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大中華地區看港人說普通話

2013年8月3日

龔祖兒

月前筆者參加「粵普對比研討會」，與北京來的主講教授辯論，究竟普通話與粵語是主幹與分支的關係，還是分支與分支的關係。

雖然學理上【註1】，普通話與粵語應是分支與分支的關係，可是以中共的政治指揮學術的專制傳統【註2】，教授只有堅持普通話與粵語是主幹與分支的關係。

年前有個什麼北京大學教授叫囂「不講或不懂普通話的中國人是狗」，這當然很多人不會苟同。不過，以【表】中列出的數據看，中國推廣普通話的成效差強人意，用了近六十年時間，尚有一半人不諳普通話。

筆者推算，不懂以普通話交談的人，有部分應該可以聽懂普通話，只是不能流利運用而已。他們跟其他地方人士溝通時，會採納語言學中叫的「不共語交談」（Non-convergent Discourse）模式【註3】。

換句話說，非普通話人與普通話人交談時，各說各話，非普通話人只講方言，普通話人只要聽非普通話人的方言幾次，便能適應。

想起來，日前大陸強制廣東省減少廣東話廣播，只是揠苗助長；亦有部分北方人不滿港人不說普通話。奉勸他們先解決自己的問題，別對港人指指點點。

台灣在老蔣時代，雷厲風行，規定學校不准說方言，違者受罰，故經五十年時間，即九十年代，效果顯著，已有八成人懂普通話。

由於推行方式專橫，令台灣人更加明白語言多元化的可貴。自台灣有政黨政治輪替後，語言政策已由普通話主導，變成語言平權，公共設施和交通工具，均有普通話、閩南話和客家話廣播，社會更見和諧。

雖然台灣人九成懂說普通話，可是不同族群的人，在大眾傳媒、公眾地方，亦喜歡這種「不共語交談」模式，即一方說普通話，另一方說閩南語，不但無礙溝通，亦顯示各自尊重對方的母語。

香 港流行學普通話，也不過是十數載的事，能講用普通話的人數比例已算不錯，雖然在大中華區是最小，但統計處報告顯示，亦有四成人自評使用普通話能力一般，相 信這類人應可聽懂普通話，所以香港人亦可效法大中華地區，採納這種「不共語交談」模式，即使當有自由行大陸旅客問路，我們也要以粵語回應，一次聽不懂，可 耐心地再說一遍，直至他們明白為止。

不懂說普通話的港人，不要妄自菲薄，因為根據政府的語言守則，只有公務員有職務責任用普通話解答大陸人問題。筆者有公務員朋友斬釘截鐵地說，下班後一定不說普通話。

筆者其實鼓勵港人學普通話，因為學懂普通話，講不講全由你主宰。

作者為國際會計師公會會員、英國行政管理學會會員


【註1】粵語經千年發展而成現狀，普通話的現今面貌只發展五百年，故此教授亦同意普通話比其他方言只保留最少的古漢語發音。

【註2】2000年10月31日頒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法》確定普通話為國家通用語言。

【註3】荷蘭社會學家Reitze Jonkman提出的交談方法，令不能完全掌握某個語言的族群能與其他族群交談，亦能保持族群身份的認同。

【註4】2004年公布的中國語文文字使用情況調查（www.gov.cn/test/2011-10/31/content_1982575.htm）

【註5】《台灣的語種分布與分區，台灣閩南語的源流與演變》（洪惟仁，國立台中教育大學，2013）

【註6】政府統計處主題性住戶統計調查第51號報告書《香港的語言使用情況2012》

治理新界與雙元權力

2013年8月24日

李秋

天水圍勢力人士高調挺梁，組成「維和部隊」為特首護航一事，猶如在政界投下一枚深水炸彈，政府知道事件非同小可，意圖迅速降溫，警方高調在元朗反黑，梁振英再次落區，也一改戰鬥格。但天水圍事件之前發生警察介入政治活動，黑白兩道被動員起來，市民憂慮一時三刻難以消除。

由於新界東北及元朗南發展涉及重大政、紳、商、黑四大勢力利益，當特首被公眾看見要仗仰勢力人士護航，等如公開承認向新界利益妥協。治理新界，非同小可，現屆政府實在太掉以輕心，回歸十六年，新界勢力坐大，亦同時反映出回歸後特區政治的困局。

皇權與紳權

殖 民地時代港英政府對新界治理一直小心翼翼，當中充分體現了英國人殖民地管治技巧。由於早期新界居民乃原住民，比英人更早落地生根，加上有宗族勢力領導，以 及晚清以來因治安不靖，鄉村之間爭奪資源械鬥不絕，農村地方出現軍事化，組成鄉民團練，鄉紳擁有武裝力量，英軍進駐新界時曾與元朗錦田鄉紳爆發武裝衝突。

殖民地治理新界，採取一手硬一手軟，軍事與政治並重。鍾逸傑曾任新界理民官多年，他在回憶錄中記述英國第四十八軍團駐紮元朗，平時為鄉民修橋補路，有天災時出動救人，亦參加鄉民傳統活動。元朗最大地區慶典是天后巡遊，英軍參與巡遊，鄉紳與英國准將主禮檢閱隊伍。

英 人起用之新界理民官，有來自牛津劍橋人類學者，其中許舒博士最為新界上一輩村民鄉紳所認識。他們用心去研究農村權力結構，為殖民地政府制訂政策。許舒博士 著作The Great Difference: Hong Kong's New Territories and its people 1898-2004，是至今為止最完整了解鄉紳勢力與港英治理的讀本。

港英在政治上給予鄉紳利益，但從來不會與他們平起平坐，共享權力。英 人進入新界，因土地補償問題與鄉紳爭執，金文泰總督成立鄉紳諮詢組織鄉議局，1959年鄉議局條例正式通過，確立鄉紳具有法定諮詢地位。六七暴動，鄉紳主 流派選擇與殖民地政府合作，鄉村成立民安促進會，這是官方認可的「維和部隊」，個別鄉紳甚至獲發手槍自衞。

