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的文化原罪—一個跨境文化勞動者的觀察

2013年6月24日

潘少輝 文化論政

少時參加學友社（就是司徒華創立那一家），在愛國的旗幟下學習舞蹈，劇目有從大陸直接植入，什麼《翻身道情》（西藏舞），《山村新貌》（民間舞），一派理想國度中的天堂境地。香港是資本主義地獄，文化只有聲色犬馬，藝術自然得往上看，為政治服務的樣板才是正經。

文化原罪

聽 說曾鈺成唱京劇《沙家浜》很到位，可是，我的老師楊偉舉，創作排演俱從實際開始，他直接跟粵劇花旦學身法手位，見到什麼，意會到什麼，便會自發挖掘、推 展。1976年左派奉旨去反「蘇聯修正主義霸權」，楊師編了個以反派為主角的劇目，嬉笑怒駡，又不離題，可國粹派祭起了江青的「三突出」文藝理論，指楊師 犯了路線錯誤！（庶幾像目下泛民左翼罵右翼不夠左，起勁時又狠又勁，絕不容情。）

又記得一次楊師說他如何把潮汕討乞民歌，編出主題舞蹈，說 完邊唱邊走，大圓變小圈，低眉吟罷，手起肩轉，全然真情實意，甚具控訴力。他自學而另闢蹊徑，絕不落左派大營的文化俗套。後來他進入新華社當起社區文化聯 絡，北京的黨官哪裏看得起香港的土貨，知道楊師最後是鬱鬱不得志的。

香港這片地，從孫中山搞革命，到六七暴動，到反高鐵佔中，自由都是傳統 的核心價值，倘若楊師生在大陸，自由心性只怕先過不了反右，後過不了文革。文化藝術為宣傳鬥爭工具，個性不能、也不許獨立，自由意志更是大罪。所以，香港 人在文化藝術領域上依持的自由信念，自然是負有原罪的。罪人等待救贖，要好好改過。

文化工具

1998年起開始跨境做文化工作，先是教育，由北京去到廣州。2007年起當舞團的藝術總監，從面對學生到面向社會。大陸的學生專注好學，尤其對新鮮事物，他們讓你相信你的勞動可以創造價值，比之香港，回報簡直以倍計，我教出的學生演員，許多讓我引以為傲。

可是面對社會，面對由上而下嚴格控制的官僚框架，你的勞動可能毫無價值，因為你所依持的信念、價值觀、鍥而不捨等的專業態度，都成了負資產，剩餘的恐怕只有專業知識還稍稍有點作用。

無 論是改革開放前或後，大陸以文化藝術作為工具的本質從未改變，只是在宣傳鬥爭外蛻變出生財這一門的功能。舞台上主題先行主旋律高奏的節目，如《風雨紅 棉》、《南越王》，或者《嶺南風采》等，必有幾百萬的投入，經幾十層的審查報批，來體現領導的功績和意志。新生事物如《錦繡江南》、《孔雀公主》、《麗江 印象》，都有近億的投資，滿滿的自信，着眼處是全國過百場的巡演市場，好大盤大生意！

除卻梁文道、林奕華、素黑少數文化人可能對自我還有話語權外，香港人可提供的大多為工具功能的技術服務，燈光、服裝、音效以至舞台管理。

回 歸前大陸對香港的文化活動以跑馬跳舞來概括，就是聲色犬馬，慷慨答應一切照舊，五十年不變。現在大陸的聲色犬馬遍地開花，志得意滿；東莞一酒店卡拉OK， 吹噓一晚至少600名小姐滿場飛舞。舞場、骨場、K場、食場，樣樣大件，式式新鮮，十五年已遠遠拋離香港。回歸前香港有活潑自為的民間社會，副刊文學，藝 術影會，群眾劇社，獨立自由，多姿多彩。大陸官僚是無從看見的，就算看得到，也不能提倡推許，自由意志難以控制，自由主義更是罪行。

文化抗爭

大陸改革之初，鄧麗君靡靡之音響徹雲霄。香港人文明到位，不喧嘩，守秩序，做事專業盡責，本位意識強，卻也尊重分歧，容許異見。那時候香港人的文化優越感自然是滿滿的，大陸同胞向香港文明學習。

