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1月27日 星期三

三中全會帶領大陸經濟全面走向「華盛頓共識」

2013年11月21日


五六年前,當西方經濟出現世紀大危機、大陸GDP接連超越德國、日本之際,「華盛頓共識」一詞變成論者大忌,「中 國模式」成為傳媒寵兒,熱賣一時無兩。然而,忠於自己長期研究結果、對科學方法有不可動搖信心的學者並不會趁時髦搞江湖術士那一套。2008年之後「政治 正確」大行其道的幾年裏,MIT的黃亞生教授觀察了大量而周全的數據、千錘百煉數易其稿之後,於2011年1月發表了學術論文〈反思北京共識〉【註1】, 以實證方法指出大陸搞經濟國家主義、鼓吹國有企業在國民經濟運行中佔主導地位的辦法沒有出路。十八屆三中全會開過了,大家拿主要文件一看,除了那些例牌黨 八股,「市場主導」四個字躍然紙上;再清楚看,一條一條若合符節依足「華盛頓共識」。


一般說的「華盛頓共識」(下稱「共識」)一共十條。為了點出三中全會文件與此「共識」的一一對應關係,筆者先簡單介紹這個「共識」到底是什麼和不是什麼,然後再細看具體內容。

「共 識」其實不源於華盛頓,其理論基礎主要來自一些拉丁美洲發展經濟學家和經濟決策者對該地區的正反經驗總結。1989年,英國經濟學家John Williamson把那些經驗集中、簡約,歸結為十條。一些國際經濟組織認為合用,拿來推廣,這些組織,如IMF、世銀等的總部設在華盛頓,而 Williamson和這些機構常常合作,「共識」因而得「華盛頓」之名。

「共識」的確是後凱恩斯主義產物,反對政府大力介入國民經濟、宏 觀調控和過度規管。七、八十年代,凱恩斯主義在西方失靈,注重市場機制的新古典學派再興,成為「共識」的基調,順理成章。不過,無論是 Williamson本人還是「共識」的內容,都還是比較中道,例如Williamson並不贊成發展中國家在國際金融方面立即開放資本賬。這和後來新自 由派推動的「共識」加強版甚有分別。

從另一角度看,「共識」基本上都是現代主流經濟學的東西,內容與絕大多數非共產國家學校裏教的經濟學吻合。如果把體現在三中全會決議書裏的經濟思路稱為「李克強經濟學」的話,不如就說那是ECON 101,再加點應用場景方面的「中國特色」【註2】。

下面,筆者羅列十點「共識」,並逐一與三中全會主要文件《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下稱《決定》)提倡的經濟決策對應【註3】:

一、利率市場化

在經濟理論裏,利率就是資本的使用價格,因此對投資者的指導作用極大,對消費者亦然,因為消費的剩餘就是儲蓄,而儲蓄就是可用資本的來源。一直以來,大陸的銀行是國營的,其利率也由政府操控;政策之下,國企常常能低息借款,民企望門興嘆亦即面對資本使用價格無限高。

《決定》的第12點說:「加快推進利率市場化」。

二、貨幣滙率市場化

一直以來,大陸為要爭奪出口市場,由政府人為壓低人民幣價格。沒錯,大陸因此變成「世界工廠」,但同時引發佔主導的出口製造業環節及其他輔助環節的投資嚴重偏高,國民消費卻大大偏低,走的路子無以為繼,以至近年要艱苦地「轉型」:壓縮產能、刺激內需。
《決定》的第12點說:「完善人民幣滙率市場化」。

三、外國直接投資進入自由化

馬 克思、列寧的理論裏,資本無祖國,所以工人才無祖國;民族資本家為了自己發財,提出各種外資不准入的保護主義政策,這在社會發展意義上來說,是反動的。這 點,馬列與自由經濟理論殊途而同歸。事實上,過去香港和東南亞的經驗都說明,民族資本家對勞動的剝削,往往比外資尤甚;外資進場,單單是提供僱傭競爭,也 必然間接提高民族資本家願付的工資水平,對勞動者有利。

《決定》的第24點說:「放寬投資准入。統一內外資法律法規。……放開育幼養老、建築設計、會計審計、商貿物流、電子商務等服務業領域外資准入限制,進一步放開一般製造業」。

第9點還說:「實行統一的市場准入制度,探索對外商投資實行准入前國民待遇加負面清單的管理模式」。意思是,除了有一份外資不准入市場的清單(如國防等敏感工業)之外,外資將能享受「國民待遇」,和大陸自己的資本一同享受入場機會。

四、國企領域私有化

一般而言,把國企領域部分或全部私有化的辦法很多,包括公開向國民分股、賣股,接受個人投資者或私營機構購買新股、接受員工買股,或者乾脆允許私企進場等。

《決定》的第6點說:「積極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允許更多國有經濟和其他所有制經濟發展成為混合所有制經濟。國有資本投資項目允許非國有資本參股。允許混合所有制經濟實行企業員工持股」。

第57點還說:「健全國防工業體系,……引導優勢民營企業進入軍品科研生產和維修領域」。

五、適當放鬆市場規管

市場規管得宜,有其好處,但無論怎樣設計和執行,都有可能成為貪腐的溫床,繼而滋生更多規管以利貪腐官員進一步上下其手,尤其是在法治不彰、政府不透明的地方。過分規管,就算不產生貪腐,也會降低經濟效益。

《決定》的第9點說:「改革市場監管體系,廢除妨礙全國統一市場和公平競爭的各種規定和做法,……健全優勝劣汰市場化退出機制……」。

第10點更說:「凡是能由市場形成價格的都交給市場,政府不進行不當干預。……政府定價範圍主要限定在重要公用事業、公益性服務、網絡型自然壟斷環節,……提高透明度,接受社會監督」。

六、在法律上保證私有產權

這點大陸在經濟改革開放之初已經提到,但官員及有權勢撐腰者侵犯民眾產權的事例愈來愈多,特別是在農村,已形成了所謂的「幹部圈地運動」,問題不是未及解決而是不斷惡化(國企官員侵吞國有資產化公為私,這個也要杜絕,但問題的性質不同)。
《決定》的第5點說:「產權是所有制的核心。……公有制經濟財產權不可侵犯,非公有制經濟財產權同樣不可侵犯」。

七、貿易自由化

大陸十年前加入世貿,故貿易已經開放不少,但遠遠未夠;這次三中全會《決定》的第7節整節,談的就是全面加快開放雙邊貿易,要變得像香港一直以來的那樣。

其中:第24點說:「建立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在推進現有試點基礎上,選擇若干具備條件地方發展自由貿易園(港)區,……形成面向全球的高標準自由貿易區網絡」。

八、九、十、擴闊稅基穩定政府財政、以有利扶貧基建取代直接津貼、避免龐大政府財政赤字。這些不必詳說,因為大陸多年來都有做,尤其最後者,甚至比不少西方國家做得還好,《決定》因此不提。

