後，大陸各地不是沒有反對聲音，但在六四血腥未散、官方媒體粗暴打壓異見是謂「常態」的境況之下，反對無效。

低調處理邊界問題

本 來，鄧小平主張，十九世紀因兩個不平等條約而失去的土地不必追回，但俄國必須承認那些條約是不平等的；然而，中共後來連這一點也沒有堅持，可見其軟弱之 極。其後十多年裏，中俄邊界其餘部分，亦以同樣「低調」的手法處理完成，以至官媒只能就幾個公里大的河中小島煞有介事做文章，強調「勝利收回」。【註】

當 時處理中俄邊界領土問題的主要責任人是江澤民，其次就是李鵬。大家知道，這兩個關鍵人物，在上世紀四、五十年代的時候，一個是留蘇學生，一個是到蘇聯受訓 的專家。毛澤東當年「一面倒」親蘇，包含深刻的價值選擇，亦是對列寧、斯大林兩大「理論權威」的臣服。當時，全國人民稱蘇聯為「老大哥」，稱斯大林為「爺 爺」，留蘇的幹部頭上都沾有一點聖光。就算是毛氏後來「反蘇」，反的也是「修正主義」，也就是說，是為了維護列寧、斯大林的革命路線，因而可說是真正的親 蘇。當年那種極富宗教色彩兼父權崇拜的時代心理，今人很難明白。江、李兩人都是那個年代的年輕人，親蘇的基因恐怕都植在骨子裏，當個技術員還可以，當國家 領導與蘇聯談判要土地，吃虧難免。對叛逆父權的恐懼，掩蓋在「戰略考慮」的大道理下面，談判之時因而有「讓利」意識。這是遠因。

親俄反美， 是中共長期以來的政策，有深刻歷史原因，中國因而不構成對俄羅斯的一個地緣政治威脅，此有中俄邊界領土談判的纍纍結果為證。我這樣對俄羅斯學生說，明顯稍 解他們當中的一些憂慮。不過，我卻留了一個懸念讓學生們細嚼：五、六十年代留蘇的中共骨幹，年齡所限，還有十年時間左右，便將完全退出政治舞台，中共親蘇 意識的基礎將因此急促削弱。這個變化如何影響東北亞地緣政治，殊堪思索。

一個我沒有向俄羅斯學生提出、卻是國人包括港人會有興趣討論的命題 是：釣魚台主權出問題，也是中共走親蘇路線的一個結果，中共對此要負很大責任。為何有此一說？大家知道，美、日在二次大戰中是敵對國，美、中則是盟國；戰 後，美、日迅速修好成為盟國，美、中轉眼之間卻反而成為敵對國。

一面倒親蘇極錯

如此戰略形勢大挪移，原因很清 楚，就是因為1949年之後，中共向蘇聯「一面倒」，蘇聯因此如虎添翼，有席捲東亞之勢，幾乎所有亞洲國家都出現由中、蘇共支持甚或操控的共黨武裝叛亂； 美國因此要在亞洲培植勢力，選中本來已經倒下去了的日本，不僅大力幫助她重建，並刻意於歸還琉球治權予她之時，把釣魚台列嶼也一併交付。釣魚台主權歷史上 有爭議，美國就算不考慮島嶼本身的地理戰略價值，也不會把它交還給一個敵對國。

當然，如果中共親蘇反美有大得多的好處，則區區一個釣魚台出 問題，作為代價，不算什麽，還是親蘇比親美或保持中立好。不過，後來的事實證明，中共親蘇，儘管初期在經濟、科技、文教方面得到一些好處，但若循蘇俄的社 會主義模式發展下去，乃死路一條，毛澤東於是走一條比蘇聯更左的道路，結果「死」得更慘（「大躍進」那幾年死了四千萬人，相當於今天三分之一的日本人 口）。

領土方面，北面的一大片送給俄國了，東海的又給日本拿掉了，正是賠了夫人又折兵，損失之大，難以算計。因此，說中共在這些民族主義關 鍵點上恰恰成為民族罪人，絕不為過。反而是改革開放之後，那怕僅僅是有限度和美國修好，投資便來了，技術便來了，經貿發展了，人才培養了。六十年回望，除 了一些冥頑不靈的極左派，誰還能不承認1949年以來的「一面倒」路線大錯特錯？

在俄羅斯講東北亞地緣政治中俄關係的最後一課裏，我向學生 提出一個觀點：客觀地看，近現代史上任何一個大國、強國，都是，或者曾經是，正牌帝國主義國家；這不僅包括西方列強，還包括俄國和中國在內。「自古以 來」，中華帝國，起碼在漢、唐、元、清這四個朝代的全盛時期裏，都是如假包換搞霸權主義，欺負、併吞周邊少數民族的超級大國；她在十九世紀淪為西方殖民主 義的受害者，不過是其帝國運程走到盡頭、其統治階級自身衰敗透了的境況下發生的。

跟着的討論非常活躍有趣。篇幅所限，另文敍述。

俄羅斯講學記．之二

【註】2005年，中俄邊界全線劃定。當時的一篇《環球》文章大肆批評大陸內部反對聲音，替官方、替當時的最高領導人江澤民辯護，論調卻完全和年來中共積極推銷的那一套相左（讀者可瀏覽以下網址：http://news.xinhuanet.com/globe/2005-10/18/content_3637364.htm）。

反思民主回歸

香港民主進程受到中共千方百計的阻撓、拖延、設限，「佔領中環」成為七一遊行籌款最多的組織，反映港人已到了忍無可忍的地步。事實上，縱有政治潔癖只顧生 活的市民都該感受到沒有民主政制造成的影響。社會上充斥着緬懷九七前的情懷，心中可在哼着《年少無知》的一句「如果命運能選擇」，想到如果沒有主權移交會 是甚麼光景，或質問為何會出現這事，可有其他出路。早前李怡執筆〈蘋論〉談到過渡期，特別提到當年「民主回歸論」的主張，大可探索這段歷史產生的問題和因 由。

「民主回歸論」要追溯到70年代「認中關社」的社會氛圍，這是學術界和論政圈子普遍認同的解說。「認中關社」或與「香港人」身份認同模糊有 關。但為何出現「認中」意識，這與港人史觀不無關連。一直以來，香港社會理解鴉片戰爭歷史大多以「歐洲列強欺侮，割地賠款是亡國之恥」為中心思想，認定歐 洲殖民主義入侵中華民族之說，並因着「黃皮膚黑頭髮」的種族特徵，就使香港的華人仍背負上「中國人」的身份，無聲無息地出現所謂愛國情操。再將時間推前到 中共建政至文革前後，從北面逃難來到香港的人，不是心存過客之念欲再遠走他方，就是期待國民黨反攻大陸成功；或是如前所述受鴉片戰爭的歷史觀影響認為華人 深受屈辱渴望毛主席解放香港（也算是六七暴動的因由）。由此可見，「中國人」的身份觀念只是國共兩黨的戰略拉攏下而生之。

港人對鴉片戰爭的史觀大多來自昔日的中史科，但學科內容的描述僅集中於經商甚至販毒而致的「不義之戰」。史稱「嘉道中衰」，即嘉慶到道光年間的大清帝國國 民沉淪毒海如何變得普遍，課程又沒有論及；或是香港被割讓出去之後的社會變化和發展，如何成就出九七前的東方之珠，也缺乏客觀評論引導。相對「西史」對文 藝復興和工業革命推倒中世紀歐洲封建制度和之後的發展有作較宏觀的闡述，香港的中史科內容偏頗狹隘。當時又缺乏本土、公民意識覺醒和獨立思考能力，在社會 領袖說了就是的情況之下，「洗脫喪權辱國之污名、該為民族復興成就大業付出」成為主流思想，「認中關社」因此而形成，隨之而來「中國人」身份確立而認定 「回歸祖國」是合理，「民主回歸論」高唱入雲。筆者認為這是合適的推論；並能解釋麥理浩1979年訪華後，為何香港社會充滿擔憂仍能「順利」進入中英談判 的歷史進程。