三十年以經濟發展為硬道理，大國崛起，工具文明走過千山萬水，大陸現在「乜都有」！就是所謂的現代藝術，香港也是望塵而莫及的；京奧開幕不是用了沈偉的現代舞來展現嗎？譚盾人聲器物協奏，不也在大江南北巡演？且不論798、莫干山、紅專廠吧！香港人的影子在哪？

大國豪民穿得起這華麗的外衣，可是內裏裹的是什麼？唯命是從四個字。三年前，紅歌沸沸揚揚，大家熱情澎湃，唱頌偉大光明正確；兩年前，黨慶九十周年，無黨無派分派感恩涕零的角色：去年領導換屆，除卻主旋律凱旋高奏，天下無聲。

華麗的外衣裏面，你不可以搞裸體、同性戀，或者是自由意志！你大體可歌頌民族的復興，中國人的豪情智慧，展示祖國河山的壯美浩大。

我 大概配不上這隆重的外衣，更無能裝起腔膛，高歌頌贊。看到香港也來清明上河，鼓舞昇平那一套，這五十年不變的莊嚴承諾，大體也是忽悠忽悠我們一下罷了。港 人好像已走入哈維爾說的國度，要嗎我們選擇遺忘，投入浩蕩山河之中；要嗎堅持教育，面對學生大眾，堅持自由意志，獨立思考，拒絕遺忘。

作者為城市當代舞蹈團CCDC舞蹈中心總監

金針集 : 關愛基金崩壞禮樂 政務司長自墮深淵

« 返回前頁

文章：

搜尋：

2013年6月22日

紀曉風 獨眼香江

在一眾議員都被迫上轎的情形下，注資150億元予關愛基金的撥款申請，昨天在批評聲之中獲立法會財務委員會通過。這件事的重點，根本不在於那150億元，而是政府當局挾「關愛」之名，行破壞體統之事，至於結果，就是為政府開支毋須面對大眾而開闢特別通道。

香 港大學民意調查顯示，市民對特區政府的信任程度和對一國兩制的信心最近均陷新低，大家都非常清楚。雖然早前公布的民調顯示，受訪市民對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 的評分和支持率都尚且靠穩，變相跑贏特區政府整體民望。但這並不是讓身兼扶貧委員會主席的「好打得」去「為所欲為」的通行證。

大家或者還記得，關愛基金在上屆政府成立之時，原意是爭取商界捐款，再由政府作「配對」撥款。可是，商界捐款並未達原來目標，尤其是政府換屆之後，政府注資已成關愛基金的絕大部分財政來源。關愛基金的開支，本質上已經與政府的經常開支分別不大。

不 過，當「關愛」披上「基金」的外殼，立法會財會就變得只剩下審議一筆過注資的權力，無法如正常政府開支般逐一審批各開支項目。因此，可以說，當局是借「基 金」之名，大削立法會財會按《基本法》及《公共財政條例》審批撥款的權力，破壞政府須藉向議會問責以達致向大眾負責的憲制秩序。

作為關愛基 金的負責人，林鄭月娥昨在財會的「解釋」是，一直都有類似的基金注資，例如撥款予精英運動員基金，強調有先例可援。她的解釋完完全全反映其政務官邏輯：只 要在按條文的字面解釋沒有問題，就是沒有問題，忘記關愛基金本身的性質與一般經常開支如何相似，以至與其他基金有何分別。

關愛基金在賬目上 是根據《民政事務局局長法團條例》成立的信託基金，信託人是「民政事務局局長法團」，並不是法定基金，用途和管理並另行立法規定。其他按屬民政局局長法團 的基金，如平和基金、粵劇發展基金等，均為專項基金。這些基金的性質，與法定基金（例如僱員再培訓基金）並不一樣。

林鄭月娥「讓步」，將關 愛基金超過1億元的項目提交立會相關事務委員會討論，完全是「政治偽術」。首先，即使擴建堆填區遭事務委員會否決，政府仍繼續向工務小組委員會及財會申請 撥款，可見政府根本毋須理會事務委員會反對。第二，逾1億元才提交事務委員會，本來就跟財委會的1000萬元門檻相距甚遠。

