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抗共思潮的回顧與前瞻

「萬家墨面沒蒿萊，敢有歌吟動地哀。心事浩茫連廣宇，於無聲處聽驚雷。」──魯迅
89年六四後，大陸進入「萬家墨面」的政治低氣壓中，但在「於無聲處」，還有香港的「驚雷」。

殘 酷鎮壓，趙紫陽下台，民運失敗，香港抗共思潮受到重挫，但大中華民主派已居抗共思潮主流。在香港回歸不可避免的形勢下，主流派相信在香港自由紀念六四的活 動，仍可以推動中國大陸的民主發展。每年六四的萬點燭光，齊呼「建設民主中國」的口號，主流抗共思潮要讓香港成為中國民主動力，並要薪火相傳給下一代，向 他們灌輸六四悲情，和民運的歷史經驗。抗共的主流意識是：中國無民主，香港也難有民主；香港的自由呼聲，將推動中國民主。香港與中國的命運是連結不可分 的。

2003年的沙士疫潮和23條立法，香港人開始有了對中港融合的恐懼。50萬人大遊行推倒了23條立法，不但顯示香港人決心一意就有對抗中央 龐然大物的力量，而且也顯示只要香港人堅持維護法治保障下的自身權利，完全可以與大陸人的命運不一樣：大陸人在國安法之下無權，香港人可以在反對23條的 情況下無懼和保權。

03年大遊行，使中共加緊對香港的干預，但也使香港的抗共思潮有了新的變化。接下來是一連串的文化保育社會運動，在爭取保留港英時代建築的懷舊中，也潛藏着對舊歲月的懷念意識。

2009 年是中港矛盾開始激化的一年。03年開始的大陸客自由行，到09年發展成一簽多行，香港人的生活空間受到越來越嚴重的擠壓。最新數字是今年1月大陸來港簽 注達120萬人次，較去年同期上升超過五成。09年由網民發動的反高鐵抗爭，針對的是不顧香港利益、一味迎合中共發展全國高鐵連線需要的特區政府。從那時 開始，就不斷爆發反對中港融合、反對大陸全面侵蝕香港的社會運動，反蝗蟲、反雙非、反新界東北發展、反水貨、反搶奪奶粉、反國教等連續出現。陳雲的城邦自 治論興起，香港自治運動出現，連續幾年在7.1遊行中都出現備受矚目的龍獅旗。城邦自治和香港自治運動都很明確表示並非尋求香港獨立，而是要推動港人民主 治港的全自治。各政黨沒有在歷次社會運動中現身，似乎沒有感覺到本土民主派已經興起，並佔領了各網站的主流論述，尤其在年輕人當中。本土民主派並非排斥六 四，他們也支持劉曉波、艾未未、趙連海，他們對李旺陽事件也憤怒，但主要是基於正義感，大體上不是與香港人的處境相連繫。也就是說，六四平不平反，香港年 輕人不覺得跟自己的利益那麼相干。

與此同時，中國在過去20多年，不斷升起過一個個希望，但結果都一一破滅。中國以權貴資本主義發展經濟，財富高 度集中在少數貪官權貴手中，對維權者的壓制無日無之。中國在過去20多年，不僅沒有政改，而且越來越專制。中國特權階層形成的權貴資本主義，成為中國不可 能進行政治改革的結構性障礙。80%以上的貪官都是已經或正密謀把家屬財產轉移國外的「裸官」。而香港，則是部份權貴的轉移中繼站。在這種政治結構之下， 香港的新聞自由、法治、廉政以及包括公司查冊這類制度，都成為中共貪官轉移家屬和財產的絆腳石。因此，香港的核心價值，不可能不成為中共權貴集團的敵人。

無 論從大陸政治結構看，還是從香港政經社被全面侵蝕的形勢看，又或者從近幾年的本土民主派興起來看，抗共思潮已漸漸脫離中港兩地民主不可分的意識。香港政黨 想要得到廣大市民支持而不被離棄，必須在所有爭取本土利益的社運中現身，也必須擺脫「中國無政改，香港無民主」的脫離實際的論述。

立足本土的抗爭，有沒有實現民主的機會呢？坦白說，機會有如以卵擊石般微小。但若等待中共賜予民主的話，那就可以說全無機會了。以卵擊石的抗爭，最重要是顯示我們站在自由法治民主的現代文明的道德高地，我們每一個人都有自由的靈魂，而我們的抗爭對象則是僵硬的體制。

發起佔中的學者，原來都是大中華派。佔中，說明他們不再與北京派來的說客打交道，在不同程度上投入本土抗共思潮當中了。儘管本土論述各派仍有分歧與區隔。（下篇）
周一至周六刊出

李　怡 

也說愚蠢

前愛國律政司司長梁愛詩（女）說，如果香港人「愚蠢」，在特首選舉中選出「對抗中央」的人，就不可以怪責中國到時的反應激烈了。

「愚蠢」是一個很強烈的字眼，「專欄作家」可以用，高官在私下跟朋友吃飯唱K時可以講，但「德高望重」，尤其一頭仿英女皇的銀髮，又時時着旗袍而「母儀天下」的前女律政司司長，比較謹慎一點好，尤其是指摘「如果香港人愚蠢」。

