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2月22日 星期六

「佔中」的解放軍.佔港的新媒體

2014年2月17日


城規會開綠燈引領,解放軍得以成功「佔領中環」。不過,這個「佔中」,並不與愛與和平有關;拿着槍桿子昂首闊步、 趾高氣揚,才是比較恰當的形容。那種氣派是完全應該的,因為此軍進駐中環海皮,唯一目的就是向香港人宣示主權。準確而言,這裏說的主權不是「國家主權」, 而是更高的「黨主權」。有兩個理由支持這個說法。


一、中環的釣魚台
其一,解放軍到了今天還是黨軍,是當今習氏通過黨的中央軍委私人指揮的,不曾也絕對不會國家化,卻是處處凌駕國家(其軍費開支一個分也是從國庫裏挪來的,「不取黨員一針一線」)。

其二,大陸憲法規定,黨領導國家,對所有級別的政府官員都有「實質委任權」、「實質提名權」,黨依法照例「繞過」政府機構行使這些權力;政府、國家都不過是空殼。解放軍大費周章千里迢迢來到香港,要宣示的當然不是變成空殼的虛權力,而是黨的實權力【註1】。
除了對港人宣示這種「黨作為主人的實權力」之外,解放軍及其器具放在鬧市中環,沒有什麼軍事價值,除非是考慮到在戰爭狀態之下,解放軍可借周邊的高密度民眾和商業區用作掩護傘,令敵方攻擊之時或會礙於國際法而心慈手軟。

比 國家主權還高的權力,當然要有其氣派、威嚴。按大部分國人的認知,解放軍在歷史上是仁義之師,解放軍進城的時候,比當時國民黨的軍隊好多了,的確有威嚴。 不過,1949年之後,大陸人漸漸知道,由於解放軍的權力很大、特權最多,又是各個黨政機構當中最不透明的,因而不僅是特別腐朽,而是全中國最腐朽。

最 近,解放軍中將、總後勤部副部長谷俊生涉貪被查。有關他的貪腐細節,多得不可勝數,筆者只拿中文維基上的一小段供大家參考:「……(僅在)谷俊山老家清查 時,查出其地下室藏有大量軍用專供茅台,有一艘寓意『一帆風順』的大金船、一個寓意『金玉滿盆』的金臉盆,以及一尊純金毛澤東像。其涉嫌貪污的物品用了四 輛卡車才裝完。谷曾表示:『中國的女星我都玩膩了。』」大陸把軍隊貪腐揭露到這種程度,還不一定是真相的全部;揭得太盡,對未出事的那些人也有威脅。谷還 只不過是中將,我們無法想像他搞貪腐在軍隊裏沒有更高的後台。

北京國防大學教授劉明福在他著的《解放軍為什麼能?》一書中,以一整章的篇幅 談軍隊裏的腐敗,並非無的放矢:「能夠戰勝中國軍隊的力量,在這個世界上只有一個,那就是腐敗」;很快,大陸網上即流行另一句把此正話反說的「名言」: 「能夠保護中國腐敗的力量, 在這個世界上也只有一個,那就是中國的軍隊」。

派這種軍隊來香港、佔中環、宣示所謂的「主權」,效果如何呢? 無知的小朋友看到解放軍帶來的各種器具,少不免會肅然起敬,但稍為知道軍隊貪腐的一般人,不會對這支駐軍有什麼敬意。不過,港人依然會覺得解放軍充分代表 大陸的政權、代表着黨,但那是因為它跟黨一樣腐化;軍隊裏的腐化,都是藉着黨、偕同黨、在黨內一併發生的,有過之而無不及。
此溫和負面印象是指一般港人想法而言,至於近來聲勢看漲、反感中共最強烈的本土派,他們早已視解放軍為佔領軍;而中環海皮上那一小片「自古以來」就屬於香港的被佔地,無疑會在他們心目中昇華出新的符號意義,成為本土運動的「釣魚台」


二、本地言論自由死了嗎?

一 連串對本地敢言人士的打壓,的確怵目驚心,而且類似的「與政治無關」、「行政長官絕無過問」的事件,今後將層出不窮,尤其在一些關鍵時刻,如機構續牌、新 的投資機會招標結果公布等的前夕。不少人在這個時候,都會產生無助感,十分悲觀,認為言論自由死了或者起碼命不久矣。誠然,打擊是巨大的,損失也是難以彌 補的;商台傍晚的節目少了李慧玲,不少聽眾會感到失落,餘下的力量能把那個言論空間撐住多久,沒有人知道。筆者試綜合各種資料,初步分析這一連串打壓的可 能後果。