當然，林鄭月娥 亦提到注資予關愛基金，扶貧委員會就能夠延續一些已開展、但暫時並未由一般經常開支承接的項目，確保受助人士不受影響，另一方面關愛基金亦可有助試行一些 新的援助計劃。可是，她的說法，換個方法去說，就是承認政府不濟：有些事情由政府來做是做不到的，所以要借關愛基金去做。

政府崩壞禮樂，市民就自然須求諸野，望民間有能者當取而代之，也難怪民調顯示受訪市民對政府的信任程度就如股市般急瀉。不過，既然失信於民，卻反而更無視大眾（或為掩飾對民意既畏且懼），這個政府是否就只會把自己捲進通往萬丈深淵的漩渦？

從宏觀角度看「城邦論」

2013年6月18日

袁彌昌 新思維網絡

自香港的本土派冒起，不少人均認為本土主義是在陳雲「香港城邦自治論」的基礎上建立的，並繼而聯想到「去中國化」和「港獨」。

目前大部分人對「城邦論」的誤解，很大程度是出於一知半解和以訛傳訛。正如本報徐家健所言，其實連「本土教」教徒也沒有把該教的「聖經」《香港城邦論》念好。

香 港自治運動聽起來的確頗有港獨味道，但其目的之一實乃捍衞「一國兩制」中的「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既定原則，當中用以描述香港自治地位的「城邦」，不具 國家主權，符合《基本法》。一如徐文所言，「城邦論」主張的主要不是經濟上的中港分離，而是政治上的中港區隔，基本上亦符合《基本法》；「城邦論」真有提 及「港獨」之處，只是「萬一中國解體之後，中國政府無法執行國家行為保護香港的時候，香港才會有自立為邦的需要」。

筆者無意為「城邦論」遭 人扭曲和誤解之處逐一解說，反而想藉此指出「城邦論」不一定只在香港土壤、本土意識抬頭的環境下，才能衍生出來的產物。縱使筆者沒有特地尋找蘊含類似主張 的作品，卻在國內近期一本關於政治史學的暢銷書—─吳稼祥的《公天下：多中心治理與雙主體法權》中，找到相當類似的主張。

城邦論暗合多中心治理

吳 稼祥（下稱「吳氏」）的《公天下》以中國四千年政治史說明像中國的這種國家，在單中心治理的條件下，只要國家規模擴大，專制一定加強，自由一定減少，規模 與活力不能兼得，但有一種辦法可以緩解，即多中心治理。吳氏主張的「多中心治理」，實質上是指聯邦制和憲政民主，他也強調這種多中心治理實際上經過鄧小平 的創制，在當代中國已在施行了，那就是「一國兩制」。

由此可見，陳雲主張的「香港要城邦自治（一國兩制），然而也要鼓吹中華邦聯（聯邦 制）」，實際上是吳氏的「多中心治理」中的兩大要素。陳雲指出，「中國國土遼闊，勉強採取中央集權體制，無法照顧各地文化風俗而立法與權宜行政，必會成為 官僚理性主義統制之國，損害生機，或者落入中央與地方脫離，無法把持大局的失敗國家」；吳氏亦指出，「聯邦制和多中心治理是這樣一種制度，人口超過兩個 億，國家面積超過100萬平方公里必須實行，要不實行，這個國家一定是動亂沒有窮期或者就是專制沒有窮期」。

這說明「城邦論」在不少地方均 與國內自由派和憲政論者的主張暗合，只是《公天下》是以中國為本位，以中國歷史為切入點，《香港城邦論》則以香港為本位，從歷史文化角度看港人身份；雖然 兩者主題重點各有不同，但「城邦論」卻對《公天下》難以詳盡談及香港對中國實行聯邦制和憲政的重要意義之處，有補充完整的作用。

故此，我們 不難發現從中國聯邦主義的角度來看「城邦論」，會比單從香港自治或港人的角度來看，顯得較順理成章。如陳雲所言，「香港是中國土地上首次用憲法的方式來規 範中央與地方政府的權力關係」，具重要憲政意義，有條件成為中國完善自身聯邦因素的成功經驗，甚至長遠可以為中國與台灣政權締結憲制關係提供參考。