特別是梁愛詩女士出身「愛國陣營」，好似今日中國嬰兒喝三鹿奶粉長大一樣，梁女士是讀毛語錄長大的。毛語錄頭一句就是這樣的原則：「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創造世界歷史的動力。」

人 民會不會是一個愚蠢的族群？在梁女士家族熱愛的毛主席思想體系中，用一句三流八股華文說，是「不存在這個選項」。因為毛主席又說：「群眾是真正的英雄，而 我們自己往往是幼稚可笑的。」毛主席又說：「要相信群眾，相信黨。」毛主席對中國「無產階級」，亦即「基層人士」的智商看得很高，他說「卑賤者最聰明」， 反而，讀書多的人，包括讀什麼英美普通法加中國法律的，像律政司司長這等「官老爺」，毛主席說「知識越多越反動」，造反有理應該打倒。

當然，中國 人民群眾的智商有幾高，我的看法與毛主席有點出入──中國人民不管讀書與否，也有重大愚蠢的時候，譬如天真的「知識份子」帶頭，影響工農，一九四九年 「選」出了毛主席的「人民政府」。幸好天理循環，報應不爽，自己招來的，自己受足，愚蠢即刻付出慘烈的代價：餓死四千萬人，「知識份子」也辱承「反右」， 命喪「文革」，集體愚行，命運之神，必有強烈反應，包括「詩姑」的舅舅黃苗子老先生，一條命也很慘苦，這一點，我同意「詩姑」，充滿智慧的論述。

當然，要「平衡一下」，「西方先進國家」的選民也有愚蠢的選擇，譬如優越的美國人，一九七六年不就選出了卡特做總統？但是四年之後，美國人有機會改正愚蠢的選擇，另選了一個聰明又好運道的列根，蘇聯崩潰，美國的霸權，再一次鞏固了。

美 國人有得投票，「愚蠢」一次，代價只是四年外交的軟弱。中國一九四九年沒得「選」，只是由黃苗子老先生這樣的知識份子做了一回啦啦隊，歡迎毛主席入城，代 價是中國文化的滅絕不超生，是美國選民蠢一些，還是中國的文人和農民？哈哈哈哈。 

陶傑

喚醒記憶

民主黨元老李柱銘先生指摘二○一七年的香港普選不應該有篩選，認為這一條不是鄧小平的意思：鄧小平如果在生，會給現在的北京官員每人打兩巴掌。

李先生曾經參與《基本法》起草，對鄧小平的印象似乎很好，他認為鄧小平的意思是香港「五十年不變」，五十年內，中國慢慢「進步」，追上來；香港可能有一點點後退，然後中港「銜接」了，以後一國一制，就沒有問題。

鄧 小平如果在生，會讓香港有真正的普選？當然不會。鄧小平這個人，任何承諾都靠不住，這不是我說的，而是中國人敬愛的領袖毛主席說的。一九七六年，英明如毛 主席，也發覺被說謊的鄧小平欺騙了，因為鄧小平當年復出，保證過不翻「文革」的案，但後來他隱性否定「文革」，促進經濟，毛主席對鄧小平這個人的品格很失 望：「說什麼永不翻案，靠不住啊。」

然後，毛主席死了，華國鋒活捉了毛主席的指定接班人江青同志，政變上台。此時在軟禁中的鄧小平寫了兩封信給華國鋒，第一封有這樣的詞句：

「我衷心地擁護由華國鋒同志擔任黨主席和軍委主席的決定，不僅在政治思想上，華國鋒同志是最適合的毛主席的接班人，就年齡來說，可以使無產階級領導的穩定性保證十五或二十年之久，對全黨全軍全國人民來說是何等的重要啊。」

鄧小平一輪的擦鞋功，終於令華國鋒開了籠子，放虎出柙。結果鄧小平坐穩了，即刻將華國鋒趕下台。

鄧小平連毛X東和華國鋒也可以言而失信，香港什麼「五十年不變，讓中國五十年後追上來，那時大家就一樣了」，值幾多錢？認識中國的人，像名作家倪匡，三十年前已經不會相信，李柱銘先生似乎現在還相信。

在中國的詞彙裏，並無「失信」兩字，而只有「據當時的形勢需要，為了穩定人心的說法」，而「現在形勢變了」，所以特首梁振英「N屆都唔會選特首」，也是一樣的意思。
七十歲的李柱銘先生猶如此，八九十後的香港人又懂得多少？漠視文史，又以失憶為樂的香港人，以西方文明國家的思維與中國打交道，實在太天真了。

陶傑

港人要飲敬酒還是罰酒？

2013年4月18日

魯姜 民間心戰室

香港回歸十五年，董建華出任首屆特首，中方忍手為尚，步步為營，不欲「底牌」為港人太早知曉；曾蔭權冷手執個熱煎堆，中方 不寄厚望，只望過渡期能盡快完成；梁振英最終壓倒唐英年，象徵兩制回歸一國準備工夫的開始，這應是梁氏對中央的承諾，也是中央不欲「落筆打三更」不敢隨便 換馬的最主要原因。

經過十五年的部署，民建聯和工聯會不負所託，成功取得區議會的多數議席，地區政治幾盡入建制派操控之中；泛民（反對派） 的版圖節節敗退，若不是公民黨與少壯派的力撐（包括變成激進勢力的社民連和人民力量等），令建制派全無還擊之力（訴求、定位的品種與選擇截然不同），不思 進取的老泛民恐怕會敗得更慘。