其 實,這有什麼奇怪呢?「華盛頓共識」不過是一些最普通的經濟學常理,只不過名字安得令一些人看不順眼吃不消,於是連內容也不接受,妄想可以來另外一套。這 種情緒傾向,在大陸的一部分黨政高層和社會上的大量受極左或極端民族主義思想影響的人的頭腦中是常態。政治上脫離常理的做法引起人民不滿,一段時間裏大概 還可以靠各種維穩手段壓服,但經濟政策脫離常理幾年就見功,人民的物質利益受損,社會就非常危險。

所以,大陸那麼多年來,都是黨主席、總書記放空炮極左胡來出問題;當總理的,儘管受黨主席、總書記的政治限制,但說起話、辦起事來一般還比較清醒,不至於太離地、太離譜,因為要管的是人民的衣食住行,總不能長期無建樹、愈搞愈糟糕。

國 史上的「中體西用」,也因此往往搞得「體」無完膚,「用」則還可以有點東西流傳後世,例如詹天佑的鐵路建設。三中全會的《決定》,經濟部分講的還可以,政 治方面卻乏善可陳,甚或隱隱然有權力過度集中的大患,轉過來拖市場經濟的後腿。沒辦法,其背後總的思路,依然是「中體西用」這個早已不大靈光的老公式。

作者為《信報》特約評論員

【註1】黃亞生教授文章見Rethinking the Beijing Consensus, Asia Policy 11,2011年1月號。網上有免費閱讀鏈接:www.nbr.org/publications/asia_policy/preview/AP11_BeijingConsensus_preview.pdf

【註2】可參考英文維基Washington Consensus條

【註3】三中全會採納《共識》的每一條,本文都只引《決定》內容裏的最主要句子或段落作證;《決定》不少地方語意多次重複,筆者不盡錄。

2013年11月23日 星期六

名嘴與我.溫爺爺的女兒.板塊轉勢大陸優先

2013年11月18日

三中全會的文件很快都看了一遍,讀到提倡「協商民主」一節,不禁啞然失笑。北京給予高度自治的香港特區,政府的關鍵決策說 一不二,幾時有空和你「協商」?特首最有興趣協商的,大概是和此地媒老闆談一些消音條件。港猶如此,陸何以哉。再看,講反腐。此與西媒上周捅出的摩根大通 「常麗麗事件」相映成趣。一說那是溫、薄兩家或兩家後面的兩派內鬥在海外的延續。我等沒有內幕消息的外行,只能當戲看。不過,了解一下關鍵情節,未必一無 所得。今天《氣短集》的頭兩節,就講這些;最後一節才比較嚴肅。

一、英港殖民時代手法的加強版

大家都看得很清楚了:每逢獨立 媒體或財團控制的媒體要向政府申請牌照或續牌,這些媒體便會搞一些自我消音動作,然後作出各種聰明解釋。裏面有沒有政治交易,香港人無論立場,其實都百分 之百明白,只不過有人公開指摘、有人暗裏讚好。「李慧玲事件」不是第一次;九年前的「名嘴(大班、毓民)封咪事件」也不是第一次。在視聽媒體上因批評時政 令受訪官員和政府不悅而導致節目中止,英港殖民時期便有過一次,而那次的節目主持不是什麼名嘴,而是初出茅廬的筆者。

事緣七十年代初,筆者 大學畢業回香港,在中學任教,「工餘」和同志一起出版一份「認中關社」的中學生刊物。搞出版物等於燒銀紙,大家都知道,而我們當時年輕,一窮二白,除了從 同仁每月的正職收入拿出一部分「上繳中央」之外,就是靠大家八仙過海打散工賺外快養活那份辦了七年未嘗脫期、雙色四開十六頁的雙周刊。那當然是很辛苦的事 業。上面說「工餘」,用了引號,因為大家花在辦刊物的時間和精力,比花在正職上的要多得多。筆者當時為替刊物賺錢,做過的不同種類散工,不下半打,包括到 荃灣中央紡紗廠當清花;替教育署改中學會考數學卷;到裕華國貨公司培訓職工講授推銷術;替TVB把英語節目翻成粵語,等等;但最賺錢的,就是得熟朋友介 紹,到當時的「麗的電視」(RTV)當一個時事節目的主持。

那個節目叫《青年論壇》,每周一集都邀請一位官員上鏡對談。筆者那時年少氣盛, 對請來的「殖民官員」自是稱呼的少、批評的多。起初還好,政府樂得有機會就施政作說明;但有一次,請來的嘉賓是當時的首席助理輔政司徐淦,華人官員當中算 是很高級的了,也是我的九華師兄。談什麼話題已不記得,但總之我依然老實不客氣。節目播放之後,政府來函表達不滿,認為主持人不中立;但我不買賬,在跟着 的一集裏一開頭便反駁,堅持主持人的最大責任是客觀地主持公道。政府沒有什麼行動,但自此不再派官員上節目;編導於是只能找非政府或批評政府的聲音。結 果,節目當然被指「意見不中肯」,電視台於是順勢把節目中止。

香港「解放」了,但年來官員的手法卻回復到英港殖民時期一樣,對「不友善」的媒體主持進行杯葛、陰乾,然後反過來指控節目「不中立」,傳媒老闆於是可以換畫搬人。

二、溫家的寶?

美 國政府8月份調查摩根大通(JP Morgan)在華業務,懷疑其在大陸聘用的兩個高幹子弟是否與賄賂有關;這兩個人的老爸,一個是鐵道部高層,另外一個則是一所國金的董事長。豈料,順藤 摸瓜竟摸出另外一個更大的:高幹女兒「常麗麗」;而這個「常麗麗」,竟是溫爺爺千金溫如春的化名。

據《紐時》報道,2006至08年間, 「常麗麗」開設的一間只有兩個人的「富怡顧問公司」,兩年裏從摩根大通得到一百八十萬美元的收益,按年算是三四倍於一般在亞洲的國際投資銀行高層的年薪。 美國法律下,美國公司在海外正常僱用當地的「官二代」並無不當,但如果僱用是為了具體取得某宗交易的話,卻屬違法。

摩根大通與「常麗麗」是 何種關係,目前還在調查中,未有定案,筆者疑中留情。不過,大陸自己的公司經常僱用高幹子弟以打通關係管道獲取好處,卻是十分公開的事實,甚或到了故意張 揚的程度。筆者稍為在網上搜尋一下,便得出一個會令港人咋舌的例子。大陸《科技日報》2009年7月23日的一則報道這樣說:「……北京市科委的下屬機 構,招聘了10多位司局級領導幹部子女,從而整合了一批政府資源,如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中組部、中紀委、中宣部、……北京市質監局等」。如此神通 廣大打通天地線,外國一些公司到大陸做生意幹同樣的事,不過是入境問俗【註1】。