「民主回歸論」與當今的泛民關係密切，這讓人難免要問為何當年已懂民主卻沒有推動以民主方式來處理香港的前途問題。1962年9月1 日，新加坡人民行動黨策動的公投就由選票決定脫離英國，這事大可在當年作借鑑參詳；但1982年一項民意調查結果是逾八成市民希望繼續由英國管治，是否有 人深怕民主公投結果與期望不符，如今看來實在惹人懷疑！更要提到當日堅持「三腳凳」參與談判、或提倡主權換治權的人都被打成「親英派」，使英國政府沒有足 夠籌碼與中方角力，港人又不能親身參與處理自己的將來，看來當年高唱「民主回歸論」的一群人該給港人作個交代。

綜合起來，根源問題來自偏頗的知識而生的觀念，甚至所謂民族大義蓋過了民主政制的本質，無視中共充斥不守承諾的歷史，盲目期望中國民主化發展。民主中國夢已碎，三十年光陰耗掉，香港人該停下來想想我們還有多少個三十年可以再浪費。


林鴻達
時事評論員

特首籲民齊心惟班子異心 劣幣驅逐良幣致作法自斃

2013年7月13日

紀曉風 獨眼香江

民國頭頭蔣介石曾經說過：「攘外必先安內，安內以攘外。」這句說話，不但能用在當時的中國，其實亦能套用於一個政府內部。 特首梁振英由競選開始，便不斷以「齊心」為口號及施政理念，更多次帶着他「十大武器之首」的「齊心」摺櫈、一枝筆和一本簿，面對市民。無可厚非，齊心一意 是好事，能令政策推行事半功倍，亦能令大家團結。

《大學》有云「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先不論特首其具爭議性的「修身」問題。但是，經常把「齊心」掛在口邊的特首，似乎連自己的「家」都不怎樣齊心，領導班子不時出現意見相左的情況，而且是透過公開場合表現出來，試問又怎能「治國，平天下」呢？
有學者就指，政府內部的不齊心，不但令局長間有多處矛盾的言行，更令公務員團隊意興闌珊，情況「比曾蔭權時代嚴重」。

最 「新鮮滾熱辣」的不齊心例子，莫過於民政事務局局長曾德成。上周四，特首出席立法會答問大會時，被議員張超雄問到有關政府的東北發展，為何不選擇收回粉嶺 的高爾夫球場？特首回應時，表示「如果我們把高爾夫球場、行政長官別墅這170公頃的地方納入我們新界東北新市鎮發展規劃內，我們要確保一件事，就是這項 規劃是一個完善規劃，而不是在建成樓宇後，沒有工作做，沒有道路可以到達，水不足，渠不足」，並沒有表示一定不收回高爾夫球場，似乎欲以這樣的言論，短暫 平息眾怒。而事實上，發展局局長陳茂波早前曾表示，當局會研究把高球場納入新界北發展規劃內。

但事隔一天，曾德成公然與特首唱反調，不協助 降溫之餘，更表示政府現時未有計劃收回粉嶺高爾夫球場用地。他表示，當局會先檢討私人土地契約的政策，完成後會再考慮個別會所的土地用途。又指針對民間的 私人遊樂場地契約，政府肯定他們對體育活動的貢獻，但有關契約到期後，政府會在有條件下與機構續約，云云，搧風點火之味極濃。

其實，曾德成公然與特首唱反調並非新鮮事。上年年尾，有指政府透過長遠房屋策略督導委員會成員蔡涯棉放風，提出啟德體育城讓路給公營房屋，令體育界嘩然。但是，民政事務局局長曾德成則一反「傳聞」，公開表示啟德體育城的計劃不變，變相請了放風者「食檸檬」。

就這樣看，曾德成就像一隻離群的雁，但是，只要細心觀察，就會發現原來這隻雁兒並不孤單，因為還有其他雁陪着他飛、陪着他離群，離開那看似整齊、看似「齊心」飛翔的隊伍。說的，就是梁振英班子的其他成員。

時 間再回到周四（7月11日）的答問大會，議員劉慧卿向特首提及行政會議召集人林煥光有關普選諮詢的觀點：「林煥光說如果你再這樣不諮詢，就是給市民印象拖 延」。但是，特首在回應時沒有正面回答，更先糾正她的說法，指「林煥光召集人說的是做與不做政改的分別」，接着又表示就算早一年做政改諮詢，「仍然是 2017年普選行政長官，遲一年也是2017年普選行政長官」。無可否認，聽了特首的回應，老紀下意識覺得林煥光與特首是在同一陣線，加上若憑特首的片面 之詞分析，林煥光並沒有說過要提早諮詢的言論。

與特首唱反調者不少

但是，一直是港台節目《議事論事》忠實觀眾 的老紀，馬上記起事實並非如此。如是者，老紀再次重溫節目，發現當時林煥光接受李鵬飛訪問時，的確有指出希望盡快開展諮詢。為正視聽，老紀摘錄了林煥光的 說話：「若我純粹以行政會議非官守成員去分析、判斷，的確，我想愈來愈多關心政局的市民，希望我們盡快開展諮詢，至少提出時間表」。林煥光更評論特首經常 說的「適當時間」論，指「『適當時候』呢個述語用得多的時候，大家慢慢覺得，至少有一種感覺，政府正在拖延」。明顯，與特首堅持不提早諮詢，「是做與不做 政改的分別」，大相逕庭也。

不只是林煥光，另一行政會議成員葉劉淑儀接受電台訪問時亦指，特首的「班子是薄弱，經驗少新人多」，更爆一些官 員是不懂看文件，不懂政府運作。但是要知道，雖然葉劉淑儀是行政會議非官守成員，但都屬特首的班子，現在她如此嚴厲批評政府的班子，可引用全國人大代表范 徐麗泰評論「佔中」的形容詞，「自殘」是也。

講最明顯與特首唱反調的，就要數財政司司長曾俊華。特首上任後多次表示，積極不干預政策的概念 含糊矛盾，「大市場、小政府」之原則已過時。但財政司司長曾俊華隨後在網誌撰文就暗唱反調，指本港過往靠「小政府」政策成功維持低稅政策，似預告「小政 府」政策陸續有來。由種種事例可以得知，特首的班子能有多「齊心」呢？

講到底，上至政府最高的決策機構，下至公務員團隊，似乎亦做不到「齊 心」的表現。雖然特首在答問大會上一共提及公務員團隊達16次，當回應林大輝有關問責官員民望一直下跌時，又指特區政府的班子是一個用心用力、盡心盡力做 事的班子，「問責班子和他們領導的公務員團隊，大家士氣良好，大家仍然努力地繼續為社會做事」。

但事實是否如此？自新政府上場後，坊間不論 是記者還是評論員，不斷收到政府中人的爆料，指政府破壞公務員體制，云云。例如，早前特首的僭建風波除了令他自己成為眾矢之的外，負責執法的屋宇署亦備受 批評。有報道透露政務官的意見指，「事件的主角明明是梁振英，何以殃及池魚禍及公務員制度，擔心政客及傳媒不斷渲染，外國人信以為真，搞搞下真的會『玩 殘』公務員制度」。無獨有偶，上年新政府剛上場時，就被時事評論員王慧麟批評新政府「發了一個要求100日內可以score（得分）的電郵，要求各政策局 官僚盡快匯報，有何政策，可以協助新政府在100日出台，立即贏取民心」，行為既破壞原有政策之先後次序，更破壞了行之有效的官僚倫理，令公務員被迫提早 或延續一些政策。新班子是否與公務員團隊「齊心」？士氣是否良好？恐怕答案已寫在牆上。

官員內部分歧比曾蔭權時代嚴重

老 紀請教過科大社會科學部副教授成名，他表示，現時政府各自為政的情況比起曾蔭權時代嚴重得多，但是未必比董健華更嚴重，「這證明兩個都不是高級公務員出身 的特首，似乎都未能就政策的統一性、高官的公開答問等方面做到效果。曾蔭權始終做了30多年的公務員，雖然當年梁振英（時任行政會議召集人）到後期亦成日 講反話」。