中央本來在工商、財閥甚至是專業界的滲透率不斷上升，因為利之所在，但這群既得利益者個個「咁高咁大」，平日 早已不肯輕易聽命於人（本港同輩），加上自恃在北京有自設天地線（進軍大陸的夥伴），因而不易組成龐大勢力，自由黨的失敗是孤軍作戰。多年來工商專業界不 斷有人意圖異軍突起，但仍是寸步難行，這次梁振英本可趁機一統天下，但由於個人閱歷與能力所限，加上與唐英年派系支持者徹底決裂，遂令中央的「統一」工夫 難於在短期內全面推展。

愈「和諧」愈惹港人害怕

中央過去期望出現的社會現象，是香港一片「和諧」，大家不論背 景、信仰和黨派，都能透過「和諧」的感召來達致共識，感激中央的照顧和美意，接受一國的現實和管治，彷彿上述任何一個宣傳重點倘若成為全港市民的「共 識」，香港的政治紛爭即可逐漸消弭，港人的「愛國」、「愛港」情操早晚便會合而為一。

梁振英肯定是中央自小栽培、負責推動香港「回歸一國」 的勇將，但他到底應該何時才現出真身？與唐英年的「君子之爭」究竟事出何因？在「和諧」的大前提下，為何兩位建制派中各有擁躉的政治紅人在特首選舉竟會不 惜一切把對手置諸死地？答案恐怕永遠不會有人知道，唯一可以肯定的是，中央經此一役，對香港實現「和諧」的嚮往和追求，必會大打折扣，甚至可能從此放棄。

林煥光說國教事件令中央對香港產生戒心，相信絕非信口開河，而是給香港人一再明示暗示，「和諧」的目標和理想原來從未在香港落地生根，如今中央別無他法，惟有及早準備收回主權和治權。

中 央這個政策的改變，香港的建制派包括「梁粉」自然會把責任推回香港的泛民和反對派，認為他們才是始作俑者，解讀為中央其實是迫於無奈，為了確保國家尊嚴 （一國在兩制之上）以及有效管治（信任的特首成眾矢之的），才會放棄懷柔手段，以民生福利換取政治民心，以強勢法治維持政治安穩。

香港人會否「敬酒唔飲飲罰酒」？香港有多少人會受此威嚇而放棄爭取「真普選」？……這些本來都是中央還未清楚掌握的方向，因此還未有什麼具體可見的行動，一切仍在籌備之中，最快也得要在明年才能出台。

可惜人算不如天算，一個書生（大學教授）戴耀廷提出的「佔領中環」呼籲，竟把政改和直選等必會「不容有失」、「血戰到底」的議題提早逼出前台，令北京的中央部署馬上大亂，亦令香港的建制派疲於奔命。

愈搗亂愈惹港人反感

由 於事關重大，影響深遠，中央無法不總動員去把這個「佔領中環」的火頭盡快撲熄，因此除了私下動員工商專業界別及大小財團陸續表態，更由喬曉陽一錘定音，清 楚表明中央對「真」直選的看法和底線，然後才策動建制派的文膽主筆名嘴現身說法，向全港市民說明「香港必須聽命於中國」的事實，把香港某些人（不知多少） 的「真普選」夢想徹底戳破（一如「和諧」的消失）。

中央這種明刀明槍的取向，由建制派以及「梁粉」的「反佔領中環」、「不支持真普選」的言 論中可以清楚看到，過去為了構建「和諧」，中央一直以極其忍讓委婉的手段游說港人，但國教事件影響的確深遠。而「佔中」一旦成事，中央將更難下台，除無法 向國際解釋，為何香港人的訴求竟會如內地的民運人士一樣，若因「光復中環」而須出動大量警力，當然更是可免則免的傳媒大災難。

幸好由於戴耀 廷迄今仍是「講多於做」，且把行動變得愈來愈複雜，致令香港人的神經和情緒仍未觸動，加上激進派如人民力量等的分裂，只要進退有據不會火上加油，「佔領中 環」行動仍可暫時停留在言文階段，讓建制派把中方的立場和香港的政治現實向公眾進一步解釋，希望大部分香港人最後均能「覺迷途而知返」
。
不 過，建制派中的激進分子連日來不斷主動出擊，意圖搗亂「真普選」的集會及「佔領中環」的討論，這群自以為「以暴易暴」，其實絕對水平不高的僱傭兵，對建制 派「說出現實、鼓勵認命」的口吻大相徑庭，香港人把他們的吵鬧行為看在眼裏，只會對建制派更不信任，因為倘若有朝一日由他們上台執政當家作主，香港有能力 的人士不移民者幾稀。

中央由過去努力營造「兩制和諧」回歸「一國現實」，必須更努力收買人心去說服港人接受，泛民派不敢在預算案討論中「拉布」，亦是出於同一動機，香港人若不趁機爭取最佳福利，唯一的理由是確信「真普選」才是香港的唯一出路。