此外,《紐時》還報道了一些關於「常麗麗」的事情。溫如春 在美國University of Delaware攻讀工管碩士,以及畢業後住在紐約曼哈頓豪華公寓( Trump Place)時,都是使用「常麗麗」這個名字;甚至後來任職於雷曼兄弟和瑞士信貸第一波士頓銀行之時,她依然用這個化名。

追查一下「常麗 麗」當時住的「豪華公寓」,也很有意思。Trump就是Donald Trump,紐約地產大亨;Trump Place位在曼哈頓中央公園以西的河濱,旺中帶靜,算是紐約市的一級公寓,呎價和香港「天比高」在最近一輪狂升之前差不多;今年8月,那裏的一個千五呎 小單位賣出,成交價為一千一百五十萬美元(九千萬港元,呎價六萬港元)【註2】。這比起薄瓜瓜去年以七十萬英鎊(一百一十萬美元)賣出的倫敦 Coleherne Court的那個上車盤(戴妃以前住過那棟樓),貴了十倍有多,由此可見「常麗麗」的「含金量」。She's not your everyday高幹子弟!

溫爺爺,你的女兒看來也真不俗耶。

三、3G頻譜更顯「大陸優先」

梁政府說真的並不 認為政策要「香港優先」,而是相反:在香港必須搞「大陸優先」,因為不如此,兩地絕對無法「融合」。月來接連出台的兩個重大決策說明此點。電視發牌一事 上,力保一家大陸背景的台免於淘汰,同時否決另一家生氣勃勃的本地台進場。現在處理3G頻譜,目的一樣,做法則剛剛相反:強行從現存的業者手上奪回部分頻 譜,以便分給等着進場的過江之龍。一堵一迎之間,梁氏的「大陸優先」盡見。

這樣大力推行「大陸優先」的兩個事例,必須和近期「李氏力場」從港、陸調資歐洲一事一併觀察。如此,大家便能從這三大裂變看到梁氏當政以來的港資板塊移動的端倪。

兩 年前唐梁惡鬥,筆者即在本報文章指出其政治經濟學涵義:一、那是代表香港經濟板塊一哥保地盤與二線財團要上位之爭;二、二線財團野心勃勃但實力不如,攻陷 對方必先要當「吳三桂」引入北方政治力量和某些大陸派系的資本作同盟軍;三、負方的命運堪虞,大勢之下,板塊必然相對收縮。

利益板塊變動,緩慢而有特發的裂變,一如地質板塊之間的慢碰撞。觀察到上述近期三大裂變之後,大家還可作進一步推斷:

北方資金南下進佔香港,扼咽喉位置者港交所、證監會也。此兵家必爭之地,其人事變動是關鍵;所作掛牌等決定與板塊之爭有何關係,也同樣值得留意。金融監管 機構和金融市場內的暗湧,外人很難知得通透;近期發生大陸公司被阻在港上市一事,明的原因大家清楚,但後面是否牽涉港資板塊之間的矛盾,大家亦可小心觀 察。

北資進入本港金融領域,即化作港人包括小額投資者的金融財產基因,是港陸「融合」的一個方面,但對當權者而言,這並不足夠,還必須讓 北資進入日常生活特別是消費環節而取得壓倒性地位,「融合」才真正可謂有了客觀基礎,之後的人心轉向工程,才可事半功倍。3G頻譜強行轉讓的這一「小 步」,便有後面這個促進作用。

資本家和常人一樣,逐水草而居,視時勢而移。力場消退之後,港人一朝醒來滿地紅遍,方知天外有天樓外有樓。你 若覺年前於兩難之間把信任錯置,現在才看得真面廬山,那麼往後的還多着。半山上的雍容依舊,但幾度夕陽過後,你再登臨,當在細聽到那輕快華貴的捲舌胡語音 中,體味出那三千年的黍離之嘆。

氣短集.之十六

作者為《信報》特約評論員

【註1】見http://att.newsmth.net/att.php?p.323.161400.733.pdf 第三頁末整段
【註2】見 http://www.zillow.com/homedetails/220-Riverside-Blvd-APT-20M-New-York-NY-10069/60541578_zpid/


2013年11月18日 星期一

陶傑發火:醒啦,香港人!

2013年11月12日

「如果你投良心票,你就可以堂堂正正走出立法會,如果你用狼心投票,第日就用紙巾包頭先好行出嚟」。向來曲線抽水的才子陶 傑,走上撐香港電視集會的台上,拿自己的花邊新聞自嘲。香港的現實很不堪,陶傑過去的文章和電台節目幽默抵死,讓香港人消消氣,但近日忽然頓悟,透過電影 《愛尋迷》弄醒香港人,絕境已至,必須合力絕處逢生。

陶才子上月出席「中港台三地電影情」講座,席上的邵音音說起當下的香港頻頻爆粗,才子依然是談笑風生,從七十年的新浪潮電影,談到票房大收的《狂舞派》。然而,離開講座現場來到餐廳的廂座,一杯咖啡、兩包糖,一邊攪拌,一邊直線抽擊當下社會、電影、政治、全球局勢。

我們先從他第一次執導的電影《愛尋迷》說起,據說這是一部有內涵的港產情色片、情慾片。

「當 下香港的經濟問題,導致男女關係扭曲,性生活不協調。港女找老公先看有沒有樓,我覺得愛情是神聖的,但在香港這個畸形社會被污染得很嚴重。」才子說。他的 電影講述三段情,三個小學同學在Facebook重遇後半年裏各自的遭遇。這套電影從1989年六四事件說起,橫跨九七回歸,可以說道盡香港這二十五年的 顛沛流離和港人心境的變化。

「裏面還有與大陸的交流,一個香港書卷型知識分子與大陸的女留學生,前者有自閉抑鬱症。另一個是洗頭仔,讀書沒 讀上去,卻成為很好的髮型師,講他與富婆的關係。另一個是自小去英國讀書,讀到鬼聲鬼氣,回來與一個上流社會權力人物老婆的關係。」三位主角的背景、階級 不同,正好概括這二十幾年來香港人對愛情、婚姻價值觀的扭曲。

拍情色片

記者怕了香港的情色片,不是太低俗賣弄 事業線,就是用語言偽術把鹹片硬說成情色片。「我的作品不是色情,香港很多電影都很cheap,我不會cheap的,我有自己想說的故事。這些故事不是大 家能預計到的,不低俗,淫穢那些不適合我,哈哈!」港產情色片的確需要一些品味,要讓那些大言不慚說出「這就是香港核心價值」的演員閉嘴。

才 子的文章和電台節目吸引人之處是,往往能從另類角度看問題,讓人拍案叫絕,或者高登仔說的「抽水」。「我獨特的看法不是標奇立異,我是在張力的環境裏長大 的人,一個中西文化、極權與自由、老與年輕之間,我經歷過跟別人不同的經歷。我家裏有一些民國老一代的親戚,我看着香港經歷一個人文環境,從精緻的時代進 入粗糙的時代。」