他指出，老紀以上提到的都是一些「證據確鑿」的事例，可以反映出班子內的意見是「一係自相矛盾，一係分歧」。他舉陳茂波與曾德成 為例，「除非陳茂波是信口開河，否則就和曾德成完全沒有定案的講法有一定的矛盾，證明政府高官對一些重大問題，都沒有內部的商議或一致的立場」，這反映特 首在統領內閣時，思量不足，亦沒有就着一些重大議題尋求官員間的共識，令到局長間的言論不一致。另外，他又推測，曾俊華與特首之間的衝突，可能是因為二人 的理財哲學或意識形態不同，「而我想現在的財政司司長亦無求，亦不介意把這些衝突公開」。

與此同時，政府有好幾個具爭議的政策傳了出來後，都會有一些公務員「放料」給記者，似乎他們都很不滿政府不尊重一些高級公務員的意見，令到無論公務員在做政策時的計劃及推行都受到影響，「這樣可能會令到一些公務員意興闌珊」。

成 名又指，一些沒有野心的有才之士拒絕加入這個問責班子，反而吸納到一些有個人政治野心的人，「例如葉劉淑儀，她現在往往給人的印象就是為了自己的政治階 梯，為了自己能更上一層樓而鋪路，因此她的言論有很強的個人色彩」。成名認為，現在的情況，正正應驗了「劣幣驅逐良幣」這句說話。

獻媚者荒唐夢 死後也笑瞇瞇

2013年7月18日

丁望 思維漫步

北京有學者稱，現在有「亞文革現象」。所謂「亞文革」，是類似文革時的頌毛、造神、獻媚和「大批判」等。近日議論得最熱的「獻媚樣板」，是〈花謝舊金山〉的一段話：
「如果她們在世，知道浙江省委組織部部長蔡奇在關注她倆，王琳佳也許會驚喜地睜大眼睛笑瞇瞇的，而葉夢圓也許不敢相信地跳了起來」。

死後還有「中國夢」，令人拍案驚奇，特寫打油詩記此夢囈：驚嘆夢荒唐，空難有天堂，死後笑瞇瞇，謝部長幫忙。夢圓驚喜跳，閻王也下崗，仙樂處處聞，大家勿悲傷。


部長表關注 死後跳起來

韓亞航空在舊金山機場的「七六空難」，有兩名浙江省江山中學女生在現場遇難。中共浙江省委常委、組織部部長蔡奇寫微博：「悼念在韓亞航空客機失事中遇難的兩名浙江籍女學生」。

《中國青年報》記者莊慶鴻據此寫了「新聞特稿」〈花謝舊金山〉。上述寫「笑瞇瞇」的一段話，引發一場風波。但他在微博辯白：「小姑娘知道能有比父母知名的大人（物）關注自己，應該都會挺高興」。

北京的網站提及記者的往事，說薄熙來在重慶當權時，他「與重慶宣傳機器聯袂」編寫北京律師李莊涉黑案，旨在為薄關押律師寫頌歌。薄涉嫌貪腐倒台後，李走出黑牢，要求報社道歉。

死 後「笑瞇瞇」，是五年前王兆山寫四川大地震罹難者的翻版。王某領「山東省作家協會副主席」（副廳級）官銜，填了一首口號式的詞〈江城子．廢墟下的自述〉 （《齊魯晚報》2008年6月6日）：「縱做鬼，也幸福。……民族大愛，親歷死也足。只盼墳前有屏幕，看奧運，同歡呼」。

〈花謝舊金山〉於7月9日刊出後，《中青報》官方網很快刪掉「笑瞇瞇」的一段並致歉。多次刊出迎合長官的「獻媚品」，對《中青報》誠信、報格有負面影響。

網民留言：「沒有想到，一向嚴謹且稍顯公正的《中國青年報》竟發表了如此惡文……給了我們一個陰陽兩隔的中國夢……為了討好浙江省委組織部長蔡奇如此喪盡天良、極其肉麻」。

官本位觀念 跳起有祖宗

有網民「問一問」：「關注」兩少女的，如果是官級更高的黨和國家領導人，葉夢圓是否飛了起來？

這 是值得解讀的質疑。讀〈花謝舊金山〉可以發現，記者重墨於兩少女的「學生官」：班長和廣播站站長，他們如何忙於與「官」有關的活動，當然還寫了「關注」他 們的省委組織部部長。文章之外的微博，又提到「比父母知名的大人（物）」。記者的官本位價值觀，躍然於紙上，這或是「拜權教」心態使然。

在權力崇拜之下，「關注」兩少女的如果是權力金字塔頂的「大人物」，說不定寫「新聞」者有「更大膽的文學想像」：葉夢圓「飛了起來」。

且讀毛澤東的〈蝶戀花．答李淑一〉（1957），毛妻楊開慧和柳直荀（李淑一之夫）死後飛上天：「楊柳輕颺直上重霄九」；仙樂聲中有美酒：「問訊吳剛何所有，吳剛捧出桂花酒」。這首詞填得好，有文學的浪漫色彩，毛稱為「革命浪漫主義」。

〈花謝舊金山〉的「笑瞇瞇」一段，是否向此詞「取經」，不得而知。但是，新聞報道不同於詩詞、小說，要尊重事實，不應有文學的「浪漫想像」。

「拜 權教」心態下的獻媚，由來已久。就從「跳起來」尋找歷史的腳印，讓時光倒流五十四年：1959年2月，在毛澤東主持的第二次鄭州會議會場，「上海左王」柯 慶施有「三分大話七分可靠」的「雷語」；接着，「四川左王」李井泉說：「要跳起來摘果子嘛！不要站在那裏就想把果子摘到手。」這就是「跳起來」的「老祖宗 之說」。

李的「跳起來」，是逢迎毛的「豐產衛星上天」，畝產只有二、三百斤，一下子「跳」到八百、一千斤。後來更狂，最高的是柯左王在馬橋公社的十七萬斤。

膜拜膠芒果 聞到香噴噴

在 李的「跳起來」之前，就有許多獻媚的笑話。1958年最具「時代典型」的樣板，是郭沫若逢迎毛的「消滅四害」，發表〈咒麻雀〉之「詩」：「你真是混蛋鳥， 五氣俱全到處跳。犯下罪惡幾千年，今天和你總清算」。麻雀是減少農作物蟲害的益鳥，這是簡單的科學常識，科學院院長卻編造出「罪惡幾千年」，還要剝奪麻雀 「到處跳」的自由。

從郭的不准麻雀「到處跳」，到李的「跳起來」迎合「衛星上天」，是官場獻媚的一大「奇景」，但不是「頂峰」。文革期間，竟有「跳起來」聞塑膠芒果香噴噴的「奇觀」。

1968年，「非洲友人」送一批芒果給毛，他下令送部分給清華大學工宣隊，黨官展出芒果要群眾參加「感謝毛主席」的膜拜。接下去，是各地仿製塑膠芒果（或蠟芒果）展出，當「聖果」受群眾膜拜。許多人從未聽過芒果，更未嘗其滋味，膜拜它是「新鮮事物」，熱鬧異常。

關於芒果的「新聞特寫」甚多，有的寫工農群眾以崇拜之心「跳起來」爭看芒果（模型），還說聞到芒果香噴噴。塑膠居然透出香噴噴的芒果味，這是「神話的頂峰」。

我們要正視社會現實，更應了解歷史脈絡，在現實與歷史的隧道中思考，獻媚為何如此瘋狂？

二之一．下周續刊

應該打一仗了

在大陸做電視，最容易保證收視率的方法之一就是開一個軍事節目，就像每個星期發佈一回的「詹氏年鑑」，介紹一下各國最新軍火科技；又像人類戰爭史的個案分 析，每週講述一場經典戰役。不知道為什麼，就有這麼一群軍事迷，他們的數量和熱衷程度足以撐起所有電視台的所有軍事節目，讓它們成為那些電視頻道收視率最 高的頭幾位節目之一。

