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1月30日 星期四

普通話教中文所為何事

十年母語教學,令香港英語水平全線下滑,最後以孫明揚一句「不得不承認,現時本港學生的英語水平,與令人滿意仍有大段距離,且仍有大量改善空間」而「微 調」作結;但整整一代香港學生,卻無從選擇,只能淪為教改的白老鼠。如今,母語教學「微調」尚在進行中,成果未明。但一波未完,另一場教學語言戰爭已經悄 悄打響了,就是普教中(普通話教中文科)。

事緣2000年,課程發展議會把普教中列為長遠目標,然後由語文教育及研究常務委員會(語常會)協助推 行。儘管沒有正式頒佈政策文件,但其實普教中已暗中「變相推行」。現行做法是把決定權交給學校,由學校自己決定是否改用普通話教中文科。2005年語常會 做過調查,發現用普通話教中文的中小學共有208間,且有166間準備5年內改為普教中。2008年,語常會推出計劃,幫助中小學推行普教中,在2008 至2014年間共有160間中小學參加。如此一來,假設當年的166間中小學有一半參加了語常會計劃,以現在全港中小學共有1,088間(不計國際學校) 計算,全港普教中學校的比例已達34%,實際數字當然更高。可見,不待政府正式頒佈政策,許多學校已紛紛轉為普教中。

有此現象,家長的態度是關 鍵。家長想下一代學好普通話,多一技之長,於是把子女都送進普教中的學校,是可以理解的。但要知道,中文科的根本目的是學好中文,要學普通話,已經另有普 通話科。香港向來是用廣東話教中文的,轉用普通話教,對學生真的比較好嗎?普教中的政策源自2003年語常會的《提升香港語文水平行動方案》,但細看文 件,就會發現制訂政策時論據是相當混亂的。語常會共做了三個研究報告以「論證」普教中是對的,但在文件中,自己卻又說「研究的樣本很少,因只有少數本港學 校採用普通話教授中國語文科。以及,各項研究均採用不同方法評估學生在學習中國語文科的進度,以致較難就研究結果作出比較。」

既然如此,正常做法 是否應該做更多研究,然後再推行政策呢?但事實卻不是。儘管自認論證不足,語常會卻直接得出結論:「以普通話學習中國語文科的學生的普通話能力有所進步, 他們在中文寫作方面的能力,亦較以廣東話學習的學生為佳。前仍未有確實證據,證明以普通話學習中國語文的學生的一般中文能力會有所改善。」可見當初決定 推行普教中時,根本不是基於理論支持,而是「先實行後檢討」,把學生當作實驗品

當年政府推行母語教學,好歹也引用了不少海內外研究報告,「證明」母語教學有助學生學習,才正式推行儘管實施效果差強人意,但起碼功課「做到足」。如今改用普通話教中文,亦屬於教學語言變更,茲事體大,豈能如此兒戲為之?還是政治掛帥,事在必行?
再說,雖然母語教學需要「微調」,但「母語教學有助學生學習,因大多數學生較喜歡以母語學習」依然是政府的定論,香港學生的母語是廣東話,不是普通話,現在要學生以非母語學習中文科,是否自相矛盾?普通話教中文事實上是否壓縮了廣東話的使用空間?還是說,大家都不介意呢?

廣 東話不但是香港的語言,更是香港文化的核心。幾十年來,香港人引以為傲的各種流行文化,如電視劇、電影、音樂、舞台劇等,無不以廣東話為載體。隨着中港繼 續融合,有朝一日,如果要說香港跟大陸還有甚麼不同,強勢的廣東話文化將是港人的最後依託。在課堂上用廣東話學習自己的語文,是香港人的基本尊嚴,也是廣 東話地位的象徵。如今,港人竟主動自毀長城,想來簡直匪夷所思。

在教育局網頁「語文學習支援」一欄下有這麼一段話:「雖然基本法規定中英雙語為本 港法定語言,但接近97%本地人口,都以廣東話(一種不是法定語言的中國方言)作為家居及日常交際的常用語言……」原來在教育局眼中,97%港人每天在說 的廣東話,連成為法定語言的資格都沒有。普教中真的不是要排擠廣東話嗎?你信不信?反正我不信。