香港現在的處境到了谷底嗎?「那又不敢這樣說,是個分崩離析的過程,所以我希望從電影裏的角色,把握自己看到的人,盡量寫 實地表達出來,裏面談到一些內心深層次的東西。」這顯然是一套悲劇,那又是否代表才子對現實感到灰呢?他說《狂舞派》是好電影,但不現實,現在的年輕人怎 麽能開心呢?他希望香港人在相信夢想之前,先懂得面對此刻的絕境。
「我覺得要面對現實,強顏歡笑是沒用的,我們必須承認活在悲劇的世界。先 不要自己欺騙自己,才能拒絕接受這個命運,對吧?不要假裝,你明明在悲劇的環境,如何假設自己住在喜劇裏?不是這樣的!我要承認現在是沒有希望的,然後去 了解為何沒有希望那個,我不是要你們看完去自殺!」說起絕境,才子攪拌了咖啡,卻喝不下去,提高聲量說。

「悲觀主義者不需要自殺的。我們一 定要知道香港的癌症在哪裏。如果你說冇得救,那該如何用健康的態度去對待冇得救?到最後其實又有冇得救呢?如果人人都覺得有得救,然後一起盡力去挽救,最 後冇得救也變有得救。但首先你要承認冇得救,不要自己騙自己,你說對嗎?」說完他喝一口咖啡,潤一潤喉嚨。

電視夢碎

現 在大家都在說夢想,跳舞者有自己的夢想,但夢到頭來可能只是一場空。「現在上面是在騙你們,什麼有改革的,國家會愈來愈好,誰誰誰上台會有德政。你們不用 走那邊(民主)。他在製造一個泡沫的夢想,你班人走進去自我感覺良好啊?我的戲就告訴你這不是真的,我要將泡沫、畫皮赤裸裸剝下來。」之前大家說中共總書 記習近平主席與別不同,但最近「互聯網能忘黨亡國」的言論卻猶如一盆冷水照頭淋。不過,在中國的哲學裏,絕境也可以逢生,但首先得承認身處絕境,不要裝糊 塗去相信什麼夢想。

說起夢,不期然提到王維基的電視夢、香港人的電視遙控夢。「你看現在發牌事件,兩個月人人都說一定發牌給王維基,我就說 一定不會給。以共產黨的脾氣,你呢條友咁有性格,咁有追隨者,他怎麼會給你啊!那些人就是不信,香港人好幼稚,實畀、實畀,會有運行的。結果呢?現在幻想 就破滅了,現實就是這樣,我的電影就是講幻想破滅。千萬別幻想,但我不是要讓大家看完去放棄,而是破滅後大家去想應該怎麼做?」過去,陶傑經常參與遊行, 但像這次港視事件走上台發言,卻是第一次。

台灣經過諸多政治改革和震蕩,人們滿以為看到希望,結果發現仍然是一塌糊塗,於是他們也醒了。 「係咯!香港這個樂觀的性格像美國佬多些,美國佬什麼都是Tomorrow is another day,但因為他們是美國,是世界文明的阿頭。我自己在英國大,英國沒那麼盲目樂觀,永遠用悲觀或犬儒主義,去牽制、平衡盲目的樂觀。」

香 港本土意識大興,他的電影是否坐這趟順風車?他聽罷有些激動,喝口咖啡說:「其實我向來本土意識強,我是香港人,如果你說我是中國人,那我是帶有民國意識 的中國人,與現在那個我覺得有距離,小時候爸爸媽媽是民國時代過來的,接觸很多親戚也是。後來十六七歲去英國住了十六七年,一回來發現那批人全部死光,變 成那些karaoke時代的人,發現香港已經找不到以前中國的東西。」

身份問題

更糟糕的是,當時的香港經過九 七後又流失了不少,「所以我要尋找文化的identification,我為何總把英國掛嘴邊?惟有回到英國那些東西不變,那些細水長流的人情味不變。所 以現在活在地球村讓我很疑惑。中國已經玩完了,你看那些古迹全拆了,信仰真空,改革開放三十年對那些名勝古迹的破壞,遠甚文革十年,我覺得很恐怖,最重要 的禮儀廉恥,以前那種講究詩禮的中國文化,全部沒了。」

「所以你讓我認自己是中國人,我咩中國人?我認同你那些梳平頭、戴黑眼鏡的、大聲呼 喝的中國人?我認同不了!我認同的那些中國人都被你抓起來了,真正下面那些思考型的、善良的、美好的人都被抓了!所以我另一塊石頭在英國,香港這裏還有一 點點石頭,你說這些是本土意識?你話係咪係咯!我這樣說沒犯法吧!我這麼想,沒有違反香港基本法吧?哈哈!係?咪就得咯!」

最近興起的新香 港人論,才最讓人憂心,香港只有香港人,移民來到就要學做香港人。「現在有人要把香港劏開,不是我!什麼是新香港人、舊香港人?你一這麼說,下一步是不是 要破舊立新?到底什麼意思?不是我排斥你,你現在已經在部署要排斥我!幸好我在後面找到一個岸叫英國,找不到的那些人怎麽辦?香港很多這樣的人,他們怎麽 辦?我的電影就要借那三個人物,來表達這種焦慮。」

香港人真的很焦慮,才子形容自出生以來,從來沒見香港人如此憤怒過。「是這兩三年突然惡 化的。我十多年前在香港電台的《講東講西》就說過會有黃禍,我說中國人會被排斥,當時還有人寫fax來說我偏激,什麼一竹篙打一船人。現在呢?知道了吧? 所以文化創作的人,一定要有預見的能力,要看到世界潮流是不行的。像一艘船滑向瀑布就要掉下去,你要把那瀑布說出來,道出前進的方向是錯的。我十多年來一 直在警告這個國家和香港。」

說完他又攪拌着咖啡,突然哈哈大笑。「你要面對這個現實,就要掉下去啦!距離瀑布還有多遠呢?你看到那個邊緣, 要麼現在跳船,要麼在有限的半公里裏扭轉方向。不能說現在很好,船正在上天國,你就要粉身碎骨了!你還營造什麼假的夢想呢?什麼中國夢?你有夢嗎?咪搵我 老襯啦!我的電影就是講這個wake-up call。」

尋找石頭

對於文化創作人而言,亂世最能激發創作靈 感。「有句老話:國家不幸,詩家幸。杜甫身處的時代正值安祿山造反,唐朝正走向衰落,一樣有好的作品出來。所以社會亂或國家走向崩解的過程,身為作家、電 影人,你必須留下一些東西,比如我說的可以預見的vision,把它當作藝術作品留下來,就當是對人類,不是中國,對時代有所交代,稍作綿力。成不成功一 回事,人的一生很短,我一眨眼也就五張嘢啦!」