最值得留意的,是鄭松泰在15日《熱血時報》網站文章《破舊立「新媒體」革命》一文中提出的觀點:「由於容易受到打壓,舊媒體結合 政黨明星、民意領袖(或民意代言人)的時代已經過去」;「在主流媒介筋衰力竭的情况下,新媒體卻如雨後春筍,其政治動員力亦見勢頭」【註2】。這裏說的新 媒體,主要是指一些年資較輕的網站和網上電台。有哪些這樣的新媒體呢?黃洋達在14日《熱血時報》以《不要再悼念了,開戰吧!全民支持新媒體!》為標題的 文章討論新媒體運動,其中有一個清單:除了《熱血時報》,還有MyRadio、D100、民間電台、《主場新聞》、《獨立媒體》、《輔仁網》、 《852post》、《惟工新聞》、《USP社媒》、《社會紀錄頻道(SocREC)》、《香港天樂媒體》,等等。「咩光譜都有齊,實有得你揀!」【註 3】「新」與「舊」如何界定,很可爭議,筆者為了省事,就以這個清單上的為「新」。

這些新媒體,有些成立了好幾年,有些剛剛起步,有些有了 自己的網站,有些靠在FB、livestream上營運……。筆者到一些專門分析網站流量統計資料的服務網站,看了一些流量或流量增長已經比較穩定的新媒 體的數據,並以之與特區政府官網和少數傳統媒體作簡單比較,部分資料可參閱附【表】【註4】。

解讀這些數據,要注意幾點:有些媒體的主要受 眾可能不在網站,如《明報新聞網》、《香港電台》;使用度排名標準是alexa.com按幾個瀏覽數據加權而成,如「瀏覽時間」的加權很重,帶有主觀性, 僅作參考;這些網站的到訪人數約八成都是在香港的。另外一些網站如傳統左派的《大公網》和《文匯網》,因為alexa.com顯示其主要受眾的七成或以上 都在大陸或台灣,所以難以比較,所以沒有列入表中;若大略按alexa.com顯示,假定其香港受眾乃其總受眾三成,則這兩個傳統左派的網站每天到訪人數 都在一萬以下,還比不上表中的《獨立媒體》。又,筆者沒有把《蘋果》的《壹傳媒》放到表中,因為此網站完全是「超班馬」,流量是《香港天文台》的四倍,或 者是《信報網站》與《明報新聞網》總和的十倍,而其「搜尋流量」還在強勁增長;讀者有興趣,可到http://website.informer.com/nextmedia.com上比對。

由 表中數字可見,新媒體的力量絕對不可輕視。一個《主場新聞》的使用度排名,已經高於特區政府的門戶網站《一站通》;一份《熱血時報》已經「打低」《信報網 站》。D100也把香港電台的網上版比下去了。五個新媒體每一個都在某些方面拍得上《明報新聞網》,尤其《主場新聞》。《信報網站》和新媒體比,只排在中 間左右(當然,由於前述的一些原因,這些比較都有缺點)。

論受眾的教育程度,在表中的所有非新媒體當中,以《信報網站》最高,但《主場新聞》和《輔仁網》卻在這方面完全拍得住《信報網站》(這個結論來自比較alexa.com的圖像資料,難以轉換成數字放在表中)。

然而,也許最值得留意的是【表】中最後一行:和三個月前相比,論世界排名,傳統的《信報網站》和《明報新聞網》都在下跌,但五個新媒體都在上升。
這意味着什麼呢?

一、在政府及有關方面不斷打壓傳統媒體上的新聞自由之時,新媒體愈發興旺,而傳統媒體若受打壓,銷量卻很有下跌空間(這大概不是意外吧)!

二、兩類媒體的政治取態會愈來愈不相同,讀者群也會不斷減少重疊。傳統媒體的面貌,將愈來愈傾向政府,最後變成筆者說的主要是「辦給領導人看了高興」的官味媒體、鴕鳥媒體。

三、由於年齡與政治傾向的關係,傳統、親政府媒體的銷路會愈來愈窄,新媒體的發展卻未可限量(困難當然有,如財力來源與運作模式都還要摸索。這些方面的高水平討論見16日《主場新聞》鄒理雁的《守護《明報》,守護什麼?》及其後記《一個《明報》老讀者的告白》)【註5】。

由是觀之,目前香港人的確遇到對傳統媒體上的言論自由的無情打壓,需要在每一個崗位上大力頂住;不過,幾時傳統媒體頂不住了,還有網上新媒體。所以,新一代香港人只要能夠奮起自救,能擁有的言論力量並不會減弱,更不會「死」。換個陣地而已,何必悲觀?

