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說三道四．「佔中」熱

2013年9月24日

練乙錚 氣短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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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諾登揭出美帝以「反恐」名義侵害私隱，證據確鑿不容抵賴，不僅得到世人廣泛支持，在美國國內也迅速成為「準民族 英雄」。美國政府侵私之舉，是所謂的「內容諜檢」（content espionage），與中共最拿手的「內容操控」（content control）不同；後者的操作範圍更大，諜檢不過是某種內容操控的前置運作。有沒有人同樣確鑿地揭露中共如何監控網絡、清洗什麽言論，以達其「內容操 控」之特定目的呢？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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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哈佛研究大陸網管方法新穎大膽

今年8月底，哈佛大學社會學量化研究中心講 座教授嘉里．金（Gary King）和他的兩個博士生，在美國政治科學協會的年會上提交了題為〈研究中國訊息審查的一個隨機實驗〉的論文，所用的方法和所得結論，都非常有趣。此 前，三位研究者首先在今年的《美國政治科學學報》5月號發表了一個首階段研究報告，內容也非常精彩【註1】。

大陸的網管有三個層次，第一層 是所謂的「大中華防火牆」，專門防止一些列入黑名單的外國網站如fb、twitter等的訊息進出大陸。第二層是關鍵詞自動監控，但這一層管制不十分有 效，因為漢字的形和音提供很多辦法替代關鍵詞而依然能夠傳達訊息。第三層就是人手監控，金教授的研究團隊主要就是着眼這一層監控的特點。

團隊首先在一百個大陸社交網站上註冊成為用戶（這些網站佔大陸同類網站訊息交通總量的97%），然後以用戶身份在網上發放不同特定內容的文字訊息，再在全世界各地廣泛設置的電腦網上觀察哪些特定內容的文字訊息遭到什麽程度的屏蔽。

此 外，研究團隊還特地在大陸設立自己的社交網站，並且與大陸的社交平台軟件兼網管公司訂立合同，在網站上安裝大陸一般社交網站都安裝了的訊息審查系統軟件， 開站運作之後讓那些軟件對網站訊息言論作「自我審查」，以便觀察軟件的屏蔽作業，亦即以「逆向工程」（reverse engineering）的方法找出該種訊息審查軟件的具體功效。

研究報告有一段看來很搞笑的敍述：「從參與其中了解審查制度：（因為跟社 交平台軟件兼網管公司訂立了合同），那些公司的員工很樂意教我們如何審查訊息以滿足政府的網管要求；……他們還告訴我們最好每五萬個用戶就聘請二至三位審 查員。由此，我們估算到（全中國大陸）大概有五萬到七萬五千名社交平台公司僱用的自我審查員；這還未有把政府內部的網警、網路監督員及五毛黨的數目計算在 內【註2】。」研究方法如此「鬼馬」，不知大
陸有關當局會否向哈佛提出抗議或警告。

研究的結果很豐富，包括下列個點：

一、用戶上載的文字訊息，通過第一、二層監控之後，進入第三層的五種人手監控流程中的一個。五種審查流程分兩類：一是先審查，結果可以是通過、屏蔽、屏蔽兼封戶；二是先放行，然後二十四小時內受檢，結果可以是通過、刪除。

二、第三層的五種人手監控相當嚴密，團隊研究的一百個社交網站當中，有六十六個遭不同程度的審查。實驗設計裏的文字上載，能通過第一、二層監控的，有四成受到第三層人手審查；而最終被屏蔽的訊息，佔所有上載訊息的63%。

三、研究者有辦法取得非常大量而完整的未經審查的原始上載訊息；利用這批資料與審查後獲得放行的訊息相比較，研究者得出一個「可能敏感詞」的清單。此清單與後來他們從社交平台軟件兼網管公司取得的今年4月份官方敏感詞清單比較，幾乎完全吻合。