如果香港的城邦格局遭到破壞，不但損害港人利益，而且會令中國失去寶貴的制度參考。

中港政治須作區隔

在這些前提下，陳雲提出「放棄民主中國，保住香港城邦」之論，就不顯得奇怪了。因為如果以中國實行聯邦制和憲政民主為最終目標的話，那麼「華夏的民主共和大業，先要在香港本土實踐，也在台灣實踐」。

這一點國內自由派也是心知肚明的，因此香港不應過早與大陸進行政治融合，兩地在政治層面上需要有一定區隔，否則只會糟蹋香港的特殊存在意義，香港也不應過度支援大陸民主，迫使北京作出任何改變一國兩制或《基本法》中對香港授權的行為。

所以筆者認為一定的本土意識是需要的，但並不一定要如陳雲所主張般，以強大的本土意識來捍衞自己，或以誇大差異、鼓勵歧視的方式表達，而是應考慮以本土派來制衡主張盡早及無條件與大陸進行政治融合的人和舉動。

本土意識抬頭應該有助達致「創造性破壞」（creative destruction），用以排除之前一些失敗的人為中港融合，為中港關係帶來重新自然癒合及自然增長的機會。

然 而，無論在《香港城邦論》還是《公天下》中提出的願景，均須在中國實行憲政後才有望達成，否則只會淪為空談。可是近來中國在意識形態上的「黨爭」日趨嚴 重，當中極左派大力批判自由派和憲政論，使得人們對中國的未來抱有愈來愈大的不確定性，所以在現階段談大陸民主，可算是離題了，至於香港支援大陸民主更不 知該從何入手。

作者為新力量網絡研究員、中文大學全球政經碩士課程客席講師

法理情Vs情理法 新創建執董傳授北闖錦囊

2013年6月14日

吳雄 訪談錄

美國雅虎向大陸市場下跪，搜尋網站老大谷歌不敵百度，日本百貨巨艦伊勢丹敗走華東，台灣富士康現員工跳樓潮。全世界都覬覦內地十三億人的市場，但名利雙收的卻在少數，環球大企業尚且如此，香港中小企在內地的處境更可想而知。

內 地改革開放初期，港台中小企業賺個盤滿缽滿，惟當內地企業和政府羽翼豐滿後，營商優惠一撤經營即陷入困境，加上不熟悉國情，不少港商的投資化為烏有。到底 港商該如何面對這些挑戰？馳騁內地二十二年的新創建執行董事張展翔提供珍貴的實戰經驗，簡單以法、理、情三字，就道盡兩地商戰的玄機。

記者 和張展翔素未謀面，卻有共同的回憶——廣州。2002年，記者畢業後北上廣州的報社工作，坐香港直通大巴經廣州環城高速公路入城，見城市雖破舊高架橋的設 計卻很妙，沒想到這個基建項目是張展翔一手負責的。他比記者早十一年闖羊城，那個項目是新創建在內地第一個試點，用他的話說：「不成功便成仁！」

這 次訪問目的是給中小企一些進軍大陸的錦囊，我們先談港商損手的原因，兩地營商環境的分別，以及應該注意的事項，之後再談他的威水史。「我覺得很多失敗經歷 都發生在中小企身上，大企業通常比較少。因為大企業花很多人力物力先把法律搞清楚，就算輸也輸得起，中小企卻可能喊咁口。中小企一來經驗有限，又不想花錢 拿權威的法律意見，以為問問這個、問問那個便行，於是貿貿然就闖了進去。」張展翔也有自己的難處，那就是既要謹慎行事，又不能太保守，往往陷於兩難。

法理情與情理法之別

中 小企面對兩大問題：第一是審批。「審批在中國是五花八門的，今天某人告訴你是這樣審批，或你覺得拿到十個、八個單位的審批足以通過，最後可能需要十二個， 你可能在幾個月、幾年，甚至十幾年後被秋後算賬。結果不但可能血本無歸，還可能負上刑事或民事的法律責任，這些是最悲慘的。」

「國內官員和 單位負責人的任期相對較短，我遇過一個省長可以一年換四五個，下面的官員更如車輪轉，你說三年一屆、四年一屆，不知何時就突然換人了。中小企去談時就面臨 持續性問題，本來談得好好的，最終可能要從頭再來！結果你走也不是，不走就繼續投入資金，使中小企業進退兩難。」