陳仲明
自由撰稿人

港台新大樓與體育園的盲點

2014年1月30日

過去數周,政府向立法會分別提交兩份甚具爭議的大型基建項目議案。先是造價60億元的「香港電台新廣播大樓方案」,在立法會工務小組觸礁遭到否決;隨後是估計耗資高達230億元的「啟德體育園計劃」,在民政事務委員會順利通過,月內將再闖財委會申請撥款興建。
兩份計劃,造價較平、項目定位和要求均較為清晰的那一份,一些政客卻貶它為「大花筒」、不切實際,還把它批評得體無完膚;相反,另一份計劃的造價估算較前者高近四倍,政府對其項目定位和要求至今仍然毫無頭緒,很有「大白象」的潛質,卻獲得與會者支持通過。

這 是一個典型的「雙重標準」實例示範:假如立法會接受啟德體育園是一份「到位」的提案,那麼以港台新大樓的方案水平和資料之詳盡,它便不應受到否決。相反, 假如議員的着眼點是成本效益,擔心廣播大樓造價太貴而物非所值,因而必須發還方案重新論證,那麼基於同一考慮,一眾議員又怎可能保證將來出台的體育園方案 不會超支?在現階段毫無任何具體資料的情況下,單憑一個空泛的「概念」,他們又怎可確信體育園將來必可持續營運,毋須政府注資拯救?

其實,港台新大樓和體育園兩個項目均有一個共同「盲點」——它們都是以「設計及建造」(D&B, Design and Build)的合約方式營造。

在 一般正常情況下,擬建物業的營造安排多採用傳統的顧問領導模式(Consultant-lead),即業主會先聘請合適的建築師,統領其他各個專業顧問, 為項目「度身訂做」一份既讓業主滿意,又能達到指標要求的方案;然後以此為基礎,透過招標篩選,在市場招聘合資格而又價格合理的承建商,依照相關合約的列 項施工;建築師還須肩負施工期間的監工及合約管理者的角色,直至項目竣工及驗收交付為止,以確保建成的效果跟原設計相符。

D&B合 約模式則比較特別,業主須自行制訂設計技術指標,毋須經過顧問論證,便直接邀請合資格的承建商投標。承建商作為「總承包」,會私下聘用建築師及專業顧問組 成自家的設計團隊,按業主提供的技術指標要求,製作出相應的設計方案及相關的項目工料價單,再「綑綁」兩者結合成《建議書》報標。若建議書獲業主接納,承 建商便會嚴格按照標書的條款列項施工,直至完工為止,監工及合約管理者的角色全由業主負責。

從以上得見,D&B合約的最大弊端,是業主須自行承擔很大的設計和監工風險,稍有差池,便會給予承建商一個「很完美」的借口追加費用;再者,設計團隊的首要服務對象是承建商而非業主,當出現合約爭拗時,業主便會很孤立。

回 顧過去十年政府採用D&B合約模式的重點建築項目,很多均以「嚴重超支」收場。在私人市場,這還可以商業協商形式解决,但在公營部們,如有「超 支」,便須解畫、寫報告、要有人問責、要多上一次立法會申請額外撥款、要受人盤問斥責,若遇上時機不好,甚至有可能成為政治炸彈。

因 此,D&B合約模式其實只適用於「低風險」項目,即工程本質比較平鋪直敍、人為變更機會不大、工程列項不繁瑣複雜、對技術和設計成果要求不 高……,例如工廠或土木工程之類。相反,假如項目的工序技術要求複雜、容易衍生漏洞、設計外觀很受社會關注、施工過程須經多人給予意見或審批……,簡單 說,這是個容許很大、又不能預計或控制後期人為修改空間的「高風險」項目,在這情況下,仍然堅持採用D&B合約的話,可謂凶多吉少,筆者只能在此 祝君好運!

正正是D&B,港台新大樓的設計(Design)和報價(Build)牢牢互扣,當合約上的設計被「人為」推翻須要重新論證時,所有報價便得作廢,重新招標是唯一選擇。問題是,有關部門可以保證重推招標後,下次的提案送到工務小組時即可獲得通過?