四、中共在網絡上進行的審查、屏蔽，主要對象是「能引起集體行動的訊息」，無論這些訊息是與官方同調還是相反。另一方面，批評甚或激烈批評政府的言論訊息，只要不涉及集體行動，遭屏蔽的機會率則比較低。

最 後一點很有意思：大家記得，2010年時，有若干港區人大代表以個別代表身份關注「結石寶寶」事件，中央認為問題不大，但當羅范試圖聯名上書，中央就馬上 「吹雞」叫停。此事與中共最刻意屏蔽「能引起集體行動的訊息」的背後原則完全一樣：個別聲音沒有危險不必怕，還可賴以知道一部分民情，但集體行動則無論如 何是一種不能容忍的威脅，必須鎮壓於萌芽階段。

這和史達林可以容忍個別的批評者如高爾基，卻把清黨的矛頭指向各個反對「派」，是同樣道理。

當然，我們可以說，中共進步了：當年史氏用於黨內少於一千萬黨員的監控和打擊手段，中共現在用於全國十三億人口。

選票何價今昔比 問責闖關誤港人

2013年9月18日

林行止 林行止專欄

一、經過十多年回歸後的生活，港人今天估量這塊向稱福地的未來，究竟是明天會更好還是日趨墮落、比不上過去的活力和朝氣？ 以九七回歸時只有二三十歲的年青人來說，到了「五十年不變」之期屆滿時，這批「回歸老人」是活得比他們的前輩更有出息、更富意義，還是不進則退，比起鄰近 地區人民的生活大有不如而萎頓失色！

在「八十後」尚在牙牙學語的時候，筆者於「政經短評」已反覆論述民主政制並不是最有利於香港的種種觀 點，舊作如〈民選立法局──玩完〉（一九八二年十月二十六日）、「精英諮詢是最適合香港的政制」（八四年八月的系列短論）等等，適足以反映一人一票的選 舉，在筆者心目中，並非位列至尊，更不是唯一可取、無可代替的政治制度。

若干年後，於前途談判大局底定的九十年代初葉，英國人定期歸國，有 鑑於殖民者撤走時屢屢留下尾大不掉的民主（姑勿論種族和宗教）「炸彈」的「往績」，筆者心有所危，極不願見一人一票的普選匆匆就道，以草率始，以不可收拾 的亂局終。這種考慮使筆者反對直選的態度，一以貫之，絕不含糊。

九七以後，情況再不一樣。繼續以香港為家的人，須奉《基本法》為立「區」之 本，而《基本法》對行政長官和香港立法會產生辦法的指引（第四十五條和六十八條），非常明確。前者是「最終達致由一個有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按民主程序 提名後普選產生的目標」。而立法會的產生，則「根據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際情別和循序漸進的原則而規定，最終達致全部議員由普選產生的目標」。

《基本法》具法律效用的有關規定，令筆者對一人一票的民主政治，從懷疑變為不得不支持！

扼要地說，不問是否「愛國愛港」，單是守法奉公，香港人已別無選擇、必須以走向雙普選為政治依歸。換言之，無論是否喜歡一人一票的選舉，只要是香港人又無意興革反抗推倒《基本法》的意向，便得遵循《基本法》定下的政改路線，迎接雙普選的來臨。

荒謬的是，一班自視「愛國愛港」人士形成的社會「板塊」，卻千方百計、讒言游說，拖延普選之期，那些爭取按《基本法》指引定期貫徹普選指引的，反而被中央和特區當權在位者「定性」為立心不良、有心搗亂，甚至被冠上「反中亂港」、「勾結外國勢力」的大帽子！
港 人究竟應當怎樣詮釋「按《基本法》辦事」？比較崇尚理性文明的香港人，究竟是應該追隨《基本法》指引，還是任由一班當朝權貴故意曲解才算數？斷是論非究竟 還有沒有客觀和公道？香港何以在短短十數間變得如此顛倒？眼底下，究竟誰在行不由徑？誰是身不由己？誰在欺人騙己、言不由衷？誰被歸邪？誰能允正？〈均衡 參與一起糊塗〉，是筆者近十年前（二○○四年四月二十六日本欄）一篇舊文的題目，當年憂顧，盡呈眼底，如今看來，事態的發展，只有日比日甚的更難堪，不是 最難堪。老香港能不痛心！