《氣短集》之二十八


作者為《信報》特約評論員





【註 1】1982年起,國務院也設「國家中央軍委」,不過那也只是個門面。國家軍委主席、國家軍委第一副主席、副主席事實上均由中國共產黨中央軍事委員會主 席、第一副主席、副主席當然出任;那是大陸所謂的「一個機構、兩塊牌子」,而實際對武裝力量發號施令的,還是黨的中央軍委。

【註2】見http://www.passiontimes.hk/article/02-15-2014/8707

【註3】見http://www.passiontimes.hk/article/02-13-2014/8660

【註4】兩個網站分別是http://website.informer.com/http://www.alexa.com/

【註5】見http://thehousenews.com/society/守護—明報—守護什麼/

精英共識政治的終結:全球「本土主義」興起之謎

 沈旭暉 平行時空

http://www.hkej.com/template/dailynews/jsp/detail.jsp?dnews_id=3937&cat_id=3&title_id=662972
信報 2014年2月17日

二十多年前,冷戰終結,「全球化」一度成了「潮語」,似能解答一切,世界也彷彿步進大同,再無國族疆界,只有普世大愛,最社會主義的理想,通過最資本主義的方式,快將實現。

諷刺的是,在過去數年,趨勢卻剛好相反。不少看似互不相干、主張限制外來者的本土主義分別興起,像以往相對「包容」的瑞士通過限制新移民的公投, 有排外政綱的政黨在平和的北歐國家丹麥、瑞典、挪威、芬蘭紛紛崛起,獨立公投亦將在蘇格蘭舉行。這波全球化時代的本土思潮,和舊有由國家鼓動的愛國主義、 政客宣傳的民族主義都不盡相同,我們可借用美國評論員Leonard Zeskind 二○○五年發明的名詞,稱之為「新本土主義」(New Nativism)。無論對其是否認同,我們必須明白這不是個別事件,而是一個結構性現象。但這個「結構」是什麼?

近日新加坡鄭永年教授發表文章《21世紀的政治秩序與危機》,雖然探討對象是世界整體秩序的失衡、特別是亞洲面對的管治危機,但用來解釋上述問題,也有相當啟發性。在鄭文基礎上,筆者嘗試分享一些延伸思考,以略述全球本土主義興起的六個原因:

一、鄭教授認為,全球化經濟體系令各地政府的自主權弱化,愈來愈受外來資本影響,傾向商界利益。進一步分析:即使部分外資無意干預本地政治,也會 通過房地產一類投資,或其他跨境貿易圖利。無論是投資銀行還是水貨客,特別是和本地社會缺乏互動的,都會被視為影響本土民生的寄生者。

二、鄭教授認為,全球化產業以金融、資訊科技為新貴,缺乏實業,卻能隨時抽走資本,比工業時代更導致貧富懸殊,令原來產生「共識政治」、立足本地的中產階級失去影響力。進一步分析:這些中產部分下流到底層,喪失尊嚴,追本溯源,也出現排外情緒;另一些則轉型為全球化精英,與本土距離愈來越遠,進一步失去本土中產原有的穩定功能。

 
三、鄭教授認為,全球化人口流動令不同階層都面對外來者挑戰,表現突出的新移民不滿對待,亦要爭權。進一步分析:各地引入新移民或外勞,自有其經濟原因, 但一般群眾不一定得到好處、有時「滴漏效應」根本不存在,卻能親身體驗箇中不便,令本土運動特別得到基層支持。另一方面,當代新移民維繫和母體的聯繫、或不斷流動,都比從前容易得多,往往沒有誘因落地生根、融入當地,卻懂得利用外來資源提升在新社會的權力,也令矛盾激化。

四、鄭教授認為,全球化民主令政府被民眾要求保護本土、增加福利的壓力愈來愈大,但這和全球化經濟體系的設定卻背道而馳。進一步分析:由於各國政 府在民意壓力下,承諾的福利愈來愈多,亦容易被拿來和其他政府比較,面對經濟危機時,只要削減福利,本土思潮更容易成為主流思想。

五、鄭教授認為,全球化資訊革命令一般人真正能掌握自己的權利,弱化原來的精英共識政治。進一步分析:資訊革命已大幅度降低走入精英階層的門檻,無論是專業界別的親建制精英、還是學院派的反建制精英,都失去一般群眾尊重,也令原來一度成為精英共識的「普世思維」被推倒重構

六、鄭教授認為,互聯網令社會動員方式產生質變,人人都爭取到議題設定權。進一步分析:關鍵是實時 (real-time)資訊發放的智能手機產生後,原來居於權力最底層的群眾,已通過自己的最大優勢:時間,打破了精英對大眾媒體的壟斷,而這卻是最難從 全球化直接受惠、對外來影響最不滿的一群。 
 