至於啟德體育園,在D&B之外,還「搭單」幾十年的營運權,現階段沒人知道這會是個什麼組合,它可能有像西隧一樣的收費策略、香港大球場的管理、尖沙咀前水警總部的門面氣派、郵輪碼頭的手工、亞洲博覽館的人流、紅磡體育館一樣的歌舞昇平……。

總 之,入標的建議書燕瘦環肥,各顯神通,如何能公平審標已是一大難題,唯一的客觀標準似乎就是鬥「平」!由於承建商既是設計師也是營運者的「三重身份」,假 如他以超低價成功奪標,設計時便可省則省,到項目興建時才拋出某些指標漏洞,從而提出「超資」申請,屆時政府豈不成了「打本」給人做生意?政府既然今天已 事先張揚「沒人手、冇經驗」,連草也不懂保養,她豈非成了一隻任人宰割的水魚?

刻下筆者忽然想起謝賢在電影《少林足球》中的一段「金句」:「球證、旁證、主辦、協辦、足總,全部都係我嘅人,你點同我鬥呀?哈哈哈哈……」。

作者為香港建築師學會會員;本文章只代表個人意見,不代表學會立場

東江水的代價

曾幾何時,香港的水務工程曾傲視全球。1957年,香港首創利用海水沖廁,至今仍是全球唯一全面使用海水沖廁的城市。1968年,全球首個於海中興建的水 庫「船灣淡水湖」落成,獨步世界。1978年,第二個海中淡水庫「萬宜水庫」建成。1975年,全世界規模最大的海水化淡廠,樂安排海水化淡廠投入運作, 年產8,000萬立方米淡水。

可惜,一切都在1980年代中期赫然而終。1982年,樂安排海水化淡廠停產關閉。1985年,東江水供港水量首次 超越本地水源的供水量。此後,香港的水務創新步向終結,對東江水的依賴則越來越高。今天,香港約七至八成的食水來自東江水。可是,依賴從來不是免費的,過 去30年,香港為此付出了相當代價。

在引入東江水前,雨水是香港最重要的水源。現在香港三分之一的土地已開闢為集水區,把雨水引到水塘中存起來, 最多可貯水5.86億立方米(而2012年香港的食水耗量為9.35億立方米)。自從引入東江水後,本地水塘多了一項任務,就是儲存東江水。但當初建水塘 時,根本未預料到東江水會這麼多,以致水塘長期爆滿,每逢大雨就會滿瀉。1994至1998年高峯期,共倒走7.16億立方米食水!以當時水價計,相等於 港幣17.18億元,當年審計處曾狠批是「昂貴的浪費」。據陳茂波說,本港水塘2006至2012年間,平均每年依然滿瀉約3,000萬立方米,以 2010年水價計算,即共把6.9億元倒落海。

由於水塘淪為東江水的儲水庫,其收集雨水的能力相應被削弱。根據水務署資料,1979年至1996 年間,香港水塘的年均集水量約為2.904億立方米。而1997至2012年,降雨量雖增加了約5%,但集水量卻下跌了約21%,只有2.283億立方 米,相差6,200萬立方米(佔2012年全港用水量的7%)。本地集水能力下降,此消彼長,就只有買更多的東江水。

東江水絕不便宜。由於供應源 單一,香港對東江水的議價能力薄弱,以致年年加價也別無選擇。不得不提,現在負責香港供水的是國企「粵海投資」(下稱粵投),擁有對香港供水專營權30 年,由2000年算起,還剩下16年。1998年金融風暴時,粵投面臨財困,中央向粵投「注入」香港供水業務,此舉不但令它浴火重生,還因此成為優質企 業,股價長升不跌,2012年,供水業務為它貢獻了52%利潤。至於30年專營權與當年粵投的債務重組是否有關,不得而知。

很多人以為東江水只輸 往香港,其實不然。粵投除供水給香港,同時亦供給深圳和東莞,而深莞兩地的供應量在2003年就超越香港。粵投2012年年報顯示,該年供給深莞兩市的食 水為12.82億立方米,而香港只有7.09億立方米,但來自香港的收入卻佔75%(35.397億港元),深莞只有12.36億!由於協議購水量是 8.2億立方米,雖用不完錢還是照付,以此計算每立方米東江水是4.32元,而深莞則只需0.96元!足足相差四倍有多。同樣的水源,同樣的輸水管道,售 價卻差天共地,是甚麼道理?