不少香港人，尤其是商界中人，並不特別在乎行使那張選票的公平權利，因為政治之於一般人，並非理想而是實惠，任何 形式產生的政府，只要能夠保障社會有序、人身自由、言論自由、市場自由、私有產權、個人意願、公平競爭、機會開放、沒有集體意志凌駕獨立人格的威脅；加上 政權和平交替……。這樣的政治體制，還用斤斤計較其是否由選舉產生？不用投票而有這樣的政體，豈不更為省時省事？

二、港人對民主政治的成 效，很少存有不切實際的幻想，不會幼稚地認為有了選舉的政治，管治便能安然上軌；近三四十年來那些數以萬計湧來香港「打工」的傭工，哪個不是來自擁有民主 選舉機制的鄰近國家？這些民主國家，或因貪腐成常態，或因法治不彰，或因宗教種族的爭權鬥法，弄得民不聊生、經濟頹唐、治安不靖、國富流失……。至於民主 政治政客為爭取選票傾向大派「免費午餐」，造成福利過度的流弊，港人更是耳熟能詳；然而，何以回歸後，一般港人對普選的要求愈來愈殷切，除了追隨定於一尊 的《基本法》，董建華連任（雖然無法終任）行政長官的若干錯誤決定，可說是刺激港人爭取普選訴求更上層樓的主要原因。

二○○二年二月，董先 生在沒有對手的情況下，自動當選連任；第一屆任內的經驗，讓他感到公務員系統的處事方式，令他難展抱負、壯志難酬，這種「積怨」，促使他在連任後隨即宣布 會在履新第二屆行政長官的第一天（同年七月一日），實行參照美國部長制的「高官問責制」，將所有原來由公務體系遞升的司長和局長職位，由行政長官直接委 任，這等於讓行政長官獨攬大權，各問責高官（政策局長）直接向行政長官負責，政務司司長統領各局的職能，於彈指間喪失。九月五日本欄〈非關政權惹禍事，只 緣管治出蹺蹊〉，對此如何把「行政主導」變為「行政長官主導」的無窮後患已有論述，於茲不贅。

從港英政府最後一位布政司過渡到特區政府出任 政務司司長的陳方安生，她對「行政長官主導」的複雜性和缺失，看得比誰都清楚，可是，她說服不了董氏打消主意，而掌管香港事務的京官讀不通香港這本書－－ 「公務員系統必須保持政治中立」，對他們來說，若非不知所云，便是言不及義；向京官條陳利害的陳方安生被以為權威受挑戰的京官「曉以黨義」，結果是，陳方 安生在與她的上司董建華不和的傳言中，自動請辭，結束了三十九年的公職生涯！

高官問責出台時，市民不是人人像陳太般看到當中的缺失，料無不 良存心的董氏，只是急於求成，怎麼亦想不到雖然因而多了聽命於他的政治問責團隊，卻嚴重削弱了政治中立的公務員實力，令管治效果出於董氏意想之外的不濟。 在未有問責制前，朱鎔基總理指他「議而不決，決而不行」；到落實問責制三二年後，胡錦濤主席着他「查找不足」，董建華下台時到底有多清醒，固然是個謎，作 為評論者，筆者卻清楚看到《中庸》的「愚而好自用，災必及其身」在香港政治現實上充分反映。

當初沒有堅持《基本法》的指引，放任董建華在管 治統屬上改弦易轍，那些負責香港事務的一眾京官，可曾反躬自省？他們可有為了彰顯京官的權威本色、支持董氏行差踏錯而知所反省？取吸教訓？筆者的答案是否 定的。因為迄今為止，筆者看不出負責香港事務的京官意識到董建華邁出令香港走向難以管治的一步！

