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有這樣的一群精英

014年10月24日

區家麟 絢麗荒涼

梁振英接受《紐約時報》等外媒訪問，直率地表達，政制發展所謂「均衡參與」，不是「比人數」，否則候選人就一定「爭取月入低於1800美元那半數香港人的支持。」。

前文後理，就是不信任窮人，謂真普選會導致福利主義；政治要由富人主導，窮人是二等公民，不配享有真普選。這種白鴿眼是怎樣煉成的？

前幾天，我和一位五十多歲，已移民海外，見過世面的香港人，閑聊了幾句。他有一點慨嘆，提醒了我（下文是本人對這想法的演繹）。

搭上順風車

他說，香港，有一群「精英」，大概就是梁振英，這種六十歲前後的香港人，他們佔領各種公職、大機構、專業組織的高位，他們都有一個共通點︰

他們生於安穩的香港，受惠於殖民統治，享受過高等教育，讀完書，成為專業人士，出身時，是七十年代末。

那是一個怎樣的時代？中國內地，剛經歷十年文革，這群香港人，環顧四周，整個神州大地，就只有自己這群年輕人讀過書。

他們搭上順風車，爬得快，成為年輕才俊，不是因為特別醒，並非智慧特別過人，只是因為，全中國就只有這群年輕人讀過書，他們沒有對手、沒有競爭，又 適逢改革開放，亟需人才資金。這一代人，尤其與中國有業務來往的，例如地產商、廠商、基建公司、事務律師、會計師、測量師，他們在傾斜的政治制度下，得享 免費盛宴，更是權錢兩得，扶搖直上。

窮人係抵死

這群人，受惠於香港的黃金年代、受惠於中國的落後愚昧、受惠於十年文革無人讀書，然後，覺得這個香港是他們自己開創的，殘酷競爭就是成功之道。他們 意識形態保守、膜拜資本、藐視不能在社會階梯向上爬的人，認為窮人就係抵死，窮人就係懶，處身社會底層，乃自作自受。這一群精英，傲慢、離地、脫節。

他們，大概是呂大樂寫《四代香港人》，第二代香港人中的最上層。他們確實「自我中心，自以為是，有指點江山的傲慢」，他們部分人經歷過兒時的艱苦奮鬥與弱肉強食，然後出人頭地，深信成就全靠自己，而忘記時代給他們的運氣。

當然，不能一竹篙打一船人。那一代人，有很多心水清的人，例如告訴我這個看法的朋友，他早年移民美國，有深刻感受，像他這代人，在香港好醒，去到外國，人人都讀過書的地方，這一些傲慢的香港人，不見得有何突出，就是普通人一個。

這一代人的子女，部分就是香港的典型離地中產，不少富家子弟，住在中環灣仔跑馬地的上等人，他們痛罵佔領運動十惡不赦，因為阻住晒，阻住他們帶子女 上學、阻住子女上興趣班，阻住他們行商場購物，阻住他們的正常生活。而他們似乎並不相信，他們的正常生活，建基於其他人的不正常生活之上。

部分中產家庭的子女，則眼看自己如何努力，都不能追得上父母輩的成就，不可能不靠父母而延續自身的優越生活；無父母庇蔭的，住劏房蝸居，夏慤道「香港營」的涼風，自然是更自由的清新空氣。

新一代惘然

權錢關係網固化，社會流動機會減少，新一代惘然，傾斜的選舉制度，則嘲笑着大部分香港人的尊嚴。

真普選，就是要搖動這一個龐大既得利益集團的壟斷，他們有先天優勢，早已壟斷議會，操控傳媒，主宰公權力，收買專業組織，更與暗黑勢力合流，他們全方位兇狠反撲，乃必然的事。

本來，階級利益的糾纏、世代之間的矛盾，可以放諸一個公正公道的選舉制度中，用選票解決；然而，權錢苟合，制度傾斜，二十多年來商討路盡，弱勢者的唯一選擇，如今，就只剩下走上街頭。

圖片：黃潤根

撰文︰區家麟

「潛夢者」藏而不露的力量

2014年10月24日

沈旭暉 平行時空

今日，筆者談一談最後一種建構主義者 ——「潛夢者」，以及作一些總結。

「潛夢者」這種建構主義者比較抽象，大家可以鐵幕倒塌後的捷克國父哈維爾來解釋。哈維爾一方面說過「極權政府底下，每一個沉默的人都是幫兇」一類理想主義者常常背誦的話，但另一方面，他並沒有勸群眾即時搞革命或時刻叫人表態。

其格言「活在真實之中」（living in truth）認為，「真實」而成熟時的大規模抗爭，才是最好的反抗，甚至認為「別和掌權者爭辯，甚至不應該把說真話當成最重要的，儘管置身在以謊言為基礎 的政權之中，說真話很重要」（參見Tony Judt的《歐洲戰後六十年》）。

哈維爾：無權力者之權力

他自然不是教導群眾順從謊言，只是認為在「後極權時代」，只要教導人民實現生活的基本權利，「生存的本質是傾向於多元、多樣和獨立、自治，轉向人類自由和完善」，不必直接挑戰政權，政權也就不能控制日常生活和意識形態，是為「無權力者的權力」。

事實上，哈維爾的做法，是在共產捷克建立「規範」，希望令大眾、包括建制內的開明派，都受這些「真實規範」行事。但平日不必和政權抗衡，因為「這個 力量不在於政治和社會集團的確定的勢力，而在於隱藏在整個社會中，包括政權結構之中的潛在力量。這股力量不依賴本身的軍隊而依賴對手的軍隊，也就是每個甘 心在謊言中生活的人。這些人理論上是能夠領悟真理的力量的」。

他又指出，「這股力量並不直接參予權力鬥爭，而是對人的存在這個難於揣測的領域發生影響。這股力量所推動的是隱秘的運動，是可以產生看得見的影響的（難以預料的則是在何時何地、何種情形之下和多大程度上這種影響得以產生）」。

不少朋友不相信「佔中」本身能達到爭取民主的目的，而沒有參加運動，但其實也在「廣義地參加運動」，因為他們的價值與運動建構的價值產生了互通，再 而相互充權，這些朋友每天也「活在（他們認知的）真實之中」。表面上，他們潛藏了，其實在生活的每一天，都在深化同一規範的建構。

學運也是建構主義運動

即使參加運動，他們的身份也是潛藏的，只有身邊的朋友才知道，例如筆者有不少中資銀行高層與公務員朋友在廣場，有的甚至是隱姓埋名的首長級，他們獨 自在帳幕內遙望星空，不會影響白天工作的專業，也不會「辭職明志」，卻對身旁朋友規範的鞏固產生了極大影響，所以並不是消極的，正如哈維爾的讀者們，也並 不是消極的。

說到底，為什麼古今中外政權對「學生運動」都相對留手，為什麼毛澤東說「凡是鎮壓學生運動的人都沒有好下場」，為什麼北京對「佔中」和「學運」似乎 在分開處理，都是因為「學運」本身，可說普遍是「建構主義運動」。沒有多少成年人會期望學運的官方訴求有即時落實的可能，但都對學運的潛能不敢忽視；反而 目標明確的「成人運動」還容易理順，因為那現實主義的手段就足以應付。

「建構主義」自然不是萬能，也依然要面對理想主義和現實主義的衝擊。在北京眼中，那些「築夢者」、「僭夢者」、「行夢者」與「潛夢者」，都依然是「去殖民地意識形態化」的對象，他們也會視北京為「摧夢者」，北京亦自然會以「摧夢者」姿態出現。

問題是，北京的現實主義回應，無論是以威權方式也好或「換血」方式也好，亦不可能根治建構的價值，最終不得不參與「相互構建」的過程，這是建構主義面對理想和現實時的獨特功能。

就算面對其他大小決定的二元制約，例如理想主義的群眾堅持「絕不撤退」，現實主義的前輩會建議「見好就收」，建構主義也能突破二元，當事人依然可做 二元的決定，卻會受到社會建構「留不留也沒有大關係」的規範保護。當然，這需要技巧，失諸有相地企圖建立規範（例如把乒乓球桌搬到馬路「開拓社區空 間」），就是典型失敗例子。

筆者對香港事務沒研究，只能借助對國際關係的認知演繹一些理論框架，觀察難免粗疏，這種自言自語是現實，是理想，也是規範。

本人深信只要有理想主義的靈魂，有現實主義的頭腦，有建構主義的手腕，滴水始終穿石，但細水必須長流，世界才真真正正屬於你們的。

（國際關係閱讀佔領中環續集．五之五．全文完）

上賓堂前飲敬酒！ 抗命有理勝讀書?

2014年9月23日

林行止 林行止專欄

一、時間將證明人大常委對香港「普選」訂定的框架，是過程粗暴的決定，是扼殺「兩制」、摧毀港人核心價值， 把原本相得益彰、中西互補短長的開放社會，變為一個可能由中共「直轄」而毫無「直轄市」格局、氣派、條件和失去真實價值的政治怪胎！在中共體制內，像北 京、上海、天津和重慶般的直轄市，地位特殊、人事任免及機制運行，不能不講究權力網絡的「生態」與平衡，千絲萬縷的關係交織，絕非三朝兩夕可以建立和駕 馭。香港「被直轄」容易，要有內地直轄市的架構和實質，恐怕便難乎其難，那位人大香港代表有關香港是直轄市的說法，不是胡言亂語，便是癡人說夢。

因 為抗議人大常委劃地為牢的普選「樊籠」，香港二十五家大專院校部分師生，由昨天起啟動罷課（組織者學聯指參與和平靜坐罷課的學生達一萬三千之眾，從電視直 播觀之，應與事實十分接近），為期五天。與此同時，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北京接見由政協副主席、前香港特區行政長官董建華率領約七十位香港富商巨賈及專業人 士……

在追求利潤的金錢世界，爭取賺錢優勢和機會，是營商者的本分，因勢利導（或說「勢利」），是商人須有的本事，助公益、說公義，是優裕 商賈在不妨礙生意、甚至有機可乘、有空子可鑽的前提下才出現的「餘興」，亦是為在生時最易引起大眾注目的「炫耀性消費」及為「身後名」投資的門路。所以， 與相當部分港人以「雞蛋碰石牆」即不惜付出代價抗拒政改框架的同時，赴北京的港商和專才會毫無猶豫地表態，認為人大常委拋出的那一套合情合理合法（《基本 法》），對未來香港發展只有好處……這類言詞，有人聽了會感彆扭，卻不該以為那是他們違心之論。持不同見解的香港人用不着罵他們，因為香港人實在不宜在彼 此間繁衍敵意、遑論互相仇視。要知道，這些資本主義世界的精英，莫不牢牢記得這句老話：「窮不與富敵，富不與官爭」，他們也許還未醒覺無論貧富以至意識形 態存着重大差異，如今港人都是躋身在同一條船上，「動彈」—自由活動—的空間有限。這批應中央邀請的「上賓」，哪來不飲敬酒的豹子膽?!事實上，他們在香 港「人和政通」，能夠盤滿缽滿的其中一項原因，便是慣性附和政府（北京和香港）的看法，不會同情反對勢力，因此認為罷課佔中都是心智未成熟的表現，是受人 （尤其是「外人」）教唆，他們的行動因而不利香港且對國家有害。這些北京「上賓」，遂把擔心「後生細仔」的行動「失控」以致貽誤香港競爭力及令經濟發展倒 退這類「大道理」，掛在口邊。

商人是繁榮的使者，但在政治方面，大多只有「應聲」的膽量和戲分，「正」見與群情脫節，是意料中事；讓筆者深 以為異的是，對北京而言，他們北上的作用何在？要是為了減少分歧的「統戰」，這班商家和專才還需要「統」麼？若非為「統戰」，難道是華麗包裝版的「幫港出 聲」？當然，這種安排更可以是為人大常委打打氣，讓領導人不只聽到而是親睹港人的「支持」—連「啦啦隊」亦不同凡響，豈不反證了人大常委決定的正確（稍後 再組織一些圈外圍內人士上京表態支持，令人大常委的「正確性」大大提高）。這樣說來有點輕浮，卻非犬儒之說。

二、回歸十七年，先後出任行政長官的董建華、曾蔭權和梁振英，均由小圈子選舉產生，他們都是個人能力不弱、肯負責任、積極任事、工作勤奮且能入中央「法眼」的愛國愛港人士。可是，出掌香港，卻稱不上勝任愉快且常出狀況！

董 建華砸破前朝文官傳統的行政主導（變為行政長官主導，董氏以為「得計」，哪知卻因根基不穩、籌劃不周而處處碰壁），在二十三條立法上因急於求成、甘冒不韙 而犯眾怒，未終任便借「痛」下台。好歹完成任期的曾蔭權，靠攏商界（資本家）、奉承北京（巴結黨官），在市民眼裏成了官商勾結、從公不力的庸吏，受「政 敵」暗算，在繪聲繪影下被塑成「貪曾」，此形象拖拉至今未被擱下，「浮」冤能否得雪，在波譎雲詭的政治情勢下，誰亦說不準。梁振英角逐行政長官時，擺出走 進民間的開明開放姿態，給人以作風民主、親民的觀感；他是否「潛伏」的中共黨員，曾受質疑，因為二三年前，不少港人尚有中共黨人「匿藏議程」 （hidden agenda）的憂懼。至於其矢口否認是真是假，如今已無關宏旨；稍後由於梁氏施政缺乏支持，他於是公然倒向北京，由港共出面撐腰，這令他的施政與民意愈 行愈遠；其治港功過，現在當然未能蓋棺論定，惟眾目睽睽，政治諮詢展開以來，「兩制」已在他手上斷送，港人賴以安身立命的基石，分崩離析，能否挽回，機會 微乎其微。

特區政府經歷幾屆人事調遣，行政長官並不易為，精簡地說，原因之一是當權者的所作所為無法獲得港人信任。足為選舉布局設限的 「權」，與應付管治的「責」，是截然不同的兩種政治文化，「信」與「任」的切割，兼祧權、責的行政長官，在「兩制」之間如何分身，端賴對「兩制」分野的拿 捏而左右兼顧的打點，難免會有閃失而動輒得咎。

三、港人對《基本法》的理解，大多以為二○○七年以後的行政長官產生辦法若要 修改，據《基本法》附件一第七條的規定，只要經立法會三分之二的多數票通過，獲得行政長官同意，再經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批准便可推行。由於《基本法》第四十 五條和六十八條，對行政長官和立法會的產生辦法，都是一式一樣地說會「根據香港特別行政長官以實際情況和循序漸進的原則而規定」，所以，當人們感到行政長 官在位無力、管治失效時，自然想到在認受性方面，可藉選票顯示意向，予行政長官以貼近民意民情的主張，增添力度。

證諸過去小圈子選舉的「聽 阿爺吹雞」（聞京樂起舞）而投票，港人對《基本法》那句「最終達致由一個有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按民主程序提名後普選產生。」充滿疑惑，因為「廣泛代表 性」，早被「愛國愛黨」人士包抄而失衡。「和平佔中三子」帶頭提出要有「真」普選，泛民「老餅新秀」隨後透過「民間公投」，捧出「公民提名」，京派港共拿 着逸出《基本法》規定的口實，繼聲討誣衊和平佔中行動之後，推出一波又一波的還擊行動，都是一些理性社會罕見、難以置信、非常反智、不是為解決問題而辯 論、集思、溝通、講理，而是與「黨八股」相若，毫無意義的宣傳、表態和蠢動。把政改不同意見的爭拗，激化為幾近敵我矛盾的對壘！

假如說「三 子」表達政改訴求，以「和平佔中」要挾特區和中央政府是策略錯誤，以此舉惹怒北京而招致得不償失的反效果；那麼，人大常委連下三閘的政改框架，筆者今天便 可斷言其對國家和香港的損害，是鑄成大錯！無論習近平總書記怎樣情詞懇切地說「『一國兩制』不會改變」，已經於事無補。

看到中大校園那一萬三千多名參與罷課誓師的學生，大家不難明白北京單方面公布「一國兩制白皮書」與人大的政改設限，是傷透多少熱愛和保護「兩制」不變的港人的感情，年輕一輩的反感和失望，自此把他們從黃金大道的起點引往尋求「命運自決」的長期抗爭路！
政情變色遠近間．

三之三

「回歸」的逆反意義 「佔中」的一體兩面

2014年9月22日

練乙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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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年前的順利「回歸」，終於遮不住九七歷史斷層。過渡平穩，賴於八十年代「民主回歸」帶給港人一線希望；但由於 中共過橋抽板，這個曾經一度鼓舞過、支持過港人爭取在英殖管治完結之後建立公義社會的概念，現在徹底證明無效。歷史的斷裂，經過三十年緩衝，今日重新加 速；京港矛盾深刻不可調和處，比任何時候更清晰暴露在大眾眼前。「民主回歸」失敗，誰要負責？如何負責？香港往何處去？泛民之路在何方？佔中還有意義嗎？ 面對時局，有人失落，有人憤慨，有人奮起，但此刻大家都需要的，是思考的冷力量。筆者今天提出一些新觀點給大家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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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民主回歸」失敗的責任問題

「智慧女神的鷂鷹，只在暮色降臨之際才展翅飛翔。」—黑格爾

「民主回歸」路線失敗，於人大常委把民主政改大門怦然關上的一刻立時明確，沒有人覺得還有爭議的餘地。既然失敗，三十年前提出此綱領的始作俑者，當然應該負責；如何負責方為恰當、有效，在本文第二節探討。這裏首先提一個關於責任的觀點：社運好比法律意義上的有限公司。