樂觀主義者認為,上述種種不過是陣痛,「imagine there's no countries, nothing to kill or die for」,最終世界還是會大同。

理論上,也許是的,但「最終」假如是一千年後,陣痛就不止是陣痛了,只爭朝夕的一代,卻會發現在可見將來,各地本土主義必能維持相當實力,就算走到世界哪角落,都一樣。

沈旭暉
《信報》主筆(國際)

2014年2月17日 星期一

給內地生關於入境稅的信

2014年2月17日

同學們:

離開美國後大半年沒見過你們了,今年我終於有機會與家人一起過年。每逢佳節倍思親,你們一班中國留 學生春節怎樣慶祝呢?從新聞看到今年下的雪特別多,來自北方的同學應該不當是一回事,但學校卻不止一次因此停課。我常取笑美國南部的學校對雪天反應過敏, 近幾天香港的天氣也比較冷,雖然我這邊不用停課,但部分傳媒、官員、甚至商家對一個我認為能緩和中港矛盾的入境稅建議,反應卻比下不到兩吋雪便嚷着要停課 還要誇張百倍。最令我感到沮喪的,是竟有本地官員和應一些親中傳媒認為這建議是歧視內地人。

前幾天有同學跟我說你們很想我,並問我幾時回來。要聽我講書相信最早要等到八月尾,但四月份我獲邀參加一個紀念艾智仁的會議,行程安排得到的話,將盡量抽空回來探你們。提起艾智仁,你們知道他是怎樣看歧視嗎?

租值消散加深中港矛盾

艾 智仁說過,凡有產權,必有歧視。留意產權不單指私有產權,而是任何權利劃分都需要透過某些歧視準則來決定勝負。道德倫理上,我們反對族群歧視。經濟邏輯 上,是你的便不是我的,社會資源有限歧視永遠存在。既然廣義的歧視要等資源無限那天才能徹底消除,我們今天只好適當選擇一種勝負準則來減少社會資源分配的 成本。而在眾多準則中,只有市價沒有租值消散。

香港有限的資源產權誰屬?道路、運輸、一切一切的公共基建,都不是天掉下來的,都是市民出錢 向政府購買的東西。據說古時「租」即是「稅」,今天港人工作的交入息稅、住屋的付差餉地租。從經濟角度看,政府收入通通都是稅,但遊客又繳付了什麼?不收 費,當公共資源過度使用,便會導致租值消散。不是很高深的學問,連官員都明白「市民可能要等多一班車」,官員沒有說出口的是時間是寶貴資源。地鐵塞車還可 以考慮加車費,街上塞人路上塞車可以加什麼?

「焗住迫」的港人交了稅付了租,投訴政府貨不對辦情有可原。入境稅是一個價,一個把權利劃分給願意出錢而非單單「唔怕迫」的遊客身上。擠塞引起港人不滿,亦造成遊客不便,這是個你阻我時我塞你的互相歧視困局。

海洋公園入場費啟示

曾 來港旅遊的同學可能都去過海洋公園,未來過的有機會讓我做個東,但我不建議在春節期間去。過年的幾天假期,據報道輪候一個機動遊戲要超過兩小時,亦有從內 地打算來港避年的遊客投訴公園擠擁情況與內地景點一樣,都是看人不是看景點等,這便是租值消散;看人不是看景點,更會趕客。

我們海洋公園的主席盛智文先生是個很有生意頭腦的商人,他不贊同向旅客徵收入境稅,但同意政府有需要提升基建。問題來了,為什麼海洋公園要收入場費?又為什麼海洋公園在新年期間不馬上提升基建滿足遊客需要呢?

怎 樣向顧客收費是我們在課堂上經常討論的問題,記得Two-Part Tariffs這種雙層收費的價格安排嗎?雙層者,第一層是入場費,第二層是使用費。當海洋公園主席前,盛智文先生打造的蘭桂坊便是不收入場費只收使用費 的,但你到海洋公園玩卻只須付入場費(和之後排隊)「便可使用公園內各種遊戲設施。什麼時候只收入場費?什麼時候只收使用費?是考試常問的試題。

遊客來港觀光購物,主人家有責任提供一個看景點不是看人的環境和一些貨真價實的消費品。沒有擠擁不收入場費還說得過去,但世界上真的有完全免費的旅遊熱點嗎?不收入場費的,可抽銷售稅,遊客能退銷售稅的,遊客區吃的住的要付旅遊稅皆使用費也。

今天在港營商政治正確愈來愈重要。海洋公園雖然收入場費,但新年迫爆期間選擇暫停售票而非臨時加價來控制人流。香港迫爆,我不反對提升基建。

但提升基建一來需時,二來要錢。除非大部分市民能從佔GDP不到5%的旅遊業得益,不容易說服本地人拿稅收去資助一個小小的旅遊界和大量的外地客。另一方面,打正旗號反對中港融合的任何政策建議亦難得到親中人士支持。

考考同學,要緩和中港矛盾,除了學盛智文先生在入境人數過多時實施人流管制措施,何不平心靜氣考慮向入境旅客徵收一個費用,部分收支既可用作提升基建方便旅客,餘下的更可用來改善本地市民生活。這不是比限制入境人數更兩全其美嗎?