縱使港人未能即時覺察董先生實施高官問責制 的貽害，但是對公務員的政治中立地位不保，怎會無動於衷？行政長官委任政治官員的權力膨脹，市民對官員權力制約不夠健全的疑慮日深！至於中央一力支持表現 並不理想、對行政系統可說有破壞無建設的董氏，竟能於毫無對手的情況下連任，那與港人意願落差甚大，港人治港看來已不再實在。一連串的失落、憂慮、不滿， 因董政府有意強行通過「二十三條」立法而激發為五十萬人上街的大型示威遊行，「二十三條」擱置立法，訴諸民意的民主訴求更為具體。

上街示威 成為港人最有聲勢表達訴求而效果大小不一的途徑，二○○四年初，董建華成立政制發展專責小組，研究原則程序蒐集公眾意見，兩份相關報告，分別於同年三、四 月間發表；全國人大常委會卻於第二份報告發表後不數日便解釋《基本法》條文及附件，否決了二○○七年普選行政長官，亦不認同二○○八年進行立法會議員普 選；二○○七／○八年雙普選，是九十年代民主黨、自由黨和民建聯成立時不約而同、毫無異議的進程，一經人大「解釋」，全盤落空；而在人大常委會表態前不 久，民建聯已把其政綱中「爭取二○○七／○八年雙普選」，悄悄地改為「爭取二○一二年雙普選」。其他政黨與不少市民發覺《基本法》的指引，根本沒從香港形 勢作考慮，要求及早雙普選的民主訴求，自此滙成洪流。二○○四年七月一日再次有五十萬人上街，要求是清晰的二○○八／○九年雙普選！

‧治絲愈棼的香港政治．之一（之二下周刊出

非關政權惹禍事 只緣管治出蹺蹊

2013年9月5日

林行止 林行止專欄

一、「幫港發聲」的鄭赤琰教授，對殖民者撤離殖民地的後續危機，有再而三的親身體會，心以為危，在接受電子傳媒訪問或在本 報撰文，均提到馬來西亞獨立之初，種族矛盾激盪，新政府為求穩住亂局，不惜停止國會運作，凍結人權、收緊自由，以非常手段控制大局，換取政權和平交接的空 間，以釐定三大種族共融發展的路向。當局「落重藥」，獨立後的馬來西亞政局終於危危百事成，雖然建政未臻民主的至高理想層次，卻已成為南非民權領袖曼德拉 日後前往取經研究多元族群和諧相處的可鑑前車。

脫「馬」而出的新加坡，在李光耀的領導下，定下以圍剿肅清共黨（馬共新共）為首要任務，新加 坡政府又全力培訓防暴警力，以凌厲手段鎮壓學潮，華校學運領袖孫羅文陷獄，共產黨員逐一被捉上電視認錯、悔改。做好這些基礎工作之後，新加坡成立「國家青 年領袖訓練學校」，對學員灌輸如何履行國家社會責任，那些昔日共產黨員或其同路人，則以公開打倒昨日之我的自我批判，換回人身自由；少數「冥頑不靈」的政 治人物如南洋大學出身、新加坡社會主義陣線的謝太寶，遂以政治犯之名被判刑坐穿牢底（刑期比曼德拉的二十七年牢獄之災還長）。事實上，李光耀雖然勵精圖 治，全力撲殺反政府的政治勢力，但直至上世紀八十年代該國獨立（一九六五年）後十多二十年，還有天主教徒因為反政府而被投獄，累及教會的宣教工作。作為開 國之君（該國雖是民主國家，但此字不必加上括號）的李光耀，並未因為建政之初對付政敵手段橫暴、不遺餘力而損害其領導新加坡躋身世界經濟發達國家之林的歷 史地位。