在 商界，有限公司若因經營失誤引致他者蒙受損失，須負的責任有限；法律如此對公司責任設限，為的是鼓勵商人創業。按此比喻，事到如今，若視泛民溫和派的領導 如同敵人或比敵人更加罪大惡極、指控他們「和理非非」與統治者和平共處實質是為了那一口不錯的政治飯，因而口誅筆伐有向他們討「一磅肉」然後掃地出門之 勢，乃是過了頭，不但於事無補，亦會削弱未來社運領導提出新路線時的勇氣。在複雜的環境底下，誰能保證一個政治主張可以經得起幾十年的考驗？

當 年討論九七問題，有人反對「民主回歸」乃至任何條件之下的回歸，現在看來，可謂有遠見，但為什麼這些後來證實正確的意見，當時並不成其氣候呢？顯然，那並 不是提出這種意見的人退讓了，也不是「民主回歸」壟斷了港人政治思想，而是在當時的政治環境裏，絕大多數的市民儘管不願回歸（當時的民調清楚說明這點）， 卻無足夠悟性和勇氣公開響應這種主張，即使是在八九六四的激情洗禮之後亦然。

大屠殺之後，大量有條件的四九輩港人火速移民，餘下那些「貧賤 不能移」的，不少成為驚弓之鳥，九七大限將至之際，斷不會公然抗拒回歸自找麻煩，反正時日無多，求得一己善終便算很好。因此，「民主回歸」實乃那個時候民 眾願意公開支持的極限政治綱領。九七之後的十年裏，中共採取韜晦計，香港表面情況沒有想像中壞，偏安想法遂在泛民當中續有市場，慣性延續直到今年夏天。

人 大常委八三一決議的一剎那，「高度自治」之日冕沒落在地平線，香港即進入暮色年代，無數港人包括泛民溫和派於是頓悟。這樣便完全符合了上述黑格爾那段話的 意思：只有到了歷史階段的終結點（日盡落、暮色臨），人類方可通透明白那是什麼一回事（智慧之鳥展翅）。人類對歷史沒有絕對的先見之明。

況 且三十年來的民主事業並非一事無成。泛民不斷與當權派「溫和碰撞」的結果之一是，一般港人包括筆者都學懂了大量關於民主、法治乃至公民抗命的事實和道理， 擺脫殖民時代的那種渾噩，獲得了公民意識，知道要捍衞自身權利，並準備好作爭取民主的實踐。如果民主運動一開始便否定「和理非非」而採取激進姿態和路線， 恐怕多數港人受不了。

因此，筆者願意為泛民溫和派說項（事實上，筆者自己也是相當溫和的）。

二、溫和派如何為路線錯誤負責

公 司經營方針出錯，業務長期不振甚至經常出現虧損，董事局便應更換最高管理層，否則任由公司繼續爛下去，最後或是破產或是被併購，原來的管理層亦難逃下台命 運。商界的公司如此，社運中的政黨亦然。因此，筆者認為泛民溫和派的領導層，在做好佔中和否決假普選方案這兩件事之後，不失時機無條件退下火線，轉身當好 自己黨內的、立會以外的
「backbencher」角色，讓不同主張的泛民在黨內和議會內上位，乃是比較合情合理的問責做法（筆者不同意呂大樂教授上周提 出的「泛民議員立即總辭、不參與補選」的提議，因為那樣做的話，當權派可馬上乘勢極速通過高壓版的「23條」以及大批其他惡法）。

可不可以 「深切反省」之餘，繼續留任呢？在商界，那是沒有可能的事。在民主制度之下，這也不會發生：你管治得不好，政策效率低，民眾不滿意，你就下台，政黨輪替； 就算有些人能夠東山再起，也是過了一段長時間之後。這種慣例，有其理由。公司業務長期不振，或者執政黨失掉民心，通常是因為管理層的整套思路出問題、嚴重 脫離實際，而不是僅僅在一兩個具體大問題上有盲點、一旦克服便豁然開朗。而且，假若原來的領導得以留任，難保不會很快舊病復發。

具體而言，當年提出「民主回歸」，錯誤可說是源於讀不通中國歷史，看不透中共本質。泛民當中有這種「問題往績」者，若繼續長期留在重要位置帶領港人抗赤拒共，不僅難以繼續得到民眾的信任和支持，更會影響泛民各派系之間的合作。

三、八十後領導的政黨很快會出現

筆 者推斷，除非現有的泛民溫和政黨領導層急流勇退，否則新的以年輕人為領導主體的政黨必會於數年之內高姿態出現，削弱甚或取代現有主流泛民政黨的領導地位。 這些可能出現的新的或革新的政黨領導，將以八十後為主，九十後亦必有愈來愈重要角色。一旦出現這個局面，新社運便成型。這個趨勢，並不只是由年齡因素和新 陳代謝的自然規律引起的。

八十後成長於香港的黃金歲月，最早的政治記憶就是八九六四的京港電視畫面，經歷過「後過渡」和「過渡後」時期，成 年於特區紅旗之下，完整見證中共三十年來在港事上的操盤手法，政治上最敏感、最不願妥協，對京港當權派的反感也最強烈，除了跟着來的那批九十後。這兩個年 齡組別的年輕人，在西方稱作Y世代，有其自己的價值觀念、社交習慣、表達方式；西方的政治組織和商業機構都要很小心研究這個世代的年輕人的特點。「佔領華 爾街」運動，就是以這個世代的人為主力。

論能力和識見，八十後、九十後的起點都比較高，因為教育程度比以前的世代高。在西方政界，他們不少 涉足政治，成功上位。法國綠黨的Cecile Duflot，29歲就當了黨魁；紐西蘭的Jami-Lee Ross，25歲當上國家議員；歐盟愛沙尼亞的Taavi Roivas，今年34歲，當首相了。西方的Y世代能夠，香港的八、九十後為何不能？幾年後，更多的同世代人達到投票年齡，代表他們參選立會的贏面就更 高，在現有政黨裏的地位或獨立組黨的能力方面就更強。今年參與學運、組織罷課的「小朋友」，一個個很快就會成為有活力有能力的政治人。這恐怕就是當權派大 事「關心」學生參加罷課的主要原因。

這個由年輕人領導政黨的局面一旦出現，特府統治將更困難，因為這批泛民新鮮政治人沒有七十年代「國粹派」那種背景，與當權派沒有個人關係及任何共同語言。

四、也是「回歸」

「民 主回歸」已死，但爭取民主之心不死，所以真正給丟棄的是「回歸」。不過，九七已過，不歸也歸了，所以對「回歸」的悔意就表現為意念上的「脫北」、感情上的 「離心」。這裏要注意的是，當年的「回歸」乃是「回歸祖國」，而「祖國」乃是共產黨統治的；所以，今天說的「脫北」、「離心」，不只是討厭共產黨，而是也 要離棄這個國家。

討厭共產黨，意思不言而喻；離棄國家，則意念上有不同層次。消極而言，可以包括在政治上不認同中華人民共和國，文化上不認 同大中華（即一般地不接受「中國人」標籤），不再相信不再接受京港當權派說的「高度自治」。積極而言，包括認同中華民國、認同台灣、認同文化中國、認同英 殖管治，主張完全自治（即主張香港成為一個獨立的政治實體），自視為香港民族、主張港獨建國，等等。對「回歸」一旦產生悔意，所有這些不同的積極的離心傾 向，儘管在有些人的眼中完全不切實際，卻都會有不同程度的進賬。人心如此，顛撲不滅。這都是特區在「兩張一梁」（張德江、張曉明、梁振英）左得不像話的管 治路線短短兩年裏助長出的事物，成績「好得很」。

一個意想不到的轉變是，以前港人完全不能接受藏、疆、台獨，但是親身經歷過這兩年的中共打 壓，現在卻對這幾個同樣是在帝國邊境上出現的離心運動，特別是對與宗教密不能分的藏獨，有了一種善意的理解：絕大部分血緣同屬漢族的港人，猶受中共如此無 情對待，藏族這個被中共指為裏通外國、以馬列毛理論認定是低等社會裏的西夷，所受的壓迫與欺凌，於是可以想像出幾分，港人遂因而產生一種同病相憐的感覺。 這本是人之常情，但在中共眼中卻是大逆不道；由此而折射出港人與陸人之間的價值鴻溝，正在把彼此分隔得愈來愈遠，與梁特提倡的港陸融合背道而馳。

然而，本土思潮正在興起，逐漸澎湃。在本土論者眼中，「回歸」二字有全新意義：大中華意識糊弄港人三十年，泛民北望民主恩賜望穿秋水，到頭來一個巴掌一無所獲還得背負「西奴」、「英狗」、「美諜」等罪名；因此，是時候大家死了這條「中國心」，回歸香港。
「歸去來兮，田園將蕪胡不歸！……悟已往之不諫，知來者之可追。實迷途其未遠，覺今是而昨非。」豈止本土派，泛民當中的一些「民主回歸」派，此時大概也會不約而同興此一嘆，願賦「回歸」以反向涵意。

對「回歸」的悔意，引出帶悔意的「回歸」。

五、佔中超越原來意義

這 個「回歸」新意，並不僅僅是一百八十度轉移了「歸」的方向，而是有更豐富的內涵、更多元的關注。過去，泛民政黨過分專注爭取民主，疏忽了很多方面的守護工 作：上水失守了、東北失守了、中環海旁失守了、婦產房失守了、母語失守了、國教失守了、電視失守了、報紙失守了、廉政失守了、聖公會失守了、律師專業團體 失守了、資本染紅了、商戶歸邊了，香港逐步變成服務大陸權貴的補給基地、洗錢中心了……。掛一漏萬，每一個失守處，如今需要收復、守護的，都是一個矛盾、 一個戰鬥。十七年，田園將蕪，胡不歸？
這些，就是香港的深層次矛盾。九七歷史斷層的裂口，並沒有因為「民主回歸」帶來的暫時調和而稍有癒合，反倒是在一方不知不覺之中，變得嚴重了。

佔 中運動，剛好橫亘在這個延後了的九七歷史裂口上。其意義之重大，不僅運動的批評者根本無法理解，還可能超越了佔中發起人、支持者的原來想像。有人認為，失 掉2014民主普選這個具體目的，佔中就失去方向，氣勢無以為繼，但筆者認為剛好相反。正正因為民主訴求碰壁、運動的表層目的剝落了，「佔中為民主」眼看 要落空，大家反而能夠由表及裏看到更廣泛深遠的作用：「佔中衞我城」。這是運動攻與守的一體兩面。爭取民主誠然重要，卻只是其中一面。不同於斯大林時代， 籠罩香港的現代極權主義的威脅，是多層次、全方位、攻擊性的；香港需要守護。佔中已成為所有這些矛盾對抗的序幕。

《信報》特約評論員

國家昏亂 港人埋單？

2014年8月28日

練乙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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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終於解釋清楚了。干預香港政改、設立小圈子篩選機制，原來是為了國家安全。尤甚者，按特府某政治任命官員的公 開解釋，中國意義的國家安全就是黨的安全。這個「源」於《基本法》、高於《基本法》的理由，到底只是一個藉口還是中共確有其「苦衷」，任何不是高級黨員的 香港人都無法辨別。不過，如果是後者，就是中共作孽、港人埋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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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至1980年這段時間裏，中國經濟實力和今天差很遠，軍事 方面更不是西方對手，美帝兩度在亞洲出兵大打出手，蘇修一度在中俄邊界上陳兵百萬準備入侵，管治香港的頭頭紅鬚綠眼，是個英帝派來的人。然而，當時大陸不 僅處之泰然，甚至對香港的存在形式非常滿意，溢於言表，如果不是重視法制條文的英方提出，北京根本無意取回香港管治權。

那時的香港之於北 京，沒有什麼國安涵義，但為何今天大陸變了「強國」，而香港這塊彈丸之地不但回歸了，還駐有大陸派來的重兵，卻忽然可以嚴重影響大陸的國安，有勞北京插手 本地政改，徹底推翻一國兩制、港人治港的承諾？莫非三十多年大陸的「發展」，到頭來外強中乾，黨國安全自己保障不了，竟要香港人將就？如此不負責任，港人 看了心冷，台灣人看了心寒。

去年10月10日，大陸《新京報》發表一篇文章，報道大陸出現了一個官方催生、公開認可的新行業，業員的正式名 稱是「網絡輿情分析師」。表面上，這些分析師幹的是研究工作，主要支援政府各級機關和大型國企做決策，完全正當。不料，今年7月，北大發生「燕京學堂事 件」，衍生了一個不大不小的網絡風暴，而剛好那麼巧，有關的網絡輿情分析師做的一份報告走了光，在網上廣傳了幾小時，結果暴露了這種分析師的職責【註 1】。

原來，此等「分析師」身負重任，專門為所屬部門單位監控網上出現的對本單位的負面訊息；若單位真的出問題、暴露了，分析師除了負責策 劃輿論戰怎樣打，以便讓領導知道應該如何給「網絡評論員」（另外一種業者，俗稱「五毛」）分派任務引導新舊媒體裏的輿論之外，如果形勢依然不妙，便更進一 步建議領導找中宣部及其他維穩單位幫忙。顯然，這是一支維穩先頭部隊。

大陸有多少這種「網絡輿情分析師」？《新京報》（及其他大陸媒體）給 的數字是二百萬。由於報道的原文經過大半年仍未被刪，可見「兩百萬」之數不僅可信，在黨的心目中還可能有阻嚇作用。這個二百萬之數，幾乎是全美國公關人員 總數的十倍【註2】。如果按比例推算，將來香港與大陸融合了同化了，八百萬人口的香港就應有十二萬個這種「分析師」，比現時本地公務員的總數 （108373）還多，幾乎是警務人員的四倍。不過，關鍵的對比是：大陸這等「分析員」的二百萬之數，還未有把「五毛」人口算進去，卻已經大大超出解放軍 的一百五十萬部隊人數。

大陸的社會控制、輿論監督，本來就非常嚴格，世界上少有。近年，黨中央政法委領導的維穩系統的經費，已經超出國防預 算，但中共還是坐立不安，於是再建立這支比解放軍的規模還要大得多的維穩網軍，卻依然杯弓蛇影。如此恆常惴慄，是這個黨的確患上集體恐懼症，還是她的管治 基礎真的愈來愈不穩固？有理由相信是後者。

我們先看社會生活層面方面；這裏有三大死穴。

一、亂：管控歸管控，大陸社會秩序卻 日漸鬆弛。各種原因引發的群體性事件愈來愈多，有勞資糾紛、有村官搶地、有城管打人、有環保抗爭、有官二代橫行（「我爸是李剛」），都是一觸即發，然後往 往就是燒警車、打公安、武警出動鎮壓（每次事發，詳細報道和大量即時現場圖片視頻只能在《大紀元》網站看到，無怪有人那麼痛恨這個「邪教」）。美國發生一 宗「費格遜暴動」，舉世矚目，但同樣規模的騷亂事件在大陸，一年不知發生多少次。這種現象，國史上只在改朝換代的前夜出現，這個事實愛國派不懂中共懂；無 法治本，所以大量投資搞維穩。

二、腐：官員貪腐太厲害，不能不「打虎」，但老百姓並無很大反應。那是因為大家都知道那不過是政治周期的一個 相位、派系鬥爭的一個手段：本是同根生，哪有一派一直都是魔鬼、偏偏台上掌權那派從來都是聖人？於是，只有黨媒在那裏做媒哄抬氣氛。做不到有效的體制改 革，更沒有辦法移風易俗（例如講了好幾年的領導幹部財產公開都未有下文），所以王岐山說反貪腐要有一個「常」字，因為他知道，常打常有。世界上哪有一個現 代文明國家是要長期嚴打的？

三、散：人心散了，特別是精英階層的人心散了，出現愈來愈厲害的洗錢套滙移民潮。首先是高官，當權的退休的坐牢 的，統統都有家屬在外國或長居或入籍然後跑兩頭大小通吃。說是禁「裸官」，一是禁不了，一是禁得了人禁不了心，那就更壞，一面當官一面鑽營鋪後路，時間一 到，劈頭就走。其次才是富商，那是因為他們還有很多賺錢機會在大陸，移民的機會成本較高。

大家耳熟能詳的是，大陸愈有錢的人愈想移民。這是 中國銀行與胡潤百富合作寫出的一份2013年報告裏指出的：大陸的擁有可投資資產一千萬人仔的富人當中，有58%已經或者正在計劃或者正在辦理移民。如果 把可投資資產增加到一億人仔的話，上述比例就增加到74%。歷史上，上世紀中葉以前要移民的中國人大多是勞苦大眾；二戰後的一段時間裏，要移民並且能夠移 民的，是大量中產或技術人士；現在大陸是愈富的人愈迫切要移民。

胡潤百富進一步於今年6月6日發表了一份人人有興趣閱讀的「白皮書」：《2014中國投資移民白皮書》；英文題目稍有不同，但更會引發會心微笑：Immigration and the Chinese HNWI 2014，HNWI 者，不是什麼禽流感病毒而是high net worth individuals，即高淨值人士也。這份報告包括了一個含141名準備或正在辦理或已經移民的HNWI大陸人的隨機樣本調查分析。這些大陸HNWI 的平均個人淨財富為四千二百萬人仔。以下是這本白皮書裏的一些統計亮點：

教育、污染和食品安全是大陸富豪想移民的最主要原因（子女的中學教育首選英國，大學首選美國。記得《環時》說大陸高教比美國好？）；

美 國是受訪大陸高淨值人群投資移民的首選國，佔52%；加拿大排名第二，佔21%；其後依次是澳洲、歐洲、紐西蘭、新加坡、香港、日本（不少人當領導、未移 民的時候最恨美國，當移民了就反過來；大陸的所有幾個友好國家都排不上榜，反而小日本上了）；洛杉磯、舊金山和溫哥華依次是富豪最嚮往的移民城市，也是他 們最青睞的海外置業城市（都是在美洲西岸、物價指數最高的城市；口味和香港的幾位領導不一樣，反映港人親英，陸人崇美）；
受訪富豪可接受的投資移民成本平均為500萬人仔；海外置業在富豪海外投資項目中佔最大比重，超過四成；其次是固定收益和股票；