左派暴動平息後，張人龍、陳日新 等代表由楊啟彥陪同訪倫敦，以示表揚。此後港英一直採用「就地而治、分而治之」政策，形成雙元權力結構，鄉紳協助政府工作，如設立英軍操炮區、興建電廠、 收地起公路及發展新市鎮，英人則以特權利益回報鄉紳，所謂代表新界居民傳統權益丁屋政策，只不過是在七十年代暴動後，收買鄉紳，黎敦義與副手威廉信兩人， 花了六個星期時間便草擬好的急就章政策，用以平息鄉紳不滿。在開發新市鎮過程中，鄉紳有法定諮詢地位，所以能早着先鞭，及早囤地等發展。

鄉左整合

但 在利益收買之外，港英時刻防範其政治勢力坐大，其中指導原則是防止「鄉左結盟」，鄉紳在過渡期也是北京的爭取對象，而中方也扶植民建聯勢力伸入新界，回歸 後把鄉事與左派整合，代表人物是張學明，以及今屆新當選的爭議人物梁志祥。鄉左整合，大大增加了鄉紳政治力量，而原本不為主流中產所注意的新界地區勢力， 也開始紛紛走上台前，甚至走出新界，走入全港政治。

政紳合謀由來已久，但英治時代分清誰人話事。後過渡期鄉紳倒向北京，彭定康便決定全面整治新界。今天政府權力弱，是否能駕馭有政治後台的紳權呢？尤其是新一代鄉紳，與戴權、劉皇發經歷港英合作那一代不同；上一代雖然也是利益掛帥，但他們知道政治上要低調，否則會被整頓。

鄉紳沒什麼政治理念，眼中只有利益，被公眾視為落後勢力；回歸後近年上位的鄉紳，政治手腕欠奉，惡形惡相，不顧大局，視政府官員如無物，正因為他們認為自己有足夠政治力量。

今 天借用出位的鄉紳勢力，一時三刻可以協助政府掃除反對聲音，猶如東北發展諮詢論壇，用風褸黨對付社運保育人士和青年學生，也可以在天水圍論壇場外壓制人民 力量，但鄉紳勢力與政府公共權力此消彼長，等於把政策主導權交予新界勢力。不過，新界原居民不用太高興，此等新界勢力並不等同新界人利益，他們只管個人利 益。

許舒回顧英治新界政策，認為政府只是把建設擺在新界（In the New Territories），而不是為了新界（For the New Territories）。英治時代利用鄉紳的治術，今天不單延續，而且更加惡質化、更加赤裸裸、更加不堪入目。

誰說歷史一定會向前進步？

官方經濟數據也「山寨」了嗎？

2013年8月23日

練乙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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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陸官方經濟數據可靠與否，在過去的GDP高增長歲月沒多少人理會，因為商政界一般認為，有錢賺就好，幾個數字的 零頭不準確，沒有問題，更而且，數據偏「好」，有利於營造景氣，誠非壞事。不過，自從GDP增幅放緩以來，這方面的疑問開始受到商界關注；畢竟，是七還是 六個百分點的增長，差了一成半，若有其他不利因素相舛忤，實足以影響利潤和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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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一直以來，學術界對大陸經濟數據信心也比較 高，大名鼎鼎如普林斯頓的鄒至莊，亦認為研究者可以安心使用；他在自己的量化分析裏，經常大量應用中國國家統計局的資料。但是，最近，連學界也開始懷疑大 陸數據、擔心造假。上周四，北京大學滙豐商學院副教授包爾丁（ Christopher Balding ） 在《社會科學研究網絡》（SSRN） 發表了題為〈中國經濟數據有多爛？〉的論文討論稿，指出大陸多年來發表的官方數據嚴重失誤，各種數字自相矛盾，用以計算基準數據的關鍵參數偏離現實，有些 甚至到了明目張膽（「blatant」）的地步，筆者看了嚇一跳【註】。

兩個基本經濟概念

今天介紹並討論包氏文章要旨。先解釋一下兩個基本經濟概念，有這方面知識的讀者，可以略過跟着的兩段文字。

大 家知道，量度某地某年經濟總體表現的最通用尺碼就是實質GDP，但實質GDP無法直接觀察，基本上只能以名義GDP（即以當年市場價格算得的生產總值）除 以全年通脹率得出。名義GDP由商界層層上報累計得出；假定此總數完全準確，則實質GDP有多可靠，便視乎通脹率有多「硬淨」；把通脹率低估一成（或分十 年每年低估1巴仙），之後算出來的實質GDP就「增加」百分之十。

通脹率本身是一個簡單數字，以一個數字反映千百萬種商品（物品及服務）在 一整年中的各
自價格變化，卻非易事。一般做法是把商品橫向分類，每一小類當中，按商品的當年價格變化及消費比重算出加權平均，作為這個商品小類的通脹率； 小類集結成中類、中類集結成大類……，如此不斷橫向集結，最後得出的加權平均數，就是通脹率。

包氏研究大陸實質GDP之時，沿用國統局給出 的名義GDP，只着眼找出其通脹率所含誤差。結果發現，單是十年來通脹率所包含的累積錯誤，便足以把現時的實質GDP數字高估8至12%，約相當於一萬億 人仔。如果作全面的誤差評估，特別是如果還查找地方機構層層上報各地名義產值時加進去的「水分」的話，上述實質GDP數字的8至12%高估，不過是誤差的 下限。

討論大陸官方通脹率可靠性之時，包氏特別選擇房地產價格與租金及所用的若干加權參數為切入點，因為住房消費通常是國民總消費中的最大 項，而國統局這方面的處理手法最為離譜。何以見得呢？大家可以看看該局給出用以計算2000年到2011年期間通脹率的有關數據和所用參數，以及由此得出 的一些逆乎常識的結論：

一、城市樓價升幅

大陸的名義住房價格指數（即租金、自住物業的「影子租金」指數，而不是屋價指數），十一年之間的升幅十分溫和；農村平均年升1.76%，城市平均年升0.53%，約為前者的三分之一，似有若無。