克林信大學經濟系副教授

科技大學經濟系客座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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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富而驕


中國的農民,像黃河的一條濁水,不可以任由其「暴發」。暴發了的中國農民,有如黃河決堤,必然引起災難。

農民缺乏文化修養,中國傳統社會,階級分明。農民應該在田地耕種,辛勤工作,他們可以慢慢累積財富,由貧農開始,先升級為富農;富農而又有機會升級為地主。

中國農民如果熬成地主,要經歷至少漫長的三代,財富和土地,積少成多,這樣,中國農民親自經歷了「勤儉致富」的道理,農民漸富、緩富、積富,而不是暴富,才會謙卑。

今 日的中國人在全世界招致厭惡,從加拿大取消「投資移民」,到西班牙出現的所謂「辱華」標語,連非洲加納的黑人,也拿槍保衞家園,驅趕來掠奪資源的中國人。 道理在於一條:中國人口以農民為主流,經過「改革開放」三十年,西方國家對Made in China廉價貨品的極度縱容,自己種下禍根,中國人暴發於短短的三十年,此一龐大的農民人口,沒有足夠的人性修養和世界知識,在暴富之後,爭相湧到全世 界掃貨「自由行」,他們以「國情不同、文化包容」為藉口,在國際社會踐踏人類行為的各項契約,用他們的「國情」和「潛規則」來改寫人類行為的國際準則。

梁 振英說香港人「未富先驕」,倒說對了一半。中國人暴富而必驕,在國際飛機場吵鬧,在郵輪鼓譟,在巴黎名牌店粗聲購物,在倫敦哈勞百貨公司衝線搶閘。梁振英 警告香港人不要「未富先驕」,其語言藝術,在留白之處:「香港人今日未富先驕,等到明日,中港『一體化』了,香港人像中國暴發農民一樣的有錢,中國人身份 無分彼此之後,其驕暴之氣,令全世界厭惡香港人,跟厭惡中國遊客一樣。」

暴富的中國遊客走向世界,其行為連中國政府也覺得丟臉,要頒佈出外旅遊的 「法律」予以「規範」。但是,今日的中國農民是毛澤東教出的一代,毛澤東在古田會議上講話:紅軍以「遊民無產階級佔大多數,用流動游擊的方法,只希望跑到 城市去大吃大喝。」民國士大夫的階級滅絕,中國政府想改造它的人口質素,難了。

所以梁特勸香港人,勿「未富先驕」。未富固然無「驕」之本錢,富了,也不要像巴黎LV店中國人之擲現錢而哄搶,在飛機頭等艙不要向空姐暴喧。
梁特講話,也不是句句絕對都沒道理。

 
陶傑

2014年2月10日 星期一

捍衞自由老共起家 擺布言論欺世誤民

2014年2月5日

一、用共產黨「元祖」馬克思(1818-1883)在其著作《論新聞自由》(On Freedom of the Press)的話:「缺乏(新聞)自由是對人類的致命打擊!」(lack of freedom is the real mortal danger for mankind)。

馬克思「捍衞」新聞(言論)自由,看全球各國共產黨所為(共黨統治的地方便沒有新聞自由),真的有點不可思議, 惟實情確是如此。一八四二年一月一日在科隆創刊的《萊茵日報》(Rhenish Newspaper),創辦宗旨是親政府即屬今人所說的「建制派」,只是出版不數月,編輯立場便隨民意轉為強烈批評首府設於柏林的普魯士政府,指其為「高 壓的外來勢力」,發表了不少激昂文章,引起時在波恩「憤青」馬克思的注意,開始為該報撰稿,針砭時弊、猛烈抨擊柏林政府的土地政策及不透明的議會制度,頗 受讀者歡迎,卻令柏林政府極為不快……。是年十月十五日,年僅二十四歲的馬克思獲聘為該報總編輯,從其每日銷量由他接手時的八百八十五份逐日上升至是年年 底的近一千份看,馬克思貼近民情的編輯方針有點市場。