大部份小男孩都曾有過軍事發燒的階段，喜歡組合坦克，飛機和戰艦的模型，愛玩模擬戰事的電腦遊戲，假想自己擁師百萬，乃開疆 拓土的不世名將。長大之後，這些玩具和遊戲就成了封塵的記憶，好比水痘，種過就不怕再犯。然而，大陸卻有如此一群似乎永遠長不大的軍事發燒友，以成年人來 算，數量大抵遠遠超過其他國家。他們迷戀戰爭，想像戰爭，並把戰爭想成一種解決國際問題的簡單法門。就像我的朋友邱震海在他的新著《中國人成熟嗎》裏頭所 舉的那個例子：

「2012年年初，我到毗鄰東南亞的中國某省演講，聽眾絕大多數都是來自全國著名大企業的企業家，談的不是中國的周邊安全，而是中 國的內部經濟、社會發展情況。面對如此巨大的成就和巨大的問題，中國下一步到底應該怎麼做？一位在全國頗有名氣的企業家表示：『下一步，中國應該打一仗 了。』此言一出，先是語驚四座，然後很快就贏得了掌聲和認同。」

震海兄的這個小故事，我一點都不陌生，因為我遇過太多太多類似的狀況了。不管是公 開活動，還是朋友聚會，打仗那麼輕易地到達大家的唇邊。它不只是什麼局勢會引發戰爭的問題，也不只是該不該發動戰爭的問題，居然就是何時應該打一仗的問 題；沒有理由，不需要太多解釋，自然而然。這種不忌憚戰爭甚至渴盼戰爭的心態，就像震海兄所言，是今日中國民間和精英階層的常見情緒；也如他的分析所述， 乃當年德國和日本在走向戰爭前夕的社會騷動之翻版。（中國人成熟嗎之一）

梁文道 

營塑「大香港人」抗雙重矮化 倡重新認同劉家良李小龍

2013年7月17日

紀曉風 獨眼香江

近年有關香港人身分認同的爭論，主要分為兩大派。一派被稱為「大中華主義者」，他們愛國愛民，深信香港與中國的命運連成一 線，港人有義務為內地爭取民主；而另一派，則是以陳雲為核心人物的「本土派」，他們堅持中港區隔，經常聲討內地人隨處大小便和搶購資源的「惡行」，甚至不 承認自己是中國人。

在這種敵我分明，非「大中華」即「本土」的張力之下，文化人劉細良在今年書展推出的著作《大香港人》中，就嘗試提出「第 三條路」。他不甘於停留在指罵強國人的層次上，也非提倡分離意識，只是希望港人能夠「文化覺醒」，認清香港傳承了的珍貴中國文化，建立自己的主體性，以後 才可有自尊地、有底氣地挺起腰板做人。按劉細良的說法，今天香港人在身份定位上如此焦慮不安，正是因為「連自己有寶都唔知」！

至於港人在中國文化的承傳上，究竟有何成就？劉細良以兩位功夫宗師李小龍和劉家良為例，細說「香港仔精神」如何令這個本屬邊陲地區的小漁港，化身為中國文化的最大出口地。

劉 細良說，所謂的「大香港人」分為兩個層次。其一，80年代的香港經濟起飛，港人自信心爆棚，深信自己無所不能，因此也變得財大氣粗，「貴價酒也是一大杯一 大杯地喝，其實很像今天的強國人」。而另一個層次，亦是劉細良在書中重點想探討的，就是香港在中華文化上的優越地位，「到今日為止，華人文化真正有向世界 輸出的，就只有李小龍，以及香港電影。你可以說在市場上，中國電影較為蓬勃，但就只有香港，才真的建立過一套電影語言和美學標準」。

李小龍 生於美國三藩市唐人街，幼時在香港生活，成年後到美國讀書，再輾轉回流至香港演出《唐山大兄》，自此一舉成名。有趣的是，李小龍父親是粵劇四大名丑之一的 李海泉，家庭背景本來有濃厚的中國色彩，他自己也曾參演不少「粵語殘片」；不過，他同時操一口流利英語，妻子又是洋人，而且在美國的大學修讀哲學，思想非 常西化。在中西衝擊之下，成就了一位把中國功夫文化傳至西方的一代宗師。

「香港從來都是一個East meets West的地方。在文化承傳上，香港未必是所有華人地區中最好，但一定是最有趣和最多元化的地方。」劉細良認為，李小龍以電影把功夫輸出到全世界，正正印 證了香港人那份創造力。因為我們自由而具冒險精神，拚搏之餘又有語言優勢，在多個歷史的偶然上，才能造就出一個李小龍，「李小龍用英語表達道家思想、老莊 哲學，這是洋人沒有想過的，他們當然會有驚喜」。

港產電影保留傳統文化

假如李小龍是代表「靈活創新、薰陶西 方」的文化傳承人，那麼在同時期平行而走的功夫導演劉家良，則肯定是「保留傳統、扎根武術」的表表者。劉家良與李小龍一樣，自小跟從父親到片場拍戲，但兩 人走的路卻是截然不同。劉家良的父親劉湛是林世榮之徒，換言之劉家良是黃飛鴻的第四代傳人。劉湛一家本來在廣州生活，1949年中共建國後才遷至香港定 居，自此沒有在外國長住。至於劉家良自己，自小就學習正宗洪拳，後來拍攝的電影亦充滿華人色彩，成名作也是以古裝片為主，可見他的整個人生，與李小龍的西 化經歷是一個強烈對比。

然而，這樣一個傳統老派的練武之人，在保留功夫文化的同時，也在不知不覺間把中國文化輸出外國。劉細良認為，李小龍把詠春帶向全世界，劉家良則帶洪拳走向全世界，「劉家良拍戲時未必想過要輸出西方，他只是很專心地把洪拳融入戲劇之中，將功夫變成戲劇的主體」。

而現實上，他的電影很早已經傳至歐洲，後來更啟發了昆頓塔倫天奴創作《標殺令》系列，劉細良坦言，「如果沒有了香港電影，很難想像功夫今天的破落程度會有幾大」。

李小龍和劉家良，一個西化一個傳統，卻都能把中國文化保留並帶至全世界。而真正的「大香港人」，或許就應該是兩人的合體：既可保留傳統中國文化，又能利用香港中西交會的優勢將之發揚光大，這才是香港最珍貴的價值。

香港從來沒有離開過中國文化

《大 香港人》寫道，從地理上廣東嶺南文化屬蠻夷之地，因此香港本來是中國文化的邊陲地帶，不過共產黨建政後實行反傳統主義，內地傳統學者來港避難，國學、國醫 及國術等民國傳統反而在香港生根、發展、甚至走向世界，香港「竟然」自此成為了文化中心，「一般內地官員認為回歸後先要去殖脫殖，重新回到中國文化母體 中。但百多年殖民歷史中，英國人視香港為一通商港，因此無必要在文化上進行殖民，而中國歷史文化及廣東地區民俗傳統也得以流傳下來……香港人為何要反過來 學習內地經共產黨改造篩選過的所謂中國歷史文化呢？不是內地反過來向香港學習嗎？」

劉細良說，之所以要寫這一本書，是因為眼見香港人的底氣不足，缺乏對文化的自信，所以每當見到內地富豪和官員的指指點點，香港人就立刻不知如何是好，「我們自卑，是因為我們連自己值錢在哪裏也不知道！」

他指出，無論是繁體字、廣東話、殯葬和祭祀等，香港都保留了傳統的中國文化，反而大部分都已經在內地失傳，「就好似宗族文化咁，中國自共產黨推行公社化後已經消失，但香港的新界鄉村至今仍然保存住，根本我哋就冇離開過中國文化，只係唔知自己有寶」。

他 續指，香港人受殖民地歷史影響，一直自我地雙重矮化。1949年後南來的中國文人視香港為文化沙漠，是第一重矮化；而相比起上層西方為主的精英文化，本土 庶民文化難登大雅之堂，因此造成港人第二重矮化。所以，當務之急是要認清自己的文化地位，「香港對此的討論是太遲，不是太早；是太少，不是太多」。在這層 面上，他肯定陳雲的貢獻，因為陳雲推動了有關文化身份的討論。