東江水售價由1995年的2.16元每立方米升至2012年的4.32元,足足增加一倍,就是說,同樣水量要多花20 億元。但弔詭的是,香港的水費自1995年起卻從未增加,與東江水價的暴漲形成反差,令人產生一個錯覺,以為東江水價每年的增幅微不足道,還未去到要加水 費地步。但事實是,水務署連年虧損,要靠政府每年巨額補貼才能收支平衡,根據本地智庫「思匯政策研究所」2013年一份報告顯示,2000至2012年政 府累計對水務補貼439.5億元。錢從何來?還不是納稅人的!

香港每年巨額購買東江水,但水質卻常為人詬病。加上東江水量有限,沿岸城市如河源、 惠州、東莞等地發展急速,用水量勢必再增加。到時香港要爭奪東江水,議價能力將更低,肉隨砧板上,水再貴都被迫要買。香港最近提出要建海水化淡廠,但第一 期工程要2020年才落成,且供應量不多,更遑論代替東江水。看來,港人要擺脫捱貴水的日子,還任重道遠。


陳仲明

自由撰稿人

2014年1月19日 星期日

「官方民粹」引領香港「車毀人亡」

2014年1月16日

梁振英的整份《施政報告》,可說近乎社會福利局的民生工作計劃。施政靠「派錢」是回歸以來治港無方的急救慣技,不必民主也 民粹。十多年來「派錢」無助施政,只懂「派錢」唯有再「派錢」,惡性循環,又派得不得其法、欠多層系統化再生性規劃和可持續發展,香港可能真如陳佐洱說 的,會走向「車毀人亡」,但不是由「選舉╱選票民主」導致,而是由政府官方主導主持主理。

原來,不給政黨政治民主選舉派錢買怕買好買人心, 只留給政府官員派錢買怕買好買人心,政府官員派得更快、更大規模(這樣的「人心回歸」是中國要的嗎?)。如果「選舉╱選票民主」導致的「車毀人亡」是「民 主民粹」,政府官方主導主持的「車毀人亡」就是「官方民粹」。香港人吃不到「民主民粹」興奮劑,但不斷吃「官方民粹」興奮劑。政府和政黨爭相「派錢」,爭 相「車毀人亡」。

九七前十多年,中國和本港部分人士反民主化的一大理據,是怕民主化把香港變成人人派錢的福利港。他們只從本身的認知系統理 解英人治港的資本主義、「積極不干預」和「行政主導」,以為主權在北京、治權全集中於特首,唯心主觀簡單認定只要半封閉政制,阻窒民主化,便可以擋住派錢 福利潮。

不過,十多年來實際卻是政府以經濟利益緩和及沖淡民主訴求,「經濟換政治」,以經濟利益拖延政制民主化,變「官方民粹」,官方以民粹維穩,買人心回歸,以至「民主與管治、福利與人心」「雙雙(四)失」。

以經濟沖淡民主訴求

如果民主是「興奮劑」,這十多年「官方民粹」是吃了興奮劑,港人興奮不起來,愈吃愈多興奮劑。「雙雙(四)失」之外,香港(和中國)更大損失是毀了一個「自食其力、自力更生」社會。

英 人治港百多年,引入(類)現代體制,無意間多層系統化再生性規劃,客觀上以較大個人自由及較低政府開支,建立中國五千年第一個「自食其力、自力更生」的 「冷酷無情」社會,幾代人拚搏,反覆及持續大幅向上流動,帶動整個社會一起向上流動,如今回歸卻竟像整個社會一起向下流動。

二三十年來中國 亟亟於保持(心中)香港,卻不得其法,不細心、正確認識香港。英人治下「個人自由、自主、自負責」的社會是怎來的?是怎樣性質的社會、怎樣結構和運作,原 理何在?政治與經濟、管治與人文有什麼關係?對施政有什麼啟示?香港在中國二百年找尋「長治久安」歷程中有什麼位置和經驗?對中國有什麼啟示?