中共出真身，假社運退場

作者 陳雲 | 三文治 

和 平遊行、街頭劇、舉橫額、作狀跳海、推骨牌、司法覆核…，這些香港在英治時期留下的常規抗爭方法，現在統統失效。愛港力和愛港之聲之類的團體出現，是個分 水嶺。這些新興的親共社團，放棄了民建聯的和諧、團結與繁榮的說辭，直接搗亂，叫囂挑釁，他們令真普選聯盟四月七日的研討會中斷，令四月十三日的《佔領中 環》研討會遭受無情干擾。愛港力在桌上叫囂惡罵，習慣和平表達意見的香港人，看得目瞪口呆。幸好，本土派的社運已經及早轉型到勇武社運，愛港力被蘭花系的朋友在門口包圍及斥責之後，落荒而逃。蘭花系的同仁，向香港人示範何謂勇武社運——不必採用武力，而且果斷展示群眾實力，震懾敵人。

在 英治時期，民主派為爭取民生做的雀籠、打爛飯碗、給港督送老鼠籠之類的象徵式抗議，是會受理的。有民主建制的地方，和平抗爭和象徵式的藝術抗爭行為，只要 民意是實在的，或者以民眾利益或社會公義做後盾的，都會得到尊重。民主制度早已過了武力鬥爭的始創年代，除非事態嚴峻，否則抗爭者都不必採取武力或破壞公 共秩序的方法，頂多是做一下堵塞公路、圍困議會之類公民抗命（civil disobedience）行動。

九七之後，英國撤出香港。香 港不再受到倫敦的民主建制監督，這是緊要的訊號，可惜好多社運界、民主派視若無睹。在董建華時期，港府還遺留一點英治時期的紳士作風，理睬一下象徵式的示 威。到了梁振英時期，港府露出中共的本來面目——不尊重民意的極權黨國。它甚至連敷衍民意的公關行為也不屑去做，原因是中共並非民主建制。

除非民意有堅實的本土利益及隨時爆發的群眾哄動，否則港府懶得理會。政府放縱愛港力之類的團體滋擾公共政治會議，就是給香港人一個嚴酷的訊息：除非你的行動有堅實的族群利益，不到成功，誓不罷休，而且態度勇武果斷，抵擋得住他們的真身攻勢，否則你就要閉口，乖乖做順民。

九 七之後，另一種失效的虛假社運，叫法律抗爭，例如司法覆核。司法覆核在英美是可行的，因為當地的法律制度及議會制度有配套支援。例如司法覆核挑戰政府成 功，類似的個案可以自動得到同等判決，而且國會也會據之而推出新的法案，鞏固法律抗爭的成果。在香港，司法覆核鬥爭是行不通的。首先，法官好多來自英聯 邦，並無本土認同，他們用普世法意來詮釋法律，判決因人而異，近年更有親政府的政治傾向，司法覆核的勝算毫無把握。其次，香港並無集體訴訟法，立法會的法 案提案權也受到制肘。最要命的，是司法抗爭會出現政治代理人（原訴人），而精於計算的民眾會隔岸觀火，訴訟長年累月，卻由於進入司法程序，不可用群眾運動 催逼，事件丟淡之後，一旦敗訴，民氣也難以召集起來聲援。

大陸的維權鬥爭就用法律抗爭方法，結果是令到司法代理人遭到中共無情對待，出動 令人髮指的酷刑摧殘。六四天安門鎮壓之後，有論者要人告別革命、放棄暴力，改用東歐的司法抗爭、維權運動。這些抗爭方法來到中國，就落到悲慘的田地。共產 黨吃硬了這些讀書不成的書呆子：你要玩司法抗爭，就是從群眾孤立出來，以代理人的身份上法庭，結果共黨就放心，可以無情打擊。高智晟、趙連海這些維權人士 的悲慘遭遇，就是明證。

為何我要改用本土政治、族群鬥爭，將群眾利益同民主議程聯繫進行，而且採取勇武果斷的態度？正是因為香港失去了英 國的民主建制，面對的是講究實力比拼的中共啊。在香港從事政治鬥爭，你有群眾的真實利益，群眾以真身出現，中共就同你談、同你妥協。舊社運的為民請命的代 理人的假身份，而且「和理非非」，中共就用愛港力來招呼你。

碼頭工潮這件事

2013年4月16日

徐家健 經濟3.0

一篇以「碼頭風雲牽動港人心」為標題的報道指出：「繫繩員梁先生在接受媒體訪問時說，他在碼頭幹足24小時薪酬得1300元，價錢太低了，不如當洗碗工。」同一篇報道又指出：「薪酬雖然長期無改善，但始終是辛苦學來的技術，不易轉工。」【註1】

讀 多少篇碼頭工人的辛酸感性報道，都不能令讀者明白基層工資停滯不前的根本經濟原因。痛罵無良僱主賺到盡的政客，可否向工人解釋一下為什麼全球的無良僱主只 在以往大發慈悲？又請問今天高叫反霸權、撐工人的各方人士，為什麼香港「碼頭霸權」只在雄霸了貨櫃業多年後的今天才發難？昨天我在「碼頭風雲這齣戲」一文 中，提出了過去數十年在機械自動化及全球化等環球大趨勢的帶動下，工資差距在不少發達國家不斷擴大。