然而，在建構身份的同時，會否出現北京所擔心的港獨意識？劉細良認為，的確， 中共建國以來不斷摧毀中國文化，因此香港對中國文化的覺醒，必然會伴隨反共的情緒而來。當年殖民地政府推動中文大學成立，正是希望借助中國傳統文化來對抗 共產意識。不過，這情緒距離港獨還差得很遠，「潮州人也很團結，也有自己獨特的生活方式，但幾時見過會有『潮獨』？講獨立是要有一個建國綱領的，現在香港 什麼也沒有，有什麼好擔心的？」

香港公民社會十年發展

2013年7月17日

馮可立 新思維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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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電台舉辦一個有關公民社會過去的十年研討會，邀請學者及不同派別人士參與，可以說是一件盛事。不過，在兩天的 討論中，陳祖為博士認為「公民社會多元多極，十分鬆散，沒有好與壞的分別」，以及各門派的各說各話，使研討會缺乏比較深入的分析和反省，淪為互相嘲弄及自 我防衞的論述，到最後陳健民的總結，只是呼籲大家要寬容和互相尊重，終以和氣收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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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只是自由結社的話，一切公民社會的討論只會 質疑「有沒有自由」，只要有自由便可劃上句號。其實，公民社會的研究必須與另一概念「共同體」（community）結合才有意思。前者談的是與國家及市 場有分別的自發性社會機制，後者指的是群體思維所希望建立的共同關係、歸屬感、安全感、生活模式等。如果說公民社會的特色是多元、各自為政的利益集團，應 該說共同體是尋找公共利益及凝聚社會的力量，它的共同視野闊度可以從社群擴大到整個社會甚至國家。

控制輿論 昭然若揭

在 這裏必須指出「相同利益」與「公共利益」的分別。前者指的是每一個社群共同體只是希望自身分配到最大化的利益，後者指的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將他者 利益考慮為自我利益的一部分。如果沒有共同利益的追求，我們難以想像不同社群可以產生共享的倫理取向、互信及合作的可能。

正如哈貝馬斯指出，各自為政的公民社會民主概念，只能解決發言權的問題，不足以解決實際存在的立場分歧；共同體的民主卻是「求大同存小異」，在眾多最小公倍數中探索最大公因數的可能，希望消弭矛盾建立團結的力量。

在過去十年的香港，鬆散多元的公民社會有否出現共同的最大公因數？

特 區政府成立十六年，前六年可以說是共同體意識矇矓初醒，到2003年的分水嶺才產生很大的變化，公民社會對共同體的追求出現突破。早於1997年，政府推 出《公民自由和社會秩序諮詢文件》，嘗試以法律控制示威遊行，惹起不少疑惑和不滿；隨後特首辦在鍾庭耀事件中壓制異見聲音，更使公民社會鼓噪嘩然。在短短 的六年中，政府的收窄公民社會政治角色，以及控制輿論的意圖，已是昭然若揭。

在這個背景下，《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的推出，是凝聚港人共同體感受的一件大事。第二十三條的初稿，使整個社會的情緒沸騰起來，連保守的圖書館館長也公開表達懼怕管有顛覆成分的書籍和資料，市民的恐懼感與憤懣前所未見。

城邦自治 開始萌芽

港 人第一次產生集體的恐懼，恐怕失去熟悉的香港，因此出現數十萬人的示威遊行。這種對極權主義的疑慮和反抗，到今天仍瀰漫於整個社會之中。就是因為這些疑慮 和反抗，使鬆散的公民社會有了聚焦點，開始在一國兩制的制度下討論香港人的本土認同，隨後出現三百多名專業人士、學者和非政府組織發起的「香港核心價值運 動」，開始確立香港共同體公共利益原則，也使各類社會運動滙聚。

自此，本土意識不斷增長，加上特區政府在經濟政策上倚賴北京，使不少港人覺 得這是嗟來之食，理應奮發圖強。與此同時，在「第二十三條事件」後，北京認為人心未回歸，所以軟硬兼施，一方面要確保牢牢地執掌政權，用威攝態度強調「愛 國」者執政，以及篩選特首候選人；另一方面將內地的順民文化滲透到教育制度中，希望清洗西方政治觀念，讓港人接受順民心態。再者，內地的各級政府在過去十 年亦不斷發生踐踏人權的行動，更是火上加油，使中港兩個共同體陷於對立。

公民社會的一些理論指出，共同體在面對外敵時，內部會進行自我純潔性重新建構，團結一致以抵抗外敵。當北京要在香港訂立社會及政治規範時，香港內部的公民社會亦會進行重組，甚至在加強純潔意識下，產生更大的排斥性。

近期出現一些極端例子，有人希望用「城邦自治」模式，甚至以「我不是中國人」主張來排斥融合，以求自保。當然，目前這股本土意識仍只在發展中，將來是否會產生更多硬碰硬的情況，還是未知之數。不過，在看不到中港兩個共同體可以出現平等互動的社會討論平台下，前景並不樂觀。

放下成見 解決紛爭

近 期公民社會面對的另一個共同體問題，是對特區政府的看法。公民社會雖然多元多極，但在現實上每天都要直接面對不同公共及社會政策的影響。在過去十年也出現 一個新的現象，一些公民社會組織不單只抗拒中央政府，還以特首的認受性不足、諮詢途徑的限制為理由，以不同的抵制方式拖延政策的實施，甚至要求官員和特首 下台，以息民怨。這股反欽點特首變成反政府的趨勢，看來將會愈演愈烈，難以平復。

筆者身為一個社會運動的老兵，當然贊成公民爭取公義和捍衞 權利，亦鼓勵社會參與來抗拒專制封閉的政府。但筆者身為一個研究社會政策的教師，深知每一個政策都會面對諮詢不足的問題，雖然同意我們必須堅守社會公義和 參與的目標，但公共政策始終要按公共利益而非相同利益原則行事，找出一個合理的起步點才能推動改善的空間。

在過去十年出現的政治化局面，的確使很多社會政策陷於零碎散亂，舉步不前的境況。但願公民社會的組織和政府可以放下成見，以開放的態度在「求大同、存小異」的共同體公共利益原則下，解決紛爭，邁步向前。

作者為中文大學社工系兼任副教授、新力量網絡理事

香港應如何避免社會撕裂？

2013年7月12日

劉夢熊 指點江山

目前香港的形勢是嚴峻的。圍繞2017年普選特首，一方面泛民主派中有人拋開《基本法》和人大常委會決定框架，打出「佔領 中環，核爆中環」的過激口號，要挾中央拿出一套「合符國際標準」的普選方案，有可能把香港推向政經癱瘓的局面；另一方面亦有「一左二窄」思維，忽略《基本 法》「循序漸進」的規定，以語焉不詳的「機構提名」及「篩選有理」論，令人懷疑特首普選會否由選舉委員會八分一比例的提名門檻倒退，從而「封殺」泛民人士 參選特首之路。

上述兩種傾向如不撥亂反正，各走極端，不能理性務實地妥協，肯定在政改「五部曲」中的第三部過不了立法會三分之二多數的 關，2017的特首普選將「一拍兩散」。屆時若「原地踏步」返回2012年選委會模式選特首，香港市民更難「收貨」，社會撕裂勢所難免，政府管治陷入死 局，這將是「一國兩制」的滑鐵盧！

回歸十六年來，香港社會的一系列深層次矛盾，恐怕以「兩制」價值觀的矛盾最為深刻、最具爆炸性，因而處理最為棘手。經典事例是2003年「二十三條立法」，當年五十萬人上街反對立法，最主要原因在於對什麼是「叛國」、什麼叫「煽動」、什麼是「顛覆」、什麼叫「竊密」……？

香 港資本主義價值觀與內地社會主義價值觀在概念內涵乃至「罪與非罪」的認定上有着很大落差，因而觸動了香港人對言論自由、新聞自由敏感的神經，引致強烈反 彈。十年來，內地對劉曉波、譚作人、陳光誠、李旺陽、劉霞等個案的處理，加深了部分港人疑慮，以致「二十三條立法」議題成了本港政界避之則吉的「禁區」。

「愛國」定義中港有異

與 「二十三條立法」中途夭折如出一轍的，就是去年港府要推的國民教育，實質也因「兩制」價值觀差異產生矛盾而胎死腹中。最近，內地有教育單位「穿越時空」， 規定「七個不准講」（即不准「講普世價值、新聞自由、公民權利、公民社會、權貴資產階級、黨的歷史錯誤和司法獨立」），「兩制」價值觀差異更是漸行漸遠。