對於這個香港,中國和香港都略識之無,不知其所以然,不知其然,甚而不知其不知、以不知為(全)知,可以說二三十年來未進入問題,現在正受歷史的懲罰,往下一二百年可能受更大的歷史懲罰。

中 國接手九七問題的八九十年代,那階段正是香港最適宜民主化的時候,最有條件和可能以民主(自主自治自負成敗得失)保持和主導一個「自食其力、自力更生」的 社會。中國反其道而行,亟亟於保持香港的「非福利化」,卻不得其法,在新歷史階段用英方舊招數,無限堅持「以我為主」單一唯一實體,沒頭沒腦「非實體化」 和「去實體化」香港,如今後果適得其反。

中國君臨香港,不斷搖晃主權、《基本法》和治權「高壓底線」,香港卻偏有不少人(像孫中山和毛澤東當年)冒險犯難,質疑特區政府和特首的「正當性」(legitimacy),拓建香港的主體性(ontology╱subjectivity)。

治權偏離現代普世主流

如 今特區政府代中國行使治權,以偏離現代普世主流、「返祖」(atavism)家長式極權專制仁政(benevolent totalitarianism)政治觀、管治觀、社會觀、人觀、國家觀、民族觀和文化觀,主導主持主理派錢「拔尖補底」,出問題拒絕各方從政經體制和程 序、人文價值進入問題,不能有效管治,上中下人人fixated在end results的得失成敗貧富,「體制」和「實利」雙失,社會一起向下社會流動,香港變成「唯利是圖、政策傾斜、上下交徵利、無社會認同、不珍惜香港、貧 富懸殊、互不相讓」社會。

民主除了分政府官員的權,也分他們的責任,由民主到民粹,全民承受,開放問題和調整方法。民主化一在社會權力的交替和轉移,一在社會各層各方的政經利益的分配,民主化把權力和責任、體制和程序、分配和後果、授權主理及執行、反省和調整全開放給整個社會╱國族自理自決自治。

專制下,權力一統在上,脫離大眾,後果和責任自然由偉大光榮正確專權政領導負,庶民大眾「被派錢」,不必負「自派錢」的責任,出問題以建制及組織權力、資源和知識、意識封閉問題,任由惡化,過了幾個臨界點,之後還不知、不肯、不懂檢討、總結、反省和調整。
怎樣開放權力給每個人,讓全民監督黨政軍機構和人員,又能維持秩序和發展、競爭力和創意,總的是一個「國家、民族、社會of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 for the people」問題,關乎每個人「主人翁」歸屬感和擁有感。

這正是現在香港的問題,也正是現在和將來中國必然遇上的。

作者為「香港學」協會主席、牛津大學Green Templeton學
院訪問學人


不是寃家不聚頭

2014年1月16日

中國人提到「社會」一詞時,總是想像一個有秩序的、互相合作、各司其職、各親其親、同質的、既團結又和諧的社群。假如「民 族」是一種文化想像,那和諧協作的「社會」也是文化想像。古往今來,這樣的社會少之又少,只有在深山森林中,與世隔絕的少數族群,因附近沒有其他族群,才 可能和諧協作。可是,和諧的代價,往往是發展緩慢,許多民族千百年來都滯留在原始社會的階段。

在現實中,群居動物和人類的社會,總有不同的族群,互相敵視,排斥,富者強者欺負窮者弱者,雙方偶然會發生小衝突,卻未至於令族群解體。

法 國動物行為學家(ethologist)柏特(Jean Jacques Petter)發現,一些群居動物的族群,明明有廣袤的空地可以各立地盤,卻偏偏要定居在另一族群旁邊,朝晚見面聲相聞,卻一點都不睦鄰,反而互相敵視, 叫罵、驅趕。他稱這種關係為「克制的敵對」(tempered animosity),一個以「克制的敵對」維繫的社群,他稱為「聚群」(noyau:法文原意是「核心」),以別於和諧協作的「社會」。