張展翔慶幸自己背後有新世 界這個品牌支持，「使我可以狐假虎威，哈哈。但中小企沒有背景，你說話人家可能根本不理你，連見你也不見。我打着新世界的品牌，對方還會給些薄面，聽我把 話說完，言之成理的話又能表現出誠意，就可能接納我的建議，就有成功的希望。就算與對方談不來，我也可以繞個圈跟他背後、更高級的人談」。

中 小企進軍大陸前應該做足準備功夫，張展翔的建議是，「別以為認識當地幾個人就進去，香港政府有香港貿易發展局，裏面有中國基建委員會、中國貿易委員會等可 提供意見。他們還應去權威的網站了解當地經濟、財政實力、行業情況等。在了解法規、審批程序後，再作一些敏感性分析，並預留一些不可預見的預算，就有機會 捱出新天地。」

至於中港兩地的分別，張展翔歸納出精僻的見解，「中港都重視法律、人情和道理，但次序和比重是完全不同的。香港先重法律，我 們的商家得到法律保障卻不會用到盡，看完法律還要看是否合理？有沒有人情味，從而增強受眾的認受性，做得持久，便不會被媒體攻擊，所以香港是講法理情 的。」

「國內呢？講情理法。首先說情，有沒有親戚關係？朋友?舊上司？沒有就別說。有呢？就可以跟你講理，你這樣做符合道理嗎？有理固然 好，沒理就幫你堆砌道理，無理講到有理。有情有理才論到講法，法很重要，合法最好，皆大歡喜；不合法也行，幫你在法律的灰色地帶打擦邊球。實在不行，一小 部分人鋌而走險一起違法，最近抓那麼多人，就是因為官員違法也幫你做，盡快賺到錢就走人，走得快好世界，走不掉就坐牢。」

長線投資與短期利益

此 外，香港大中企業大都有家族背景，都希望自己的企業能代代傳承下去，比較看長期利益。內地的企業、部分官員卻看短期利益。「不少地方政府為吸引投資，拚命 開空頭支票，希望官運亨通，留下來的問題讓下一位官員處理，形成惡性循環。這些分別令中港鴻溝變大，漸漸很多人都嚮往香港做生意的模式。」記者想起一些報 道連國內幼兒園的小孩都希望將來當貪官，可見兩地文化之差異。

說起北環高速公路，張展翔形容整個洽商過程很艱苦，卻讓自己變成十項全能。他 是會計和財務出身，普通話不好，口才也一般，「當時國內的負責人是上海人，他說：『你還是說回廣東話吧！』我說你是上海人啊？他說：『是，但聽你的廣東話 比國語好多啦。』」當時問題一大堆，如何徵地拆遷，將來如何營運？收多少路費？當時國內還沒有與外資合作搞基建的經驗，張展翔得一切從零開始。

「當時一半時間在國內跑不同部門，搞審批當說客，一半時間在香港滙報，搞美元銀團融資。由於正值八九民運後，很多人不敢去國內，當時找到中國銀行牽頭，但連國家銀行也不敢出全數，要找日本等銀行合作，加起來湊夠9750萬美金。」

審 批部門批文不敢太鬆，怕被人說受賄，銀行沒批文就不肯借錢，就那樣中港兩地跑，他形容當時得個跑字。萬事俱備不代表水到渠成，因與中方機構合作不易，常吵 至面紅耳赤，最大爭執是引入電子系統。「中方說自己人很忠誠，實在不行多派幾個人監視，加起來成本也沒電子系統貴，我們卻堅持要電子監控。最後對方拋下一 句：『你們香港人就是不信我們國內人！』這帽子一扣，我堅持就代表不信內地人，但又要堅持原則，當時最考我EQ。」

與內地人打交道，必須軟 硬兼施，如何企硬立場和原則，但又不能弄得不歡而散，以後沒了合作的機會。結果費盡唇舌，電子化收費系統、監測系統、通訊等統統投入使用，1993年通車 後引來全國媒體的報道，「當時號稱全國第一條電子化收費的道路，其他省市領導來到控制室參觀，都說董事長英明，當時我看到他笑容滿面，多開心！」