才子也是最近突然頓悟,他在10月28日的《黃金冒險號》專欄寫道:「一個國族死了,不必有 感情的波動。只要另找石頭:美國、加拿大、英國站上去,一點損失也沒有。這一點,倪匡先生早有頓悟,我在倪先生之後,也開竅了,所以那天跟他說起一個民族 也會死的,大家都哈哈哈,笑得豪邁,而那陣化境裏的笑聲,與在菜裏放雞汁無關。」

十六歲那年離開香港這塊石頭,跳上英國那塊石頭的情景,他 現在還是歷歷在目。「我記得很清楚,十六七歲在啟德機場離開的情景,就像三兩天前發生的一樣。一個人到了某個年紀,會有一些頓悟,五十歲與二十五歲是不同 的。現在我覺得時間很緊迫,或覺得中國步向崩解,香港甚至世界都走向衰亡。你看現在是奧巴馬、卡梅倫在位,整個西方國家都沒有方向,香港、中國、西方,是 三個層次互扣的。這才大鑊!」

過去香港人是樂觀的,但現在卻在搶奶粉、搶學位的氛圍中滿眼怒火,「我們何時如此憤怒過?我夠膽說,自我出生 以來沒見過對大陸人那麽反感的、那麼廣泛。這不是香港人的問題,是共產黨的問題,要反省的不是我們,是他們。他(阿爺)眼中只有香港、台灣問題,永遠不承 認中國問題;但香港、台灣、外國都沒問題,所有問題都是中國的問題,還說國家會好起來,GDP會上升,是你有問題啊!哈哈!」

誠然,一個人 或一個國家只要能承認自己有問題,那才有變好的希望。才子坦承對現狀感到悲觀,「我已經悲觀到不再相信普選會令香港得救,太遲了,too late!猛放那些沒有腦子的人下來,投票一定輸,你有信心能改變他們?十年前或者還有希望,但現在不肯定,因為太多香港本身的人主動出賣香港」。

說完,才子又攪拌起眼前的咖啡,喝了一口,肉緊的表情才紓緩下來,又變回一貫帶點淘氣的陶傑……

撰文︰吳雄

攝影︰郭錫榮
walterng@hkej.com

2013年11月8日 星期五

林煥記茶餐廳背後的六千頁解釋

2013年11月7日


特府發表六頁聲明,「解釋」先前的「三挑二」(或「五挑四」)決定。結果,市民的期待完全落空,六頁紙是廢料回收 的經典作,鐵證梁班子黔驢技窮。香港電視方面,則順勢連消帶打,發布兩個反聲明,詳盡列出資料,顯示本身在競爭對手面前的相對優勢,令政府更加被動。估 計,西環很快會替梁政府組織啦啦隊叫好團,然後再請自己人演一齣更高層次的「幫港收貨」、「幫港收聲」戲,否則梁振英不是下台——那沒有可能,而是下不了 台

一、政府辯詞兩大明顯漏洞

現時問題的關鍵,在於政府不公開有關的顧問報告,更不說明如何得出必須「三挑二」或「五挑四」,以至無法說服市民相信港視應該排在最尾。

政 府的辯詞裏,最乏理的環節有兩個,其一就是認為港視的財力薄弱。梁氏班子一再「搬龍門架」之後,所謂的「財力」,主要包括「母公司」的財力。論者已經指 出,這是很錯誤的看法。母公司的股東與申牌機構(獨立子公司)的股東,彼此可能很少重疊,所以「母」與「子」之間,並沒有必然的「通財之義」。還有律師議 員指出,申請機構如屬另一機構的子公司,則根本與《廣播條例》相牴觸,不合資格。

另一方面,香港的資本市場高效而厚實,一間大眾熟悉的本地 獨立公司不必一開始就財雄勢大,只要在業務方面有潛質有實力,營運和發展的資金便會源源不絕流向這間公司(這本來就是健全金融市場的最基本任務與功能)。 況且,創意企業的核心資源不是金錢資本而是人本資源(human capital);這種企業如果只是富於前者而貧於後者,前者會如燒銀紙般很快消失。因此,政府決策者所認定的「財力」(母公司的金融實力),根本不應佔 什麽大比重甚或任何比重;如果視之為最重要的考慮因素,那就很可笑(恐怕政府正是如此)。

還有就是電視廣告市場能否「把餅做大」的問題。政 府及其顧問提及此事之時,都「忘記」了一個重要的事實:目前由於免費電視市場幾乎是獨佔市場,因此這個廣告市場的單位價格很高,數目上佔香港商界絕大部分 的中小企業礙於財力,幾乎都與電視廣告無緣;故此,中小企業可算是一個電視廣告商還未開發的市場。一旦電視廣告跌價,大量的潛在需求便會湧現、進場 【註】。此外,有這種低價電視廣告,中小企業的活性更強,更能幫助帶動香港經濟。忽略這些「中小企因素」而空談靜態的廣告市場需求飽和,政府及其顧問的經 濟分析能力未免太低。

然而,筆者不相信顧問公司和政府裏頭沒有比較理性的聲音指出過這些顯淺但重要的經濟考慮,只不過特府領導層視之而不願見、聽之而不欲聞而已。

二、 官意行頭、顧問搭夠

顧 問報告,概念上是中性的;顧問的工作,對社會可以很有貢獻,但能否幫助決策者增加客觀認識、減少犯錯,端賴決策者聘請顧問撰寫報告時的立心。這一點,業界 裏的「民間智慧」從負面講得很清楚:「垃圾進、垃圾出」——如果決策者立心是要借顧問報告瞞天過海,則無論怎樣顧怎樣問,報告最終不過是一件放大謊言欺騙 人民的工具。

一般而言,政府若刻意用顧問報告誤導公眾,首先要對顧問公司威逼利誘,點明假如對方「不聽話」,則肥水必流別人田。如果有些顧問公司不顧操守,則政府利用他們欺騙市民的辦法就很多,例如:

夥同顧問捏造數據、事實或結論。這種做法,在政治相對透明的社會裏比較少見。不過,香港政府從英殖時期到今天,都把重要的顧問報告完整版視為法定機密,公 眾無法從「潔本」甚或僅僅是官員片言隻字或「權威人士」小道得知報告全貌,捏造一部分可公開的內容於是可能,而且有可能正在發生。

由顧問提出一些歪理、掩藏一些對政府立場不利的正路分析。本文第一節即指出電視發牌顧問報告有兩個這種歪理和紕漏,而且都是要點。

要求顧問把一些關鍵數據、假設和理據置於報告最不起眼的地方,以避公眾耳目。西九工程第一份顧問報告用了一個極低的成本通脹假設(2%),以至僅僅五年後 的今天便預計超支100%即二百億元以上。那個2%是整個西九撥款申請書中最關鍵的假設數字,理據竟然只埋藏在顧問報告的十四個附件中的第九個裏面,堪稱 經典。