這就奇怪了。三十年來，大陸農村人口不斷往各線城市遷移，供求關係令城市住房租金緊張之極，「蝸居」成為熱門話題，但國統局的有關數據、特別是城市範圍數據卻十分溫和，與一般人的認知差距巨大。

二、農村屋價升幅

尤 甚者，上述數據與國統局另一組數據明顯衝突。2000年到2011年間，農村屋價累積升幅為249%，這與同期間農村住房價格指數累積升幅的19%比，差 距驚人，後者低得令人生疑。這還罷了，城市的住房價格指數在那十一年之中的累積升幅是更低的5.99%；那麽，同期間，城市的屋價累積升幅又是多少呢？

包 氏指出，國統局沒有給出這方面的完整資料（某些年發放過，但數據溫和得嚴重不符絕大多數城市居民感覺，多方指摘之下曾中止發放），而發放過的官方數據的確 不像話。例如，這些數據顯示，上海市2006年到2011年的屋價，年均增幅是1%。不過，同期間上房指數的年均增幅，則高達15%；又例如，深圳市屋價 年均增幅是0.04%……。

三、城鄉人口比例

國統局數據還顯示，全國範圍內的租金升幅儘管溫和，卻比自住物業 的「影子租金」升幅快了一半，而租住物業集中在城市，農村則99%是自住物業。總體住房價格升幅既是城、鄉升幅的按人口加權平均，那麽，如果大陸城市化程 度愈高，總體住房價格升幅便愈溫和（姑且勿論這個反常）。大家知道，十年來，大陸城鄉人口比例，約從四六變成五五，現在是城市人口多一點點。不過，國統局 在計算2000年至2011年期間的總體住房價格升幅時，所用城鄉人口比例由頭到尾是八比二！

大陸當然沒有八成人口住在城市裏，但國統局隨意使用八二之比這個參數，好處是可以算出一個比較低的總體住房價格升幅，最終弄出一個較低的通脹率。對此，包氏用了一個形容詞「egregious」 （駭人聽聞）。

四、食品價格升幅

如果進一步根據國統局的做法，以34%為加權把食品價格升幅算進總體通脹率，則食品價格漲幅已經解釋了總體通脹率的99%。亦即是說，住房價格變化對大陸通脹的影響接近零。包氏說，任何對大陸實況稍為有點認識的人，都難以接受這個結論！

五、消費物價和住房價格累積增幅

如果直接比較期間的消費物價累積增幅（30.2%）與住房價格累積增幅（8.1%），得出的結論就更驚人：期間的實質住房價格跌了17%（108.1╱130.2 = 83%）！

GDP應下調一萬億

由 於國統局算出的通脹率根本難以置信，包氏遂利用第三者住房價格數據，以及比較合理的城鄉人口比例等參數，重新算出2000年至2011年間的累積通脹率， 然後拿國統局的名義GDP除以此累積通脹率，得出2011年的實質GDP（ppp）的比較可信數值，比國統局公報的低了8至12%；用來估算今年的實質 GDP的話，則國統局的預估值應該向下「微調」一萬億人仔，才比較合理……。然而，這只不過是全面檢視、修正國統局實質GDP數字的一個起點。

包 氏認為，一個國家的統計局如此捏造基準經濟數據，必然出於某種政治權宜。這個說法，國人不難理解。站在中共立場看，當政府幾乎失去了經濟以外的所有管治威 信，而經濟動力也因為內外主客觀因素交困而逐漸減弱之時，按政治需要捏造、篡改關鍵經濟數字是僅餘的幾個維護一黨專政地位的辦法之一，比起對內暴力維穩、 對外用武等其他辦法，各方面的成本都低得多，無疑是一個應該善加利用的選擇。

大陸經濟發展動力逐漸減弱，論者對此已有相當廣泛共識。前中銀監會主席劉明康近日指出，過去十年經濟持續高增長，靠的是土地、人口、WTO三大紅利，但如今三者的優勢已幾乎消失殆盡。筆者認為，大陸當年享受的發展紅利，不止於劉氏提的那三個。

革 開放之初，大陸起碼還有「香港紅利」和「國際援助紅利」。時至今日，香港紅利已經消失，香港反倒在某些方面變成大陸一些高官、評論家、學者等心目中的厭惡 對象和負累，而港人對大陸的善意，例如通過高額救災捐款表達的心意，亦同時逐步流失。關於這些，香港人都很清楚，不必筆者多說；國際援助方面，則或者可以 補上一筆（國際經援從來都不是單方面有利於受援國，但這不是本文要點）。

各種紅利漸次耗盡

七十年代末，大陸改 革開放，獲得多個發達國家、國際組織（如世銀）的實質支持，當中包括美、英、德、加、法、日等，其中以日本的援助金額最大，約佔所有外援的四成；援助內容 一般包括低息或無息貸款、技術援助、人才培訓等。援助金額，現在看來，不算什麽，例如日本自1979年起至2009年的二十年裏，提供了總值三萬六千多億 日圓（三百五十億美元）的援助；然而，在七八十年代大陸那種百廢待興、但缺資金、技術與人才（即是缺乏一切增長要素）的年代，得外國援助乃是久旱逢甘露。 國人現在多視日本援助為侵華賠償的一個形式、視西方援助為霸佔大陸市場的一個部署，因此難以明白當年外國援助乃一種非常及時的發展紅利。

不 過，大陸經濟已非昔日可比，發達國近年也遭遇嚴重經濟困難，正陸續提出或已經削減對大陸的經援。零八京奧之後，各國援助急遽減少。該年，日本停止對大陸有 償援助（低息貸款），只保留較小額的無償援助和若干技術支援；2009年的日援總值，已跌至區區六十五億日圓（六千三百萬美元）。2011年5月，英國完 全停止對大陸援助。其他一些國家亦已作出類似決定。

國際組織方面的援助，最大來源是世銀。改革開放三十年來，世銀予大陸經援總額約為五百二十億美元。去年，大陸首度變成世銀的淨還款者。

從 有限資料估算，大陸三十多年總共獲得的經援總值約為一千五百億美元。視乎不同時期的滙率，此數字大概相當於一萬億人仔，約為今年大陸實質GDP估算值的一 成，可謂不大，卻相當於1980年大陸生產總值（ppp）的四倍，不可謂小。金額之外，從外援當中得到的技術知識和眼界，無異同樣重要。