七成富豪海外置業為自住，三分之一為投資；（大多數人走硬）三分之一對海外投資回報率非常有信心和有信心，另外近一半較有信心；有近四分之一即使不移民去該國也會考慮在當地置業【註3】。

這 個胡潤百富調研的結果與近年另外一些調研結果吻合。例如，聯合國《2013國際移民報告》的數據已指出：在1990-2000、2000-2010的兩個 十年期內，出自大陸的移民的首選國都是美國（可見中共六十餘年反美宣傳的零效果）。這份聯合國報告也指出，大陸移民流出量，於上述第二個十年期裏，比起第 一個十年期，剛好增加三倍【註4】。

在任何一個社會裏，除了牽涉階級利益的事情上，精英的偏好幾乎決定整個社會的主流偏好。八十年代的大陸 精英要改革開放，整個國家蠻有希望的；九十年代的要悶聲大發財，也還不算太壞；零零年代起，要的是不問手段賺了錢便去移民。人心散了，不必替領導感到難 為，因為他們正正是帶頭者。

春秋時代大政治家管仲寫過一篇論治理國家的文章《牧民篇》，裏頭有一節很有意思，題目是「四維」，以前的中學生都讀，現抄錄一小段在這裏：

「國有四維，一維絕則傾，二維絕則危，三維絕則覆，四維絕則滅。傾可正也，危可安也，覆可起也，滅不可復錯也。何謂四維？一曰禮，二曰義，三曰廉，四曰恥。」

上 面僅僅是列舉了大陸在中共統治下社會層面裏的三大死穴：社會秩序出亂象了、黨政官員上上下下腐敗了、人心散了。亂，古人就會說是禮崩樂壞；腐敗，就是缺 廉；散，特別是精英已經心不在焉，帶頭走佬，投敵賣國，什麼都幹，就是無恥。還未開始談大陸經濟、環境、軍事、外交等方面的其他弊端，四維已可謂去其三 矣。

難道這是一個能享安全的國家嗎？如果不能，是誰之過？應該由誰來埋單？

作者為《信報》特約評論員

【註1】《新京報》文章見http://zgbx.people.com.cn/BIG5/n/2013/1010/c347569-23147730.html ；北大「燕京學堂事件」的網絡輿情分析師報告轉帖見http://news1984.blogspot.hk/2014/08/blog-post_14.html?spref=tw&m=1。

【註 2】美國PR行業數字來自美國政府勞動統計局，見英文維基public relations辭條。中國方面上網一查，可知全國很多大大小小的單位從新華社到一些不知名的「公關公司」都在招聘這種「網絡輿情分析師」，而培訓這種 人員的機構，更比比皆是，故上述兩百萬之數，並不令人感到意外。

【註3】這兩份胡潤百富報告分別見於http://pic.bankofchina.com/bocappd/report/201111/P020111104360888560054.pdf和http://www.hurun.net/CN/ArticleShow.aspx?nid=1501
【註4】這份聯合國報告見http://www.un.org/en/development/desa/population/publications/pdf/migration/migrationreport2013/Full_Document_final.pdf

「袋住先」的長短期嚴重後果想清楚了嗎?

2014年8月22日

練乙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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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把政制改革看成等同派米派錢派救濟品，則「袋住先」不失為窮乏者的好策略，因為施恩者的善心不知可以維持多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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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共此刻似乎真的是在發善心鬧慈悲，所以西環說：支聯會之所以在香港繼續存在，乃是北京能夠「包容」的結果。的確，如果此「恩」不再，「以法治國」的中共顯 會馬上下一道命令，律政司司長接旨立即起訴，法院的愛國法官朱筆一揮，支聯會這個非法組織馬上解散、李卓人鋃鐺下獄。然此事不僅還未發生，北大人更通過其 代理人之口，不斷督促港人趕快接受「符合《基本法》的一人一票民主選舉」，則北京何止是「包容」，簡直就是皇恩浩蕩！因此，港人應見好就收。


衍生鼓動工具行業

這就是形形色色的「袋住派」—包括不明所以和明乎所以的「袋住派」—的模糊邏輯。
不 過，政改不是派錢。我們大有理由相信，「袋住先」不僅會令支聯會及類似的組織更快消失，還會帶來中共十七年來夢寐以求的各種變化。然而，這個關鍵圖像 —「袋住先」五年、十年之後的香港社會圖像—到底是怎樣的，乃一十分有趣的問題，北人港人包括兩地當權派，大概還沒來得及好好想過，今天卻有機會搞清楚。

「袋 住先」的那東西，既有北京需要的篩選機制，入得閘的人定必唯北京之命是聽，再加上有一塊「一人一票」標籤撐腰，得勝者當特首便有「民意光環」，辦起北京要 辦的事來，必然更覺理直氣壯；就算在一些如「23條」的事情上底氣猶覺不足，也大可找一個周融（很可能是目下出了名的那個）調動百多萬群眾簽名上街，繼而 安排一些商家學者在旁邊吶喊助陣，一面震懾敵人，一面替自己打氣。有如此陣勢和「民意」，可謂無堅不摧，特府還有什麼北京想要的法案不敢提出？

之 後，任何特府提出的草案到了立法會，一定會通過。原因很簡單：一個既同意了「袋住先」的立法會，不會再有什麼特府提交的草案會遇到阻力，泛民在立會的存在 意義盡失（「袋住先」若是由於泛民議員中有人「投誠」而獲通過，則這些人面對的，或是遭泛民支持者唾棄而在下一次立會選舉中失去席位而由其他泛民人士取 代；或是失去泛民支持者的票而獲得當權派精算之後過繼予他們的選票補充、得以保留議席，以後知恩圖報。兩種可能，顯然是後者才對當權派有利）。

這 是以「袋住先」發生為前提所得出的最基本推論。然而，泛民從此在體制內泡沫化之餘，還有另一重要演變，即以後的特首選舉，不會再有「板塊衝突」的好戲出 現。道理很簡單：上一回的特首「選舉」，得勝者面對最強大的挑戰，並不來自泛民而是來自敵對板塊；篩選機制既可把泛民的代表篩掉，也當然可把敵對板塊派系 的代表篩掉（例如證明唐唐不愛國）。如此，剩下獲提名的「兩、三名候選人」，皆是北京當權派屬意或其親自籌組的板塊的代表；最後的「普選」，因此將會非常 和諧。然而，投票人數並不會因而偏低，因為到時每一名候選人自必獲得北人分派一套鼓動工具（一個周融和足夠資源）去籌措適當而相應得體的數目的團體支持， 再由團體交人，總票數就不會少。

有趣而值得一提的是，「袋住先」衍生出的選舉工程裏，鼓動工具（agitprop）很重要，所以會進一步衍 生出鼓動工具行業。「跑步上中環，騎鶴上揚州」，政界咸認為出了名那個周融一定要當官了，筆者卻有不同看法，認為那樣的話，職才不匹配；中共要他搞政治服 務，專門提供鼓動工具配套租賃，才算物盡其用。作為獎勵，這個行業很可能是壟斷行業，由於此服務的需求來自隻手操控香港選舉的中共，故由她指定此行業為壟 斷，完全辦得到。「上揚州」不是當官而是發財。

此後，當港官有權勢猶如陸官，不會再是「你謙虛的僕」，可能還得是說廣東話有口音的那種人才 有資格，那樣對北京來說，也最安全（大家可參考今天的西環）。官由北人當，錢由聽話的港人賺，這是今後的官商分野大趨勢，也就是大家最近常說的「不是我熟 悉的香港」的頂層趨勢。當然，這官商之間，還有互相合作乃至和親之舉，最後金權與血緣融合，成為新型的有大陸特色的香港統治階級。

社會運動相應變形

當然，上面的只不過是「局部平衡」的趨勢描述，還未有顧及這一切發生時的反作用。
泛民因「袋住先」而失勢於立法會、區議會，繼而失掉其他體制內的一切重要公職。失去作為反對派的作用之後，選舉投票對泛民支持者而言，不再有意義；議會道路封死，民主的護港作用減少，社會運動亦將相應變形。

怎 樣變形呢？回歸前的社運口號是「民主拒共」，往後民主路不通，社運內涵勢將轉化為更直接的「本土抗赤」，成為文化意識領域裏的對抗。「泛民」一詞將逐漸淡 化、轉化，最後化身為「泛本土」；現存的泛民各派別將按文化意識的差異重組，成為本土意識光譜上的不同派別。當然，民主意識一定還會繼續存在，滲透在本土 意識裏，因為中共是反民主的；但是，「民主」起碼在很長一段時間裏不會是社運焦點。

在這個過程中，會有一些泛民支持者不能接受轉變，最後忘情於江湖，或者只當一個赤化與本土之爭的旁觀者。然而，這不等於運動會削弱。

「爭 取民主」從來都比較理性、抽象，因為牽涉很多概念，而且爭取的目的只存在於未來；「捍衞本土」則完全具體、高度感性，而且要捍衞的東西主要是現存的。由於 有這種差別，兩種社運的韻味也不一樣，年前出現關於「和理非非」的爭議，無疑於無意中點出了這兩個社運的分水嶺。由此得知，社運激情化，並非是「少數極端 分子騎劫運動」的結果，而是民運走到一個階段的盡頭，為另一個不同性質的運動取代，味道因而不同，變得更感性、更人味、更容易衝動。

這個新 的運動，本是漸進式地增長，但一旦「袋住先」成為現實，即代表民主運動到了盡頭（中共盡了《基本法》要求的「一人一票」義務，再無必要給港人其他的），本 土運動就會突進。這個運動的動員能力一定比民主運動強；又因為運動的原動力是感性的，中共與之沒有很多交談和討價還價的空間。民主爭議的雙方可以坐下來談 制度設計、條件交換，但你跟本土意識怎麼講價？

抽象目的變得具體

所以，當權派不要以為爭取到「袋住先」就是贏，隨之而來的，必定是更尖銳、更情緒、更激烈的對立。因為對立是文化意識上的，而文化無所不包，對立因而是全面的，不僅僅是政治上的。「堂中帳幔，從上而下分開。」

這 些轉變，其實已經早有端倪，並且日夜生長，就算真民主出現，或者政制原地踏步，又或者假民主出現而立會決定「袋住先」，也不會停止；近年的大量民調已經說 明這點。然而，在三個不同的政改結局當中，以「袋住先」最能催谷上述社運性質改變的趨勢，因為這個結局牢牢堵死了民主運動，以致社運性質不得不變。

誰都知道，「袋住先」之後，政制不會朝開放發展，而是向大陸的人大體制靠攏；超級區議會議席的確立，就是讓香港的立會組成辦法走向人大基層體制的第一個小步。

把視線收近，我們也會意識到「袋住先」的巨大影響——整個佔中行動也會在最後階段變質。當民主運動進入死局之際，「佔中為民主」將會一扭轉而變成泛本土的「佔中衞我城」——抽象目的變得具體，理性變為感性，進擊變作背水一戰，行動的號召力更強。

慫恿民眾接受有篩選的特首選拔方案，當權派不遺餘力。但是，已轉身成為本土派的前泛民並不因此感到不安，反而在冷笑：「有膽放馬過來」。顯然，對「袋住先」的長短期影響，不少人根本未想清楚。

《信報》特約評論員

頂唔順，全體港人齊罷工

救生員要罷工。

食環署要罷工。

交通部門，電車、小輪、巴士、鐵路員工都要罷工。
香港全體巿民不如一起來罷工！一個理由；頂唔順！

這個城市變得面目全非，本來生氣勃勃換來濕滯、漏氣、邋邋遢遢似足隔夜油條，跟過去硬朗挺直的青瓜形象相去太遠！

吹 風亭下車，走45分鐘不太辛苦山路到西灣，稍停；再走45分鐘雖然陡峭，山海風景滿途上山下海即到鹹田灣。從來沒看過的垃圾，不知何時安插以水泥築起的燒 烤爐似香港其他沙灘一樣的醜陋便民低俗設施，更方便來此露營各地自由客！在他們來自的地方，沙灘如非沒被照顧滿途垃圾（例如惠東海龜保護基地，雙月灣未開 始發展的東灣，猶如垃圾堆填區。）被照顧的沙灘？定當建設層層疊疊令大自然風景破壞無限（例如大小梅沙今年五一黃金週，人與垃圾沙灘共融的黑風景！）來到 以為回歸了，即成長隆野生動物樂園的香港，到來花錢大吵大鬧大鳴大放。

鹹田灣過去水清沙白直比泰國布吉，外國內地友人也好，愛大自然本地人也好， 來過；不用像日本人般將垃圾帶回家，食環署設置大型垃圾桶，將廢棄物扔進去，清理人員每週一次或幾次收集，數十年相安無事。今天所見；燒烤的炭，飲過的啤 酒瓶，吃剩的雞翼豬排，遍佈沙灘，海牀下的垃圾也非常顯著。

不單止，村民控訴，猶如強盜；羅漢松、沈香木連根拔起回去滿足土豪。這兩年，魚啊！蟹啊！整架船直入港境強搶，過去自然生長，自然捕獵，可持續性生存的環境大變。

曾經報警求助，相信警方要處理的事項早已負荷超載，造就中門大開，予拿予取；沒回應，沒人來處理！

自由行益了某些商人，卻要整體港人陪葬。

要罷工的豈止無端增加不少工作量的泳池及海灘救生員？食環署外判的清潔香港人員，按本子辦事，得過且過，香港污穢，衛生形象受損；他們才不在乎，得害者香港人！本來自然生態郊野公園，海洋郊野公園我們引以為傲，若有關部門不相應管理調節，山海風景誓將消失。

要罷工的，何止個別部門人員？而是整體香港人，排山倒海的負面現象，我們真的受不了；頂唔順！

鄧達智 

電郵 :chiuou@gmail.com

 

有規有矩好授受 權勢財才一錢牽

2014年8月7日

林行止 林行止專欄

一、壹傳媒主席黎智英贊助泛民黨派的個別人士和活動，又捐款資助天主教會的宗教傳揚，這宗「新聞」正在火紅熱「吵」，被標 榜愛國愛港、擁護「建制」主張的人，群起圍攻；黎氏的這類捐款，被他們形容為「黑金捐款醜聞」，而接受捐款者則被斥為「貪婪」與「偽善」！過火的嫉「惡」 如仇，擾擾攘攘，並無平情而論的踏實，礙於客觀上仍然缺乏因應的準繩，對筆者來說，此一「風波」是個不易置評的題目。

雖然香港的政黨政團林 立，但至今香港尚無「政黨法」，官方對政治捐獻亦未有正式指引，唯一知所規範的，是針對角逐各級議會席位和行政長官候選人，要他們必須如實申報所有收受的 捐款。然而，從政者除了競選以外，還有許多與之有直接間接關係的活動，在在需財，規管選舉捐獻而不規範政治組織的經費捐輸，那是一個可能蓄意，當然亦可能 是無意之間形成令人動輒得咎的政治陷阱。接受捐獻，怎樣才算取之有道、用得其所？香港必須就一些基本規格和共同守則，盡快展開研究和立法。放眼當前令人不 知所從的混亂，有關立法真的事不宜遲。

由於香港「政黨」是根據《公司條例》或《社團條例》登記，在法律上因而只是「公司」或「社團」；黎氏 自掏腰包，透過不同法人（公司或社團）的名義，資助多個政治組織的個別成員參選，或充實他們舉辦活動的經費，那與捐款給建制派政團、資助其成員參選，或舉 辦種種與政治比如和他們競選活動有關的支出，原則上並無不同，但何以後者的「金錢交易」向來未曾受詰難質疑，而黎氏捐錢給泛民便被好些人視為不當!?