地盤律令

北 美洲一種紅毛伶猴(學名Callicebus moloch ornatus)只有一英呎高,重兩磅。每族伶猴都有幾個家庭,各佔幾棵樹為地盤。無猴佔領的樹,牠們不去霸佔,偏要定居在另一個家庭旁邊。每朝早上,雌 雄兩猴均在地盤邊界守候,等到鄰家的猴子起來,便大叫大鬧,露齒「兇」對方。對方當然不甘示弱,也叫罵露齒回應,卻很少真的打起來。這樣鬧足半個小時,其 中一方又過去另一邊和另一家吵,直至腹如雷鳴,才各自散去搵食。天天如是,和鄰居吵鬧變成儀式,這便是典型的「聚群」。

「聚群」內既然充滿 敵意,那何以成員卻偏要住在一起?羅拔阿德里(Robert Ardrey)在《地盤律令》(The Territorial Imperative)一書中,提出一個解釋。群居動物和人類都需要安全感(security),所以要擁有自己的地盤。露宿者也會劃定一個範圍,不容他 人侵犯。
失效家庭

居無定所,帶來焦慮。另一方面,人亦害怕沉悶(boredom),天天生活一式一樣,會感覺自己是行屍走肉!有外來刺激,他才會振奮精神,血脈沸騰,覺得自己生龍活虎(feel alive)。在充滿敵意的「聚群」中生活,與「敵人」吵吵鬧鬧,生活充滿刺激。

大 多數人大部分時間都生活在克制的敵對之「聚群」中,家庭便是最好的例子。幸福家庭只是少數,大多數家庭都是或多或少的「失效」家庭 (dysfunctional family),父母不慈子女不孝,兄姊不友弟妹不恭,互相討厭,懷恨在心,但為了安全感,為了驅除沉悶,大多數人都會成家立室,而且正所謂:幸福家庭出 人才,不幸福家庭卻出天才。

回顧歷史,香港開埠以來,一直都是充滿敵對的「聚群」。十九世紀是英國殖民者與華人、原新界鄉民。二次大戰後, 有南來的左派、右派互相敵對;難民與原住民,傳統派與西化派……就是今時今日,港人懷緬當年住木屋、徙置區和舊唐樓的日子,往往只記住左鄰右里之間守望相 助,卻忘掉物資貧乏引致的爾虞我詐、吵吵鬧鬧,爭用廁所、浴室、廚房時的惡言相向,甚至肢體衝突的歲月。

當年的公屋和舊唐樓並非全然和諧協作的社區(community),反而是充滿因擠迫、匱乏和妒忌而產生的克制敵對的「聚群」!也許正是因為生活充滿刺激,在公屋和舊唐樓長大的一代年輕人中,湧現不少人才和天才,成為八九十年代香港騰飛的動力!

回 歸後,香港內訌不已。最新的是本土主義,把港人與新移民、自由行分成「我們」、「他者」。許多人都擔心這是社會瓦解(social disintegration)的先兆。占飛則認為未至於此,事關香港從來都是一個克制敵對的「聚群」,回歸前如是,回歸後焉會兩樣?所謂以核心價值達致 的社會整合(social integration),不過是文化想像而已

jimfly@hkej.com

撰文︰占飛

2014年1月1日 星期三

成龍說得對:中國人是需要管的

聖誕過去,元旦來臨。接下來就是農曆年。又到幾乎每年都會發生的大陸惡客鬧事的時候了。上周在落馬洲一批撒野兩天不肯下車的惡客,他們的團費是大陸旅行社 收的,而他們得不到台灣入境簽證,也跟香港不相干,何以不回內地追討賠償,而要在香港鬧事?答案是,回到內地就不敢鬧了。

筆者問一位新加坡的朋友,這樣的事若在新加坡發生,會怎麼樣?他說,立刻以聚眾鬧事名義抓起來,自有罰款和笞刑伺候。不是說:Singapore is fine country嗎?fine是罰款的意思。所以從來沒有大陸客在新加坡鬧事