毫 無疑問，「兩制」不同價值觀的差異，必將影響2017年的行政長官普選。由於選舉權在港人手中，而任命權則在中央手上，港人和中央都是「持份者」。基於 「一國」，中央要求特首人選「愛國愛港」、「不能與中央對抗」乃理所當然；而基於「兩制」，對「愛國愛港」、「對抗中央」的定義，中央的標準與港人的認知 難免有落差。

這種價值觀差異必然折射到對《基本法》第四十五條的理解上：提名委員會組成怎樣才算「有廣泛代表性」？怎樣才算體現「民主程序」？甚至「普選」的標準是什麼？在香港這個多元社會產生爭拗是正常的，只要以對話代替對抗，實在不必大驚小怪！

提名門檻不應太高

香港絕不能因2017年特首普選的政改爭拗，造成社會撕裂而毀掉七百萬港人的根本福祉，各「持份者」加強溝通，建立互信是至為必要的。

泛 民主派在「爭取真普選」的同時必須明白：「一國兩制」格局中，「一國」是前提，香港特別行政區特首普選畢竟有別於獨立政治實體的元首普選；「家有家規，國 有國法」，《基本法》和人大常委會決定的框架是要尊重並加以遵守的，絕不能走向「得到民主失去中國」的「夢境」，或「得到民主失去繁榮穩定」的「絕境」。 「佔領中環」的舉措只會令香港「自殘」而無可能令中央就範！

而建制派（背後是港府、中央）堅持「一國」原則的同時，也必須清楚：要尊重兩制 差異，在香港信奉資本主義價值觀乃「存在決定意識」；只要不是迎合外部勢力干預，以推翻中央人民政府為目的且確有證據者，不宜把泛民主派及其支持者視作 「敵我矛盾」，無謂「為淵驅魚，為叢驅雀」。要相信群眾，相信港人基於自身福祉，一定會明辨是非慎選特首，不必把特首普選提名門檻搞到比選舉委員會時還要 倒退。

總之，只要反對「右」同時防止「左」，求大同、存小異，在「一國」與「兩制」之間找到平衡點，香港社會就不會撕裂，2017年特首普選再譜寫「不朽香江名句」不是沒有機會的！

引進高溫爐出口垃圾 堆填廢料非唯一選項

2013年7月10日

林行止 林行止專欄

一、「發展新界東北終極方案」固然令政府焦頭爛額，「同期推出」的另一項「成熟政策」「屯門和打鼓嶺堆填區 撥款申請」（當然尚未成「政策」），即使民建聯改變過去的「強列反對」而全力支持，本周五在立法會通過的機會亦微乎其微；據昨天本報統計，立法會議員「傾 向支持」的十八票、傾向反對的三十六票、未決定（未能聯絡）的八票。據此，如無意外，「申請」肯定觸礁。

與將軍澳居民反對在該區擴建垃圾堆 填區的理由如出一轍，屯門和打鼓嶺居民亦力拒政府此種意圖。說明白點，這種反應都是「鬼子佬」所說的NIMBY（別在我家附近「搞搞震」）作祟而已。阿 當．史密斯說得好，人皆有自利之心，正因為「自私」，才人人反對政府在自己的「後園」堆填臭氣薰天的垃圾。試想，如果專門利人毫不利己的窰洞式思維在香港 生根，在哪裏興建擴建垃圾堆填區便都不成問題。

面對洶洶反對的群情，尤其是一些一向被視為「保皇」政客的「倒戈」，有關官員，上自行政長官 下至環境局局長，均處之泰然，面不改容地強調即使周五為立法會否決，稍後必會再接再厲申請撥款，因為即使政府做好諸如「源頭減廢」及興建「焚化設施」種種 相關措施，以香港人遺下的垃圾實在太多（人均居世界之冠！），垃圾堆填區仍非擴建不可。換句話說，當局認為民意不理解垃圾問題的嚴重性，卻同時顯露了政 府、特別是以專家身份被招聘的環境局副局長，對如何妥善處理垃圾的方法，並未與時並進，因此提不出新主張而擇「善」固執，遂使在這個問題上政府與各級議會 和民眾不易達成共識，「社會不和諧」令政府施政更困難，不難想像。在反對堆填區上，筆者以為將軍澳居民組織應站出來支持「友區」的抗爭活動，惟有如此，才 不會招來心胸狹隘只知「自掃門前雪」的譏諷！

二、廢物（垃圾）再生能源（waste-to-energy）科技的突破，令焚 化（把垃圾化為灰燼）、堆填不再是「消滅」垃圾的唯一選項。正如六月二十六日筆者在這裏指出，一種以華氏二千度高溫把垃圾熔化進而產生能源的新法，已令北 歐多國能夠以低成本（及接近零污染）獲得廉價能源供應。長和系數公司已在這方面作近十億歐羅的投資，當局理應向該公司「取經」，看看能否引進這種新科技。 顯而易見，要在香港建成這種高溫焚化爐，絕非一蹴而就，但只要政府表示有此意願，便會予港人以不久後可把之引進香港的期盼，而政府亦不必再明知故犯、自討 沒趣地向立法會申請有關工程之撥款。在這種情形下，可能受影響區域的居民因而可舒口氣，反政府之聲相應緩和，可以預期。環境局為什麼不在這方面動腦筋，而 一味要硬推居民拚死反對的政策，真是頗為費解。

眾所周知，引進新科技不僅要錢還需時，因此「救不了近火」，但擴建堆填區不一樣要動用大筆公 帑和花長時間？香港財政充盈，只要令議員覺得用得其所，這方面不會有太大困難（若有民意支持又恰逢競選期，一切好辦）；至於可能需時甚久，並不是問題，以 擴建堆填區亦不能速成，而由於有新希望，只要事實顯示「正在向正確方向進行」，港人是有等待耐性的。無論如何，引進有高效益的新科技，是遠勝抱殘守缺「與 民為敵」！

三、退一步看，香港可考慮出口垃圾，此舉既可令擴大堆填區的壓力降溫甚至紓解，又可大賺一筆錢。近期北歐大購愛爾 蘭和英國垃圾且對進口美國垃圾表示極大興趣，最擅長貿易的香港，為什麼不在這方面動腦筋？當然，輸出「垃圾」（固體廢物，MSW）的先決條件是把之分類， 這種工作香港推行已久惟未收宏效，政務司司長因此可仿效月前「深入民間」抹欄杆洗地的故技，帶一眾高官在鏡頭前教導港人如何把垃圾分類入箱（筒、桶）以便 出口！特區政府的民望也許因此有望回升，以此可為香港賺外滙（有這種額外收益，垃圾費、排污費便可酌減），民眾又豈有不爭相景從和拍爛手掌之理?!