外 援紅利，和香港紅利一樣，今天可說也基本上消失。在發展歷程而言，這不一定是壞事；問題是，紅利都消失，大陸今後經濟高速發展靠什麽？禮義廉恥，國之四 維，在大陸都搖搖欲墜，唯靠GDP這根柱子支撐場面。當這根柱子也鬆動了，發放一些「山寨」數據頂一頂，有助緩衝一下，長遠於事無補。

《信報》特約評論員

【註】包氏文章網上免費下載，見「How Badly Flawed is Chinese Economic Data?」（http://ssrn.com/abstract=2307054）

新聞處淪為政治工具

2013年8月23日

鄭經翰 大班人語

2013年8月11日，梁振英在天水圍地區論壇上說：「我們不能夠讓廉政公署成為政治打擊的工具！」此言一出，公眾嘩然， 認為梁振英手握龐大公權力，竟然以泰山壓頂的姿態要求舉報人向林奮強、張震遠道歉。不過，言猶在耳，與此同時，原來政府新聞處早已淪為特首的政治工具，更 可謂第一個淪陷的政府部門。

2009年8月31日，跟過葉劉淑儀搞保安事務的教育局副秘書長黃偉綸出任政府新聞處處長，至今四年。按政務官 「三年一遷」的職位調動慣例，黃偉綸本該於去年8月底離任，但可能由於護主護到涎皮涎臉、拍馬屁拍到啪啪有聲，至今還是未有去意，一派「笑罵由他笑罵，好 官我自為之」的姿態。

正式記者會大幅減少

本來，在梁振英未做特首前，我對黃偉綸還有一絲半點的尊重。事緣，有 一次，他對我說（大意）：「大班，如果老細不喜歡我，那就調走我囉，調我守水塘囉，不要緊的啊，我是公務員來的嘛，月尾實有糧出㗎！」雖然，當時他的工作 態度實在欠佳、表達手法實在拙劣，但他恪守公務員政治中立的原則，無論如何還是值得確認的。殊不知，這些都不過是推搪卸責的藉口。

事實擺在眼前，一旦改朝換代，雖然黃偉綸仍是公務員，卻儼如以死忠「梁粉」的醜態出現，不但即時變臉，甚至可謂反轉豬肚。簡單講，黃偉綸就是拎着公務員的鐵飯碗，幹着梁振英政治打手的勾當。

首先，梁振英甫上台，黃偉綸領導的新聞處即一改多年慣例，將正式記者會的數目大幅減少，官員坐定定任記者發問的場面儼如鳳毛麟角。

再來，就連官員站着說幾句話，然後讓記者問幾個問題的「站立式記招」（Standup Press Conference）也很少開，即使開也很少照慣例讓記者提五個問題。

及 至今年8月11日，梁振英出席天水圍地區論壇，其開場白更破天荒沒有發稿，而新聞處回覆記者的查詢時竟然回答「因為特首辦公室沒有交來發言稿記錄」。這個 解釋，可謂荒天下之大謬。第一、做發言記錄一向都是新聞處的工作；第二、當日黃偉綸及新聞處的新聞官都在場，有理由相信已經做了相關工作；第三、梁振英去 年12月出席前後共三次的《施政報告》諮詢論壇，活動性質跟今次落區相若，都是要憑票入場，並設公眾發言環節，而三次新聞處都有上載梁振英的發言稿。

新聞處假惺惺澄清

關 於最後一個問題，新聞處依然不作解釋，而特首辦發言人就指，諮詢會「佢（特首）明顯有個 speech想講，佢會照住讀嗰種，所以我哋就會公布，而落區唔係一個formal的活動，所以唔會出一個formal的speech」。如此牽強的理由 都講得出，只會令香港人覺得，這個政府已經淪落到無藥可救的地步。

到了今年8月18日，梁振英到觀塘出席第二次地區論壇，情況就變本加厲，簡直到了令人髮指的醜惡境地。

眾 所周知，電子新聞媒體在論壇現場「做扒」（stand-upper的俗稱，意謂「現場直播電視新聞報道」），實屬行之經年的「指定動作」，但新聞處卻明令 禁止這樣做，理由竟然是「做扒」會分散現場觀眾的注意力。好明顯，新聞處在黃偉綸的領導下，已經淪為政治打擊新聞自由的工具。

更離譜的是， 當論壇草草收場，梁振英「走後門」離開時，一大群保安人員就築起人牆，阻止記者追訪；直至梁振英連影都不見了，新聞處職員才假惺惺的跑出來，說新聞處並沒 有下達相關命令。如此下三濫的手段，過去那麼多位新聞處處長相信都不屑為之，而可能只有黃偉綸才會沾沾自喜，自以為是絕世好橋。

還有，過去 一年急速冒起的全新網上新聞媒體「主場新聞」，竟然被拒進場採訪，理由又竟然是它不屬於新聞媒體。事實上，不少傳統媒體已放棄一貫經營模式，集中火力發展 網上版新媒體，例如美國兩本百年雜誌Business Week商業周刊及Newsweek新聞周刊，由此可見新媒體的大趨勢。新聞處對新媒體的情況如此無知，難怪特區政府近年處處陷於被動、陷於捱打、陷於自 取其辱的境地了。

資料顯示，新聞處2013至2014年度的財政預算開支為六億三千多萬元，綜觀新聞處近年的所作所為，這筆開支簡直是浪費 納稅人的血汗錢，倒不如「被摺疊」，將省下的錢去給老人家看病好過。須知道，為全港七十多萬七十歲或以上長者提供一千元醫療券，每年開支也不過是七億二千 多萬元。

至於黃偉綸，就索性單飛去幫梁振英寫網誌，做其鍵盤戰士可也！所謂的「求仁得仁」，大概不外如是！

陳茂波死結配合梁振英Plan B

2013年8月15日

黎廣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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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首梁振英以特區政府的管治續航力作賭注，力撐發展局長陳茂波留任；發展局的職責牽連極廣，在民心背向之際，民生問題勢必演變為動搖管治根基的政治爭議。以梁班子上任一年以來累積的「政績」而論，陳茂波至少有四個難以解套的死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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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結一：多區發展