顧問卸膊,把決策所需的重要因素羅列而不加權,任由決策者自己按形勢搬弄報告要點。這次發牌事上用的顧問報告便是這般,結果是任由特首會同行會裏的一些弄臣利用報告糊弄市民,把不重要的因素說成是首要的。

公眾不僅應該要求特首公開決策資訊,還要爭取看到顧問報告的關鍵推理和數據,絕不能讓政府躲在「保密原則」後面為所欲為。

三、林煥記不賣茶餐而代理地產又如何

繼 梁振英的「哥嫂論」之後,林煥光亦推出「非茶餐廳論」,同樣借一些可親的市井語言,混淆電視發牌事件背後的真相。特府領導層以如此膚淺類比代替嚴肅的決策 解釋,視問責為無物,無怪其管治威信已經消失殆盡而只有像某些忠心耿耿的「明白人」,才會「不明白」為什麽市民不相信特區政府(例見11月5日《明報》的 林奮強訪問)。本節說明林煥光的「非」論的謬誤。

茶餐廳行業如同其他中低檔飲食行業一樣,一般比較穩定,抵抗經濟周期性衰退的能力強,除了 近年因「自由行」搶旺某些地段租金引致倒閉風之外,這個算是小本運作的行業充滿活力,的確無需任何人擔心,遑論政府發牌管制。不過,如果我們再考慮其他類 似的服務行業,直接套用政府這次「三挑二」或者「五挑四」的邏輯,即可得出令人咋舌的荒謬結論,絕非林氏理論辯護得了。

大家知道,香港樓市周期性極強,從峰頂到谷底一個起落,交投量收縮之大,輕的三四成,局部嚴重的七八成。與此同步收縮的,就是樓市經紀服務業。今年初,香港的有牌地產代理人為數三萬八千餘,至現時已跌了兩三千。

今 年7月份,此業界中人不滿政府的「雙辣招」而上街示威,聲稱如果政府不「走辣」或「減辣」,高達一萬三千個地產經紀將面臨失業;便是打個六折,也有七千五 百人短期失業,中長期或要改行。地產經紀的學歷九成以上不低於中五,而且為了取得經紀牌照,需要修習相關課程、過考試關,連時間成本,付出不菲;一旦失 業,他們的投資損失不少。
相應地,經紀行的門市部,可能要關門的也不下三四百,所有的實物如裝修、器材等的投資,基本上一筆勾銷。如此,整 個地產代理行業收縮可達五分一,各種投資損失的金錢價值以億計,十足和政府「顧問報告」描繪的電視廣播行業「五間執一間」的前景一樣灰暗,直接受影響的人 數則多得多。

試問,政府要不要對這個地產代理服務市場的投資者愛護有加,花錢弄一個「顧問報告」訂規矩,樹立一個「循序漸進」原則,規定經 紀牌照考試過了關的後生仔申請牌照或續牌之時也要「五飛一」,而且要由行會指定一個審查委員會,天天去決定要剔走的是趙維基、錢維基、孫維基還是李維基; 終了還以保密原則拒絕說明選中哪一個維基的原因,另加一句「決定不能更改、反對請打官司」?

林換光的「理論」說到底,支持的就是這種政府行為。

《信報》特約評論員

【註】用經濟學術語來講:現存的電視廣告壟斷價格遠高於中小企進場的水平,所以價格若因競爭而明顯下調的話,便會遇到很高的需求彈性,能夠支持多個薄利多銷的競爭者;換句話說,此廣告市場的需求曲綫應該有一條厚而很長的尾巴,代表着成千上萬的中小企。

赤色芭蕾

2013年11月4日


過去一年,港陸之間的意識形態領域矛盾高潮迭起,政治與利益矛盾交叉,危機四伏。先是有「人贓俱獲」的國教事件, 跟着一連串或明或暗的風波,包括暫時變了濕水炮仗的港大「排外」(排斥外國人校長)突擊戰;已然爆炸不斷燃燒可能再爆的電視發牌「三挑二」逆淘汰;小道傳 出潛而未證卻可能成為慣例的電台續牌與封咪的條件交換;還有就是上周遭刪掉文革場面的「紅樓夢」芭蕾舞案。後者發生在陽春白雪的世界裏,所影響的人員和受 眾數量遠比「三挑二」事件低,然而內裏的政治涵義卻同樣緊張,值得關注,無論你喜不喜歡芭蕾。因此,今天只圍繞香港芭蕾舞藝術這一個主題談。


一、高檔藝術攻防戰

正正因為高檔藝術是小眾藝術,所以無論古今中外,這個圈子裏充斥着前衞與保守之間的衝突。

為何牽涉前衞?這當是藝術的特性使然。藝術的生命,泰半在於創新,在於質疑、衝擊現存的美學觀念、方法和背後潛藏的各種價值。

為 何又牽涉保守?主要原因很簡單:高檔藝術的受眾小而成本高,於是必須依賴政府津貼以及商界和富裕階級的贊助,才可生存。由於商與富能夠左右政權,三者在藝 術方面合為一個保守意識體,也很自然。在非民主的私有制國家裏,這個情況比較嚴重。在社會主義國家,當革命政黨蛻變為執政的新階級之後,情況也一樣【註 1】。

當然,這樣說,僅僅是強調了商與富的保守一面,以及保守的不好的一面;歷史上,卻有非常重要的反例,包括發迹於十三四世紀歐洲佛羅倫 斯城邦的梅迪齊(Medici)家族。這個家族執掌了政治、商貿以至宗教大權,卻同時傾力贊助美術、建築、音樂乃至舞蹈,是替歐洲帶來文藝復興、脫離「黑 暗的中世紀」的一等功臣。事實上,如果要追尋芭蕾舞的歷史,一定會追到梅迪齊家族這個七百多年前出現源頭。不過,今天的香港不一定有這種福氣。

二、香港芭蕾舞蹈團背後的錢權格局

瀏 覽香港芭蕾舞蹈團(下稱「港芭」)的網站,大家便可知道這個香港高檔藝術團體背後的財團勢力。首先可以看看「2012-13年度香港芭蕾舞團贊助者」這一 頁。贊助者(私人或機構)依捐贈金額分八等,頭等的捐助30萬元或以上,跟着是25萬元或以上,……;如此等等。頭等贊助者只有兩個,一個是FWD Group,另一個是何超瓊,分別「代表」港、澳的首富家族勢力;兩大家族相比,似乎何氏家族(的二房)對這個藝術團體更有興趣,因為除了四小姐何超瓊, 還有同房的五小姐、六小姐何超鳳、何超蕸,都是大手筆的捐助者。其餘特別是頭五等(10萬元或以上)的贊助者,絕大部分都是名門望族。