行政指令與全輸局面

然 而，成功如張展翔，也有一些至今還頭痕的事情，那就是行政指令。「領導拍拍腦袋推出新措施，下面的人又不提供客觀分析，結果這些長官意志變成命令，往往變 成領導獨贏，社會、業界全輸的局面。」張展翔形容這些讓他有心有餘而力不足的感慨。記者馬上想起去年9月重大節日免費使用高速公路的行政指令。

張 展翔說起此事感到十分無奈，「我聽到也搲頭。為何免費？我的路不用錢起的嗎？誰腦袋一拍就在全省、全國推行？之前也不設試點，對我們業界也是零諮詢。這是 中國來的啊？是法制一路逐漸健全、吸引外商的地方啊，為何突然如此呢？有國內的公路營運公司不敢出聲，國內合作夥伴當然也不說反對，只有我們這些公司出 聲，但太少，於是形成沒有反對聲音的情況。」

幸好，內地傳媒和經濟學者還是有良心的，比如清華大學教授李稻葵就形容「長假高速免費是最愚蠢 的政策，應漲價50%」，他提到幾個大問題，批評國家在此事不尊重以往按正式程序審批的合約，也不符合用者自負的經濟原則。「結果大家都塞在高速公路上， 大小二便都在馬路上。於是人們希望既要免費，也要確保暢通，這簡直是烏托邦。」

《中國產經新聞》執行總編朱冰曉則批評說：「收費公路新規本 應兼顧多方利益，牽涉到道路使用者、銀行、投資者各方利益，一方面要肯定假日免費通行政策，另一方面也要考慮金融秩序和投資者利益。」這樣的批評算是很溫 和的。這樣以長官意志扭曲市場秩序的做法實在不該出現，如今政策出來了又不能隨便收回，因為那意味着決策者的粗疏，社會各界也只好聽天由命了。

當 年在廣州，記者常與司機談當地的塞車原因，明明高架橋設計那麽好還塞車？對方會說：「高架橋好有什麽用？一回到路面還是亂糟糟，行車路線安排失當，汽車在 路上自由行……」誠然，港商、外商能幫助內地建立世界一流的硬件，但軟件方面卻要靠他們自己完善，不然再好的建設還是達不到預期的效果。說到底，關鍵還是 張展翔提到的情理法三字，內地社會何時把情理法的順序變成香港的法理情，才能真正談得上與國際接軌。

walterng@hkej.com

撰文︰吳雄

金針集 : 斯諾登藏身香港 勢考驗一國兩制

2013年6月13日

紀曉風 獨眼香江

美國國家安全局（NSA）洩密者斯諾登（Edward Snowden）藏身香港，意外將香港跟華盛頓、雷克雅未克，以至莫斯科聯繫。然而，這並不應包括北京。

過去幾天不少評論都談及北京的角色，卻其實，從法律而言，引渡是法院決定的事，北京根本干預無從。一旦北京干預，則一國兩制是否還存在，頓成疑問。

的 而且確，在法律之外，我們都得接受政治現實（realpolitik），就是香港只不過是北京治下的所謂「特區」（著名駐港通訊員韋安仕（Stephen Vines）在Hong Kong: China's New Colony（台譯《香港新貴現形記》）一書中，則形容為「中國新殖民地」），特區的事總不可能撇除北京意旨。但話得說回頭，在講求法治、自治的大前提 下，又豈可將北京干預視為理所當然？

根據港美間的引渡協議（亦即《逃犯移交（美利堅合眾國）令》內的附表1），港府只能在涉及中國國防、外 交或重大公眾利益或政策，才能拒絕移交中國國民給美國。另外，如果中國對某中國國民涉及的罪行具有管轄權，並且已展開或完成起訴該人的法律程序，該人又無 香港居留權或非在港定居，港府亦可拒絕移交給美國。

惟顯而易見，中國對斯諾登的洩密行為不可能具有管轄權，而且他亦非中國國民，北京如何就 其應否被引渡作任何決定？雖然，《逃犯條例》第24條提及中央人民政府可對行政長官作指令，但第24條同時提到「上述任何指令的實施均不得影響行政長官須 按照法律以處理本款所適用的任何個案的責任。」