首當其衝的死結是新市鎮發展，除了爭議極大的新界東北新市鎮，還有落馬洲河套區、東涌填海、洪水橋新市鎮、元朗南棕土利用和南丫島索罟灣的發展項目，按照計劃，它們均須於未來兩年內定案，否則梁振英對中長期土地供應的承諾只會淪為「假大空」。
政 府諮詢公眾的原意，是希望化解地區與公眾的利益衝突（賠償多少才算合理）、原居民與非原居民的角力（誰應「優先」滅村）、中環價值與永續發展的對立（保育 農地與中華白海豚變成主流）、從權貴、中產與基層之間的資源分配（開發高球場、公私營房屋比例）等種種矛盾，為發展方案建立共識。

不過，即使諮詢主事人剛正不阿，可以取信於民，但要服眾也不容易，何況主事人如今已成爭議磨心，試問如何締造共識？

死結二：市區重建

發 展局成立的「地區平台」，已在今年上半年就九龍城五街、十三街和土瓜灣一帶完成重建諮詢，估計受影響的居民和商戶達四萬人以上，其中有過千戶劏房和天台屋 居民正面臨迫遷之苦，怨氣瀕臨爆發邊緣，發展局卻袖手旁觀。與此同時，民間智庫提出微調啟德規劃，以容納多三萬人並協助重建戶原區安置，陳茂波則懾於民政 事務局的反對而不敢正面支持。可以預期，九龍城重建快將成為「新界東北市區版」。

死結三：城規衝突

陳茂波去年 提出三十多項城規申請，把社區用地改作住宅用地，長策會還進一步建議在公共屋邨興建「插針樓」，這些都是把政府建屋目標刻意與社區環境質素對立的高風險動 作。以九龍塘前李惠利學院地皮改劃豪宅用地為例，已經引發二萬五千多市民去信城規會反對，由於城規會在法律上無權剝奪市民出席發言的權利，陳茂波又不甘低 頭讓步，結果聆訊日期一再拖延，變相浪費土地資源，成為議而不決的惡例。

死結四：中港矛盾

梁振英上台後修訂中環海濱規劃圖，硬把原定間歇使用的軍事碼頭改為永久軍事用地，並交予解放軍管轄，因而觸發二萬名市民反對。在今天「佔中」與「反佔中」對立日漸升溫的政治形勢下，當城規會展開聆訊時，一場規劃爭議很容易演變為香港人與解放軍之間的矛盾。
今天，市民已質疑陳茂波會因應「深港融合」而犧牲本土規劃，屆時若由他出手干預，只會火上加油，令本土意識從土地使用權燒至一國兩制的城邦治權之爭。

文革臨港 有跡可尋

陳茂波解不開死結，只會造成火燒連環船的「串燒效應」——從土地房屋、到環境保育、仇富心理、族群衝突、以至民權治權一路燒下去，發展停滯不在話下，民怨一路累積，在時序上這個「發展懸崖」與爭取真普選的「政制懸崖」很可能到明年便二合為一。

儘 管梁振英剛愎自用，他不可能不明白「串燒效應」的風險。更危險的發展是，梁振英或許察覺自己已「成事不足」，光靠政績不可能連任，因此暗地裏參照毛澤東文 革時期「愈亂愈好、亂中奪權」的策略，作為他延續政治生命的Plan B（這與坊間的傳聞相反，他的B計劃是為了令自己留任，而非令中央換人）。

觀 乎梁振英半年前改劃中環軍事用地、兩個月前公開宣稱「佔中不可能和平」、隨後縱容「愛字頭」組織到處煽風點火，以至他上周放寬警察參加「政治集會」的定 義，並批評市民濫用警隊的忍讓態度，助長前線警員萌生一種因「受迫害」而「不甘示弱」的心態，令警民衝突風險大增，這都是他調整策略的蛛絲馬跡。陳茂波似 是一枚棋子，縱使他的留任加劇亂局，但對梁氏的整體部署卻有益無損。

「亂中求勝」的思維十分符合梁振英的性格，他可能不惜引導北京誤判「佔中」形勢，把中央政府玩弄於股掌之間，一如他去年競選特首時採用的策略。香港人夾在發展與政制「雙懸崖」及梁振英B計劃之間，宜先作最壞打算，敵亂我不亂，再在夾縫中闖出新天。


作者為公共專業聯盟召集人

林慧思爭的不是粗口權

2013年8月6日

王岸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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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句英文粗口，對非以英文為母語的警務人員來說，有多難受？值得你們上綱上線，咬着不放？
一切只是政治，持份者從自己的立場出發而介入事件——「愛字頭」組織和退休警務人員以為找到發難的好議題；革命家和粗口教主第一時間出面撐林老師，表面正義，不外乎想在政治活動之時，合理化自己的粗鄙言行。香港的政治就是由蠢人和小人的聲音所主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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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 者最欣賞的是林慧思老師的個人表現。她在菜街路見不平，大罵警方執法不公，是「義人」的表現，筆者敢說百分之九十九靠教書搵食的人沒有這份勇氣（包括曾經 長時間靠教書謀生的筆者自己）。她在報刊表示不願見到事件的主題被轉移，因為主題本應是執法不公平的公義問題，但兩邊的政客把焦點轉到講粗口的枝節上。

個人屈辱放在一旁

筆者看到太多自以為正義的評論支持她不用為講粗口而道歉，把事件理解為「愛字頭」組織對她及她學校的迫害。筆者的理解是，林老師很快便主動發表道歉聲明，這是一種有莫大勇氣的表現，當中更包涵了教育工作者的盡責和大愛在內。

她的大勇，在於把個人屈辱放在一旁，主動承認行為上有過火和不當，這對她的學生是一種重要的身教過程；換轉同是曾經從事教育工作的粗口教主，會以歪理自圓其說，他的歪理是「教師不在課堂講粗口便沒有問題」，其實這等於說「教師在課堂以外，對學生便再無教育責任」。