鄭教授借新興政府打擊敵對力量絕不手軟的經驗，指出組織和誓言參與「佔領中環」行動的公民抗命諸君子，隨時會被中央聯同特區政府定 性為不可容忍的挑釁者和反動派，因而極可能闖下彌天大罪。鄭氏雖然未明言（未預測）「佔中」一旦成為事實會否招來防暴警察甚至駐港目的並非「對內」的解放 軍的強力鎮壓，但廣大港人只要記得「行政長官落選人」、全國政協常委唐英年與梁振英角逐行政長官的電視辯論中透露有關「出動解放軍」一節，再看梁氏上場後 頻施辣招（非僅對物業市場而言）而面有得色，市民有「佔中」成事時當局可能使出狠辣手段應對的聯想，是很自然的。

和親身經歷三次殖民地獨立 的鄭教授不同，不少對新興獨立國家早期歷史不甚了了的香港人特別是「中環人」，他們亦有「佔中」生亂甚至癱瘓中區的憂慮，因為在他們的經驗和印象中，共產 黨人大都有「世界愈亂愈好」的「紅衞兵基因」，際此港共緊抓權力、做好隨時出動爭取本身優勢的時刻，特區政府定出狠辣對付「佔中」的策略，不足為奇。

萬 一「佔中」終成事實，筆者相信三位發起人和「十位死士」，都是心智成熟明白後果嚴重且已作最壞打算的市民，他們仍然無畏地踏上「征途」，展示的正是不惜付 出代價（也許傷亡也許牢獄之災也許事業職業受挫）力爭公平普選的決意。不過，一般跟隨者，特別是年輕一輩，卻未必人人明白此舉的嚴重後果。習慣了香港向有 上街示威表態的文化，不論元旦、七一，不管六四、國教，都可見浩浩蕩蕩人頭湧湧的示威群眾，為香港贏得「示威之都」的「美名」；正因為這些遊行集會莫不在 平安和平的情形下進行，即使警方為維持秩序進行不算手軟的干預，並未見不可收拾的警民衝突，對於「佔中」可能以流血收場的推測，根本不在後生一代想像之 中，而這正是參與「佔中」可能釀成悲劇的危險處。

二、造成當前社會混亂且可說險象環生，近因為梁振英政府人謀不臧，遠因卻起自董建華急於求成的不成熟管治。

回 歸以來，無論什麼人當上行政長官，都有管理不好香港的懦弱和難堪。董建華作為「開區（特區）之首」，有抱負、有主張，可是缺乏「治港之術」 （statecraft），駕馭不了港英調教出來績效良好的公務員隊伍，更加忍受不了公務員系統那種有規有矩、重重檢視、步步設限、事事記錄的行政規範和 布局。為了擺脫這種無形「枷鎖」，於是在政黨實力仍未建基的情況下，魯莽地引進政治任命的半部長制，化行政主導為行政長官主導，希圖藉此形式之變擺脫公務 員系統的羈絆。若以有無違反《基本法》的角度考慮，此一偷天換日的權責大挪移是不易成事的，可是，董氏那時正當時得令，深獲北京信任而得以順利改制，打翻 了港英百數十年來行之有效的管治模式和體制，站在中國人能比英國人做得更好的民族自豪和愛國立場，這種制度革新曾受鼓勵。

不過，經此嬗變， 中央過去支持特區政府施政，便於不經意間變為支持在任行政長官的施政，這種看似無關宏旨的微妙變化，使不滿任何一位行政長官施政的香港市民，不知不覺地站 到中央政府的對立面！如果中央同情港人處境，那麼，上無北京授命下乏群眾支持的行政長官再死皮賴臉，亦難以立足台上了。