看多少次馬龍白蘭度在《碼頭風雲》這齣 戲的精采演出，亦不能讓觀眾了解碼頭工潮這件事的前因後果。聰明的《信報》讀者要提的問題是：為什麼今次的勞資糾紛會導致歷時逾半個月工潮的「雙輸」局 面？如果當碼頭繫繩員真的不如當洗碗工，為什麼不乾脆去當洗碗工而要選擇罷工？早知轉工不易，「碼頭霸權」當初又是怎樣威迫利誘工人入行？

碼頭霸權剝削誰？

先嘗試回答第二個問題。今次碼頭工潮的罷工工人中，有相對是低技術工種的理貨員和裝卸工人。低技術工人工資沒有增長是世界性現象，跟僱主無良與否無關；但最基層的低技術工人可以做的工種多的是，當「碼頭霸權」要跟洗碗工的老闆競爭，即時霸氣盡失。

假如「碼頭霸權」有經濟學所謂的買方壟斷（monopsony），霸權有條件剝削的是，一些有經驗但一轉工便薪金暴跌的工人，碼頭的吊機手因此有可能成為被剝削的對象；但有經驗的吊機手在未有經驗時入行，怎會不預期一天將可能被剝削？

「碼 頭霸權」要沒有經驗的吊機手入行，必須跟其他各行各業的老闆競爭，讓新人認為入行有「錢途」。年初加盟科技大學的諾貝爾獎得主皮薩里季斯 （Christopher Pissarides）便曾指出，當有經驗的人才為霸權帶來更大利潤時，霸權反而會想盡辦法保證不去剝削有經驗的工人，在吸引生力軍入行之餘又不致人才流 失【註2】。

我不排除現實世界可能有不顧聲譽的老闆，但除非他們認為吸引新人入行並不重要，長遠來說，聲名狼藉便請不到得力員工，最終自己 受害。我不肯定碼頭霸權是否預期吊機將電腦化，因此不顧聲譽來剝削有經驗的吊機手；如果歐洲的一些半自動化碼頭預視了香港碼頭的將來，搞罷工、迫加薪只會 加速碼頭機械自動化的步伐。

為何要罷工？

既然剝削工人一般對老闆「冇着數」，為什麼今次的勞資糾紛會導致「雙 輸」的碼頭工潮？答案要追溯到另一位諾貝爾獎得主、英國經濟學家希克斯（John Hicks）1932年提出的「希克斯悖論」。罷工是經濟難題，如果罷工和勞資談判的結果可以預測，勞資雙方大可提早達成協議，避免罷工對大家造成的經濟 損失。

受到希克斯的啟發，當代解釋罷工的經濟理論，是基於工人對公司利潤的資訊不足。工人懷疑老闆賺大錢，於是透過表面上害人害己的按章工 作、甚至罷工行動，來試探老闆有否加人工的本錢。罷工理論上有多個重要含意：罷工不是因為工人清楚知道老闆賺大錢；相反，工人對公司的利潤愈清楚，出現罷 工的機會就愈低；當罷工對公司造成的損害愈大，罷工時工人得到的援助又愈多，工人罷工的機會就愈高。

我不清楚貨櫃碼頭公司的利潤是否比以前 難預測，但貨櫃業跟製造業不同，公司沒有貨存來減低罷工引致的損失，所以罷工情況在貨櫃碼頭和航空公司等大型運輸服務業較普遍。我認為，更重要的原因是在 仇商仇富的社會風氣下，罷工工人較易獲得市民的精神及物質支持。《碼頭風雲》這齣戲在香港可以演下去，亦有賴政客和傳媒的推波助瀾。

如果最終碼頭工人加薪不多，工人可能得不償失；要是工人獲得大幅加薪，碼頭又可能加快機械自動化的步伐。這樣的碼頭工潮究竟為工人帶來了怎樣的抗爭勝利？


註1：www.bbc.co.uk/zhongwen/trad/hong_kong_review/2013/04/130409_hk_review_port_strike.shtml

註 2：Ioannides, Yannis M. and Christopher A. Pissarides Monopsony and the Lifetime Relation between Wages and Productivity. Journal of Labor Economics. 3（1）, Part 1, Jan., 1985： 91-100.

碼頭工潮的經濟分析．二之二

三權合作前海難成 君臨天下睦鄰不易

2013年4月16日

林行止 林行止專欄

多月以來，雖然輿論的回應不算熱烈，但筆者依然堅信前海的建港，目的之一在作為香港、嚴格來說是中環的後備區，這即是說，當香港的民主運動鬧得如火如荼以至影響香港金融業正常運作時，前海可以有秩序有效率地分擔甚至全部承接香港的工作……。

這 種「構想」絕非人人同意，不少有地位的「中環活動家」甚且以為前海之設，只為內地金融服務，香港的國際地位怎能取代?!明白香港成功之道的人，多會認同這 種分析，但筆者要提醒大家，習近平主席早前在前海視察，那幾句輕描淡寫看似毫不經意的話如「前海要比特區更特」等等，其實便是給建設前海幹部的最高指示， 那意味前海成功建成之後，與內地城市以至經濟特區比較會非常特別，而這些「特別措施」，必然對在香港的企業，不論中外、不論性質，都有吸引力。在規劃前海 新城者的想像中，前海會很快便具備香港的商業特別是金融業功能，當這一天來臨時，沒有人會理會「佔領中環」的發展，因此即使成功「佔領」，亦只是一種走上 街頭有組織有秩序的民意訴求，足顯在中國治下，香港人有和平集會的自由……。