不知新聞自由為何物的普魯士政府,對《萊茵日報》的言論縱有不滿,卻不敢明目張膽打 壓,只在暗裏刁難,以當局認為該報經濟上無法自給自足,很快會關門大吉;一八四三年一月,馬克思擔任老總後兩個多月,該報發表揭露政府魚肉萊茵地區農民的 系列文章,令當局暴跳如雷,「首相會同國會」,在取得國王威廉四世同意後,於一月二十一日宣布考慮以最嚴厲手段取締該報。非常明顯,普魯士政府對馬克思於 一八四二年五月十五日在該報發表的《論新聞自由》置若罔聞。當此消息傳出後,萊茵地區居民組織起來,派代表赴柏林請願,要求收回對付該報成命,惟當局不為 所動,拒見「民意代表」;由於大事報道及評論此熱門新聞,《萊茵日報》的銷量激增至三千多份,成為當年最暢銷及言論被廣泛引述的報章。
柏林 政府揚言設法對付該報,令擔心投資付諸流水的《萊茵日報》股東,干預編務,要求總編馬克思收斂,別再刺激當局、惹怒皇上。年少氣盛、滿腹經綸、思想前衞的 馬克思,對資方插手編輯部非常反感,交涉無效後於一八四三年三月十七日「請辭明志」;資方隨即委派一名「謙謙君子」任總編輯,科隆市的新聞檢查官認為此君 可以接受,該報遂得以繼續出版。

威權統治者對新聞自由的漠視、打壓,令馬克思不再相信可用和平手段促使「君主政體走向立憲民主」之路;他的 革命鬥爭思想由此滋生!五年後的一八四八年,三十歲的馬克思與二十八歲的恩格斯(1820-1895)聯署撰寫《共產主義宣言》,還於是年六月一日創辦 《新萊茵日報》,雖然只辦了一年多,在一八四九年五月十九日便為當局出重手「查禁」,但已播下「小資產階級、工人和農民聯合起來推翻封建王朝」的革命種 子!

沒想到在《新萊茵日報》被禁停刊後近一百七十年,盤據內地的新聞檢查幽靈已在港澳傳媒之間徘徊!在上引《論新聞自由》的短論中,馬克思 還這樣寫道:「人們不能因為報章有些報道和評論不合道德標準而要限制新聞自由,那便如採摘美麗而帶刺的玫瑰一樣,報刊亦有一些你不喜歡的東西」(意譯)。 換句話說,我們不能因噎廢食、不能因其有刺而把玫瑰摧毀,比起其「監督政府」的功能,傳媒有瑕疵是「必要之惡」,絕不可因此而嚴加管制甚且封殺。可惜,當 代自稱馬克思主義信徒的當權者,顯然故意忘卻這段話!

二、去年二月中旬,行政長官梁振英威嚇控告練乙錚(本報前總編輯、現為本報特約評論 員),雖然此事在《信報》有點模棱兩可的道歉後,不了了之,但已突顯了特區政府領導人稍欠自省涵養及對言論自由容忍度急速下降,且其打壓言論自由的意向甚 為明顯。這種隨着北京有「選擇自由」的「政權輪替」而來的變化,那是否質變的開始?本港的制度和法律,對新聞自由的尺度並無收緊,新聞自由的理念亦深植港 人心坎,這反映在每當有關新聞自由可能受侵蝕時,社會主流意見肯定站出來維護新聞自由上。一月二十二日立法會以「少數大多數」通過一項不具法律效力的議 案,對本港的「新聞自由、編採自由、傳媒自我審查和公信力下降問題的關注。」展示了議會存有新聞自由空間縮窄的隱憂。

雖然制度和法律依然未 變,惟回歸以來,與新聞有關的各種自由的確正在萎縮;這種衝擊香港「核心價值之母」的力量,來自擺布新聞令其漸漸質變的人,愈來愈多,這些人,有在名利場 「掙扎向上」的報業東主,有以為公理在我而不顧後果的「惡造新聞」業界。當然,在讓新聞工作者無法本着新聞原則自由發揮工作潛能的,還有來自包括「西環」 的特區政府不尊重事實進而干預干擾新聞工作,令從業人員的自由編採評論工作困阻重重。一句話,回歸以來新聞自由空間的窒息感,根本源於有關各色人等失去恪 守職份、彼此尊重的社會規範!