林老師希望事件到此為止，應是指她講粗口的事件，而不是指「愛字頭」組織迫害法輪功、香港警隊執法時加以偏幫的行為；這個問題尚未解決。若是真心支持林老師，不是起而支持她個人講粗口的權利，而是支持她的正義行動，她的正義行動是為遭受迫害的法輪功發出聲援的聲音。

不幸的是，香港的正義社群、粗口教主或粗口革命家都是多重標準的正義人物，他們深怕與法輪功拉上關係，所以行動上只撐林老師，對法輪功卻保持距離。

反 而是一般市民比政客更有單純的正義感。林老師當天的事件過程有一段長八分鐘的短片，影片由《大紀元時報》製作，片中可見事件的全部過程，有眾多普通市民勇 武地指罵警方處事不公，林老師只是其中之一。正是這種發自小市民的正義行動，逼到「愛字頭」組織草草收工，逼到警方收起保護「愛字頭」組織的「封鎖線」。 筆者相信林老師很希望這股正義風氣延續下去，講不講粗口絕不重要，「義正詞嚴」才是要點。

指導民主時代已過

8 月4日在西洋菜街的民眾集結，對什麼「和平佔中」有極大的啟示作用。這是一次難得的民眾自發行動，事件雖然有個別組織在網上「吹雞」，例如粗口教主打破兩 年前因遊行被捕而不敢上街領導遊行的禁忌，並預言現身，這吸引了一些組織熱心者出現；通常這群熟人只是數以百計，但這次自發出現的群眾卻數以千計，事前並 無民陣申請一輪的官僚過程，民眾說來便來，而且準備充足，表現勇武，在非暴力的底線之前恰好地停下來，表現專業。

政治人物包攬民主、指導民 主的時代已成過去，人民應有把行動主動權拿回自己手中的醒覺，這類醒覺正日漸加強。社會運動是屬於參加的民眾的，發起任何運動的人必須清楚這一點，不要企 圖借助自己擁有的「傳媒惡勢力」操控群眾，把群眾視為可以呼之則來、揮之則去的棋子，這是最危險的，因為群眾一旦覺醒，就會反控領導者。

這 次到菜街反制「愛字頭」的群眾行動，以民主黨和公民黨為首的泛民主流不見蹤影，主流泛民傳媒沒有加以配合，事前知道「愛字頭」人強馬壯（事實上也有近千 人），但還有數千人不怕衝突危險跑出來參與，泛民主流迷信的「和理非非」原則，還有多大的正確性？怕事而且準備幕後與中共談判的泛民主流堅拒做任何「佔 中」的預演，讓事件在官民皆全無經驗的情況下爆發，又何高明之有？

幕後策動群眾互鬥

「愛字頭」組織的出現，警 方對騷擾法輪功街站行為的偏幫，不離西環和中共背後的策劃，這類打壓始於今年以來的幾個月，目的也是要針對「佔中」，但成效如何，經菜街一役，中共需要好 好檢討，國內行之有效的一套「用群眾鬥群眾」的手法，拿來香港得到的效果完全適得其反，香港人不單不怕，而且有意識地起來反制，其勇武的程度令人意外。

當 然，以本地左派的動員能力，「愛字頭」組織顯示的只是九牛一毛，更多的粗暴將激發起更多的反制，這是香港與國內不同之處。國內資訊不通，一般人道理不明， 見有事發生會避開事件。香港人則清楚事件發生的緣由，會站到正義一邊，更知道如果任由「愛字頭」這類惡勢力得逞，港人自由將會失去，這會觸動港人神經，於 是出現大規模的反制行動，這類民眾自發的反制行動效果之強烈，顯示中共動員更多群眾鬥群眾的危險性，與出動解放軍顯示力量是相去不遠的。

最後要提醒警隊之內有智慧的人要頭腦清醒，不要因為意氣而令警隊捲入政治的紛爭之中。個別退休者也許天真地以為參與政治是有趣的新事業，希望你們不會成為「以君子始，以小人終」的蠢人。

劉達強違公僕退休指引 曾偉雄損警隊市民評分

2013年8月6日

紀曉風 獨眼香江

「林慧思老師事件」的一句「what the fxxx」，引發本周日有三千名壁壘分明的市民，在旺角的狹窄街頭劍拔弩張互相對罵，高呼拒絕粗鄙文化的一方，竟全程粗口橫飛對反對人士辱罵，甚至以暴力 襲擊對方與採訪的記者；而本應在場維持秩序的警務人員，卻猶似視若無睹，不單未有履行保護市民的責任，任由罪行發生，同時更有包庇之嫌，竟護送施襲者離開 現場，「放走」行兇之徒。

必須指出，追本溯源，風波的緣起其實並非一句粗口，而是源於林老師不滿警方當日在處理涉及青年關愛協會及法輪功的糾紛時做法不公，有偏袒前者之嫌，惟警方至今未有就事件作任何交代。

更 甚的是，本應依法辦事的警方在有失公道的同時，還愈來愈似公然無視必須政治中立這「天條」，既有在退休前休假的高級警官在周日集會中站台，事發就辯稱自己 已退休，警方發言人也施以語言「偽」術回應，指對方已把警察委任證交還，不能再履行警察職務。惟老紀翻查公務員事務局的指引，兩者說法明顯不符合白紙黑字 寫明的規定，更何況，周日尚有不少休班警員出席集會。

老紀翻查港大民意研究計劃的數據，市民對警察的滿意程度調查，自現任警務處處長曾偉雄上任後情況每況愈下，長陷過去十年的谷底，明顯反映警隊的公信力已亮起紅燈。

畢竟，當大家記起市民在住所樓下被抬走、手擋記者鏡頭是因黑影、「港大818事件」、帶走向胡錦濤提問的記者、男警從後熊抱女示威者、低調通緝及天方夜譚等事例時，香港警隊是否正步上文化評論員陳雲所言的「毀滅之路」？答案，相信已盡在不言中。