二、 民建聯籌款，富商許榮茂、何超瓊等付出數以千百萬元計的款項，左「拍」香港中聯辦主任張曉明一紙書法，右「拍」澳門中聯辦主任李剛一頁丹青，一個晚上便籌 得六千多萬元，涓滴盡歸民建聯。同樣是一個政治團體，何以民建聯收受如此大筆捐款可以得意洋洋？黎智英支持泛民，便有欠清白、招來滿城中傷？一褒一貶，用 意準則如何度量？哪方是道同義合的德必有鄰？哪方不是在買怕獻媚的趨炎附勢？這些問題也許「太敏感」，不好答；那麼，人們也許根本不該探求政治捐款的機心 正邪，大而化之地說成港人為共建理想各有取捨──有錢出錢、有力出力──的社會分工。

規管政治捐獻，防止外國勢力透過「金權」圖謀干預香港 （中國）內政，是很受關注且有市場的一環。「肥佬黎」因僱用美國人做事，又有一些美國友人，而剛巧其中有些是有政治背景的美國人，於是人們便繪聲繪影，說 黎氏捐的是美國人的錢，香港一天沒有政治捐獻的相關法例，即使捐的是美（外）國人的錢，亦不犯法，要是已有法律尺度，懷疑黎智英犯法，亦該由執法當局掌握 證據然後告將官裏，把有關人等繩之以法，而非今之借巷議街談，任意塗抹！

相對於金權，收受捐款的政團和政客，態度必須更為審慎，即使不涉法 紀，亦不能予人以賬目糊塗甚且中飽私囊的懷疑，因為誠信是從政成敗的一大關口，這回工黨李卓人和社民連梁國雄受創最深，因為捐款進了二人名下賬戶，事件公 開後才轉到所屬政團，授人以柄，辯白亦「水洗難清」，看來只能低首承認處理失當，請求支持者原諒了。

經此一役，泛民籌款將更困難，不易找到 有力的支持者，實在不難理解。不過，政治捐獻只往建制派傾斜，實在不利於香港社會走上公正的康莊大道，那不是說支持建制派不當，而是政治的竅妙在於有效制 衡各方勢力造福社會的正面功能將因此失重而傾跌。雖然政客經常把「捐款沒有附加條件」掛在嘴邊，可是沒有人會那麼天真，認為捐款只憑空泛的理念支持而沒有 實際目的和用意。

三、現在且讓筆者從另一角度看黎智英的捐款。兩年四千多萬便能惠及不少泛民黨派與教會人士，捐款的動機，無論是出於惺惺相 惜還是見「窮」勇為的「拔刀」相助，其能發揮的實際效用是不容低估的。黎氏力捧市場經濟、推崇自由主義，卻捐款（一共一百五十萬）給與這種主張背馳的工運 健者、工黨主席李卓人，那的確令許多人感到莫名其妙；可是腦筋急轉彎的人，便自然想到如果李卓人收受的捐款，不是來自黎氏，而是過去曾在商場上讓黎氏灰頭 土臉（其首創的網絡傳銷全軍覆沒）的長和系主席李嘉誠，去年春夏之交，中區長江集團總部外的香港國際貨櫃碼頭工人示威，李卓人也許便不會那麼聲嘶力竭、理 直氣壯，而李嘉誠則大有可能避過遭人醜化為青面獠牙惡魔的場面？思之再三，不管立心如何，政治捐款只要用得其「法」，自然而然便能在權力、勢力和財力之 間，各擅勝場，那是萬象共冶的政治魔魅，人間俗世的一爐煙火！

以站在道德高地的口吻談論政治捐獻，是不着邊際不切實際的，所以，合情合理地面對政治捐獻問題，香港就要先有一套精確清晰的「遊戲規則」（「政黨法」？），在法例規限下，把戲人人會耍，各有巧妙不同，只要不逸出法例範圍，便可各出奇謀、各顯神通。
一個地方的權力、勢力和財力，能有「正常」渠道融通交滙，才有政治清明上軌的希望。

強國爭拗文化

 陶傑

中國人社會沒有「辯論」，也沒有「爭論」，只有「爭拗」。

「爭拗」與「爭論」不同，更不是西洋的辯論。「爭拗」關鍵在一個「拗」字，爭論的「論」字，是「言」字旁，而爭拗的「拗」字，是「手」部，意思就是，無論揮灑幾多口水，必以動手打人或抓人的暴力收場。

「爭拗」不是講道理，而是比拼哪邊「有力」，這個力，就是「國家實力」。中國人對於「國家實力」的認知，在經歷過一百六十年所謂列強屈辱，聚焦在一句話，叫做「落後就要捱打」。國家有實力，所以不必再所謂捱打，這個「打」字，至此也與「爭拗」那個手字旁會師。

「國 家實力」先體現在軍事之上：飛機、大炮、導彈，這一切都是令中國人集體自豪亢奮的器具，加上錢。然後是「人口多」的數量：中國人罵香港人，喜歡說「我們十 三億人，每人吐一口唾沫，都能將你們六百萬香港人淹死」（這樣說的時候，沒有想過這六百萬香港人之中，也有上二百萬近年由大陸過去的新移民，也有全國人大 政協，如果真有唾沫像黃河決堤淹死的災難，也會淹死很多他們自己人）──因此，「爭拗」哪一方贏，決定於哪一方槍炮多、錢多、人多。最後是只要人口夠多， 不斷重複一句話，真理會在人多那一邊。

因此中國人的爭拗，每一次，你仔細觀察，最終都是以「人多」的「優勢」不斷重複一個缺乏理性的論點。譬如 「釣魚島自古以來屬於中國領土」──以今日的國際法，誰都知道，「自古以來」不是一個清晰的法理定義，但他們不管，他們認為，只要十四億人，或者有一副喇 叭機器以聽上去好像代表了十四億人口的喧噪，不斷重複一項虛無的訴求，漸漸，虛無可以變成真實。

每次與外面的人「爭拗」，都有此固定的「演繹」：「我們市場大」、「十四億人給你們放水」，最後結論必是「中國人民不可侮」。為什麼菲律賓人可侮，或越南人可侮？因為賓越兩國人口才幾千萬。美國也不可侮，這一點中國人知道，因為美國的槍炮更厲害。

明白了這一點，即可了解其民族的脾性，但請問中國政府，以這種方式處世，有什麼樣的形象，又有何「和平崛起」可言？請勿動怒，請想想。

蠍子游上一國岸 兩制魂歸永無鄉

2014年7月22日

林行止 林行止專欄

一、精髓在於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一國兩制」，是香港順利回歸的要素，可是，「好的開始」並不等於「成功 的一半」，治港的港人變成北京「點將」而非港人認可，自治的高度亦被逐年矮化；到了梁振英政府任內，「兩制」在二○一四年徹底質變，終至失效—這一年，是 中英兩國簽署聯合聲明的第三十年，香港主權回歸第十七年，距離「五十年不變」的有效期二○四七年還有三十三年，亦即「兩制」未及半途便行報廢，比起半途而 廢更不消提。

《二○一七年行政長官及二○一六年立法會產生辦法公眾諮詢報告》（下稱《諮詢報告》）去周二（七月十五日）公布，起先說是沒有 預設立場的民意工程，包括「落區」活動和書面建議的蒐集，人工雕琢的斧鑿痕迹非常明顯，經之營之「打造」出來的文件，其實可以在「廣徵民意」之前關門杜 撰；看這份《報告》，不禁想起一度是行政長官「大熱」、現任政協常委的唐英年於競選期間說過的一句話：「梁振英你講大話！」這回是白紙黑字、鄭重印證唐說 不虛，如今是「梁振英政府」在講大話！

民意諮詢於二○一三年十二月啟動，主事者不是京官，不是國內的法律專家，不是港共的頭面人物，亦不是 學術界或商業性的民調機構，而是決策層的核心官員，「政改三人組」成員都是生於港、長於港，由港府公務員或專業人士轉為政治任命高官的林鄭月娥、袁國強和 譚志源，看其「出身」，他們怎會不是力挺香港一制的精英？可是，他們當眾拿出一份刻意套取以就己（京？）意的報告，明知是弄虛作假卻說是「如實反映」，抬 舉誇大「共民黨見」，壓抑很多港人的真實訴求！政務司司長、「三人組」領導林鄭月娥其後還在多份報章發表題為《踏出落實普選第一步》的文章，其巧言令色與 她過去的表現並不一致，這種「突變」也許是在政治壓力下不得不變；無論如何，這篇「紅」文的貼切標題，應該是《踏出『兩制』消亡的第一步》。

如 果是京字號人物或浮上水面的港共說三道四，港人可以直斥其不是，可以嚴詞反駁甚至怒斥，並從不同立場、角度，解釋我們的觀點；可是，道地香港人、特區政府 的尖子高官，他們在公事上亦公然以假為真甚且聯手作偽，這些比大部分香港人更香港的治港良才，如此這般歪曲民情、玩弄民意，「兩制」還剩下什麼需要堅持？

當 年前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親歷「是其是非其非」的歲月，到了無可為處，是辭職明志；如今民建聯主席譚耀宗在立法事務上亦「是其是非其非」，不過是「是『阿 爺』的是非」而已，行政立法關係因此頻頻出狀況，而行政長官的「沒問題」，正是令港人（甚至立法會主席）瞠目結舌的大問題！董建華當年為二十三條立法，民 意不從，他沒有強行立法而「被腳痛」下台。曾蔭權奉迎京官如老闆，提到政改，「老老實實」從港人觀點出發，可是，他低頭筆錄上意，打躬作揖陪笑臉的祈求皇 恩浩蕩卻未獲賞賜，一人一票普選幾近無功而回；然而，他上呈的香港民意卻是「原裝正貨」，沒受污染、未被扭曲。這趟諮詢，紛陳的意見卻充斥着贋品，近八十 萬名市民的「全民投票」被一手抹掉，十多個被「和平佔中」組織者認為符合國際標準的中間方案全部「被失蹤」！特區政府帶頭作偽，那是香港一制自戕，「兩 制」意義蕩然的鐵證！

二、六月上旬《「一國兩制」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踐》的「白皮書」發表後，令不少人對京官在「兩制」上亂闖禁區，非常不滿，但尚未至於絕望；直到看了《諮詢報告》的「作業」，才領略到「亡兩制者香港政府也」的震撼，進而對《基本法》所賦予的「兩制」死了心！

「五 十年不變」的「兩制」嬗變，好比兩名物業發展商合作「起樓」，一中一港協議融資，合作興建一棟名為「兩制」的華廈，一九九七年他們各自按已定份額拿出第一 筆資金，擇吉動工，在一眾嘉賓圍觀下，奠基儀式般的主權回歸，隆重體面。雙方隨後根據協議定時分期供款；按原定程序，開工五十年「兩制」大廈才落成，假如 股東不按期供款，又或有偷工減料及意外頻生，「兩制」華廈便難竟全功，甚至淪為內地過去常見的「爛尾工程」！國人一股作氣的做事能量驚人，可是，長期辛勤 的維修保養便極差勁，那是稍欠耐性及缺乏保障產權意識有以致之；看內地城鄉新建築外觀美輪美奐、興建速度世界之冠，可是，啟用後不數年便外形「遍體鱗 傷」、內觀「殘舊破損」，這種路人皆見的現象，充分反映在「一國兩制」的建設上。「白皮書」和《諮詢報告》，讓港人（和世人）清楚看到在建造「兩制」華廈 的工程失誤，地基、樁柱、棟樑—坍塌，且是「爛透心」的狀況、難以修復！筆者認為《基本法》所應許承諾的「兩制」縱或仍被捧出來亮相，亦是名存實亡。

香 港行政長官的《政改報告》上呈後，負責香港事務的全國人大委員長張德江於上周末起一連數天，在深圳會見了行政長官等高官、本港各政商團體的代表，張氏重申 公民提名不可接受、佔領中環（反對此事的人故意忽略「佔中」組織者一再強調的此事必定以和平方式進行）更大大不可；在支持行政長官依法施政時，特別指出梁 振英是「敢擔當的人」。行政長官呈交報告啟動政改是指定動作，何以會被張委員長稱許為「敢擔當」？莫非是蒐集民意的耕耘大豐收，令委員長忙不迭往梁氏臉上 貼金!?

事到如今，追究誰是誰非已無作用，問責於誰，亦無補於事，因為「政改三人組」有如奉命炸掉「兩制橋」的工兵，他們跟着扛起主流民意 的行政長官，已經走上一國彼岸，還有「一國」高官豎起拇指示意嘉許，欣然接應一眾「主流」；非主流的「兩制遺民」，隔岸破口大罵，說彼岸自詡「主流」的諸 色人等走錯方向，這種聲嘶力竭冀挽既倒狂瀾，由於形勢比人強，顯然是費時失事的無效宣洩。「誰還未醒覺」—「兩制」雖然由中港共發力、齊起動，兩者的目標 卻不一致，中途走「散」、大廈「爛尾」，一國的歸宿在望，「兩制遺民」全部成為小飛俠彼德潘（Peter Pan），只能在永無之鄉（Never Never Land）闖蕩—

香港的主流、末流，去向如何？經歷多少才百川歸海？那是長話；短說當下，就是未落成的「兩制」華廈坍塌—在不同遊戲規則下，怎樣才能繼續玩下去，那是末流中的「兩制夢遊人」醒來便要面對的現實！

工人無祖國 資本有顏色?

2014年7月10日

練乙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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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陸《央視》昨天報道，中國銀行某分行（可能是廣東分行）夥同移民中介機構，發展洗錢服務，對象是大陸那些先富起 來的人，方法是以「投資移民」招牌作掩護，滙出款額動輒幾十萬至數百萬美元，手續費大概在千分之三到四。其實，這不是中行的第一單洗錢新聞；去年，中國銀 行在美國紐約被起訴，罪名是幫助哈馬斯和巴勒斯坦伊斯蘭聖戰組織洗錢。
大陸企業不透明之極，其中尤以國企金融機構為甚，所以幹各種壞事也難 被發現。這些不法行為，也愈來愈多在香港的「紅色資本」經營的大公司如華潤、光大等出現。香港人這幾年來奮力反對「地產霸權」，但長遠而言，紅色資本對港 人的威脅和對「香港品牌」的損害，才最值得擔心。本文討論紅色資本特別是紅色金融資本，指出其一些特性，希望引起各界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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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克 思、恩格斯有謂：「工人無祖國」；意思是說，資本的剝削本質，不因其來源或資本家的國籍不同而有異，無產階級革命運動因而是國際性的。不過，本質之餘，資 本的其他方面容有分別，馬、恩並沒有否定。例如，馬克思估計，美國資本主義經濟的上層建築是容許無產階級政黨通過普選上台掌政的，不必發動暴力革命，與歐 洲大陸特別是普魯士的特別兇殘的資本主義不同。不過，後來的歷史跟革命導師開了一個小小的玩笑：代表工人階級利益的德意志社會民主黨把議會道路走通了，工 人政黨卻無法在美國立足，連在野的地位也沒有。然而，老馬也非全錯，他起碼意識到，不同國家的資本有大不同，對工人階級打工仔而言，差別還是十分重要。歐 美如此，香港亦然。

香港僱傭資本「分顏色」

二次大戰後的香港，產業多元化，美歐日資相繼湧入，在製造、金融和 高端零售等行業方面佔得地位，大有超越本地華資而與英資大行分庭抗禮之勢。當其時也，香港打工仔尤其條件較好的，都算有得揀，排次序的話，大體上都認為 「紅白藍」的行和廠的工最好打，其次是各色歐資，再其次是日資，然後是本地華資，最後才是中資即「紅色」資本機構；後者因為眾所周知的各種經濟及非經濟原 因，一般人那時寧願失業也不進，只有極少數的例外。這個勞動力市場現象，用馬列毛理論解釋不了，主流經濟學卻手到拿來，甚至不必依賴政治理論。無他，資本 的技術含量高，勞動的邊際價值就高，工資也因此跟着高。幾十年來，排序的中間地帶或有小變，但兩極的顏色則未變。

如此排序偏好，盡顯香港打工仔的理性；而這種理性，竟顯示馬、恩的理論在現實世界給反過來了：正正因為資本按來源「分顏色」、有分野，才顯得「工人無祖國」。

金融資本又如何？

對 理性金融投資者而言，回報率就是回報率，走在街上打手提落單的高頻炒家或是坐在家中電腦面前小心砌組合的鍵盤投資者，一般不會理會籌色是藍是紅還是綠。這 是有理由的，主流理論認為，金融市場運作接近完美，所有回報攸關的消息很快消化，一切市場裏的不確定性都可以變成溢價，投資者看着證券價格，再按自己的風 險胃納和不同公司證券的風險特徵作出投資決定便可。

例如，一般人心目中的大陸公司多有管理水平低、運作不透明、高層常被「雙規」等的不利因 素，但這些因素全都已經包含在風險貼現價格裏，因此都不是問題。如果投資者喜歡「玩」其他的投資學說而不按此主流理論出牌的話，那就更加無所謂。筆者的朋 友當中，既有極端仇美的，這兩年投資美股大有斬獲；也有不少非常反共的，多年來買下不少人仔，近期出貨之後結算，一樣喜上眉梢。可見港人投資，一般不分辨 「顏色」。到底，買一隻紅籌股獲利，與天天到「紅色機構」裏上班賺工資，是兩回事。

不過，最近發生的一些金融事，看來要挑戰這個金融領域裏的港人傳統看法。

這兩天城中有大量圍繞梁特、佔中、解放軍、志願軍等政治話題吸引大眾關注，另外一條十分重要的新聞，則很可能給冷落了。

7 月7日，《明報新聞網》頭條報道了一則關於人民銀行前行長戴相龍的女婿車峰的消息（其他較早消息指「車風」是戴的兒子的化名）。原來，《明報》記者與「國 際調查記者聯盟」（ICIJ）合作研究離岸公司客戶的投資行為之時，發現車氏透過一間英屬處女群島（BVI）公司，在2006年3月斥資億元購入若干港交 所掛牌的大陸公司；未幾，大陸的「國家外滙管理局」即宣布以天津市濱海新區（一個集中大量「新富」的全新城區）作試點，批准區內居民直接投資港股，即坊間 稱的「港股直通車」；此事令恒指於一天之內暴升1200點，車氏當場獲利幾個億。選擇天津、而且是天津的一個特定城區作試點，實在出人意表；為什麼不是整 個天津、或者上海、深圳、北京呢？《明報新聞網》那段消息給出了重要提示：當時的天津市長正是車峰的岳父戴相龍【註1】。

紅色金融資本之惡

這後面是否牽涉極高階層的「內幕交易」（insider trading）呢？現時無人知道，但表徵大家有眼看（聯繫《明報》劉進圖遇刺險死之事一併考慮，真正「令人倒抽一口涼氣」）。

是 內幕交易又如何？主流理論認為，在近乎完善的金融市場裏，唯一有可能藉買賣證券穩得超額利潤的投資者，就是有內幕消息的人。若發生這種事，對其他的投資者 就不公平；如此獲得的超額利潤，就是其他人的損失。而且，在事情未發生之前，這種損失的風險無法估計，因此其他投資者無法迴避損失。這種非法行為，一般而 言，局限於發生問題的公司周圍內，犯者不過利用內幕消息就一間公司的股價上落套利。不過，《明報》那則報道就不是那麼簡單。