當然,「區區」幾十萬、十幾萬,與港芭的全年赤字不能比。去年,港芭支出4300萬元,表演收入不過1000萬多一點;其餘3200萬元的赤字,由民政事務局包起,高抬貴手批出公帑的,當然是局長曾德成。

這是錢面,還有權面。

藝 術團體的最終話事權,一般操在董事局、尤其在董事局主席手上,下面的管理及行政人員,只不過是受薪的執行人;至於藝術總監,一般也是受薪的,只在藝術問題 上有「重要發言權」,不過事實上重要不重要,還要看腰板硬不硬。港芭在這方面也不例外。大家如果看看其「董事局及委員會」網頁,當會發覺上面的名單,多與 上述贊助者名單重疊。例如,董事局主席是何超鳳,副主席是葉梁美蘭,分別是二、三等贊助者。這些名單上的董事、委員,幾乎清一色是女性,這既與芭蕾藝術的 舊傳統有關,也反映大家族裏,還是男性的時間價值比較高,所以他們專注家族本身賺錢的凡俗事,太太女兒卻可以多點藝術丰雅。(還有可留意的,就是港芭的 「唐營」味道濃厚,今屆的名譽會長卻是梁門唐氏青儀──名正言順取代了上一屆的曾門鮑氏笑薇;那大概是「只有『香港營』」那句話的最佳注腳。)

大 家看了這個港芭的錢權格局,當知中共的確可以輕易在香港赤化芭蕾這個「頂級封建資產階級腐朽玩意」(斯大林咒駡俄國芭蕾界巨擘Sergei Diaghilev時的用語)。只要那些掌權的女士們家中的男人,為了港陸生意利益逼不得已(或者樂於有機會)聽從北京的一些基於「技術原因」的意見,那 就功德完滿。筆者不知道上周發生的「技術性刪減」的內情,只知道那個公開的原因十分蹩腳,而如果背後是政治審查的話,輕而易舉、順理成章。

誠 然,港芭的這個錢權格局,並非九七之後創設,而是「自古以來」(1979年)便如此,在西方也很標準;不過,在西方的民主體制裏面,任何勢力都很難公然以 各種「技術原因」在原作者不知情、未同意的情況下粗暴刪改內容,攻防戰因此不會一面倒。好在,香港還有相當自由的媒體報道,縱使藝術作品遭到政治審查,暴 露出來之後,在輿論壓力之下,藝術作品還能夠恢復原來面貌。

然而,教訓很清晰,給港人開了眼:一切政治審查藝術的機制已經完備,如果香港的民主事業最後難產、媒體也招安了,則高檔藝術的發展必然也會走上電視娛樂節目的「循序漸進」赤化路,最後與北方融合。

三、港芭的新移民

最 後這一節,借港芭談一個敏感問題──新移民,特別是大陸來的移民。港芭的舞蹈員九成以上來自大陸,包括高級舞團導師、舞團導師、所有五位首席舞蹈員、八位 獨舞員中的六位(其餘兩位來自菲律賓和日本)、六位群舞領舞員中的五位(其餘一位來自烏克蘭),以及四十位群舞員中的五位。「港產」的港芭舞蹈員,只有五 位群舞員。在本土思潮日益高漲的環境下,我們應該怎樣看待這個狀況呢?筆者認為有兩個觀點應該考慮。

表演藝術團體的人材質素至為重要,尤其 是芭蕾,所要求的那種技術發揮,容不得半點瑕疵,因為對受眾而言,芭蕾主要是一種動態的視覺藝術,表演者的巧與拙,一一在受眾眼底即時展現無遺,出包露餡 可說比音樂演奏更容易。在Petipa-Tchaikovsky的《睡美人》第一幕,有一段通常稱作「玫瑰慢板」的舞,由女主角演出,技術要求之高,在所 有芭蕾舞蹈中可謂無出其右;從舉手投足到面部表情變化,電光火石之間,高下立見。筆者看過芳婷演出的錄像,那真是嘆為觀止,真正經典。後來者當中,尚佳的 還有森下洋子、Sylvie Guillem(前者擔綱和雷里耶夫演出,完全up to par;後者更不必說,以前介紹過,是筆者的「女舞神」)

港 芭今年3月演出此作品,筆者未有機會看到,主角由港芭「當家花旦」金瑶擔任,從錄像簡介看,估計還可以。表演藝術這回事,不演則已,要演就要在資源許可之 下找最好的人去演,不管是本地的還是外來的;這是為了普遍提高本地藝術水平的必要辦法,和我們對待居住、教育、福利、關鍵食品等事情必須強調「香港優先」 有分別。如果在此事上為了要本土化而本土化,容易陷入「塘水滾塘魚」的困境,那就自討苦吃。這是第一個觀點。

不過,強調眼下演出質量的同時,還要着手貫徹一個長遠目的,那就是培養出一流的藝術家、舞蹈員,還要培養出愈來愈多愈在行的受眾。我們看看這些目標可以訂得多高。

據 史家研究,佛羅倫斯連近郊的人口,在十四世紀開始的時候,只有40萬。1348年前後,黑死病肆虐歐洲,佛羅倫斯郊區一個夏天之間損失了一半到三分之二的 人口,市區本身則失去六成【註2】。但就是這個只剩下十多萬人的小城邦,推動了歐洲文藝復興,而芭蕾藝術亦於此時由初生到成型。所以說,講文化質量,不濟 的話,別說13億人無用,700萬也可以是多餘;反過來說,如果有門路有土壤有適當氣候,文化發展十幾萬人已經可以流芳天下百世。筆者不是藝術人,不敢為 本土香港訂什麼目標定什麼速度,只知道其實可以設得很高、很高。人材幾時都可以交流使用,但沒有理由一個幾十人的藝術團體也長期要靠九成以上的外來人撐 起。這是第二個觀點,比第一個更為根本。

當然,在梁政府剛剛搞出「三挑二」夾生扼殺創造力、破壞本地文化環境和生機的當下,拿香港和十四世紀的佛羅倫斯比藝術發展創新,好像開玩笑。然而,這正好說明大家要守護的、要爭取的,是那麼重要那麼多。

《氣短集》之十四

作者為《信報》特約評論員

註 1:文學家高爾基,這位俄羅斯的魯迅,1934年死在斯大林贈給他的莫斯科市郊別墅中的軟禁日子裏。德國左翼劇作家布萊希特,在美國受麥卡錫主義者迫害之 後回到東柏林,之後沒有發表過出色的劇作,他的書在東德也基本上被冷藏。民國時期很多著名的左翼作家,「解放」後都封嘴封筆(除了歌功頌德),命運和高爾 基、布萊希特一樣。
註2:見John M. Najemy編的書A History of Florence 1200-1575, Blackwell Publishing (2006),頁96-100。