2010 年1月，文化評論員陳雲在本報撰文，題為〈如何毀滅一隊警隊〉，劈頭的第一段是如此言：「毀滅一隊警察，不須人民起義，不須槍炮刀劍，只須政府以不義之 名，唆使警察陷害忠良，警察就濫權營私，不成為警察，而成為家僕與鬼卒了。」文章當時引來甚大迴響，惟三年多過去，陳雲當日所言，卻似乎愈來愈有一語成讖 之勢。

佐證及分析，可從近年實際的事例以及一堆具公信力的民調數字說起！

鬧得滿城風雨的「林老師事件」，當事人林慧思老師冀 紛爭能到此為止，而本報特約評論員練乙錚先生在本報昨日的撰文，恐怕最能一針見血總結今次風波。他指出，「在林慧思怒駡警察一事裏，社會的焦點不應該是林 慧思，而是當日那支選擇性執法、明顯對『愛字幫』縱容、對林慧思斥喝逼迫而令大批旁觀市民十分不滿的警隊。林慧思已經道歉，那麽，警隊道歉了嗎？一哥道歉 了嗎？」

事實上，今次風波的緣起，本就由於警方執法不公，有偏袒青年關愛協會之嫌，惟警方至今未有就事件作交代。取而代之的是，先有警察員 工組織罕有地高調發聲明譴責林老師，再有正在退休前休假的前深水埗區助理指揮官劉達強警司出席旺角集會，為主辦單位站台發言聲討，加上周日時有休班警員在 場出席撐場，連同當日在場數百名的警員，竟無視推撞衝突，無視暴力，甚至護送施襲者離開現場。凡此種種，都令公眾憂慮警隊的中立性，此刻已可能蕩然無存。

劉 達強昨日就解釋，自己是已退役的警務人員，警例只是規定警務人員不能參與涉及選舉的政治活動，不擔心影響警隊政治中立的形象，「警例中好清晰講，警察係唔 可以參與政治活動，選舉性的政治活動，昨日（周日）不是選舉性的政治活動，我亦都唔係任何關愛協會呀、乜乜力量呀、老師會的人」。至於警方發言人就指，警 務人員退休前休假時，已交還警察委任證，不能再行使警權及執行職務。

不過，兩者的說法均非事實之全部，甚至似是誤導。因為根據《警察通例》 第6章「行為及紀律」，第34條列明「警務人員應經常避免參與任何足以影響其公正執行職務的活動或任何可能使市民誤會會影響其公正執行職務的活動，尤其不 能參與本章開首所界定的政治活動」，而這些「尤其不能參與」的「政治活動」，就包括「支持或參與政治團體的政治活動」、「非為執行職務而公開發表政治言 論，包括向傳播媒介發言」、「派發政治刊物」、「為任何候選人的政治觀點或競選政綱宣傳或辯護」及「為政治團體拉票或助選」，劉達強只稱限制只涉及「選舉 性的政治活動」，明顯是選擇性引用警例。

至於他指自己已是退休（更搬出母親來解釋，稱自己母親當年誕下他令他現時屆退休年齡），故不受限 制，也跟現行政策規定不符。因為根據公務員事務局「公務員隊伍的管理」內之「公務員退休」指引（於2012年11月20日修訂），列明「根據政府政策，公 務員在離職前休假期間仍受現行的公務員規則（包括有關避免利益衝突的規則）所規管」，劉達強是否仍然被「管」，答案已寫在牆上。奇怪的是，有關指引，老紀 只在網上花五分鐘即能搜尋到，劉達強服務警隊數十年，難道竟不知情？更何況，星期日當天亦有休班警員出席集會，他們恐怕更難逃限制吧？

截至昨日5時，警方投訴警察課接獲最少344宗投訴，其中336宗是針對劉達強，足以反映市民之擔憂。

警務人員罕有地擺出政治姿態，自然令市民對警隊信心大減，而冰封三尺，似乎非一日之寒，港大民意研究計劃的調查數據，相信正顯示警隊的處境堪危。

老 紀翻查港大民研計劃就市民對警務處表現之滿意度調查，在過去十年共有37次調查（2011年及之前每季一次，去年起每半年一次），自現任警務處處長曾偉雄 於2011年1月11日上任後，情況即每況愈下，共7次調查結果中，有4次的不滿度屬37次中的首五高（排第1、3、4及5位），餘下三次就分別位列 11、13及14。相反，在滿意度方面，7次調查結果中，有4次屬37次中的最低五位（排尾1、2、3及5位），另外三次則排尾9、10及16。似乎曾偉 雄被視為鷹派一哥，實非空穴來風，且在強硬行事的同時，更令市民的不滿升溫。

要數曾偉雄上任後發生的爭議事件，其實多不勝數，當中不少正是 跟警權過大有關。例如在2011年時，時任國務院副總理的李克強訪港，就爆出連串風波，包括身穿有六四字眼Tee的市民在住所樓下被沒有表明身份的警員抬 走，期間有警員更以手遮擋記者鏡頭，而曾偉雄事後還辯稱警員當時看到「黑影」。李克強到訪港大時，警方無理地大範圍封路，曾偉雄事後更「創造」出「核心保 安區」一詞。及後胡錦濤訪港，有記者高聲提問關於六四的問題即被帶走並禁止離開。此外，還有男警員從後熊抱女示威者，而「低調通緝」及「天方夜譚」等字 眼，變成跟警隊「息息相關」，足以反映警隊在港人心中的形象。

究竟昔日被視為會除暴安良、維護法紀、保護市民的專業警隊，何以會形象插水？必須承認，警察都是人，隨着社會矛盾日增甚至白熱化，令警員在執行職務時，確因成為發洩對象而承受不少怨氣，而警隊近年內部風氣也出現變化。

去 年7月中，無綫時事專題節目《星期二檔案》製作的特輯「新『警』人」，就訪問了在學堂受訓及剛畢業的新警員，受訪警員的心聲，或許可以帶來啟示。有學警在 接受「衝突處理模擬訓練」後，對會被市民以粗口對待，就直言「講粗口呢啲，其實警務人員出來，就預咗被人講，有晒心理準備」，又指自己在處理衝突時要「每 個說話都諗過，萬一講錯，可能將矛頭指向你」。