董建華放棄行政主 導，向受倚重的公務員系統的行事程序、方法和傳統便再不管用，官員已無舊「職」可稱，改而成為以行政長官馬首是瞻的「馬仔」團隊（他們中確有人視上級奉京 官為「老闆」），為行長官所用而非各有本分、各司各職。這又是一項後患無窮的變化—行政長官權責一把抓，打亂了過往民意是由不同部門分頭蒐集、整理，然後 經專業部門小心因應進而提出不同看法和意見，然後才上呈政策科撰寫利弊兼俱利害紛陳的政策報告，最後經由行政、立法二個議會的諮詢和辯論，才有定奪、才出 定案。從下而上的治事程序，改為行政長官主導後，政令主張由上而下，屬下官員難得有迹可尋，更無思路可追，層層傳達，並無添益，只增誤解，以致政策出台， 因思慮不周錯漏百出而四方驚恐。曾蔭權主政期間，由於行事形式仍沿舊貫，貼近行政主導的程序而較少「驚人之舉」（曾氏管治表現因循卻中規中矩，其鞠躬下台 不算光彩，另有故事，亦與制度相關，日後有機會再加分析），而辛勤任事的梁振英團隊，新猷愈多愈嚇怕港人，不止吃力不討好，簡直是惹人厭煩擾民傷生計！

焦 頭爛額的梁振英班子，不再倚重公務員團隊的管治實力，改而鞏固擁立他的政治實力，拉攏一班出自基層的港共及其同路人，一些以經營「天光墟」識見的新貴，竟 有指點金融中心國際都會的氣魄，在拉近貧富懸殊的藉口下，香港變為一個不是照顧全民整體利益的社會，而是一塊旨在惠及新移民和多福利而未必厚生的雜居地。

從 前香港，人窮志不窮者多的是，自力更生，不要施捨救濟的風氣已不復見。代之是窮兇極惡、不住墮落。警方與黑勢力一起亮相維護中央支持的梁振英施政，不同階 層、不同範疇的社會爭拗和矛盾，對壘嚴峻激化分歧。香港管治已到了非要撥亂反正不可的地步。縱使不少人認為，及早商議普選，補足人事任用的缺陷，可能是安 穩人心、給人們以管治必將進一步改進的思想出路。可惜梁振英卻屹然不動，把很多市民等待得心急如焚。「佔中三子十死士」以公民抗命展示爭取「真」普選的決 心，可說是被逼出來的。

本來，香港的雙普選是按《基本法》的設想綱領，由特區政府推動商議，繼而由人大拍板定案；這等於說選舉法的擬議是香 港管治制度當如何完善的問題，與鄭教授提及的殖民地後續危機導致爭奪政權的交鋒從而引發的鎮壓打擊，是風馬牛不相及的兩碼子事。可是梁振英政府有港共的 「紅衞兵基因」暗裏鼓動；再加上前述北京支持梁氏（或任何行政長官）的立場沒有轉圜空間，「佔中」會被中央視為抗中，便屬茲事體大，以機關槍掃射蜜蜂的場 面，亦就不能掉以輕心完全抹煞。

論政負責當如何 怕亂怎能防害生

2013年8月28日

林行止 林行止專欄

一、拜讀鄭赤琰教授八月二十三日在本報的大作〈沉默大多數是安定最大能量—回應「打手」論〉 （下稱〈回應打手論〉）與早一天署名「一寶」、以廣告形式在本報刊出的〈致《信報》林行止先生公開信〉，筆者不能不說幾句話；以時序分先後，先從一寶的公開信談起。

「公 開信」認為筆者有關「幫港出聲」的論述，有五點「有商榷的餘地」，對於前四點，筆者只能「無詞以對」，所以如此，皆因不願介入不盡不實、無益無建設性的 「語言藝術」漩渦。關於「公開信」的第五點，在很多人看來，或許是無關重要的高滔之論，誇誇其談；不過，筆者卻心生感觸，有幾句不吐不快的話要說。