新聞自由,可說是文明社會信奉的價值和理想,可是,就像世上沒有免費午餐,這個地球上亦沒有絕對無拘無束的新 聞空間。過往筆者多次分析,「免費」午餐的成本非常昂貴;同理,要有人肯付出重大代價(包括經濟損失〔廣告被抽〕、失去人身自由甚至性命),才有換取新聞 自由的一絲希望!《倫敦時報》社論主筆之一的時評家休姆(Mick Hume)年前寫過一本薄薄不足二百頁談新聞自由的專著,書名便叫《There is No Such Thing As a Free Press》(Imprint Academic, 2012)。

事實上,新聞禁區多 的是,新聞工作者稍不留神,便很易誤蹈侵犯私隱和誹謗的羅網,社會主流想法似乎是傳媒只應報道有關公益(Public Interest)的事,「過分」暴露的圖片(不論男女)和煽情的新聞不可刊登。在言論「最自由」的英國,主張新聞工作者須考牌的呼聲近日此起彼伏;而當 權者當然希望對他們不利的負面新聞愈少愈好、任何足以引致社會不和諧的新聞應當隱惡揚善……。非常明顯,在自由民主社會,當局不能強制傳媒按照他們的意旨 報道新聞和評論時事;但在專制國家,假借和諧、維穩之名,當局這樣做便屬「恆常」公事!

新聞自由 代價不菲.二之一






2014年2月6日

獨立辦報多掣肘 不受操控莊敬強

三、在經濟利益主導的資本主義社會,即使新聞自由是憲法寫明人民享有的權利,實際上亦受諸多限制。筆者是「辦報」的過來 人,對此總算有點切身體會。過往《信報》廣告不多的其中一項理由,是報方嚴守市務與編務分流理事,令一些「有廣告」的企業(不論公司規模大小)和老共感到 《信報》不賣賬,經常刊出一些他們不願讀到的新聞和評論,廣告商有時會通過公關人員「疏通廣告部同人」,但廣告主通常的做法是「抽廣告」。煙草公司從不在 《信報》刊登廣告,因為當年有個反對吸煙強調香煙害人的專欄。不可一世的物業發展商更容不下他們不中聽的片言隻字,取消廣告(即使是明天見報已排版的)便 是他們的「利器」。當然,當年的《信報》從沒機會刊登投機(忽然「愛黨愛國」)親中企業和正統左派機構的廣告(除了「經濟杯葛」,左派人士從未直接向筆者 「曉以大義」,這點「公道」是應該還給他們的)。當時雖然困阻重重,財政捉襟見肘,但筆者和內子從來不曾(一次都沒有)要求作者和編採同事「自律」(那位 反香煙「上腦」的欄主反而私下向筆者「道歉」,說他的文章斷了《信報》的財路)。事實上,辦報若無法如實道來,哪能心安!

筆者與內子從一九 七三年開辦《信報》,至二○○六年年底退出經營,一直是小本的「家庭式小工業」,可以不因外界影響而改變辦報的心願和本意(說「方針」和「原則」便言重 了!),沒有在言論和編採自由方面行差踏錯,令《信報》在言論開放而不失理性上得享清譽,沒大閃失(是否有失,當然是讀者的看法才是定論);退休後與內子 「憶往」,我們歸納的根本原因有三。其一是我們追求經濟利益,卻沒有無厭之求;其二是在智性領域,誠實貼近所知;其三是謹守報格「獨立」而非中立的底線。 三者令內容贏得一點信譽,建立了不入浮誇的個性。

至於對廣告(民辦報刊的兩項經濟來源之一)的態度,我們盡力爭取,有時甚且不惜溢出自定的 內容與廣告比率,抽起內容遷就廣告(局限於印刷條件,加上成本考慮,多次因廣告「太多」不得已令內容讓步);然而,我們不會為了廣告而修改作者(任何一 位,包括「讀者來論」)的文字初衷,做出絲毫違背前述三「原則」的事!

資本家雖然財大氣粗,但他們笑裏藏刀、勾心鬥角,視同業為競爭對手, 除了圍標坐地分肥,極少在針對一份報章(如當年的《信報》)上「攻守同盟」,這讓傳媒仍有生存空間,甲公司不刊登廣告,乙公司仍有機會,被甲公司杯葛的傳 媒因之可能「收之桑榆」,不致完全沒有廣告客戶……。現在的傳媒面對的廣告問題遠較回歸前的複雜和嚴峻,因為嚴格來說,如今香港(和全中國)只有一個大老 闆。大老闆稍為不滿、略有暗示(不必開腔遑論拍案大駡),觀顏察色希旨承風之輩便會全面配合,甚且「超額完成任務」,令廣告全線失蹤!捨此政治因素,商業 運作上對傳統報業亦頗為不利,以媒體不斷增加,一個電視頻道吸納廣告的能量可能如同一份報章(還有愈來愈多的網誌在旁虎視眈眈),這等於廣告載體多了,廣 告主有更廣泛的選擇空間,對印刷傳媒來說,廣告難求,不在話下。顯而易見,目的在有形和無形利益的傳媒(尤其是東主有報業以外的廣泛生意),為廣告作出這 樣那樣的「交換」,在所難免。不必諱言,這樣做會讓新聞自由逐步失色!