上述所報道的故事若涉內幕交易，有三點非同小可：

一、犯者行為，乃是透過超強內幕消息影響大市指數而獲利，受損的是整個香港的金融市場。這種規模的市場動盪，無端受害者人數很大，不同於一般涉單一公司、單一股價的內幕交易。

二、 這個非法行為，扣着另一個很可能是有計劃的非法市場操控：通過突然宣布天津某城區居民的資金為大陸民間資本進入香港金融市場的先頭部隊，不僅明益部分當地 居民，而且人為地把恒指於瞬間推高，造成有利於擁有內幕消息的股價升勢。這有別於一般內幕交易者利用個別公司的客觀利好或不利消息圖利，是精心配搭了兩種 犯法行為的一個局，即市場操控＋內幕交易（關於這點，下面還有更多分析）。

三、上述可能的非法配搭裏的「市場操控」部分，是搞「港股直通車」那樣的準國家層次行為；有這種操控能力的人，毋乃黨內極高層（不一定是最高，因為後來天津「港股直通車」取消了；但理論上不能排除是黨內各派高層都有份玩的一場遊戲，拿天津某區來搞，不那麼眾目睽睽）。

中大黃輝教授的研究

大 家知道，內幕交易是最難偵查、最難定罪的非法金融行為，而此問題在大陸尤其複雜，因為有黨的立體體制提供滋生的土壤和結構性掩護。企業、行業的黨委，只需 有意識地組織一個「生活會」，所有的企業、行業內部訊息就可以「共產」了；一旦出問題，在黨內上攀幾層，打通監管機構的黨委和法院的黨委，就可以把問題擺 平；上得法院定得罪的，也可從輕發落。這是大陸黨政幹部集體貪腐的標準模式。有黨的組織提供方便，所以大陸金融圈子裏的內幕交易問題特別嚴重。讓我們看看 一些這方面的資料。

有關大陸金融市場內幕交易的研究，香港中文大學法學院副教授黃輝是權威【註2】。黃教授的一篇2007年論文，很說明問 題。這篇論文是公開發表的學術論文，但筆者在網上卻是從「維基涉」（wikileaks）的網站取得；敢情是美國政府覺得文章重要，收進有關部門的參考檔 案，結果卻給「吹雞者」連同其他機密文件一起捅出，交給「維基涉」？

黃氏在這篇實證論文，概括了對大陸三個主要金融城市的投資者、學術界、 企業界、監管機構中人的訪談記錄。結果顯示，近年曝光的一些大案，很可能只是冰山一角；有關的非法行為十分廣泛，幾乎每天都在發生，涉案金額巨大但懲罰很 輕，監管不到位，禁之不絕。文章談及十多個大陸的案例，有的牽涉金額兩三千萬元，但一般結果只是充公加「行政處分」了事；與澳洲2003年的一宗涉區區兩 千美元的內幕交易案的十一倍罰款加九個月有期徒刑比較，簡直是優待。

尤甚者，黃教授的論文指出大陸的內幕交易三大特點：一、犯法者常常是投 資機構而不是自然人，與外國的一般情況不同，嚴重得多；這些機構得到內幕消息，竟然動用投資客戶的錢進行套利活動；二、公司有影響股價的消息要發出的話， 公司自己事先買賣自己的股票套利；本來，公司買賣自己的股票，一般是違法的，所以有些公司就與另外的一些公司合作，進行交叉買賣，走法律罅隙；三、內幕交 易往往與操控市場等其他非法活動結合，結果是非法收益更豐、行為更隱蔽。

此處第三點，就是上述《明報》揭發的事例裏的三個特點中的第二個。

香港金融中心往何處去？

大陸經濟體積不斷膨脹，金融資本增加，部分因各種原因外溢，香港近水樓台先得月，在量方面當有可觀發展，短期而言，賺更多的錢不是問題。然質的方面，卻十分可憂。

當 下紅色資本愈來愈成為本地政經板塊的主體，勢將變成能夠左右、支配特區行政系統的力量。若與此同時，頻密的內幕交易行為，陸續以紅色資本為載體強侵香港， 而香港的法官如果也在「愛國」壓力下成為「管治團隊」的一部分，受行政力量支配，則內幕交易在香港無從禁絕，也會漸漸猖獗，向大陸看齊。這無疑會是中港無 限度融合的一個自然趨勢。

八九十年代，西方金融資本流入香港，蠶食英資霸權，也迫使華資機構進行改革。市場逐漸開放、政府規管一步一步改善；結果，香港的金融投資市場質素提升，擺脫戰後四十餘年以來亂七八糟藏污納垢的狀況，終於發展成為世界級金融中心。

現 時，按全球金融界普遍公認的GFC Index排名，香港穩在三甲，僅次於紐約、倫敦【註3】。這個排名的打分方法裏，把影響金融業競爭力的因素分成五類，頭一類是「營商環境」，而影響此環 境的第一因素便是法治和廉政；第二類才是交易量、市場的深與廣度等的量因素。由此可見，「港股直通車」好，人民幣離岸業務好，如果量方面提高了，但質方面 的優勢失去的話，香港的金融中心地位很可能不保。挾北方政治勢力橫掃，紅色資本很可能是令香港失色的第一破壞力量。

其他行業的紅色資本

香 港是一個開放經濟體，資本來源多，一般有利降低風險。紅色資本當然也可以有這方面的貢獻；在一些「非敏感」行業，例如建造業、旅遊業、零售業等，大陸資金 多來也不是大問題。但是，在另外的一些行業，例如傳媒、出版、通訊，又例如食物、能源、運輸等，資金帶有紅色，對港人來說，就有風險。大陸以經帶政，在台 灣目前的主要表現方式是「讓利」、「宣傳」，在香港則是「策略性控制」，包括在意識、訊息方面的撒網工夫，以及在關鍵的民生領域裏的坐大。本地傳媒行業， 月前傳出出版《晨報》，便是一例；《晨報》「出師未捷身先死」，背後深層原因是什麼，市民無法知道，不過卻可以肯定，類似的嘗試，還會以各種名義和形式捲 土重來。

好些年來，港人因為生活壓力，反對「地產霸權」。然而，那幾乎完全是經濟層面裏的矛盾，與勞資糾紛的性質相近。筆者認為，港人面對未來，更大的威脅來自紅色資本的滲透。這個威脅比地產霸權尤甚，因為除了經濟方面的掠奪（不排除先有一點「讓利」），還隱含政治的收割。

作者為《信報》特約評論員

【註1】見7月7日《明報新聞網》http://news.mingpao.com/20140707/gaa1.htm。以往網上流傳的戴氏家族貪腐的資料沒有提供正式資料；《明報》及「國際調查記者聯盟」首次得到BVI公司的官方記錄，牽涉的人名、資金額也有了。

【註2】黃輝教授同時是澳洲新南威爾斯大學法學院的聯任副教授，個人資料見http://www.law.cuhk.edu.hk/people/huang-hui-robin.php及http://www.law.unsw.edu.au/profile/hui-robin-huang；黃氏精研大陸金融市場的規管問題，單是有關大陸金融內幕交易的論文便有四五篇之多，本文引用的，見於https://wikileaks.org/gifiles/attach/106/106023_SSRN-id993341.pdf。

【註3】見GFC2014-15報告http://www.longfinance.net/images/GFCI15_15March2014.pdf。

強悍作勢未必有效 時間站在泛民一邊

2014年6月26日

練乙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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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2公投，北京宣之為「非法」，民眾卻空群而出，反映中港矛盾變質，呈現敵我對立之勢，調和的機會渺茫。導致 局面緊張的，無疑是中共對香港表現出的那種前所未有的橫蠻兇悍。為何如此，必有大環境裡的原因。如果我們仔細分析這次公投前前後後在中港之間發生的事，再 聯繫國內外形勢，便可看出端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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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億 v. 7百萬

梁氏上台，中港之間去掉緩衝，兩年來短兵相接不絕，矛盾愈發深廣。政改事上，北京一早企硬，與大多數港人無半點交集，連泛民溫和派終於也要走出佔中公投這一步。中方最近對港人這一運動的反應空前猛烈，攻勢一輪接一輪。

先 是，為壓公投，北京以明暗兩手出擊。明的一手，適時以國務院《白皮書》泰山壓頂之勢，公布大幅更改了的一國兩制論述，為全面操控港政包括武力介入鋪路；暗 的一手，發動網軍對投票網站作百億次計的DDoS攻擊，以期釜底抽薪。現在公投告一段落，但日來投票人數之多，證明北京兩記重擊，俱無法抑制港人心中的民 主訴求。失敗之餘，第三輪攻勢啟動，由新華社及其他官媒壓陣，集中挑剔是次網上投票機制的漏洞，並通過代理人製造事例，聲稱證明泛民造數。其實，若要得知 有多少「一人多投」現象，左媒只須做點功課，問問網絡服務商那幾天的Sim卡銷量有否激增，自己便會明白，何以竟然作出種種惡意揣測及無憑指控，致令更多 投票者覺得人格受辱、今年7.1定要上街？

然而，更值得留意的是，北京施展三輪攻勢之後，言論素來搶眼的北京《環時》，6月23日的社論更把七百萬港人與大陸那「13億」對立起來了。此中有兩點微言大義，讀者不可不察。

首 先，從來大陸用上人口數字作勢助攻，攻擊對象必然是極強大之外敵，過去僅限美帝蘇修，其他如日寇印賊之流則還用不上；文革時期有一首流行曲《七億人民七億 兵，萬里江山萬里營》，乃1969年珍寶島事件時唱着反蘇修用的，就是一例。故《環時》說出「13億」，規格搞錯了，殺雞用牛刀，過分抬舉港人。不過，這 只是技術問題。

第二點，重要得多：一直以來，中共對待港人的分寸是，除了「極少數港奸」，餘的六成港人泛民不能當外敵；如今這個規矩改變 了，港人的大多數，成為「13億」的對立面。《環時》採取這個敵我心態，最能顯示中共高層立場轉變，這點不能看走眼。大陸重要報刊的社論寫手，因為要領會 上意，黨會經常安排與最高領導人見面，政治體溫須時時調校得和領導人一模一樣，否則如何稱得上「黨的喉舌」？

綜合上述事例看，結論是：中共 高層領導對大多數港人的態度有大變，不再看成是統戰對象，像梁愛詩所講，不再搞「交朋友」那一套。這和發表《白皮書》背後的政治立場是一致的。既然六成港 人是敵人，餘的都是聽黨話的乖孩子乖伯伯，所以北京已經沒有在香港保留實質上的「一國兩制、高度自治」的必要。

儘管如此，公開把「13億」 與香港人對立的話，中央派給梁特的「中港融合」工作，必然會遇更大阻力，兼且會正中城中日漸強大的本土勢力下懷。事關本土派不僅反中共，還反大中華、反 「13億」，《環時》社論恰好與其呼應，本土派得此東風，真是樂壞。京媒不諳港事細節，政治正確卻替「中港融合」平添困難，無怪那位絕非開明、只不過「在 地」執行任務有特殊政策需要的梁氏，周一趕緊出來對沖，試圖消解無必要的中港人民公開對立。不過，覆水難收，《環時》是那麼經常那麼大的一張黑臉，發出的 影響，絕非急急扮出來的一張白臉頂得住；港人恐怕已經深刻記住了「13億」與「七百萬」、與自己對立的訊息。

說到這裏，我們可以看看大環境。大家留意，中共現在不僅僅是對香港強硬，而是同時對全世界兇悍。為何如此？一般的解釋是，大陸經濟實力日趨龐大，心態隨之變化，不必縮手縮腳搞韜晦，加上西方意圖阻止強國崛起，中共因此不客氣。但這已是過時的看法。

中 共自八九六四之後，手上就只有「經濟」那麼一張牌，這張牌一度打得神乎其技，出現所謂的「中國速度」、「中國模式」，但是到了胡溫後期，已經不那麼靈光， 原來的發展模式不可持續，必須轉型。GDP增幅大幅下瀉，年前「保八」保不了，今年「保七」有困難；保得住，經濟就轉不了型；保不住，社會就更亂。

為 什麼？十年前的各種利好因素見底：人口紅利消失，勞動成本上升，外資投入放緩，西方出口市場日漸飽和，世界上的其他發展中國家漸多成為對手；能源愈來愈 貴，水資源衰竭，環境污染愈發嚴重，貪腐官僚愈打愈多，人心日見散渙，高幹資本家都搶着夾款移民；黨內派系鬥爭刀光劍影，打得倒姓薄的打不倒姓周的，打得 倒姓周的打不倒姓江的，搞不好這邊姓胡姓溫的家族下屬搞貪腐的老底陸續被揭——其實已經開始了。所有這些暗病，中共領導人自己最清楚；大陸的現況，好比歷 史上的大清帝國乾隆晚期。

實情到底難以掩飾。外面世界對中國大陸的經濟實力已經開始重估。十多年來，一些持續深入的實證研究，也慢慢讓人了 解到，所謂的「經濟發展奇蹟」，並沒有原先以為的那麼神奇；筆者在這裏介紹其中一個，給大家參考。說到經濟研究，當然要看數據；但大家還記得，李克強未當 總理之前早已說過，中國的經濟數據有水分，連他自己也不信不用。筆者講的這些研究，可謂替李克強的說法做了有趣有用的註腳。

筆者選擇介紹給 大家的，是一個持續做了十多二十年的研究，主導者是已故的Angus Maddison，著名經濟學家，英國人，長期在荷蘭的U. of Groningen任教，搞實證分析，出名的中國經濟大好友。2010年他過身，OECD經濟研究網站特別為他開設專頁，登載所有他的重要研究結果。 2007年，Maddison和Harry X. Wu一起發表了合作多年的一篇長文，題目也很長：MEASURING CHINA'S ECONOMIC PERFORMANCE: How Fast Has Its Economy Grown And How Big Is It Compared To The USA？【註1】

10%+ v. 7.2%

首 先要指出，與Maddison合作的這位Harry Wu，不是揭露大陸勞改制度的那位Harry Wu，而是日本搞社會科學包括經濟研究排第一的一橋大學（Hitotsubashi University）教授、「老三屆」大陸學者伍曉鷹，曾經在香港理工大學工作過。這篇2007年的論文有力糾正了當時不少對大陸經濟的不實估算，指出 若妥善解決中國大陸一開始從社會主義時期以來的數據處理方法與西方一般做法之間的偏差，再按購買力平價量度大陸經濟的話，可知：一、其總量早於1982年 超過德國，1992年超過日本，並有可能於2015年超過美國；二、不過，改革開放頭二十年（1978-2003）裏的實質GDP平均年增幅，不是官方數 據說的9.59%，而是7.85%。

去年10月，伍教授進一步發表了與經濟諮詢局（Conference Board）北京中心合作的論文China's Growth & Productivity Debate Revisited。 這篇文章長101頁，主要心思花在整理大陸幾十年來的經濟數據中的大問題和懸案；所採用的方法和得到的可用數據都一一羅列，供其他學者重複測試。結論是， 改革開放以來，大陸的「全要素生產力」（TFP）年均增幅為1.1%，比官方的3.2%低得多；最好的增長年份是加入世貿之後的六年 （2001-2007），年均增幅達4.1%；最差的是2008年至2012年，為-0.8%的負值【註2】。

今年6月，伍教授公布了他最 新的1978-2012年這三十四年裏的大陸GDP平均年增幅數字：7.2%，遠低於官方一直以來的高於10%的說法，也低於當年日本和台灣處於相同經濟 增長階段時的約9%年均值。2012年，即數據最後一年，官方的GDP年增幅為7.7%，但伍教授算出的數字是4.1%而已【註3】。由此估算，如果今年 年底官方說保住了7.5%的話，實際上卻很可能是已經跌破4%。

數字不是遊戲。實體經濟投資者決定把資金投放到哪裏，必要參考以當地長期經 濟增幅數據推斷出的未來資本增值潛力，這無論在中外都如是。過去，投資者受水分數據誤導，超額投資大陸，然而歷年GDP平均增幅亦不過7.2%；真實的數 字搞清楚了，往後商人的大陸投資額將大幅調低。由此可見，一些最精明的商家此時從大陸撤資，並不是沒有原因。大陸經濟轉型乏力，目前依然採取以投資為主、 刺激不振經濟的政策，但這個政策看來更不可依賴了。

中共 v. 美帝

另一方面，西方已經捱過2007╱08年 爆發的金融經濟危機，尤其是美國，年來已經穩步復蘇。大陸先前以為美國經濟從此不振，沒想到人家的體制有很強的動態穩定性，抵擋得住比1929年更嚴重的 系統震盪；而且儘管金融出問題，美國經濟其他部分不僅繼續發展，而且有突破，例如能源方面的形勢這兩年一下子改變，快要自給自足。

全球用兵 和軍事實力部署方面，奧巴馬比小布殊聰明。如今中東那邊有事，美國也絕不輕易出兵，而是冷眼讓那些地方的各派勢力互相抵消；激進分子自顧不暇之際便難以在 西方搞恐襲。在敍利亞如是，在伊拉克也一樣；尤其在後者，現在出兵幫助伊拉克作戰的不是美國而是伊朗，美國自己不過裝模作樣調動一下艦艇。烏克蘭出問題， 美國基本上也是袖手旁觀，軍事上無動作，只和其他西方國家一道搞制裁，穩住陣勢便算，消耗很少資源。美國在中東收手，實力和注意力卻往東亞轉移；「重返亞 洲」意志逐漸清晰，不是一句空話。

面對這種只會繼續惡化的不利形勢，中共的最優策略是什麼？對內，手上還有權力籌碼可以動用；對外，還不是 所有人都看透了自己的老底。韜晦，是本身條件由弱轉強、時間在自己這邊的情況下用的，現在明顯不適合。所以，中共只能採取強悍姿態，對內不惜一切穩住統治 權——還是辦得到；對外則能夠奪得多少好處是多少。但這已經不是一個有條件感到自滿、有理由充滿自信的政權的取態。