當然，前海能否成功—商人金融家是否有在那兒生根的打算，是檢驗其成功與否的唯一標準—在筆者看來，不在稅制低管制寬鬆治安良好，而在究竟是三權分立還是三權合作；如果什麼都可比「特區更特」但三權必須合作，則前海可以快速建成並搶去若干香港生意，但絕對不能取代香港！

國教觸礁 林煥光：京視重大挫折

2013年4月9日

行政會議召集人林煥光昨天出席一個研討會時表示，特區政府未能成功推行國民教育，對於北京而言，是重大的政治挫折，更會認為香港是個被寵壞和迷失的小孩。

但他認為，香港人應維護自己的核心價值，應視香港為中國一個與別不同的城市。

覺香港是被寵壞的小孩

林煥光昨天出席理工大學一個教育研討會，發表演講時指出，在中國歷史上，教育與政治一向被視為有緊密關係，並以科舉為例，說教育的方式往往被利用作協助管治。去年國民教育事件在反對聲浪之下最終被迫撤回，他形容在北京眼中，那是一個嚴重的政治挫折。

他說，在香港特區內，很多人都視國教未能成功推行只是另一個政策被推翻，但「相對於香港，北京視之為更嚴重。對我們來說，只是特區政府未能成功推行一項爭議的政策，對北京來說，是重大的政治挫折，認為香港是被寵壞和迷失的小孩」。

冀港人維護核心價值

他又說，香港的核心價值一直在轉變，例如五六十年代，香港人會接受貪污的情況，但到了七十年代，香港人願意走出來以遊行抗議等方式對現況表達不滿。而香港過往一直注重公民教育，但在回歸以後，除了講求公民教育之餘，他也提到也該包含着國家身份認同的一環。
不過，他強調，香港人應該維護自己的核心價值，而且不應只把香港視為其中一個城市，而是視為一個不同的城市。

在演講中，他亦提到中國擁抱中國模式，作為抗拒核心價值的藉口；又說中國的發展將會面對很大的挑戰，不能一成不變。有出席研討會的民主黨立法會議員黃碧雲認為，這說法與中國官方口徑不一樣，雖然林是很有技巧地，並非大力鞭撻中國模式，但已是頗為大膽。

進軍大陸 處處英雄塚 白富鴻：做港人是包袱

2013年4月8日

財經人物專訪

習主席的中國夢惹人無限憧憬，燕窩商人白富鴻2006年北上開店，經過6年「再教育」方如夢初醒，搵「人仔」原來要遵守潛規則，做個守規矩的香港人更是沉重。

白富鴻的店試過被同行借店名「抽水」，他更試過被官員「傳召」，亞硝酸鹽事件、假燕窩風波，內地海關一聲令下限帶入境，生意一落千丈。他說中國市場政策主導，內地人做生意如玩零和遊戲，我們揹着香港品牌聲譽跟人家拚，有很大包袱。

關乎名聲的包袱，就算再重都不能放下，白富鴻不願意為搵快錢而扭曲香港人賴以成功的營商特質，守規矩不是儍事，保住香港品牌聲譽是最重要的底線。「我寧願走得比內地商人慢，也不願意走錯，畀人撞跌，停一停，看一看，反而助我走更遠的路。」

港 商以前經常說，內地13億人，每人畀1蚊你都發達啦，但商機處處，也危機重重。「78年中國改革開放，我2006年去深圳開第一間舖，才驚覺80年代的內 地市場是港商的英雄塚，90年代是英雄塚，過了2000年，都是英雄塚。數數看，究竟有多少個周大福、佐丹奴？成功的都是小部分。」燕之家老闆白富鴻說。

「20年前香港品牌響譽全球，今時今日全球五百強企業無香港份，加上內地人除了食品以外，愈來愈接受內地品牌，港商努力追，內企卻是飛奔，重點是內地商人沒有包袱，做任何行業都跑得很快，本着零和遊戲的心態，賭一鋪，輸咗隨時由頭嚟過。」

白 富鴻在97金融風暴投資失利，2000年拿着輸剩的數十萬元與從事燕窩批發的友人創立燕之家，做燕窩零售，從馬鞍山起家，一路衝到九龍區，再飛到銅鑼灣等 旺區，最高峰時有近30家分店。2001年科網股爆破、2003年沙士，白富鴻都撐過來，其後內地開放「自由行」，燕之家方嘗得甘露。2006年，白富鴻 決定試闖內地，在深圳開了第一間舖。

對手強勢　抽水不客氣

「內地有個燕窩商叫燕之屋，名字與我們燕之家很相 近，產品包裝也很相似，他們聲稱來自新加坡，2002年在福建起家，反正背後有龐大資金，肯花錢請明星在央視賣廣告，我們做了十年八載先有十多間舖，他們 十年不到已開到500多間，一次有客人來燕之家買燕窩，向銷售員說在北京、上海都有幫襯我們，但我們根本在那裏沒有舖，詢問下去才知燕之屋的銷售員跟客人 說，燕之家與燕之屋源自一家，只是於內地叫燕之屋而已。」