出 口垃圾，早已是一門大生意。克萊姆森大學經濟系徐家健教授前天在本報「專家視角」的〈垃圾也要自由貿易〉，詳細評介美國洲際的垃圾貿易，可見以垃圾之多冠 全球的香港（二○一○年十月二十六日《時代周刊》有題為〈Hong Kongers Produce the Most Garbage in the World〉），出口潛力極厚。香港人每日人均垃圾為一點三六公斤、東京都零點七七公斤、首爾零點九五公斤、台北一公斤，香港垃圾之多，早已世界聞名；而 香港「消滅」垃圾主要方法是堆填，絕不「先進」，二○一一年的數字為百分之五十二、循環再用百分之四十八；其他亞洲地區，均以焚化為主，如日本百分之四十 九（循環再用百分之二十一）、新加坡百分之五十一（百分之四十八）、台灣百分之四十六（百分之五十二），南韓堆填百分之十九、焚化百分之二十、循環再用百 分之六十一……。香港棄用焚化爐，有其道理，但如今高溫且不會造成環境污染的「廢物再生能源焚化爐」已在北歐普遍使用，香港又怎能故步自封不予理會?!除 了堆填，還有更佳更有效的方法處理垃圾；立法會若於周五否決政府的撥款申請，等於變相迫使政府不得不設法採用更先進的方法「去垃圾」。因此，此舉雖令政府 難堪，卻可使香港長期得益！

■有讀者傳書指高爾夫球源於歐陸，不確，以荷蘭十三世紀流行的Kolf，比利時十五世紀興起的Chole以至法 國十六世紀時興的Jeu de mail，雖以手推或以棍擊球，惟球不進洞，與目的打球進洞的高爾夫球大異其趣；高爾夫球元祖確為蘇格蘭。有讀者認為跑馬地馬會亦應「改用途」，筆者不以 為然，因馬會的活動（賽事）公眾可參與，收回馬會場地豈不是「與公眾為敵」？還有，外商會因為空氣污染或小童教育問題而不來港，但不會因為沒有場地打高爾 夫球而抱怨（事實上，他們即使在香港長住亦不一定有機會在只招待會員的高爾夫球場打球）；高爾夫球場建於偏遠郊區（在未有過海隧道的年代，從港島往粉嶺真 是長途漫漫），如今應設於有大量未開發土地、毗鄰新界的內地城市；粉嶺球場「改用途」對球迷的影響有限。又有讀者指應仿效啟德機場之遷址，搬走粉嶺球場； 這種比喻不當，以促成啟德搬遷的主因是不敷應用。

據王岸然昨天大作〈為誰保留高球場〉所引土木工程署數據，安置每百萬人需一千公頃住宅用地，以此推算，十七公頃的粉嶺球場可建成容納十七萬人的住宅。

等待《環球時報》發現「佔中」真諦

2013年7月4日

洪清田 情思香港

《環球時報》（英文版）似用新眼睛看近日的熱點問題，繼主張讓斯諾登留港後，又平情評港人「年年七一」的「反對情緒」，可 能反映中國新興少壯派的另一種聲音和想法，有點似《半島電視》的英文台，極力銜接外面世界主流媒介的標準和觀點。這些觀點和認識如能系統化、取得主導和轉 化為政策，十多年的香港困局或有轉機。

對於香港遊行打出港英旗等「奇形怪狀」，《環球時報》教誨內地「不值得引申解讀」，應「發現並接受香 港本來就是這樣子的」。二三十年來我的「香港學」持的正是這個觀點，約五六年前我曾撰文，說「中國治港的意識和理念前提、思維和思想前提是『accept Hong Kong what Hong Kong is/had been』」；香港問題一個根源是中國「不發現並接受香港本來就是這樣子的」，總要改造香港。

中國接受香港「本來就是這樣子的」，或進一接 受香港的「先進性╱優越性」，可以是一念之間的低廉代價，卻一反大中原主義的傳統天下觀文化，並不「廉價」，要中國改是「天價」。中國二百年來一大文化情 結就是「不accept the world what the world is╱had been」。

滿清時因不接受和「六視」西方蠻夷物質世界的低等文化，趕不上世界潮流，挨打。毛澤東進一步，不信邪，不接受西方（資本主義）世界，要超越，要東風（中國/社會主義烏托邦）壓倒西風，領導八億人土法上馬繼續（階級）鬥爭和世界革命自折騰二三十年。
刺激港人自發反應

香 港的成功因素之一，是「accept the world what the world is╱had been」，然後摸索其規律，順其自然，伺機取事，聽馬克思的話「要改變現實先要接受現實」。英人治港的成功因素之一，是「accept Hong Kong what Hong Kong is╱had been」，然後摸索其規律，順其自然，伺機取事。

從李彭廣《管治香港》一書可見，英人全球殖民，一個守則尊重客觀現實和規律，時刻承認認知不足，以研究學習補不足和指引決策。這都是科學精神的意識和理念前提、思維和思想前提。現代科學、民主和資本主義發源於英國，或可追溯到這些文化哲學和人文景象。

美 國可以說是英國文化哲學和人文景象核心的擴大版，香港可以說是英國文化哲學和人文景象核心的縮小版。七八十年代中國剛從反右、大躍進和文革的千年黑洞出來 時，當時中國對香港還「發現並接受香港本來就是這樣子的」，對香港有點客觀理解，出版兩冊《香港概論》，成為收回香港知識基礎，但這兩冊香港論述局限極 大，可能指導之外也誤導對港政策。

「非實體化」香港是「中英聯合聲明」、基本起草的政制和民主進程三十年一脈相承的指導思想和政策，1989是一次升級，2003是又一次升級，三五年來更精放淺陋，刺激港人的自發廣泛但鬆散的反應。

香港政制和近年兩極分化下，香港的「非實體化」非常成功，各方勢力互相「否決」（mutual veto），沒有誰可以凝聚成「實體」，誰也不是「實體」，沒人可以決策，香港幾近不可管治。

香 港民意和中央設想的目標民意民情背道而馳，民意調查中不斷反映，但「一葉障目」，北京最高層到治港中上層以「中國眼睛」「六視」（無視、鄙視、蔑視、忽 視、輕視、斜視）香港和數字，系統化把「示威之都」的現實化為主觀觀感，最後又萬佛朝宗，歸因「人心未回歸」，要千方百計、無孔不入替港人換心。直至學民 思潮和家長關注組反「國民教育科」，再而是戴耀廷倡議「佔領中環」，北京最高層和治港中上層這一二年才突然驚醒，問題好像從來沒有想到，現實現象好像遠離 中國三十年來各階段的想像，完全不認識。

「佔中」突破神聖支柱

《環球時報》評斯諾登時說「不給政治避難者庇 護，不能成為現代正常國家」（大意），令人驚奇和動容。這次評港人「年年七一」的「反對情緒」時，說「七一（反對派）遊行是香港的『新傳統節目』之一，是 一國兩制的重要表現」，認為「內地需要真正適應香港政制度的各種表現……香港反對派…變成『正常的反對派』」。

香港百年有兩根神聖支柱：商利和法律。「佔中」突破這兩根香港百年神聖支柱。

三 十多年來中國開始「進入」香港內部，「發現及接受」和學到「商利」和「法律」，為我所用，但「以我為主」，一如百多年的「中體西用」，以主觀和原有認識系 統把「商利」和「法律」扭曲、片面化、和絕對化、僵化、庸俗化。三十年來兩根神聖支柱「中國化」，走向反面，後遺症積壓，失原意及旨趣，等於和否定「商 利」和「法律」原意和旨趣。

「佔中」不惜損害利益和犯法，從反面否定中國主導的否定和庸俗化，正反雙向操作「商利」和「法律」，激活「商 利」和「法律」，再而建構體制，進入「商利」和「法律」原意及旨趣。這次由精英層引導、理性和平愛心有序帶來變化和踐行動態的民主自由法治開放多元互動和 正反對流自治的「現代性」。

中國走向現代世界、成為正常國家，香港的一國兩制、高度自治，都需補這些課。等待《環球時報》和中國發現並接受「佔中」真諦，如接受，也不必「佔中」了。



「香港學」協會主席、牛津大學Green Templeton學院訪問學人

公民社會失公道 蹉跎諮詢禍之由

2013年7月4日

林行止 林行止專欄

六、筆者要強調的是，本土意識不僅存在於「抗拒內地那一套入侵香港」（黎自立網上的話）的民間（也許可統稱為「泛民」）組 織，在形形色色的「愛國愛港」團體上亦表露無遺（而手法遠較淺陋粗鄙）。撇開政治目的，後者所彰顯的國民意識，與整體社會傾向不認同「中國國民身份」的趨 勢相違背，亦和國際城市只應側重公民意識而不必太熱衷於國民意識，有本質上的衝突。試想，如果紐約人（New Yorker）口口聲聲說是美國人、倫敦人（Londoner）把英國人掛在口邊，非美非英人士豈不是要靠邊站、抬不起頭，成為次等公民，那他們還會在這 些城市流連忘返作長期居留（long stay）嗎？答案恐怕是否定的。在這種情形下，紐約和倫敦分別是美國和英國的大城市而不可能成為人才財富集中的國際大都會；香港亦可作如是觀。只有少數 人認同「中國人身份」，在某些人看來，雖是政治不正確（不愛國!?），卻是香港成為國際性城市的「必要之惡」。因此，在香港鼓吹「國民身份認同」，對香港 保持五十年不變其實有負面影響。一句話，香港要保持萬國官商雲來、國際財富聚藏的金融中心貿易中心地位，港人具公民意識遠較有國民意識更為重要。