四、網(絡雜)誌經營成本較輕,編輯方針因此可以少受廣告商左右,惟 看「習博剽竊疑雲」效應,在網誌上毫無顧忌暢所欲言,已因為有無形刀斧手在旁伺候而不得不「自我約制」!在這種情形下,便如向一黨專政的北京爭取「真普 選」,要在香港保持中共所不容許的新聞自由,難度不比攀梯登月低,危險度則甚於與虎謀皮!客觀形勢如此險峻,筆者要向力爭在港貫徹普選和維護新聞自由的人 致敬!不過,由於現在的政治形勢與馬克思時代完全不同,普魯士政權正在解體而中國則全方位崛興,力爭選舉自由、維持新聞自由言論開放,成仁的機會遠高於成 功!眾所周知,沒有新聞自由是愚昧之始,但如今北京對整體發展自我感覺良好,鐵腕箝制言論亦因之愈顯理直氣壯,且不會手軟……。

中國領導人 這種心態,既錯誤亦短視,因為以揭露不合理事象為天職的記者(muckraker,香港一向直譯為「扒糞者」,有貶意,宜改之),促成十九、二十世紀之交 美國進入全方位改革的「進步時期」(Progressive Era),自此美國洗心革面、清除污垢,為成為堂堂正正大國奠下紥實的道德基礎。在美國成為世人敬重的大國上,新聞工作者可說居功厥偉。美國名記者桃麗 絲.古德溫的近著《聲大夾惡—言論霸權:羅斯福、塔虎特和新聞工作黃金時代》(Doris K. Goodwin: The Bully Pulpit……;九百餘頁,尚未讀完),寫的便是這二位總統(在位年期依次為一九○一至一九○九年及一九○九至一九一三年)如何重視新聞報道和評論(白 宮設記者室及記者招待會始於羅斯福任內),其時強盜資本家(Robber Baron)壟斷市場、收買官員,巧取豪奪、貪婪無厭、刻薄勞工階級,資本家牟暴利且走私漏稅,令貧富兩極化。羅斯福和他的好朋友塔虎特利用報刊揭秘式的 「內幕報道」,暴露了這些無良資本家無法無天的行徑,令全民共憤,逼使共和黨內力主「市場的歸市場」的自由放任派,不得不支持「政府必須立例管制市場活 動」的新政策路向,規範商人的活動,進而令金權政治解體,奠下了以後百餘年美國逐步成為社會最公平經濟最發達,終於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取代英國成為世界第 一強權的地位……。

社會人的自由,包括新聞自由,不是單方面的意願足以促成,需要各方人等遵循規範、行止有度,才能騰出彼此自在的自由空 間。如今有很多香港人為回歸中國而露骨諂媚,有人憂慮昔日光輝不再而暴跳如雷,讀者舉目回望,不知方向,新聞自由正面臨前所未有的考驗,因為大家都想擺布 別人,爭取全面操控的惡勢力逼人而來,自由的空間便如此這般萎頓而難堪。

內地開放新聞自由的政治條件也許尚未成熟,但北京若能以香港為試 點,看看新聞自由對社會進步帶來的貢獻,對中國站在道德高地躋身世界大國強國之列,必有莫大幫助。此外,新聞自由還有令特區政府(不論誰在位)不敢以「下 有對策」扭曲國家的香港政策以遂己意、以逐私利;當然,新聞自由還有監督被放任自由寵壞了的資本家,有否勾結官府魚肉消費者的功用!

奧國學 派巨擘米賽斯在一九四九年初版(去年仍「再版」)的傳世巨構《人的行為》(Human Action;第十五章)指出,自由市場不等於完全放任自由,那便如車輛和路人一樣得遵守交通規則(沒有交通燈、斑馬線等交通規矩,惟坦克車才享有交通自 由),新聞自由亦可作如是觀。筆者理性上期望新聞業同人能制訂具體準則(如專業團體的守則),讓業界知所遵循,但在現實上似乎已不大可能,以本港新聞界早 有不同政治立場,進而對新聞自由取態涇渭分明的組織(有東主、行政人員及編採人員的),制訂一套全體新聞工作者認可認同的「行為標準」,可能性甚低;而由 當局立法規範新聞工作的具體準則,在現實上是天方夜譚,不談也罷。正因為如此,筆者對香港的新聞自由前景並不樂觀,香港人也許要認真思考為什麼英國資深傳 媒人認為「世上沒有新聞自由這回事」的道理了。

‧新聞自由 代價不菲.二之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