內地同行混水摸魚，白富鴻說沒必要也沒多餘錢控告對方，對於為求爭生意這種無所不用其極的手法，處於弱勢的港商，只能默默忍受。不過，很快白富鴻便學到在內地行得愈快，跌得原來更痛。

2011年尾，燕窩爆出含有對人體有害的亞硝酸鹽，風波其後擴大，延伸到傳出有假血燕流出市面，謠言四起。內地當局立即嚴加管制，槍打出頭鳥，燕之屋分店隨即銳減。

執法不一　過關講彩數

白富鴻說，兩場風波令燕窩行業重創，多番澄清後亦需時間沖淡，當時最令他惆悵的是內地執法不一致，使消費者心理上有不確定性。

「聽聞唔畀帶，聽聞又有人過到關。新例說燕窩乾貨不准入境，即食燕窩除外，但有人從香港帶10枝上去，海關抽查就問使唔使送咁多？當他們要執法，帶什麼都有問題。」

中港執法人員的辦事作風，港商需時適應。白富鴻舉例說，「假設有燕窩出現問題，香港當局會查清哪裏出問題再解決，但內地部門則不理三七二十一，先拉閘封舖，所有產品不能賣，調查往往不止三四個月，他們不會理會對行業的影響有多大。」

到內地經商，成事靠關係，白富鴻說每到一個城市開店，都要結識一批新的「老友」，「例如我們在福田打好關係，開到間舖，到咗南沙又要再做人事工夫，他們有不同的話事人，執法的鬆緊也沒有準則。」

小官上門　難忍還須忍

不 過，白富鴻表示，對部分地方小官的舉措至今仍未能接受。曾經有一次，白富鴻被一位官員「召見」，「對方說：『白生我都知你做生意不容易，好辛苦，但你知道 如果我要查，你一定有啲問題。』我答：『你講我知咩問題，我補番文件比你。』對方卻說：『我再同你講下去無意思，不如你同你啲同事溝通下，看看還差什麼文 件，再來找我。』

白富鴻形容當時怒火中燒，但也忍下來，最後惟有交帶同事「放低一些東西」給對方，才能解決不能預知的麻煩。

「這些就是潛規則。他不會講到明要咩，他覺得他是官，你要買佢怕，要你做少少工夫，尊重佢。但香港人取得尊重不是用這種方法。」

白 富鴻說，現在內地老闆們都有一套經商哲學，多數會請專人搞關係、陪應酬，盡量不與那些人直接接觸，有問題的話，在背後做工夫。「原來內地商人對於打交道好 避忌，盡量避免同官員行得太近，團體交流以外，大家盡量少見，因為有事求他們，他們不做就算，如果他們真的做到，以後永遠就跟着他們走，好的叫合作夥伴， 最壞的情況是，你今天的成功都要靠佢。」

白富鴻笑說，「關係與成功是不可分割，但如何拿捏就是一門很高的學問。」
苦守6年，燕之屋銷售店超過30個，中港澳都有分店，白富鴻說：「我寧願行得慢，但不想行錯，相信國內制度會愈來愈完善，視乎下面的人如何執行。人的質素需要時間改變，短則十年八載，長則廿年甚至一代人。」

撰文：梁朗燕　攝影：黃俊耀

警員「隨身攝」存四大問題 《1984》情節乍現香港

2013年4月6日

紀曉風 獨眼香江

在經典政治寓言小說《1984》裏面，作者奧威爾筆下的「老大哥」，透過無處不在的電視屏幕監視社會，「老大哥在看着你」（Big Brother is watching you）是隨處可見的標語，不但令人感到壓迫，更有點心寒。

但 看來這不只是政治寓言小說的情節，更可能是未來香港的「實況」。警方上月開始試行警員隨身攝錄機計劃，先在50名警員身上配置任意開關的鏡頭，拍下片段可 成為呈堂證據。警方周五向立法會滙報事件，有議員質疑片在警方手，留下可能只對警方有利的片段。警方回應指案件未查完，不會刪除片段。這一質詢，揭出有關 計劃存在四大問題，更令人擔心這些隨身攝錄機是針對日漸頻繁的示威集會。

現時警方的陸上巡邏警力有逾萬人，試驗計劃一旦落實全面推行，意即本港市面即時出現幾千個流動鏡頭，市民的私隱毫無保障。人權組織更指，當局製造既成事實，讓市民接受被監控，慢慢步入「老大哥在看着你」的異境。

立法會保安事務委員會周五討論警方處理公眾集會及遊行手法，保安局呈交文件交代警方由上月底起開始試行六個月，在警員身上放置隨身攝錄機的試驗計劃。根據計劃，警方從英國購入50部隨身攝錄機，供港島總區機動部隊、新界北總區及西九龍總區衝鋒隊警員試用。

警 方指，警員受訓後才會被委派操作及取用錄影資料，隨身攝錄機（下稱「隨身攝」）會安裝在警員制服肩上，顯示屏向外，警員在「合理及可行情況下」會向當事人 預告開始錄影。警方新計劃的爭議之處，在於隨身攝拍下的影片可以用作調查罪案之用，甚至作為呈堂證據。保安局副局長李家超周五在立法會表示，如果決定不需 用所拍片段作調查，警方會於31日內銷毀有關片段，如有要求暫時不銷毀片段，以留待進一步調查，有關調查人員須向高級警司申請。