在 大陸?遊客在大陸是甚麼待遇?三年多前,香港女導遊阿珍威嚇旅客購物的片段在內地熱播,國家旅遊局發出赴港旅遊服務警示,曾任專責中國旅遊線記者的作者葉 子在本報撰文,說這是最可笑和可悲的事,因為在大陸,別說要脅遊客消費,在各大旅遊景點,強制遊客上香奉獻香油錢,若不付就受大漢包圍強索,已是常規。有 大陸旅遊經驗的人都知道,付了錢要去的旅遊點,導遊說不去就不去;而沒有列明的另需收費的景點,導遊說要去,即使不願去的人,也只能在車中等候數小時。誰 敢不從,吃虧的是自己。

前年舊曆年期間,在大陸任法警的惡客張某在香港掌摑香港導遊阿蓉,反誣被打,結果香港旅行社在旅遊業議會的壓力下向惡客賠 償12萬元。有作者在本報撰文介紹大陸資深導遊鄔敬民出書揭露旅業黑幕,書名曰《叫我如何不宰你》,章節標題有:(一)你問我宰你有多深?(二)你知道我 在宰你嗎?(三)你知道誰在宰你嗎?揭露旅遊業與黑社會、紅公安勾結:放鴿子、賣豬仔、掌摑、斷食、瞓街……求告無門下遊客都只能夠無奈就範。在大陸,旅 行社惡晒,導遊惡晒。

這些在新加坡和大陸都是乖乖牌的大陸客,在香港、台灣就敢鬧事,說明他們很懂得「柿子挑軟的吃」,也就是找好欺負的地方或人 去欺負。由此想到成龍兩次三番強調的話:「中國人是需要管的。」這句話雖然受盡批評,其實是說的對極了,只不過他說的是「中國人」而不是「香港人」或「台 灣人」,而他批評香港台灣太自由也是莫名其妙。香港台灣是法律保障下人民權利最大化的社會,而不是政府權力最大化的社會。我們習慣於「法的統治」而不是行 政權力的統治。

如果中國人是要管的,那麼像新加坡那樣嚴管有甚麼問題?

首先,即使不考慮「大政府」對自由經濟的戕害,行政嚴管的首要條件是行政部門其身要正。新加坡許多民間土地、房產被政府以低價徵用,固然壓抑了自由經濟的發展,但至少徵用土地是為公共建設發展而不會有政府官員中飽私囊。在已形成結構性貪腐的大陸政權,嚴管徒招反感和抗爭。

其 次,是新加坡雖行政嚴管,但實行的是保護本國公民的政策,而且這政策還要經受選舉考驗。新加坡住民分居民、永久居民和公民三種等級。公民有85%用特廉價 購買並居住政府組屋,解決生活中最大問題。永久居民也要在獲此身份五年後才可以用較市價低的價錢買二手組屋。至於非永久居民就無此權利。新加坡不是實行無 等級平均分配的社會主義,而是對社會資源作有等級分配的福利制度。新加坡500多萬人口中有100萬外勞。由於執政黨過去幾年給大量中國移民以永久居民身 份,在上次選舉中受到選民懲罰,於是立刻修改政策,又大大收緊給新移民以永久居民身份了。這說明有民主選舉,對一黨獨大的嚴管政府還是有一定制約功能的, 即使是有點跛腳的民主。

新加坡式嚴管不能施之於香港,不僅因為我們擋不住大陸客,對於向北膜拜的政權我們連跛腳民主的可憐制衡都缺乏,更重要的 是,我們憑甚麼要放棄與世界文明國家一起行之已久的「法的統治」,去接受「中國人是需要管的」這種賤骨頭的人治?元旦遊行的最大意義是我們要向力圖管香港 的政權說:香港人只遵從法律,香港人是不需要管的。因為如果香港人會被管,那也只會淪為中國式的貪腐嚴管,而不會是新加坡式的廉政嚴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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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怡
周一至周六刊出