這樣看，便能理解為何中 共現在對港人耍野蠻、不講理：因為她漸覺力不從心，不強硬便控制不住；她要搶在趁還有能力的時候先把你打下去。此時，她既是危險的，也是日漸虛弱的。反過 來說，泛民近年好像有點散渙不振，但其實是處在新舊世代興衰交替、力量重新找尋組合平衡的時候；外來的衝擊，例如遇到不公平的打壓，有助泛民更快讓力量聚 合、讓策略更新。事實上，筆者一直認為，時間站在泛民這一邊。

例如，以前的文娛界、金融界、事務律師界等人士不談政治，現在已經打破禁忌。 以後，一定還有更多的界別內部的民主力量滙聚，能夠發聲，例如生意人的界別。此時，適當的韜晦反而是有利泛民的。佔中還可以慢幾個月；政府的政改提議達不 到社會要求，更可以拉到，過五年十年再來。到時新的一代更加成熟，本土意識更加普及，能夠爭取到的一定更好。

《信報》特約評論員

【註1】見https://pwt.sas.upenn.edu/papers/Maddison-Wu%20(Harry's%20draft%20version%2029%20Jan%2007).pdf
【註2】見http://arklems.files.wordpress.com/2011/10/wu_chinas-growth-revisited_oct-6-2013.pdf
【註3】見https://www.conference-board.org/download.cfm?masterProductID=8797，先免費登記然後下載；或可在《華日》讀簡介http://blogs.wsj.com/chinarealtime/2014/06/18/china-may-not-be-historys-economic-growth-champ-after-all-report-says/。

木馬藏龍匿虎？ 疑心搗港不寧！

2014年6月26日

林行止 林行止專欄

一、《烏龜背蠍子過河的教訓》，說的是「有權肯定盡用」的「領導」有必然干預的慣性，當前另一不容忽視的譬 說，就是內地認為香港是資本主義留在中國土壤上的「屠城木馬」（Trojan Horse），「木馬」裏面藏着危害共產黨專政的「反中」伏兵，這種類似「陰謀論」的想法，令北京對香港「提高警惕」，步步為營，把特區高度自治的空間， 愈收愈窄，甚至不留餘地；那是為何民建聯的譚耀宗認為，爭取「真普選」的響應愈熾熱、「公民提名」的呼聲愈嘹亮，二○一七年普選行政長官的機會愈渺茫。那 是港共親京意的一份會心。

不僅是譚議員，就是金融管理局前總裁任志剛，他在周一出版的《居安思危》一書的《序言》中亦指出，由於上海自貿區 及其他離岸人民幣中心相繼出現，香港在金融業務方面的競爭優勢已被削弱，他說：「香港的政局發展（許）或正在蠶食國家領導人對香港的信心，以至中央避免過 分信賴香港作為內地進行國際金融活動的地方。」

不少港人都有近似譚、任二君的想法，做起事說起話來便難免諸多顧忌、誠惶誠恐；可是，港人能夠怎樣做才不會「失信心」於中央？答案是沒有辦法！因為那是黨國的心魔作祟。「主權回歸人心未回歸」是困擾北京令其難以平情治港的魔咒，亦是中港關係受累於疑惑與矛盾的根源。

信 賴制度和法治，人心回歸與否，本來不用理會，因為只要守法，人家心中有什麼想法，誰管得了，管了又有什麼作用？可是，由於很多香港人是上世紀五六十年代 「避秦」南來、走避共黨當道的難民及其後代，他們耳濡目染專制下的殘酷批鬥、民生凋敝，還有接踵而至的整風運動，於是有先天性的恐共和抗拒。在英治積極不 干預的資本主義制度下，他們中有不少人從無到有，創業興家，心存感戴，樂於居其間，這種傾向放任自由的市場經濟，以至對資本主義制度的傾心，並非出自狂熱 的理想和抱負，而是源於嘗到工作回報、生活甜頭後的好感。不像當年「進步人士」對共產主義的追求，不惜拋頭顱灑熱血誓要擊倒國民政府、衝破建制壓迫的滿腔 革命思想和鬥爭意志；香港人擁護資本主義，極少極少有打倒共產政權的狂妄衝動和虛妄野心。在這種情形下，把香港視作資本主義在中國的「特洛伊木馬」，是作 孽的集體猜疑的心中「猛」鬼。

二、經歷九七回歸前的不知所措和八九年後的失魂落魄，小心選擇後仍然留居香港的，跨過易幟之變 局，託庇中國，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公民，抱着生活方式一仍舊貫的希望，像九七年前一樣，享有一個比較自由、安全、穩定的環境，又有天天向 上、提高生活質素的機會。誰都明白，特區香港不是自成「一國」，而是在「一國」庇蔭下的「一角」！

腳踏實地的香港人，有些內地同胞未輕易可以領略的共通意識，例如殖民地治下英女皇是香港的「包租婆」，回歸後，共產黨主宰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是香港的「大業主」……。主權回歸，「業」權清晰，港共才有「當家作主」的雀躍，但更多港人只有「家在香港」的濃情。
出於同文同種的互相尊重與愛惜，九成以上的香港人對中國的認識和感情，遠比曾經「騎」在港人頭上的英國深厚；由於多數港人對遠在萬里之外的英國是有「相逢從未真相識」，所以「到老也無怨恨心」，對英國遂有不是好「來」卻屬好「往」的惦掛。

港 人對中國的感情雖然深厚，卻遠為複雜。有點像是經過叔伯爭產、兄弟鬩牆的恩怨往事，即使有人能夠「一笑泯恩仇」，可是在還有記憶、想法甚至是仍有芥蒂的情 況下，造作地一碰頭便硬來熊抱，說什麼「血濃於水」、「都是一家人」……，這類話說上一大堆，不但沒有半點可以令人感動的真實感情，恐怕還會臉紅而非一下 子「染」紅。不夠虛偽、未慣於做「政治秀」（show）的香港人，要跟中共路線作愛的呼喚—應聲地左呼「愛國」右喊「愛港」，很多人是開不了口、吐不出聲 的！

近日香港從上而下、從下而上，可說每一階層都捲入躁動中，人們或有壓力，或因憤懣，都是對「管治」失常、議會失序、社會失和而深為不 安，尤其是對中共本來無甚成見的年輕人，他們按捺不住，走上街頭，令香港呈現了老中青都感到北京的「管」、港府的「治」俱不得其法，憂慮長此下去，必會把 香港弄垮。「和平佔中」不是挑動群眾不滿的原因，但是對這個和平、善良、誠實的群眾運動，「京派」與港府的輕蔑、中傷，絕對起了在傷口撒鹽、往烈火澆油的 作用！他們讓港人見識到不是中共專有卻在共產黨身上屢見不鮮的低劣手段—扭曲事實的抹黑、不顧輕重的打壓、拉幫結派的恐嚇、自說自話的「白皮書」、「發 水」數字……，面對種種前所少見的圍攻，港人初則愕然、氣餒，繼而傷心失聲叫「痛」。
那痛是身受其苦的痛，不是陳佐洱說到港人心坎的最痛！

防暴隊已出 解放軍不遠

2014年6月17日

王岸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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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聞梁振英2003年面對五十萬市民上街還照樣支持第23條立法時說過，香港遲早要出動防暴隊應付民眾。自從「佔 中」成為議題之後，中共已不止一次放話，香港一亂就要進入緊急狀態，解放軍就會出營平暴。這些訊息大家清楚嗎？十分清楚，So What？香港人是嚇大的，再嚇也是枉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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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學有樣東西叫自證預言（Self-fulfilling Prophecy），筆者日漸相信解放軍快會在中環出現，街頭街尾各企數人，保證「佔中」不會出現；中環既已遭解放軍佔領，戴耀廷教授安心回大學教法律可也，因為已無中可佔了。

香 港人真是長年累月被人嚇——被港英政府嚇，不接受《中英聯合聲明》就什麼保障也沒有，就要給中共直接統治。結果還不是一樣？中共的《「一國兩制」在香港特 別行政區的實踐》白皮書聲稱中央對香港有全面的管治權，英國人一聲不響。那些儍仔還舉英國旗幹什麼？到英國領事館燒BNO吧！筆者那本過期的就交給你們一 併燒吧。

「六四」之後，中共公開警告港人井水別犯河水，港人硬要悼念「六四」，近年人還多了，那又如何？港人沒有給嚇倒。有資本家年年嚇港人說香港的競爭力沒有了、下降了，但近年勞工抗爭多了、最低工資升高了，全民退保、最高工時，這些都已經提上議程，成為社會改革的大目標。

港府嚇減少自由行遊客會令經濟倒退，就業下降，但港人對拖篋行動一致叫好，要求限制大陸客人數於固定上限清楚支持，港人也未被嚇倒。

近 期立法會突然「被進入」，梁振英和建制派大吃一驚，表明不容衝擊立法會，上周五立法會之外層層設防，恍如監獄，表明不容許衝擊，但吳亮星企圖強硬通過撥款 之時，群眾還是怒闖強進，迫得吳亮星宣布休會。防暴隊進場，也不能嚇退示威者，給警隊包圍的有兩百人，在警隊包圍圈之外反包圍的市民還有數百人，全都不肯 離去，直至三時清場逐個被抬走，全程罵聲不絕，個個理直氣壯。

筆者有個良善的建議，梁振英和建制派不要只看新聞和下屬的報告，要花幾個小時 看齊警隊全程的錄影，這對你們判斷「佔中」的情況大有幫助。筆者星期五晚在場觀看全個清場過程、清場前的集會，得出奇異的感覺，香港人原來可以這樣的勇 敢，這兩三百人明明是我慣常在遊行見到的港人，還是那批年輕左翼，基本上還是和平非暴力的抗爭下，在明知會有可能被檢控非法集會、阻差辦公的情況下，兩百 人沒有多少人肯先離去，結果全數被抬走。

結果出人意外，警方只逮捕少數的十多人，並在警車上毆打被捕者洩憤，為何這樣不文明？筆者倒不認為 是警隊高層的授意，反而是個別警員的洩憤行為。以筆者現場所見，高度緊張害怕的不是被捕的人，反而是執法的人。結果得出結論，當人民不被嚇怕的時刻，執法 者失去慣常的權威和受尊重，會變得比示威者更為緊張和害怕。

包括筆者在內，相信很多市民會把自己拍下的短片放上YouTube，有意於未來參與「佔中」的市民理應先觀看這些影片，做好心理準備，可以堂堂正正做個勇敢的香港人，做個不被嚇倒的香港人。

仔 細觀看影片，大家不難得出警方身為執法一方比被捕的一方更緊張更害怕的結論。凡緊張的人皆會不自覺地表現在行為之上，例如大呼小叫、行動急速，這些表現在 當夜的保安員和警隊中可以得見。不必要的叫聲已是怪事，抬人之時那種急速的跑動，顯示警員的急躁，這是不自覺的。以這樣的經驗和能力，別說「佔中」，就是 未來能否應付反東北計劃社運的升級行動，亦大有疑問。

本周主題應是「622」的電子公投和《白皮書》，但社運界的注意力皆放在三天後的星期 五，這天撥款不能通過，下星期五就是「七一」前夕，梁振英是否認為防暴隊真能解決危機？解決不來之時又當如何？就算撥款通過，距離整個東北計劃完成還有漫 長的抗爭，只要人民站起來，梁振英必敗無疑。

反高鐵已是上屆政府發生的事，但奇怪本屆政府似乎已忘記曾經發生的抗爭過程。上次最後一次撥款 也沒有強闖立法會，今次只是幾億元的前期撥款、到場抗爭的只有千人，上次近萬人，若然這幾天社運界宣傳做得好，本土派與左翼能放下爭執聯手來一次勇武抗 爭，加上萬名以上市民到場聲援，這次前期撥款是不得不先撤回的。

就算梁振英和建制派霸王硬上弓撥款成功，市民的怒火將延至「七一」，那倒會 變成「佔中」預演的大好機會。《白皮書》的出台令人心情沉重，但立法會的衝擊令人重現希望，只要不被嚇倒，人民力量必然有最終的勝利。解放軍出營鎮壓「佔 中」，真的會令港人驚怕嗎？面對官商勾結、貧富懸殊、東北遭深圳吞併，整個香港的文化和生活質素日漸下降，香港被中央規劃成中國的大購物商場，這樣的地 方，還在街上駐有解放軍，筆者已經準備回鄉度過晚年，也就沒有什麼好害怕的了。

比日本还早的中国大屠杀

https://www.facebook.com/notes/%E9%AD%8F%E9%9C%87%E8%8F%AF/%E6%AF%94%E6%97%A5%E6%9C%AC%E8%BF%98%E6%97%A9%E7%9A%84%E4%B8%AD%E5%9B%BD%E5%A4%A7%E5%B1%A0%E6%9D%80/119137191508468

June 22, 2011 at 10:15pm

 

扬 州十曰、嘉定三屠、苏州之屠、南昌之屠、赣州之屠、江阴之屠、昆山之屠、嘉兴之屠、海宁之屠、济南之屠、金华之屠、厦门之屠、潮州之屠，沅江之屠、舟山 之屠、湘潭之屠、南雄之屠、泾县之屠、大同之屠、汾州、太谷、泌州、泽州等。这些惨绝人寰的屠杀，模式基本一致：根据清军头子发布的屠城令，实施的残忍的 集体杀戮，和无耻的集体强奸。而屠杀后，不仅人头被堆积成“京观”，甚至还将女性的敏感部位割下，作为论功行赏的凭据！“取阴肉或割乳头，验功之所，积成 丘阜”。

荷兰使臣约翰·纽霍夫(JohnNieuhoff)在其《在联合省的东印度公司出师中国鞑靼大汗皇帝朝廷》一书 中亦记述到:“鞑靼全军入城之后，全城顿时 是一片凄惨景象，每个士兵开始破坏，抢走—切可以到手的东西;妇女、儿童和老人哭声震天;从11月26曰到12月15曰，各处街道所听到的，全是拷打、杀 戮反叛蛮子的声音;全城到处是哀号、屠杀、劫掠”。

南雄大屠杀，“家家燕子巢空林，伏尸如山莽充斥。....死者无头生被掳，有头还与无头伍。血泚焦土掩红颜，孤孩尚探娘怀乳。（清军文书陈殿桂，《雄州店家歌》）

广 州大屠杀，“甲申更姓,七年讨殛。何辜生民,再遭六极。血溅天街,蝼蚁聚食。饥鸟啄肠,飞上城北。北风牛溲,堆积髑髅。或如宝塔,或如山邱。五行共尽, 无智无愚,无贵无贱,同为一区。”（《祭共冢文》王鸣雷）亲眼目睹了这次屠杀的王鸣雷，描绘人头堆积的像山丘和宝塔一样高！广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广州 市志--宗教志》记载：“清顺治七年(1650)，清军攻广州，屠戮甚惨，死难70万人。居民几无噍类……累骸烬成阜，行人于二三里外望如积雪。在东郊乌 龙冈，真修和尚雇人收拾尸骸，‘聚而殓之，埋其余烬’，合葬立碑。”西方人魏斐德写道：“尸体在东门外焚烧了好几天。.....直至19世纪，仍可看见一 座积结成块的骨灰堆。”。


嘉定大屠杀，嘉定三屠杀了50多万。“市民之中，悬梁者，投井者，投河者，血 面者，断肢者，被砍未死手足犹动者，骨肉狼籍”。清兵“悉从屋上奔驰，通行无 阻。城内难民因街上砖石阻塞，不得逃生，皆纷纷投河死，水为之不流”。“兵丁每遇一人，辄呼蛮子献宝，其入悉取腰缠奉之，意满方释。遇他兵，勒取如前。所 献不多，辄砍三刀。至物尽则杀”。（《嘉定乙酉纪事》）清军围困嘉定城时，在城外，“选美妇室女数十人，……悉去衣裙，淫蛊毒虐”。嘉定沦陷后，清军抢掠 “大家闺彦及民间妇女有美色者生虏，白昼于街坊当众奸淫；……有不从者，用长钉钉其两手于板，仍逼淫之”。“妇女不胜其嬲，毙者七人。”（《嘉定屠城纪 略》）

潮州大屠杀，“纵兵屠掠，遗骸十余万”，揭阳县观音堂海德和尚等收尸聚焚于西湖山，将骨灰葬在西湖南岩。福建同安县屠城死难5万余人，梵天寺主持释无疑收尸合葬于寺东北一里之地，建亭“无祠亭”，墓碑上则刻“万善同归所”。

常熟大屠杀，“通衢小巷，桥畔河干，败屋眢井，皆积尸累累，通记不下五千余人，而男女之被掳去者不计焉。”“沿塘树木，人头悬累累，皆全发乡民也。”（《海角遗编》）

扬 州大屠杀，除了著名的《扬州十曰记》外，还有《扬州城守纪略》（“初，高杰兵之至扬也，士民皆迁湖潴以避之；多为偎Γ信e室沦丧者。及北警戒严，郊 外人谓城可恃，皆相扶携入城；不得入者，稽首长号，哀声震地。公辄令开城纳之。至是城破，豫王下令屠之，凡七曰乃止。”“亟收公（史可法）遗骸，而天暑众 屍皆蒸变，不能辨识，得威哭而去”）、《明季南略》（“廿五曰丁丑，可法开门出战，清兵破城入，屠杀甚惨”）等资料。扬州城破，扬州顿成地狱，死者达80 余万。比地狱更难忘是人民引颈受戮的场面。史载：只要遇见一个满族士兵，“南人不论多寡，皆垂首匍伏，引颈受刀，无一敢逃者。”一个清兵，遇见近五十名青 壮男子，清兵横刀一呼：“蛮子来!蛮子来!”这些人皆战战兢兢，无一敢动。这个清兵押着这些人(无捆绑)去杀人场，无一人敢反抗，甚至没一人敢跑。到刑场 后，清兵喝令：“跪!”呼啦啦全部跪倒，任其屠杀。