七、 「七一大遊行」的主口號之一是「梁振英下台」，充分反映了當前的主流民意，以梁振英政府行事與社會脫節日趨明顯，其施政輕重不分，語言偽術的普遍應用，令 行政長官和多位政治任命官員變得言不由衷、「冇句真」，徒顯他們為官日子雖淺卻已煉成厚面皮；所有種種都惹港人反感。許多時候，特區政府決策層特別是行政 長官，都在自說自話，與群情愈行愈遠，治人和治於人各走一端，政府的施政效能便愈來愈不像話。梁氏的民望「不及格」，其來有自，並非無端而來。

不 過，高呼「梁振英下台」，只足以洩一時之憤，實際上不可能收效，以現行的政治結構，行政長官換人，香港政事不會有實質變化；梁氏不孚人望，事實俱在，但取 而代之的又有什麼能人？不必諱言，如果換上一名毫無主見的庸碌之士，泰半會受財閥所愚（或與之互相勾結），長此以往，只會令香港社會更不公平，另一類民怨 深積，無可避免。值得大家注意的還有，英國人培植出來的「人才」（沒有教車師傅在側經常闖禍，因此要加上引號），幹練廉潔的畢竟只是異數，看那麼多港英遺 臣正在接受廉署調查，有的且已被落案起訴，便知要從中再挑人出來治港，難度極高、幾不可能。本來，筆者曾以為如今放洋留學的內地精英中（料北京早已安排精 英之士以優才資格落籍香江），也許有政治背景無問題的幹才可委以治港重任，但國人沒有利用職權中飽基因的，簡直不可求。真正有才能的治港人才何處可得？是 個目前看不到答案的難題。

八、「佔領中環」是否成事，要看北京對普選訴求的回應，不過，普選訴求的細節迄今尚未成文，現在推斷「佔中」會否 成事（遑論有什麼後果），未免言之過早。眾所周知，「佔領中環」是一班斯文人有理念、有步驟，可說完全本着與人為善態度表達訴求的方式、從「七一大遊行」 看已有廣泛民意支持的和平抗爭（也許說爭取更恰當）活動，政府和「愛國愛港」組織，硬把之妖魔化，堵塞了正面化解分歧、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建港之路。 北京在港代理人與梁振英政府都沒有與港為善的用心，他們不惜把一些單純、沒有惡意的民間活動，上綱上線為破壞香港安寧的不法事件，製造施加重壓的藉口，以 奠定他們「一言而為天下法」的權威地位。

在孫兒的課文上，看到一則題為〈北風和太陽〉的寓言。這個兒童故事很有啟發性：「有一天，北風和太 陽比賽，看看誰的本事大。這時候，有一個人在路上走，他的身上穿着一件大衣。北風對太陽對：『我們來比一比，看誰能把他的大衣脫下來。』於是，北風就用力 吹！那個人一邊走一邊說：『好冷啊！』他把大衣拉得更緊。北風吹累了，他對太陽說：『你來試試吧！』太陽從雲裏出來，溫和的陽光照在那個人身上，他走了一 會兒，覺得有點兒熱了。沒多久，就開始流汗了。於是，他自己就把大衣脫下來了。北風說：『太陽，還是你的本事大。』」

凡事不可強求，更不可蠻幹，「北風」吹得太猛了，由於尚未失選擇自由，人們必會「把大衣拉得更緊」，結果必然是各無所得、兩敗俱傷。要避免這種情況出現，以與人為善的立心、和不同政見者和平對話，是為王道的上策。

還 有，二○一七年除了為有否全面普選的關鍵年，由於離香港的一制可能併入內地一制只有三十年，還會引起「金融震盪」，顯而易見，三十年確是一段不短時間，惟 別說什麼「歷史長河」，從財務安排角度，三十年正是長期部署的年限，比方說，三十年後香港會否行內地的制度、三權是否合作……，對長期信貸和物業按揭，都 起決定性影響！假如屆時普選問題令香港社會亂成一團，「隱形」的金融風暴也許正在醞釀！從二○一七年起計的三十年後香港將是什麼樣子，是決定香港命運的當 權者現在便要思考的問題。筆者簡單的想法是，二○一七年如有「真」普選，三十年後驟變的可能性不大，金融線上便不會風高浪急。

九、談及北京 視香港民意為無物時，筆者指出這是北京以為「有所恃」的結果，而「有所恃」其中一項要素為「經濟誘因很快瓦解西方因『六四』對中國抵制」（六月二十五日本 欄）；但想深一層，如今情況肯定有變。二十多年前，中國經濟已起步惟離起飛之期尚遠，不但對「西方強國」不構成任何威脅，西方國家且要利用內地數之不盡的 廉價（農民）勞工，富國有意把勞工密集行業遷往內地，因此抵制、禁運，瞬間消於無形（西方政客的偽善於茲清楚展示）。現在的情況完全不同，中國已全方位崛 起，在多方面成為西方國家的有力競爭對手（如開發非洲農礦業等），有資格有條件在政經上與西方國家爭一日短長，非常明顯，中國的迅速崛興，已令不少西方國 家「眼紅」，右翼勢力更有設法打壓中國的主張和行動……。在這種情形下，如果「佔中」重演「天安門清場」事件，恐怕會成為西方世界言文圍剿、政經抵制中國 的現成藉口！但願北京在盤算如何處理「佔中」事件時，把這一新因素考慮在內。

年年七一．三之三

我們今天更應有Beyond

2013年6月24日

紀曉風 獨眼香江

劉志遠於1969年出生，按照學者呂大樂於《四代香港人》的分類，劉志遠屬於第三代人，雖然沒有第二代人般幸運，可以在急速的經濟發展中順流而上，不過總比第四代人幸福，因為當時的社會似乎比今天樂觀得多。

劉 志遠在1986年加入Beyond，老紀就嘗試以該年為切入點，分析兩個年代的社會環境之不同。資料顯示，用以反映貧富差距的堅尼系數，在1986年只有 0.453，直至2011年就已經上升至0.537，令香港成為全球發達地區中貧富懸殊最嚴重的城市！至於年輕人的置業問題，老紀發現當年買樓比今天輕鬆 得多。根據社聯的資料，1986年的四人家庭每月入息中位數為5422元，而以沙田第一城為例，當年的呎價大約500多元。換言之，一個400方呎單位只 售20多萬元，相當於一個家庭約3年的總收入；直至2010年，社聯顯示的入息中位數是23500元，等於1986年的4.4倍，不過第一城的呎價已經升 至約5700元，是當年呎價的11倍！那個400方呎單位已升值至228萬元，相等於一個家庭約8年的總收入。由此可見，如果劉志遠今年才17歲，他儲錢 買樓的時間將會是以前的兩倍以上。

至於就業方面，根據政府的數據，1986年的就業人口當中，有超過三成半人，教育程度都是小學或以下，大 專或以上則僅有一成；及至2011年，小學或以下的就業者反過來只餘一成，而大專生比例卻增至三成半，可見僱主對教育程度的要求明顯提高。而小學畢業與大 專畢業的收入差距，亦由1986年的約3000元，大增至2011年的起碼12000元！如果劉志遠活在今天而又學業不成的話，生活將會艱苦得多。

當 然，老紀還未計及當年的影視發展比現時蓬勃，80年代如果你覺得生活逼人，起碼還可以看《最佳拍檔》、《蓋世豪俠》、《英雄本色》來發洩鬱悶，今天卻發現 找一套港產片也有困難，整個產業已消失於中港融合之中，影視本身的娛樂消遣作用已開始消失。如果我們相信怨氣愈大的社會，愈會有搖滾樂隊出來控訴吶喊的 話，今天的香港卻似乎完全違反這個原則。1986年尚且有一隊Beyond，沒理由今日我們的樂壇卻如此寂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