綜援磁石效應

2013年12月27日

終審法院裁定,新移民居港一年即有資格申請綜援,隨即再次挑起港人對內地人的仇恨。無論法院或學者都說涉及的資金才不過是 幾億元,但這無法令港人平靜下來。這幾億元是按過去數據推算出來,而香港人更擔心的是庫房中門大開,形成的福利磁石(welfare magnet)效應──內地靠綜援搵食的新移民大量湧港,造成沉重財政負擔。

福利磁石效應是指某城的福利若太過慷慨,難免會吸引鄰近地區的福利移民(welfare migration)。

這情況在八十年代的美國出現,威斯康辛州(Wisconsin)的福利金較鄰近的伊利諾州(Illinois)慷慨,因而吸引到大量福利移民,並成為不少學者研究的課題。

其他因素

1985 年,以當地一個三人家庭為例,威斯康辛州的每月福利金(Aid to Families with Dependent Children program,AFDC)是533美元,而伊利諾州只有342美元,前者較後者福利金高約200美元(56%)。兩地距離不遠,由伊利諾州的芝加哥遷往 威斯康辛州的密爾沃基(Milwaukee),只是90哩(miles),因此不少芝加哥居民遷移到密爾沃基居住。有人走法律罅,「技術性地」在威斯康辛 州「居住」,實質是領取福利金後回芝加哥老家過日子。

又例如台灣,當地學者李翠萍在著作《社會福利政策執行網絡探析》,提出類似現象。她指台灣各地方政府有不同福利政策,例如台北市一度只有它派發「身心障礙者津貼」,令不少外縣市的身心障礙者遷入台北市,令這類人士的數字不正常地增加。

吃 福利金過活的新移民,會否因鄰近地區有較好福利而搬遷?長久以來引起學界、政界、人權界不少討論。占飛的感覺是,經濟學者通常認同福利磁石效應的存在,至 於社會學者就常常持相反意見。其中一個反對意見是,畢竟一個人離開原居地,要面對很多未知數,而且移居費用昂貴。此外,福利較好的地區,生活水平也較高, 因此實際生活未必得到改善。

再談威斯康辛州個案,移民潮令該地政府非常煩惱,競選州長的政客一度大打旗號做福利改革。當時有調查指出,不單 福利金令芝加哥人決定移居到威斯康辛州(福利金的因素只佔29%),還有其他更重要的考慮因素,包括罪案率低(64%)、更好的學校(60%)、已有家人 在該州居住(46%)、工作機會(44%)。

回顧香港,國內雖然有廉租房(相等於香港的公屋)、失業救濟金等制度,但在人治大於法治的情況下,福利制度無法運行完善——最近閱報指原來內地醫生在醫院收紅包是常識,這種錢大於命的想法,真令人感到無可奈何。

那麼,香港的吸引力對內地人是否大增?這是顯而易見的。議員葉劉淑儀指出,回歸後至2001年莊豐源案判決前的43個月,申請來港的「雙非」個案只有1991宗,但到2003年至2012年間,就增至20萬名「雙非嬰」成為香港永久居民。

福利改革

不 同國家正在收緊新移民的福利政策,如英國。英國來自歐盟成員國的移民人口,失業率高達73%。這個龐大的數字,令選民的排外心態日益嚴重。首相卡梅倫 (David Cameron)遂今年宣布作出福利改革,包括失業救濟金由即時可申請,改為三個月後才可申請,六個月後除非有實際工作機會(a genuine chance of a job),否則會停止發放失業救濟金。

至於香港,政府卻是反其道而行──看官員口吻,未必打算以行政措施去解決問題,反而開始計數要花多少錢。香港人怎能不抗拒?不是今天的幾個億,而是會否引發未來的幾十個億?福利是未能想像的壓力,奶粉、醫療早已到處引爆。

然 而,隨着香港市民學歷提升,很多厭惡性工作都沒有人肯做。最近占飛家中爆水喉,請師傅上來更換新水喉,前後不過5分鐘,已索價350元,也不用說洗碗已月 入萬多元了。香港搵食不難,問題是人肯不肯去搵食。香港需要廉價勞工,內地新移民是勞力補給者。如何令綜援由資源的消耗,轉變為經濟動力,要考港府的智 慧。

jimfly@hkej.com
撰文︰占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