俄羅斯政府已表明，如斯諾登尋求政治庇護，總統普京將考慮。由此可見，如斯諾登般掌握美國情 報系統運作細節的人員，確實是值得大國羅致的對象。但斯諾登人在香港，而非中國本土。按香港法律，如果中國欲如俄羅斯般羅致斯諾登，在法律上根本沒有任何 途徑，如先前「剛果案」般介入。

再說，法律只提及中國可在哪些情況下拒絕美方的引渡要求。如果香港法院的決定是拒絕美方的引渡要求，則中國根本沒合法渠道為本身的外交利益、為發展中美兩國關係、為順水人情，而將斯諾登當作王丹、魏京生等異見人士般，「送給」美國。

行 政長官梁振英昨在紐約拒絕就事件作任何回應。但目前他最需要向廣大市民交代的，其實是他有否向北京「滙報」，或北京有否下達任何指令？不過，《逃犯條例》 第24條列明行政長官須向中央人民政府通報的情況和規定。若行政長官須向北京通報些什麼，務請依足法律，且不得同時從其他渠道或方式滙報。

除 「中國因素」外，過去幾天亦有論者指香港並無間諜、洩漏國家機密、叛國等罪名，因香港未就23條立法，引渡未必符合得到「雙重刑事」（double criminality）原則。但其實，這些罪行仍存於《刑事罪行條例》和《官方機密條例》等前朝沿襲的英國「古法」當中（另「不誠實取用電腦」亦可能適 用）。

一旦美方引用這些「古法」條文，香港法院便無可避免地須考慮這些數十年未有在港引用（甚至從未在港引用）的條文是否仍然有效、是否仍適用於香港等難題。裁決結果，將影響到現屆行政長官任內須否就23條重推立法，乃至重推立法有多大的理據。

如 果香港始終抵不住北京干預，事件不能純由法庭按法律去裁決，則首當其衝的肯定是暫時還能粉飾一下櫥窗的「一國兩制」。要是香港在外國政府眼中不再有充分自 治，則外國政府便不會再視香港為單獨地區（separate territory），受管制科技如天文台的超級電腦、九鐵的靜音火車頭，恐怕都不能再輸到香港。

斯諾登捍衞的是公民的通訊自由。通訊受監 聽、截取，對港人來說其實不是新鮮事情，沒理由不予以支持和聲援。但無論大家是否同意斯諾登的所為，甚至無論是否同意北京干預香港司法，都總不可能縱容 「一國兩制」、「高度自治」受損，禍及香港自由貿易的本錢，以至殃及經濟利益和民生福祉吧？

愛國侏儒

2013年6月7日

劉健威 此時此刻

六四夜，進得維園大約九時，支聯會宣布悼念晚會已經結束了，可是，從銅鑼灣湧進維園的人潮還是絡驛不絕；幸好，雖然台上無活動，還是不斷的播放民運歌曲；不然，遲來的人真不知如何寄託悼念之情。

不大明白支聯會為什麽草草結束集會，多少感覺，那些常委是和市民逐漸脫節了。

之前引起爭論的口號「愛國愛民，香港精神」，就說明了那些常委腦筋愈來愈狹窄，假若沒有新的思維，恐怕再難在香港民主運動中起到作用。

為什麽要把「六四」限制於民族主義範疇？

「六 四」屠城，雖然有北京的學生和巿民犧牲了，但他們的血沒有白流──引發柏林圍牆倒塌，骨牌效應，東歐共產國家紛紛解體，改變了國際形勢，也改變了人類歷史 的進程，影響超過半個世紀的共產主義幽靈終於消失了。從這角度看，「六四」的影響和意義，遠遠超過一國一族，但遺憾的是，支聯會長期把「六四」的意義偏狹 化了，從沒表彰「六四」死難者在人類歷史上的貢獻。

屠城之夜，舉世傷痛，電視熒幕所見，記者訪問，外國老太婆都為之涕下。「六四」一周年， 中國駐華盛頓大使館前有悼念活動，我看到參加的外國人不少，有些人對着大使館大駡「可恥！」而經過的車輛響號呼應。這些人的愛與恨，都發自人道精神，和對 人權、公義的維護，跟民族主義半點關係也沒有；提倡「愛國愛民」者難道就將他們的情感、信念排除於外？只有中國人才配悼念「六四」死難者？