至於近年常見的警方跟示威者衝突的場面，有學警就認為只是傳媒選擇性拍攝，「未必係事實的全 部」，並指在平衡市民言論集會自由時，「相信警方做嘢係有根據」，「示威係一部分，唔係代表所有香港人，警方係呢個情況下，有需要維持治安，要保障示威的 人，亦要保障非示威的人……總之佢哋（警方）使用嘅武力都係好合理」。

學警無罪，但似乎對市民言論及集會自由的理據，明顯跟公眾期望有落 差，並早已認為示威人士（甚至市民）跟警方是對立關係。惟須知道，言論自由及集會自由等，都是港人在《基本法》下獲保障的權利，警方的職責之一，其實是依 法保障市民這權利不被侵害，故所謂「保障非示威的人」，本來就是偽命題，這一個「定位」出錯，似乎正是警方對「非示威人士」打壓及攻擊示威人士等行為縱容 的最好解釋，皆因原來這些都是被「保障」的。

特區技工施政扭爆香港

2013年7月31日

何民傑 獅子山學會

人類研究蜜蜂的群體集性有很長的歷史，但在一段很長的時間，包括現時部分人，對蜂群的運作有一個很嚴重的誤解。這種普遍的誤解是相信蜂群的生態是由蜂后作領導，由上而下發施號令管理蜂群日常運作。蜂后大權在握管理蜂群的這種誤解，其實早就被自然學家的研究否定了。

那蜂群不是由蜂后下達指令，數以千計的蜂群又如何築巢？如何建立結構複雜的覓食隊伍？如何有條不紋地管理蜂窩裏蜂蠟生產和延續下一代？人們每當談論這蜂后的謬誤，都會有以上的問題。

群蜂無首亦能有序

人類觀察外在世界，有一種尋找領導結構的傾向，森林裏一定會有獅子大王，季候鳥應該需要有領袖帶飛。這種對領袖指揮的迷信使人類跌入了認知的誤區，忽略愈是複雜多變的結構組織，領袖的角色其實愈少，甚至沒有領袖統管的需要。

蜂群的運作就是沒有任何個體的領袖，蜂后在蜂群的任務和角色只不過是負責生產蜂卵。蜂群應該在哪裏築巢，哪些兵蜂負責什麼職務，如何分配蜂蜜，其實都是由蜂群集體經過不斷的訊息交換，共同決定最有利蜂群持續生活的方法。

一顆蜂窩都尚且不能由一隻蜂后下達命令管理，比蜂群複雜成千上萬倍的人類現代社會，卻有人仍然深信可以由上而下尋找領袖解決所有問題。

在香港，植根這種「找領袖」想法的人，筆者形容為一種技工思維，而持以技工思維當上特區政府要職，就成了港式技工施政。

技工是一種很值得敬重的工種，他們對處理的對象很熟悉，掌握技巧把破壞的部分維修妥當，並且不勝其煩重複又重複運用他們的伎倆。技工作為技工，當然稱職就可以貢獻社會。但如果政府施政以技工思維，則會禍患無窮，這個問題卻正在香港發生。

技工思維的世界觀是線性的、垂直的，維修冷氣的技工就是精專於冷氣機的各項零件，而不會考慮其他可能更好的方法解決問題，例如冷氣機壞了，不一定要維修，換用風扇和開窗可能更加涼快。

技工思維禍患無窮

特區技工施政正顯示這線性思維，特首聲稱房屋問題是重中之重，卻反反覆覆跌入建樓和土地供應的圈子中。這種房屋不足就要增加土地的線性想法，忽略了房屋範疇以外的政策檢討，以協助紓解房屋問題背後的社會怨氣。

例 如人們愈搬愈遠離市中心，政府可否發出更多巴牌照，開放紅色小巴經營區域，以靈活的交通網絡，減少居於偏遠地區人士的上落班交通時間，從而鼓勵市民搬往 樓價較便宜的區域；而當人均居住面積狹小，又可否修改建築物規限，容許更多開放式廚房，洗手間不一定要有窗戶，用以在蝸居增加些許生活空間。

日本的大城市都這方做得比我們優勝，甚至有子彈屋，Wi-Fi、微波爐一應俱全，但有商人想引入香港卻被官僚阻止。

由於技工對處理的對象熟悉，往往會高估自己解決問題的能力，車房技工就經常以為任何型號牌子的汽車也可以自己落手維修，而不願意尋找其他人幫助。

過分高估自己解決問題的能力，成為特區技工思維的另一問題。當大球場的草地比北韓的球場更慘不忍睹，特區高官就只會跑出來說資源不足，要求投放更多公帑，重複官僚管理的錯誤，而不會選擇放手，學習英國球會民營管理的世界級球場，在有效管理下綠草如茵，還會為球會帶來利潤。

特區政策唔識轉彎

同樣，當特區堆填區爆滿，石鼓洲建焚化爐要花150億公帑，卻從不考慮民間機構如光大集團和青洲英泥的民間轉廢為能的方案，低成本處理廢物又可發電，甚至灰燼也可做英泥原材料。

技 工過分相信對機器的熟悉，甚至會在犯錯時忽略錯誤，一而再，再而三將錯誤的做法重複發生。特區政府近年施政也尤如技工維修機器，以為扭動螺絲批，就可以改 變機器運作，機器還未回復正常，就再大力扭動螺絲批，愈扭愈大力，但其實解決問題關鍵根本不是要扭動螺絲批，機器卻已被扭壞。

好像樓市亂印花稅扭辣招，無助小市民上車，實施以來樓價有上無落，SSD無效就BSD，BSD無效就DSD，重複扭動，最終只是引爆地產代理和各行各業上萬人失業，經濟大衰退。要不是月初我們組織了2.3萬人參加的苦主大遊行，技工政府還想再加推無法達致目標的措施。

蜂群裏從沒有蜂后領導，香港卻正由技工掌管。技工施政的成因和禍患，有機會再和大家分享，但奉勸一句，特首做技工，香港遲早被扭爆。

作者為獅子山學會政策研究員107動力召集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