保安事務委員會副主席涂謹申擔心，以上安排可以令警方只保留對自己有利的片段，而對警方不利的片段則會隨31日後銷毀的規定而永遠消失，質疑做法可能導致不公。李家超回應指，如果案件仍在調查，有關片段不會被銷毀。

李家超的說法，恐怕依然未能說服公眾，因為舉證責任在警方，警方有權決定選取那一節片段呈堂。呈堂舉證的片段是否事實全部？基於資訊不對稱，被告或市民要索取片段，必須經過繁複過程，相反警方使用片段難度相對低很多，在不對等的地位下，實難保不公平情況不會出現。

現 時試驗計劃存在四大問題，除了可能造成司法不公外，其次就是警方拍攝片段如「無王管」。警方如進行竊聽、監視，需要向截取通訊事務專員胡國興或其轄下的小 組法官申請，獲得授權才可行動。雖然胡官多年來都不諱言，由於法例沒有授權他聆聽截取通訊的內容，所以未能完全監督執法機關違規，但起碼胡官是警隊體制以 外的獨立人士，而截取通訊專員是直接向特首負責，總算起到平衡、監察作用。

但現時隨身攝拍下的片段，同是涉及市民私隱，但並無任何獨立機構 或人員監察。警方指，會由一名高級警司決定片段留用還是刪除。高級警司是警隊中人，自然難免予人「自己人查自己人」之感。再說，如果作出決定的警官來自警 隊中投訴及內部調查科，那麼，市民還可勉強相信另一部門的警官會作出平衡監督作用，但如果作決定的警官同是來自刑事或行動部門，連名義上的平衡都失去，儼 如「自己人中自己人查自己人」。

第三，是警員隨時可作隱蔽攝錄，猶如半秘密監察。質疑警方使用片段存在問題的涂謹申指出，現時拍攝遊行集會 的警察攝錄隊，使用手提攝錄機拍攝：「起碼你知他開始拍。」但試行的隨身攝錄機，市民不會知其開關時間，警員也不一定告知目標他開始被拍攝，某程度形同秘 密監察。老紀不妨舉一例，根據傳媒報道，上月底兩名青年在尖沙咀醉酒後，胡言自己無帶身分證，不知會否犯法。當時，同行女友人向警員表示兩人只是醉酒。但 是，其後一行人喧譁，警員截查一干人等，期間醉酒青年推撞警員，後遭警犬咬噬示警，同行女友人即時指「警察打人」。報道引述有警員表示已拍下過程，但拍攝 時似無向有關人士表明開始拍攝。若說有嚴重罪案發生，槍林彈雨之間，老紀認同警員難以表明開始錄影，但處理醉漢，二人又無武器，警員提出警告，表明會錄 影，看來是較合理的做法。

最後，是警方引入有關技術的意圖。警方引入的隨身攝是來自英國品牌Reveal Media的RS3-SX攝錄機，網上價是595英鎊（折算7075港元）一部。雖然當局在呈交立法會文件上指，「事實上多個海外司法管轄區如英國有40 多支警隊都已廣泛採用隨身攝錄機，成效良好……」但事實是，隨身攝最主要用家是英國地方警隊，北美如加拿大及美國的地方警隊，也是剛剛開始試驗。歐洲國家 較少使用，現時用家只有瑞典。

另外，法國內政部亦有引入，但該部門主要是監察警方；而根據Reveal Media網頁上引述的調查報告及文章，發現隨身攝即使用作防止或撲滅罪行，主要都是針對暴力案件，以保障警員執法時安全。

但 是，觀乎本港罪案情況，根據警方提供數據，去年全年暴力罪案都呈下跌迹象：傷人及嚴重毆打較2011年減少86宗，跌1.2%。當中八成都是因各類糾紛如 醉酒鬧事、交通事故或工作摩擦而發生，即使是這類毆打案件，也比2011年減少128宗。可見，最主要襲擊案件都不是針對警方，說因為減少暴力罪案而引入 隨身攝錄機，明顯不是理由。

相反，近年公眾集會和遊行有增無減，去年達7529宗，較2011年上升9.5%。而近年警方在示威遊行中和示 威者衝突機會次數增加，加上警方早前公布隨身攝試驗計劃時，支援科高級警司謝守剛明言，隨身攝主要拍攝有對抗性質或破壞社會安寧的事件，如示威、警民衝突 或黑社會打鬥等，難免令人感到，新設備是衝着遊行示威而來。

人權監察總幹事羅沃啟解釋，英國由於以往長年受愛爾蘭共和軍的恐怖襲擊，國民願 意犧牲部分私隱換取安定，所以倫敦市民可以接受全市都有閉路電視監察，「但香港沒有這個社會背景」。他認為，本港沿襲英國普通法傳統，法律上對電子監控帶 來的私隱問題，細分得相當零碎，「私隱條例應該規範電子監控，但現時兩項概念被分開。」羅沃啟指，現時警方引入隨身攝，但片段錄取和使用欠缺監察，「那些 只是警隊內部守則而已，並非法律規限。」
羅沃啟不諱言，政府正一步步「教育」市民接受監控，「過多幾年，大家覺得習慣了，不以為然，我們慢慢步入『老大哥看着你』的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