「民族主義是無賴的最後防線」，支聯會常委對民族主義完全沒有深思和反省，看不到民族主義所造成的禍害──「六四」屠夫們就是舉着「愛國」的大纛竊國和治國，支聯會常委口呼「民主」，但思想被其奴役猶不自知。

教育改革加深社會不平等

2013年5月31日

潘玉琼 教育講論

前文（刊於《信報》5月11日）論及「大直路」是教改的一個重要概念。經過十三年的「拆牆鬆綁」，「大直路」終於建成了。 成效如何？是否如預期般因公開試減少而為學生創造多些學習空間？學生不再死背書、學會學習、懂得獨立思考、具創意、溝通能力加強、知識面擴闊、能應付全球 化下知識型經濟的挑戰？這些有待具體研究作證。只是，「大直路」及其相關政策引致的一些社會現象和後果卻是顯而易見的。

為配合「大直路」，學制要變動是無可厚非的，但派位機制是否有需要改變？為何要同一時間推出新政策如「直資」和「一條龍」？前文提及教育有三個大前提，其中一點是傳統名校造成精英主義和標籤效應，加重學生壓力，對低下階層尤見不利。

派位機制似乎是針對精英主義和標籤效應而作出變動。

打壓香港文化資本

小一中央派位從35%增至50%，學校可自行收生50%，但其中30%必須留給該校教職員的子女和就讀該校學生的弟妹，即小學校長的收生自主權從65%被削弱為20%；中一派位機制從五個組別變為三個組別，令校內學生學習能力差異擴大，即學校會錄取一些成績稍遜的學生。

評估「大直路」必須要結合學制、公開試和派位機制改革而整體地看。除了令學生承受更多考試操練的壓力外，「大直路」也令社會承受以下四點後果。

第 一，傳統名校受到壓制，主要原因是傳統名校被認為是精英主義和標籤效應的根源，除令父母對子女施壓，還製造學校間之競爭，原有的收生制度對基層家庭甚不公 平。其實，在整個教改論述的背後，最關鍵之處是大部分傳統名校由教會辦學，被認為是殖民地殘餘，即使不能撥亂反正，也要把它們的影響力降至最低。

因 此，補助學校議會（成員為二十二所傳統名校）除了直接收到前教育統籌局局長羅范椒芬於2001年發出的信，要求他們「檢討現時的做法」及「與時並進」，還 要受到教改新政策的諸多掣肘，例如新的派位機制使他們喪失收生的主導權，以及學生質素降低；「一條龍」政策令他們陷於兩難局面——貫徹教會辦學傳統與直屬 小學結龍但成績會稍降，還是為了維持成績拒絕與直屬小學結龍？此外，當時推出的新教學語言指引可能會令部分傳統名校變為中文中學。

面對教改 重重壓力，傳統名校要另謀出路，轉直資似乎是唯一的選項（有關教改另一新政「直資計劃」，可參閱《信報》1月5日及2月8日文章）。傳統名校經過數十年， 甚至上百年努力創下的佳績正好是其他學校的典範；同時，它們提供優質教育的傳統和歷年培養的傑出人才，已成為香港的文化資本，打壓傳統名校，社會是要付出 重大代價的。

大直路變崎嶇路

第二，愈來愈多傳統名校脫離公營教育系統，意味着家長的選擇少了，特別是基層家庭只能囿於政府資助的體系內。

第三，由於本地入讀優質資助學校的機會少了，加上「大直路」實施後考試壓力更大，經濟較富裕的家庭會把子女送往海外學校，或者送入本地的國際學校，以求脫離本港的教育體系，從而引致傳統名校收生質素下降。

第 四，一直以來，草根階層若要在社會階梯往上游，必定要靠自身努力，透過公開試考進傳統名校、跨過大學門檻、覓得高薪職位，最終便有機會晉身權力精英階層。 如今「大直路」及相關政策把傳統名校逐步踢出公營教育系統，使社會流動性大大降低，傳統的晉升之路為之堵塞，影響最深遠的莫過於中、低收入家庭。「大直 路」對他們來說並非康莊大道，而是崎嶇的路。

撰文︰潘玉琼

香港浸會大學教育學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