「第五點」的「重中之重」是這兩句話：「負責任之論政者應提出香港在中國發展中尋求共生共存之路，將中華民族帶向穩定光榮之大道。」

筆 者從《信報》開辦之日，可說「全年無休」地撰寫代社論的「政經短評」，到數年前開始每周三篇的「林行止專欄」，前後超過四十年，篇數不止上萬，字數當在二 千五百萬至三千萬之間，除了不成比例的少數近似讀書劄記和生活趣味的龐雜文字（不算是「雜文」），其餘十之八九，均為議論本地及海內外政經的文字。有此 「資歷」，筆者固然自視、相信讀者亦視筆者為時事評論者或論政者。不過，捫心自問，寫了數十年「政論」，卻從來想不出有像一寶那種對「負責任的論政者」的 看法！

筆者不會妄自菲薄，把論政文字視為遊戲筆墨，斷事論人，因而從不「隨便道來，妄加月旦」；另一方面，更不敢狂妄自大，以為政論真有足 以興邦、喪邦的威力。作為寫政論的文工，筆者力求務實理性，勤讀勤思考，不懈追求深闊的人文知識，且以之作為立言的根基，條陳事理、認識表裏兼顧分析，無 論是引中外前人所見或是一己所得，發而為文，從來不以其為個人的「主張」，僅是一些經推敲後以為可供讀者參詳、思索、比較和取捨的見解。一寶建議「負責任 的政論者」需「將中華民族帶向穩定光榮之大道……」，佔據「愛國愛港」的高地，可是在筆者看來，全是大話荒唐、不及理性的廢話！過往數十年，尤其是在內地 改革開放後的二三十年，和本報大部分作者一樣，筆者有關中國政經的論述，有哪一篇哪一段的用意是與之反其道而寫？

未被「愛國愛港」這句識時 務者十分中聽的口號「污染」前，很多人，包括筆者在內，看到這句口號式的「指引」會失笑，且會感到當中的虛妄；但是九七回歸之後，尤其是在梁振英上台這一 年多來，這種也算是人家自掏腰包、也許受到「贊助」而又可能是報社免費「納言」的廣告，兩句看來不經意甚或是好意的提點，卻令筆者意識到，香港已與「過 去」漸行漸遠，現在的香港已和筆者這一二代人成長、發展的生態不大相同了。城市大學媒體與傳播系主任及傳播研究中心主任李金銓教授近著《報人報國—中國新 聞史的另一種讀法》（中文大學出版社二○一三年）的代序說「王芸生（《大公報》創辦人）目睹國民黨大勢已去，擔心共產黨不要他這種人，很快就跟上時代，對 自己和對《大公報》都是上綱上線，罵得一文不值，既自譴、又自賤……」，又說「很多『民主』報人（如徐鑄成、蕭乾、儲安平）也都經歷這種扭曲」。王芸生為 求存為報毛澤東「特殊關照」之恩而「扭曲」自己和他代表的報紙，李教授因此質問：「難道這是一般自由知識人共同的歸宿？」筆者可算是「自由知識人」，但絕 不希望追隨上述諸位報界先進般無端打倒昨日之我，更不會把所創報紙及同事拖落水！

一寶的「共生共存」，要不是共產黨的「生」、共產黨的「存」還罷了，若是黨八股般如「經濟要為政治服務」的餘緒，文人要為國家而非忠於自己的識見，這樣的轉變，筆者「轉」不過來，自己已過了「迎難而上」的年齡，擱筆不寫也許是眼前的選擇。
二、「打手」論「中傷」了「發聲」幫，看來還傷得真不輕，否則不會有那麼多「駁斥」文章一篇接一篇地列序上報；雖然反駁聲雜，卻完全無法說服筆者對其墜入「打手」角色的觀感。

不打算就沒什麼論點的「反攻」再添筆墨，只有鄭赤琰教授的回應，具有進一步探索、討論的意義。鄭教授用心解釋，讓筆者理解更多有關他為什麼會站到人前「發聲」的用意。
〈回應打手論〉分段解說「發聲」不是打手集團、不是「打手」層次，其不論政、不組黨、不遊行，為的是希望藉公開呼籲，發動沉默的大多數齊聲叫停「佔中」。換句話說，他們「發聲」，是因為他們害怕香港會因此而動亂！