昆山大屠杀，“总计城中人被屠戮者十之四，沉河堕井 投缳者十之二，被俘者十之二，以逸者十之一，藏匿幸免者十之一。”（《昆新两县续修合志》卷五一兵 纪），“杀戮一空，其逃出城门践溺死者，妇女、婴孩无算。昆山顶上僧寮中，匿妇女千人，小儿一声，搜戮殆尽，血流奔泻，如涧水暴下”！（《研堂见闻杂记 罚》）

还有著名的《江阴城守纪》：“满城杀尽，然後封刀。……城中所存无几，躲在寺观塔上隐僻处及僧印白等，共计大小五十三人。是役也，守 城八十一曰，城内死者 九万七千馀人，城外死者七万五千馀人。”　清兵在江阴的观音寺“掠妇女淫污地上，僧恶其秽，密于后屋放火。兵大怒，大杀百余人，僧尽死。”（《明季北略》 卷11）

在南昌，八旗军把掠来的妇女分给各营，昼夜不停的轮奸（“各旗分取之，同营者迭嬲无昼夜”）。这些女性“除所杀及道死、水死、自 经死，而在营者亦十余万， 自愿在营而死者，亦十有七八。而先至之兵已各私载卤获连轲而下，所掠男女一并斤卖。其初有不愿死者，望城破或胜，庶几生还；至始知见掠转卖，长与乡里辞 也，莫不悲号动天，奋身决赴。浮尸蔽江，天为厉霾。”（徐世溥《江变纪略》）此书是满清查禁的重点，在乾隆44年被明令销毁，靠着手抄本流传下来。

虽然经过了满清“文字狱”的摧残，但这些暴行依然留下了大量的真实记录：广州大屠杀有西方传教士目击纪录，大同大屠杀，甚至在第一历史档案馆都可以找到资料。

各地为剃发的屠杀：“去秋新令：不剃发者以违制论斩。令发后，吏诇不剃发者至军门，朝至朝斩，夕至夕斩。”（《陈确集》卷三十）

顺治二年7月30曰，清军至沙镇，“见者即逼索金银，索金讫，即挥刀下斩，女人或拥之行淫，讫，即掳之入舟。”“遇男女，则牵颈而发其地中之藏，少或支吾，即剖腹刳肠。”（《研堂见闻杂录》）

顺治二年，清军实施扬州大屠杀后，至无锡时，“舟中俱有妇人，自扬州掠来者，装饰俱罗绮珠翠，粉白黛绿。”（《明季南略》卷4）

顺治元年（1644）4月，清兵到达盩厔县境内，生员孙文光的妻子费氏被掠去，“计无可托，因绐之曰：‘我有金帛藏眢井中，幸取从之。’兵喜，与俱至井旁，氏探身窥井，即倒股而下。兵恨无金又兼失妇，遂连下巨石击之而去。”（民国《盩厔县志》卷6）

清兴安总兵抢夺妇女达100多人，“淫欲无厌”。制作长押床，裸姬妾数十人于床，“次第就押床淫之。复植木桩于地，锐其表，将众姬一一签木桩上，刀剜其阴，以线贯之为玩弄，抛其尸于江上。”（《平寇志》卷12）

顺治二年（1645）江阴城陷时，有母子3人，“一母一子，一女十四岁。兵淫其女，哀号不忍闻”，后兵杀其子，释母，“抱女马上去”。又有一兵“挟一妇人走，后随两小儿，大可八岁，小可六岁”，兵杀二子，抱其母走。（《明季南略》卷4）

顺治二年（1645）5月9曰，南京失陷时，当涂孙陶氏被清兵所掠，“缚其手，介刃于两指之间，曰：从我则完，不从则裂。陶曰：义不以身辱，速尽为惠。兵稍创其指，血流竟手。曰：从乎？曰：不从。卒怒，裂其手而下，且剜其胸，寸磔死。”（《明史》卷303）

昆山县庠生胡泓时遇害，其妻陆氏21岁抱着三岁的儿子，欲跳井，被一清兵所执。“氏徒跣被发，解佩刀自破其面，……氏骂不绝口，至维亭挥刀剖腹而死。”（光绪六年《昆新两县续修合志》卷36）

明朝都督章钦臣的妻子金氏,一个弱女子，不肯屈服于淫威，被用1000刀刮死。此事，系清代著名学者全祖望，冒着杀头危险记载下来的。

在 四川，清军于1647年公开发布告示，宣称：全城尽屠，或屠男而留女。把四川人杀光了以后，就把罪恶全部推给也杀了一点人的张献忠，还编造出张献忠杀人 6个亿的历史第一大谎言！在整个中国，“县无完村，村无完家，家无完人，人无完妇”。敢反抗的忠勇之士几被杀尽，留下的大抵是一些顺服的奴才。此外，满清 又杀苗民一百万，杀回民数百万，把漠北蒙古的准葛尔部落杀到最后一个幼童！在世界历史上都是罕见的残忍！

在满清入关后，中国人口损失的总数，很可能是一个大大超过5000万的惊人的天文数字！！人口减员超过1亿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

当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的时候，孙中山先生提出"驱除鞑虏"的口号，北京以及分散在全国各地的满族旗人并没有因此逃回老家去，而是纷纷改成汉姓，使用汉文汉语，就地包装成汉族。

我们应该还历史一个真实，历史就是历史！无论从什么角度来衡量，只要有起码的人类良知，就不应再为世界历史上最残暴的屠夫们歌功颂德。以世界人民的空前劫难、我们祖先的滚滚人头，来彰显它们的“旷世武功”，赞美它们登峰造极的杀人本事。

與你攸關佔立會 好話說完露白皮

2014年6月16日

練乙錚 氣短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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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社會這一陣子感受雙重壓力，內有梁政府要強行通過東北發展方案搞港陸融合，外有北京出白皮書泰山壓頂。徬徨與苦悶之中，港人不能停止思考。東北的事，與我何干？白皮書真有僭建？或許，江澤民當年辱罵港記的那句話，真是說到點子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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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財委會的政治任務

「佔 領立會」的狂飆，由台灣經澳門終於打到香港；面對「保衛東北」的社運人士和苦主，本是常開之門，竟是弱不禁風，馬上關之大吉。結果，在維權者與維穩者之 間，出現暴力，前者暴以毀物，如門窗等；後者暴以損人，以致除了有群眾受催淚彈煙霧襲擊，還有坐地示威者遭抬走之時被警員粗暴對待、手部拉至脫臼，而在旁 邊進行正常合法採訪的一些記者，亦一度不由分說獲警方同等對待，遭暴力抬離。立會場地出現不文之舉，筆者感到遺憾，但警隊動武過當不成比例彰彰甚明；現在 既有聲稱受暴者投訴，監警會應該積極介入調查（大家可乘機觀察新任監警會主席的那位老牌卸任政協委員能否秉公辦事不偏不倚）。

新界東北「出 事」至今4年，政府一直漠視民意，更於梁特上台之後不久，堅持把東北視為必不可少的地產項目，到了今天更是勢在必行，只等立會財委會撥款，即可上馬。本屆 財委會主席吳亮星乃中資紅人兼特區當權派重要成員，而財委會含所有立會議員，故泛民在其中是少數派，就算能團結一致反對撥款，也不可能阻止議案通過。於此 最後關頭，東北居民苦主和社運人士認為立會已經失效，斷然決定「佔領」。

立會失效，不自今日始。《基本法》之下，其產生辦法至今包含大量反 民主成分；泛民支持者佔人口的六成，在立會的席位卻經常少於一半，早已不是「平坦的賽場」，所以通過的法案只反映當權派利益，乃十分平常。這次佔領立會並 出現暴力，顯示的則是另一個問題：梁特上任以來，所作所為無一不強烈激化香港社會長期以來的根本矛盾，即港人與中共的政治矛盾，原先制度設計所能容之於內 的社會張力因此不斷加強，突破了極限，溢出體制之外，形成暴力。始作俑者，其無後乎！

然而，「保衛東北」這個口號本身，顯然未在市民當中出 現廣泛迴響，與「反國教」運動那種聲勢浩大一呼萬應，實在不可同日而語。原因很簡單：在一般市民心目中，「東北」偏遠、人口稀少，發不發展與大多數人無直 接關係，不若「反國教」那樣牽涉千千萬萬家庭的切身利益。但是，事情未必如一般人想像那麼簡單，大家容易忽略的，就是「發展東北」背後的巨大而隱晦的政治 含義。話也得從今天在位的這位特首開始。

此特非同彼特，梁特有高度黨性，因此大家很快已經看出，他在他的位置上的每一個動作或不動作，背後 都飽含政治目的，而其任內的最高政治目的則是「港陸融合」；這個融合，無論是「先經濟、後政治」還是「寓政治於經濟」，最終都是政治融合，亦即「一國」全 方位取消「兩制」。「發展東北」，第一階段目的就是推動東北生活空間的高密度港陸融合；當然還有第二、第三……等階段。這點已有論者提出過，但未受普遍重 視，因為過去提得都比較零星，例外的是6月7日社運左翼大將朱凱迪的一篇文章「保育新界鄉郊與香港民主運動」

【註一】。

朱文從英殖初期、中 共建國、中英談判這幾個時期的新界戰略地位的演變，論述了「新界鄉郊是作為維持香港自治的戰略地帶，被港英政府刻意保存下來的」；文章跟着進一步揭示80 年代以降、特別是1997年之後，北京如何逐步把新界的存在狀態和意義徹底改變，為最終的港陸融合做大量的準備功夫。這篇文章十分值得推介，在香港發表的 當日，台灣的社運網絡便轉載了。

由於市民多未留意「保衛東北」的重大政治涵義，加上立法會內的和外的泛民都不團結，梁特渴求的「發展」撥款 因此必定通過無疑。該處地產項目落成之後，大家當會發現，無論是公屋還是私樓，在市場自然因應和政策適當引導之下，入住者大部分將是所謂的「新香港人」； 兩極的人與地融合於是有了緩衝，最終的政治融合便更容易實現。所需「發展」成本，當然是由不帶「新」字的香港人負擔了。行政主導之下，保證所需「發展」資 金一步到位，就是本屆立會財委會主席的政治任務。

（二）白皮書說明的是中共本質

北京出了一本白皮書，鬧得香港滿城風雨。白皮書的批評者當中，有所謂「僭建論」，認為《基本法》裏明明沒有的，白皮書卻生安白造了一些「好東西」塞進去，例如：
「『兩制』是指在『一國』之內，並非等量齊觀。」（不是平排的嗎？河水井水，不是各有各、同檔次的嗎？）

「香港特別行政區法院在審理案件時可對基本法中香港特別行政區自治範圍內的條款自行解釋，也可對其他條款解釋。這種解釋權來源於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授權。」（不是法律條文說了就說了的嗎？還要人大常委的不斷授權嗎？難道人大常委可以像拔插蘇讓你停電那樣停止授權嗎？）

「（行政長官是）特別行政區和特別行政區政府的『雙首長』」（特首除了直接領導政府，還直接領導整個行政區包括每一個市民嗎？特首原來是『特雙首』嗎？）

「高度自治權的限度在於中央授予多少權力，香港特別行政區就享有多少權力，不存在『剩餘權力』。」（原來的《基本法》有提過「剩餘權力」這個概念嗎？）……等等。

因此而認為白皮書的要害是在《基本法》之上進行「僭建」的，可說是目前批評者當中的主流。

另 一方面，特府內外的當權派如林鄭月娥、梁愛詩等，則極力否定「僭建」論，認為書中所提出的各種似乎新鮮的講法，其實都不是新的，早已包含在《基本法》或相 關的正式文件裏，只不過「香港社會還有一些人沒有完全適應這一重大歷史轉折，特別是對『一國兩制』方針政策和基本法有模糊認識和片面理解」，以致出現了 「一些在經濟社會和政制發展問題上的不正確觀點」。

平情而論，咬文嚼字引經據典的話，筆者認為當權派現時的論點的確可穩佔上風。「僭建論」 者當年乃至今天，都可說是「片面理解」了《基本法》關鍵之處，對之有「模糊認識」。不過，當權派沒說出的，就是一個重要的事實：那些「片面理解」、「模糊 認識」，都是中英談判時代共產黨統戰工作蓄意誤導的結果。證據活生生，大家看看今天中共如何對台灣天花龍鳳甜言蜜語，對比一下中共又是如何以另一幅臉孔對 待已成囊中之物的香港，就明白了。

「六屆海峽論壇」官網登出全國政協主席俞正聲昨天上午在福建出席該論壇致詞時的說話：「我們理解台灣同胞 在特殊歷史條件下形成的心態，尊重台灣同胞對現行社會制度、價值觀念和生活方式的認同，知曉一些朋友對兩岸關係發展還有這樣那樣的顧慮，但兩岸從前的時候 是一家人，現在還是一家人。兩岸關係發展如大海航行，不可能一帆風順，經歷曲折分合，產生共同又不盡相同的歷史記憶。兩岸關係向前邁進，必然會觸及到一些 深層問題，關鍵是我們都要從一家人的角度出發，多一點理解，多一點尊重，多一點體諒。……對兩岸民眾、尤其是對台灣基層民眾有利的事，大家就要多做，並且 努力做好；而對他們不利的事，大家都不要做。」【註二】

如此溫柔體貼善解人意的話兒，香港人真是在求偶的時候也未必說得出口，卻給政協這位統戰機關第一號人物說活了。然而，我們可以稍為對這位俞先生的話解構一下，便可看到香港人的「片面理解」、「模糊認識」，是如何產生的。

一、 對「對兩岸關係發展還有這樣那樣的顧慮」的人， 這位先生尊稱之為「一家人」。但大家留意到嗎？有同樣顧慮的人，在今天的香港有兩種叫法，說好聽的就是「心態上還未回歸」，說白了就是「西奴」、「港英餘 孽」、「美帝安插在香港的特務、走狗」。也就是說，回歸前有「這樣那樣的顧慮」可以，回歸之後，你就要乖乖的收起。還要注意的是，在俞先生口裏，「一家 人」的說法，是過去式、現在式，而且都是無條件的；但他很小心，沒有提到未來式的「一家人」，因為未來的確不一定是「一家人」。愛國者，未來怎麼可以和西 奴、餘孽、特務、走狗是「一家人」呢？

二、「一家人」什麼意思，要全面理解，特別是於「事後」要全面理解。也許俞先生沒有說，但任何人都應 該明白，一家之中有一家之主，也有崽子、孽子、正室、填房；有時說得好聽一點，家裏的傭人也是「一家人」。關鍵是要知尊卑主次（你以前不為意嗎？現在還對 「一家人」有「片面理解」、「模糊認識」嗎？好，就給你發一本白皮書讓你讀着開開竅）。

三、不是說要「尊重台灣同胞對現行社會制度、價值觀 念和生活方式的認同」嗎？那當然是的，毫無疑問。不過，大家沒有聽完整，因為前面還有一句，那個尊重，是「在特殊歷史條件下形成的心態」才值得尊重。回歸 之後，以前那種「特殊歷史條件」不存在了，心態就必須跟着回歸跟着變；如果死抱從前心態，食古不化揭錯皇曆，自絕於祖國、自絕於人民，那就恕不尊重了。

四、 不是說了，應該體諒兩岸人民有「不盡相同的歷史記憶」嗎？對啊，但那是還未統一之前的事情。一個統一的國家裏、單一的國體之下，學生讀同一套歷史教科書， 怎可以有兩套不同的歷史記憶呢？記憶一不可靠，二可以改造，記錯了就改。就是解放後的大陸和回歸前的香港，也有不少人記錯了歷史，例如8964的歷史，不 過，改了就好，不是問題。

大家看到了罷？這些講法都很合情合理。97前說的一套和現在說的一套，完整理解的話，完全一樣，哪裏有丁點的「僭 建」？不過，大家也同時看到了，這位俞先生說的，雖是短短幾句話，已充滿語言陷阱，甚至句句如是；這些陷阱，再加上那些甜得教一般香港人不好意思懷疑你是 裝假的話語，難道不是蓄意誤導嗎？（也許不是蓄意，而是「誠意誤導」。統戰了得的人，說那種話已經成為本性，因此是一種真情流露，無一絲虛假。）

這 位俞先生說話時的那種選辭用調，香港人記憶猶新，只是再想聽到，已經不可能。不過，白皮書是官方文件，依然帶有現階段的統戰成分，語調還絕對不是最壞那 種。中共今天是不會用白皮書的語調對西藏、新疆等地的少數民族說話的。如果想知道共產黨心裏真正對香港那些「對現行社會制度、價值觀念和生活方式有認同、 對大陸還有這樣那樣的顧慮的人」的態度，提議大家讀一讀北京《環球時報》12日的社評「香港反對派的舞台須在『一國』之下」，再對比一下俞正聲昨天對台灣 人發言的甜言蜜語，就可見一斑了【註三】。

並無「僭建」，只不過港人「always too simple, sometimes naive」。

《氣短集》之三十八

註一 見《獨立媒體》（http://www.inmediahk.net/node/1023425）

註二 見《明報》昨天報道（http://inews.mingpao.com/htm/INews/20140615/ca71204y.htm）；轉載時的標點有輕微改變。