2013年11月3日 星期日

香港屢演「大衞擊倒歌利亞」 速遞達人親傳「弱勝強心經」

2013年11月2日

《聖經》的一個經典故事:非利士巨人歌利亞身高六呎九吋,全身盔甲手持利器,以最強狀態挑戰以色列人。不過,以色列一方無人夠膽應戰,最終竟然由一個手無寸鐵的小伙子大衞自告奮勇,奉上帝之名把石頭打到歌利亞的額頭上,然後輕鬆戰勝巨人。

問題是,究竟大衞憑什麼擊倒歌利亞?格力威(Malcolm Gladwell)最新的著作《大衞與歌利亞》就解釋,強者的優點往往正是其缺點,只要大家不按既定章法出牌,反而是對準強者的弱點來打,其實人人都可以是大衞。

古今中外,以弱勝強的例子不勝枚舉,其中DHL當年就成功打破香港郵政局的壟斷,後來更將首創的速遞服務拓展至全球。老紀專訪過DHL亞太區創辦人鍾普洋【圖】,由他細說自己擊倒歌利亞的策略和經歷。

弱 者真的可以戰勝強者嗎?格力威在書中引述政治科學家Arreguín-Toft的研究指,過去200年來強國對弱國的戰事中,原來強國的勝利率只有 71.5%。換言之,每三場類似的戰事,平均就有一場由弱國勝出。Arreguín-Toft又發現,當弱國跟大衞一樣,不跟傳統的方法作戰時,其勝出的 機率更會立即由28.5%急升至63.6%。由此可見,以弱勝強其實不是神話,大家只是不為也,並非不能也。

但具體來說,究竟怎樣才可以非 主流的遊戲規則戰勝巨人?格力威就重新詮釋「大衞對歌利亞」的故事,說明以弱勝強的關鍵。他解釋,歌利亞身型龐大、滿身裝甲與武器,優點是戰鬥力強,但帶 來的缺點就是不可靈活地走動,而且作戰經驗愈是豐富,就愈習慣主流的對戰方法,根本無想像過如何面對陌生的玩法。大衞正是看準這點,於是以其久經訓練的擲 石技術,將石頭投向歌利亞唯一不受盔甲保護的額頭,然後立即靈活地衝前搶刀,再割下歌利亞的頭顱結束戰事。格力威認為,一個人最強的優點,往往亦同樣是其 最弱的缺點。

鍾普洋本身也是一個弱者,他在大學畢業後首先在玩具公司工作,當時薪金只有2000多元,與同等學歷的打工仔相若。直至1972年,美國DHL公司的其中一個創辦人Adrian Dalsey邀請他加入,讓他在香港創立DHL公司,負責美國本土以外的所有國際速遞業務。

不 過,當時鍾普洋面對一個強大的歌利亞,就是已經壟斷整個市場的香港郵政局。當時香港並無任何有規模的速遞公司,絕大多數的文件都是由郵政局負責。套用格力 威的說法,郵政局最大的優點是壟斷,但同樣地,這個也是最大的缺點,皆因缺乏競爭導致郵政局不思進取,其服務效率極低。鍾普洋指,當時一份由香港寄至美國 的文件,隨時要八天才能抵達,其他較落後的地區更動輒要十多天方能寄到。此外,郵政局不會提供俗稱「door-to-door」(點到點)的直達服務,顧 客要交收文件,必須親身到郵政局辦理。

鍾普洋正是看準這個問題,於是將DHL定位為高效的速遞公司,「那時我走入一間銀行,跟他說,我可以 用一日時間就將他的文件運抵美國。我一句說話,已經立即吸引了他的注意,因為全港無人說得出」。鍾普洋解釋,他通常會叫顧客在一張報紙上簽名,然後讓 DHL的同事送至美國,對方收到後打電話回來報告,顧客自然會相信服務的可靠性。再者,顧客可以向DHL查詢文件的最新情況,而且運送服務都是 「door-to-door」,自然將郵政局比下去。
而其實,這個想法又與鍾普洋本身的「弱點」有關,因為他本來是玩具公司的一個小職員, 經常要接觸不同的客戶,慢慢就知道他們一直很煩惱運件的速度問題。另一方面,又由於DHL本身是一間只有幾名職員的小公司,反而靈活性大、敢作敢為,所以 鍾普洋決定將客戶的文件化為隨身行李,讓同事帶着「行李」坐飛機親身運送,「因為乘客行李比郵政局包裹有更高的優先權,所以就算飛機爆滿,也會首先放棄郵 政局包裹,我們的文件自然會最快到」。

面對DHL來勢洶洶的挑戰,郵政局當然不會坐以待斃。其實當時郵政局之所以完全壟斷,全因法例規定, 所有文件的運送都必須經過郵政局處理。因此,香港DHL營業後不久,政府在1973年就立即控告鍾普洋。幸運的是,裁判官當時同情DHL的遭遇,質疑既然 法例容許公司請一個辦公室助理來派信,為何不容許公司請一間公司來派信?結果鍾普洋先勝一仗。政府不服上訴,但由於提交的法律文件出錯,不獲高等法院受 理,最終政府為保面子索性放棄訴訟。

然而,歌利亞真正的攻擊此刻才正式開始。1976年,政府決定收緊郵政條例,消除所有法律漏洞以加強郵 政局的壟斷地位,例如船公司在修例後,不可再運送任何與該班船無關的文件,即使是公司內部文件也不例外。鍾普洋心知只要修例成功,DHL便正式宣布死亡, 因此這個大衞決心要盡力反擊。

他發現修例行動有兩個問題,第一,政府將包裹的重量上限設為22磅,這數字對許多公司以至法律人士來說都明顯 太低;第二,銀行或航空公司其實不時會「偷雞」運輸文件,而修例後假如再有公司犯法,政府將直接控告董事,最高罰款5萬元及入獄3個月。鍾普洋看準這些問 題,於是聯同13個貿易組織,合共超過200人(大多是公司董事)向政府抗議。事實上,當時許多公司都喜歡DHL的高效服務,心裏也不想它倒閉,「那時 Hong Kong Bank(滙豐銀行)很需要快捷的速遞服務,所以反對得最大聲」。結果,在這些有權勢人士的極力反對下,加上鍾普洋不斷強調速遞業有助香港與外國競爭,政 府最終無限期擱置修例,「如果DHL當年死了,今天香港就不會是亞洲的金融樞紐」。

DHL戰勝歌利亞後,業務蒸蒸日上,今天已是世界數一數 二的速遞貨運公司。鍾普洋指,早前一個曾任公務員的老朋友對他說,當年整個政府都想不通,為何總打不敗這個叫鍾普洋的小伙子。情況就恍如歌利亞不明白何解 會敗在大衞手下。鍾普洋面對整個港英政府也可突圍,誰還敢說戰勝巨人乃不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