筆 者無意研究「發聲」的真身是否打手，但是他們的亮相，確實予人以不堪的印象，主要原因，恐怕是受環境烘托所「累」。當前香港最令人吃驚、憤怒、擔憂的歪 風，就是在不同層面的不同意見人士之間，湧現了經過刻意「分流」並加組織而拉開的敵我對陣式戰線！從權力核心的「梁營」、「官辦」，盯着泛民黨派而抬頭的 愛護香港力量、愛港之聲……。媒體固然有兩種意見的穿插，就連學生家長，也在聲援和反對教育政策上，變成對頭人！

筆者無法確定歪風的緣起， 究竟是北京的意旨還是港英的策動，反正他們全在梁振英掌權之後才現身，那是徹頭徹尾破壞香港的和諧、必將生亂的禍害之尤。很多人，包括筆者在內，並不害怕 共產主義，卻實在不能不怕共產黨，因為共產黨為了執政、為了穩固權位，往往會把一些原屬形而上的、應當憑理性化解的思想鬥爭或階級矛盾，全部從意識理念層 次，化為具體的、形而下不人道的殘暴鬥爭和政治運動，對社會和經濟必然造成災難性破壞。當年的「前途談判」，香港人被北京「鐵定收回主權」嚇得魂飛魄散， 就是驚懼共黨治下那些有理說不清的血腥鬥爭和昨非今是、今非昨是的政治鬥爭和人性改造運動。

中英談判，兩國各有立場，卻能同樣體恤港人的憂 慮，出了《聯合聲明》、出了港人日後賴以安身立命的《基本法》。順利過渡說明香港人相信一國兩制的承諾、接納中國是共產黨專政並為香港「宗主」的政治現 實。港人深切明白，香港只不過是個統屬共產中國及獲北京保證一定期限內自由開放的特別行政區。

回歸以來，無論董建華還是曾蔭權，他們作為特 區領導的表現，縱有不足、招人話柄、受到罪詬，卻總不致好像今天的梁振英般把香港變成一個處處要分敵我的戰場般可怕。突出矛盾、硬分敵我、失去「和衷」， 哪來「共濟」？港人害怕共產黨管治下的人人鬥、處處鬥、天天鬥，梁振英的管治，卻予人以港共（？）治港、高度「共」治的印象，那是因為社會現實反映了共黨 管治不離鬥爭的特色！

《基本法》是否仍然可倚靠？北京會否繼二○○七年雙普選的一再拖延後，再次在普選行政長官（及立法會議員）方面遲疑？ 怎樣的選舉制度才足以體現中國絕對擁有香港主權的威儀、同時切合香港的實情？由於梁振英在政改事務上蹉跎歲月，一再避而不談，港人的焦急，又豈止於一班泛 民黨人和學者？

正因為「發聲」中人不乏「不是沒腦的論述」，他們站出來卻劈頭便說不論政、不組黨、不遊行，只是對準未必出現、或會出現的 「佔領中環」行動，而那行動的計劃根本不是什麼陰謀造反、武力對抗，只不過是強調打不還手，罵不還口的秀才（秀才領導牽頭的公民）抗命！「發聲」卻針對 「佔中」可能出現的行動，飽以重拳，極盡鞭撻，那豈是筆者所認識所尊重的其中數位學者的氣度？真難相信那是他們自發的組合和思路。除非「主謀」心存忌憚， 為了避免不是沒腦的讀書人意見參差、在未經拍板的政改上說三道四、添煩添亂，於是在號召斯文人與斯文人「對決」的同時，刻意點明他們不會介入政治討論，亦 不爭取怎樣的真假選舉，光以打擊「佔中」行動為唯一的單薄任務！

對於鄭教授對後殖民者管治的想法，下周—天天談政治，筆者亦有點膩的感覺—再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