註三 見《環球網》（http://opinion.huanqiu.com/editorial/2014-06/5017753.html）。

《信報》特約評論員

能源政策背後的政治

2014年6月16日

邵力競

環境局的《未來發電燃料組合》諮詢，意外地遭受多種本來互不相干、甚至勢不兩立的意見反對：一是港燈等電力集團，那是在商 言商；二是某些絕對反核反發展的環保團體，他們要求一切當從減少用電入手；三是「本土主義」的人士，憂慮從內地輸電將變成另一個東江水計劃，令香港在日常 生活必需品上愈加依賴大陸。這個有趣現象，說明政治上永遠沒有固定的攻守同盟，背景不同意見相左的力量隨時可以在某些議題上聯手、甚至合作。

這 裏希望粗略討論一下政府兩個方案的優劣。首先，需要搞清楚的事實是，所謂的「能源自主」，在現實中是不存在的。除非明天我們在大帽山鑽出石油，或者在西貢 對出海上興建足以供應全港的風力發電場（當然，這個已經會招徠很多保育團體反對了），或者大家返回石器時代，否則，香港的能源供應必然需要從外地輸入。在 殖民地時期，本港發電所需的煤炭與柴油，都是進口的；水供應在殖民時期曾經可以做到自給自足，所以有論者認為，東江水並非必然選擇，但是能源與水資源有本 質分別。

換句話說，所謂的「能源自主」只是針對大陸而言，也就是說，可以自主於大陸以外，但不可能自主於外來供應；不過，即使在這個層面來 說，香港的能源供應一早已經和大陸連合了。目前，中電從大亞灣核電輸入的電力，佔本港總耗電量23%，同時，中電賴以發電的天然氣供應來自海南島的崖城氣 田與西氣東輸，而港燈及煤氣公司的天然氣供應都是來自大陸（下詳）。香港的天然氣發電佔總耗電22%，因此，加起來最少有近半的電力供應是直接或間接來自 大陸。

不要變成另一個自由行

因此，如果從簡單的本土派口號去反對依賴大陸的供應是沒有意義的，因為這種供應早 已存在，我們需要進一步分析，如果採用天然氣方案，那麼，氣從何來？香港電燈與中華煤氣透過海底管道取氣的廣東大鵬液化天然氣站，大股東中海油佔三成三股 份，而港燈與煤氣的子公司分佔3%，微不足道；不過，這項目有國際資本參與，英國石油便佔了三成股權，按理是按照市場經濟原則運作的中外合資商業項目。

相 比之下，輸電方案的「對家」是南方電網，據其網站披露，是完全由國務院國資委出資的「公司」，領導層職銜雖然都叫董事，但同時是幹部，有黨組織，換言之是 一家官辦機構。與官辦機構打交道，有好處也有麻煩，好處是：中央政府出於對香港的優惠政策，可能會給予各種甜頭與照顧，令香港人在供電穩定性與價格上得到 一定保障，短視自利的港人也許會很高興，一如十年前開放自由行一樣。

麻煩是：往後的電力能源供應，不會是商業對手之間的對等談判，也不會是 目前港府以監管者角色與兩家被監管的電力公司之間的談判（或諮詢），而變成頗不對等的地方政府與中央管理的「公司」之間的協商。商業談判講求互利，以資本 主義為主導的香港社會將比較習慣，政治的東西不好處理，搞不好就會變成另一個自由行，起初的優惠反而招來反感，為雙方政府添煩添亂。

南方電 網目前供應兩廣、雲貴、海南五省的電力，用電人口超過2億，而且廣東是中國的工業大省，試想像如果將來輸電網蓋成後，南方各省在用電高峰期電力不足，怎麼 辦？當然，從全國角度看，應該先保住經濟產值最高、人口最密集的地區，香港應該先獲得保障（不知屆時還是不是人均產值最高的城市），但是那時如果港人又要 求香港優先，定會招徠內地人反感。

輸電方案誰依賴誰？

電力網絡是長線規劃，必須想到各種可能性。以上所提到的「拉閘限電」情況，過去曾經發生，在珠三角的香港廠商應該很清楚。另外，在未來十數年內，有誰保證南方電網的所有制或者股權結構不會改變？如果改以商業模式經營，香港得考慮供求雙方的相對依存度與議價能力。

政 府的諮詢文件指出，香港的未來電力需求只佔南方電網2%，因此不會對大陸的供應造成影響，但筆者認為，事情應該倒過來看，香港作為一個微不足道的客戶，為 何對方要確保你供電的數量與質量？相反，屆時香港卻有三成的電力需求要依賴南方電網，到底誰更需要對方？這就決定了彼此的相對議價能力。好比你向銀行借 錢，借得少，他是你老子，借得多，你是他老子，因為你倒閉銀行損失更慘重！目前諮詢文件只是說未來供電可靠性由「電力供應商與買家之間的商業合約和政府間 的承諾來保證」，語焉不詳。

另外，政府目前建議的方案是使用「網對網」的輸電模式，香港的分額在網絡汪洋不過是兩滴水。正如中電的回應指出，大亞灣核電的供電穩定性，是建基於專線供應（designated line）。技術上，我們似乎沒有這方面經驗。

至 於天然氣方案，2008年特區政府與中央簽署的《能源合作諒解備忘錄》提到，國家能源局同意使用已規劃的西氣東輸二線向香港供氣，亦同意內地與香港於內地 一方共同興建天然氣接收站，向香港供氣。諮詢文件提到前者已經落實，後者不清楚進度如何？香港的企業能否參與合作、投資、管理？這些都可以考慮。

天然氣方案應選活網絡

不過，無論哪一種方法，選擇天然氣方案都不代表香港能脫離與內地的合作。

要說兩個方案的最大不同，那是：

一、 天然氣方案只是燃料上依賴進口，發電過程仍然是本港範圍內的事；輸電方案則是由燃料到發電到輸電都是境外進行，很明顯對外依存度更大，特區政府可以控制的 範圍更少，如有麻煩，便需要直接向中央「求救」，而不是透過特區內部的行政或立法手段，或者商業機構的努力所能解決。以香港的發展水平，實在不應讓自身成 為或被看成為內地的負擔。

二、輸電網絡一旦建成，香港能連接的電網只是南方電網，這是只有一個賣家的市場。液化天然氣雖然目前價格昂貴，但 是氣站是面向整個世界，理論上可以與國際市場上任何一個賣家交易。一個是釘死在陸地上的固定網絡，另一個是面向海洋、走向世界的活網絡。歷史上，香港的成 功從來都是依賴海洋。

筆者認為，發電燃料選擇影響深遠，需要仔細考量，從理性角度及戰略層面思考，避免陷入非黑即白的二元判斷，以及偏袒個別利益（不論是個別團體的政治主張或個別財團的商業利益），選擇對香港長遠發展最有利的方案。

領匯殺雞取卵不務正業

2014年6月13日

鄭經翰 大班人語

領匯上月出售旗下的四個商場，分別為藍田興田商場、葵涌葵興商場、筲箕灣東熹苑商舖和香港仔華貴商場，合共套現十二億四千 萬元。事件引起公眾關注，因為有關商場出售後，變成私人物業，勢必加租，甚至可能改變用途，影響所屬公共屋邨居民的生活情況，涉嫌違反相關法例和政府租 契，更明顯與2005年7月終審法院就領匯上市的判決大相逕庭，即房委會分拆出售零售和停車場設施的計劃，必須符合《房屋條例》第4（1）條所訂明須要確 保為居民提供房屋和提供（房委會）認為適合附屬於房屋的康樂設施的規定。

當日全力支持領匯上市的立法會議員，不管是建制派抑或泛民，如今卻惺惺作態，賊過興兵，大肆抨擊有關做法，並要求政府出資回購領匯；結果當然只是有姿勢、冇實際的作秀，特區政府表明全無計劃回購領匯後，他們便全都乖乖收聲，彷彿什麼也沒有發生過一樣。

當 年領匯上市，我一士諤諤，大力反對，遭受全港輿論及政黨政客瘋狂攻訐，甚至在元旦大搞遊行，暴力威嚇我收聲。我甘冒天下之大不韙，全因為我看到出售房委會 名下商場和停車場，除了官商勾結向財團輸送利益外，勢必為香港的長遠房屋政策帶來深遠影響，涉及社會整體利益，不得不挺身而出，力挽狂瀾。

當年我反對領匯上市的理由和預言，包括賤賣公共資產、破壞原來小商戶的經營生態、影響居民生活，以及上市後的領匯定必唯利是圖，遲早會拆骨出售資產等，如今都先後一一應驗，而社會整體已經付上沉重的代價。

2005年11月領匯上市的時候，估值只有二百二十億元，比一年前的估值三百多億元還要低，如今市值已近千億，公共財富損失合共八百多億元，足夠成立種子基金，為全民退休保障計劃奠定基礎。

領匯上市後，變成私有企業，有資本主義的私有產權為保護罩，完全有權出賣名下的物業，振振有詞，公眾根本沒它奈何。政黨政客明知無力改變現實，仍然假惺惺作態反對，目的不過是騙取民望，呃取選票而已。

領匯上市已經既成事實，動用公帑回購必須參考市價，可能還須貼現，作價肯定在千億元以上，結果只會再次向財團輸送利益。他們連分拆商場零售的工夫和時間也省回，便可一次過本利歸還，愚蠢政客為求選票，結果再做壞事，真教人哭笑不得。

繼拆骨出售商場後，領匯又不務正業，準備進軍大陸，經營商場。由於領匯作為地產信託基金，進軍內地經營商場已經獲得證監和港交所批准豁免，要阻止已經不可能。大陸商場經營絕不易為，內地商業文化有其不足為外人道的潛規則，與香港依法辦事的作業南轅北轍。

領匯作為地產信託基金，有責任向投資者提供穩定收益，出售商場屬非經常收益，買少見少，本來已不合投資者的長遠利益，違反確保穩定收益的原則，如今更貿然進軍大陸商場，面對不可知的經營手法和來自日益壯大的網購激烈競爭，實屬高風險的行徑。

倘 若在內地投資不利，影響收益，為免減少派息，領匯必會在本港經營的商場大幅加租填數。另一方面，為了增加利潤，領匯亦會繼續把偏遠地區盈利不理想的商場出 售，私人投資者購入後，加租理所當然，有關公屋居民生活必定大受影響，商戶自是叫苦連天。原因很簡單，新買家高價購入車位後，會大幅加租及取消給予原邨福 利志願機構及傷殘人士的福利；原來租戶用戶被迫高價買車位，以避免加價或被財團壟斷，結果在原邨再租不到車位。

另一方面，老人家在所住屋邨 買不到他們的生活必需品，要乘車往他區購買價格相宜物品，傷殘長者行動不便更加孤苦無依。因此，社署必須加強服務，為基層市民解困。與此同時，領匯亦會把 人流暢旺的商場進一步高檔裝修，重新加租，以便趕走平租戶，引入可支付更高昂租金的連鎖企業，結果中小商戶更難經營。

作為投資對象，領匯其實已今非昔比。一來它的潛在價值目前股價已經充分反映；二來不斷拆骨出售資產，穩定租金收入持續下降，有殺雞取卵之嫌；三來進軍大陸商場，風險難以估計，穩定收益隨時會被投資失誤損失對沖，地產信託基金已經變質，難以長期確保穩定回報。

最重要的是，領匯已是徹頭徹尾的商業機構，政府奉行自由經濟原則，難以干預，可以為所欲為。對於政黨政客，我們亦不能寄予厚望，惟有自求多福。

舉目都是憂患 四顧都是敵人

2014年5月29日

練乙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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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上台以來，大陸政權面對的內外形勢持續不妙，無法有效駕馭之餘，態度和政策都轉趨強硬，不再來「軟實力」那 一套。如此架勢，有些人認為是大國崛起之後必然的實力展現，有助威懾周邊強梁和鎮壓內部歹勢，不過，筆者認為這是錯誤看法。領導層杯弓蛇影，心態和姿態愈 來愈像憤青，絕對不是大國風範，而是反映一種深層虛怯。大凡帝國實力增長無以為繼而成強弩之末，三組現象便相繼而起：周邊地帶逆反事故頻出、地方吏治鬆弛 「刁民」無所懼、中央權力遭遇挑戰爭持不下山頭處處。

目下大陸的局勢，正朝此場景衍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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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是一個古老帝國，地緣特 點和帝俄多所相似，周邊領土都是霸回來的，邊民原來都不是本體漢民族，後經中原政府大力推動邊疆殖民，才出現漢夷雜處的局面，有些地方，漢族人口更超越了 當地的原住民。治理模式方面，則不斷沿革，一般來說經歷了三個階段，即最初的「羈縻政策」、及後的「土司制」，以及最終的「改土歸流」；總趨勢是從鬆散的 地方中央關係變為中央的直接管治。在中華帝國史上，莫說「一國兩制」，便是「一國多制」，也是古已有之，並不是什麼鄧小平的新發明。

邊民逆反事故頻仍

「羈縻」的意思是什麼？按《說文解字》，「羈」，馬絡頭也；「縻」，牛轡也。也就是說，邊民是牛馬，得用韁繩拴起，以束縛、牽制。

具 體而言，「羈縻政策」就是對待邊民及其政權像牛馬收之以韁繩，使之不致遠離中心；實行「羈縻」之先決條件是中心有實力有資源，邊民不服之時可出兵滅之，馴 服的，就可以對之「讓利」。不過，攻滅邊民容易，管治之則艱難，所以，「羈縻」基本上是一種鬆散的以夷制夷，即《禮記．王制篇》中所謂的「修其教，不易其 俗；齊其政，不易其宜。」【註1】因此，在羈縻統治之下，其地方首領都是原來的部族族長之類。這種政策，始於周秦，盛於唐、崩於宋而終於元。

元 朝改革了「羈縻政策」，推行「土司制」。「土司」依然是原來的邊民自身的族長、首領，而且保留了世襲制度，但是元朝把他們納入了中原政權的編制之下，制度 化了，而且在小土司之上還有大土司，後來土司系統之上還有直屬中央的「指揮使司」監察，形成層層管控的局面。不過，這個土司制度實行不久，元朝便滅亡了。 明、清兩朝，有所謂「改土歸流」，「土司」被中央直接指派到地方任職的非世襲官員取代；後者就是所謂的「流官」。到了這個階段，中原政權霸回來的邊陲地 區，便正式成為帝國的一部分（如果把這個過程生硬一點套用在香港，我們大致可以說，97之後的幾年，香港實行的是「高度自治的土司制」，而梁特上台，就是 「改土歸流」的開始。幾時曾鈺成或西環人員「坐正」了，便是正式轉向「一國一制、流官治港」）。

然而，這種歷史上管治方式的轉變，並不反映 邊民心態的歸順與否。就拿最近動盪不已的西域/新疆的那兩千多年來的過程看，邊民的精神心理狀態，幾乎一點也沒有改變：中原管治能力高強之際便臣服，偶一 鞭長莫及便作反。新疆如是，西藏如是；其他「邊民」，包括台灣的、香港的、澳門的，亦與有同焉！

當然，台、港、澳和新疆西藏有一點不同，即人種主要份屬漢族，所以換一個角度來看，有可能把事態看得更為清晰，其中尤以澳門為然。


吏治廢弛「刁民」無所懼

澳 門早已是中共的「解放區」，崔特徒具「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之虛名而貌似「土司」，實際上不過是中央指派（欽點）的地方官而已。但幾年來，中央對澳門的管 控已經顯得力不從心，有高官貪腐，還有首長最近竟推出驚世駭俗的「離補」法案，特權之濫設，甚至超越了大陸共產黨表面上不能容許的。崔特能夠推出這個「離 譜」法案放到澳門立法會表決，當然是已經得到澳門中聯辦的首肯。今之中聯辦，相當元、明兩代的「指揮使司」；看來，習近平在中央日理萬機忙於權鬥之際，澳 門中聯辦這個負責檢察澳門「土司」的「指揮使司」，早已經和那裏的「土司」連成一氣自把自為，讓後者推出令中央也嚇一跳的特權法案【註2】。如果我們把這 回事理解為地方吏治廢弛的話，那麼，澳門25日兩萬人上街、27日七千人圍立法會喊「撤！」，不就是連一向馴服的澳門也出現大批大批無所懼的「刁民」了 麼？

然而，我們知道，在大陸共產黨直接管治裏十多年來的地方，現時每年都有十幾萬次「群體性事件」發生，而且次數愈來愈多，參與人數動輒過千；燒車、追打公安等行為，已經成為事件中的例牌動作。這些現象，在在反映大陸「地方吏治廢弛、『刁民』無所懼」的普遍存在。

中央權鬥山頭處處

筆 者一直以為「江派勢力死而不僵處處阻撓本朝習氏施政」乃是一眾法輪功媒體長期以來的獨唱榜首曲目，不意昨天（28日）看到本地傳統左派最為德高望重的吳康 老發表於《明報》題為「必須清除內憂 方能面對外患」的雄文，方知法輪功的那一系列有關江澤民的標準說法，同時也是傳統左派陣營裏的共識！吳氏的文章，明指江氏戀棧，人走十多年而茶不涼，「影 響力仍在」。是什麼性質的影響力呢？文章的話鋒一轉，說習近平的打虎大業打到一隻「常委級」的大老虎之時便戛然而止，阻力顯然「來自大老虎的保護傘。這些 『大老虎』能升上最高的位置，肯定背後有重要的人脈關係。如果沒有大人物出面叫停，習近平的『蓋世功業』，能就此罷手嗎？」【註3】吳文跟着說：「正是習 近平有這個『內憂』，因而『外患』，特別是對美的政策，便沒有那麼着力。」筆者因此推斷，吳文標題說的必須清除的「內憂」，指的原來就是江澤民及其一夥。

這 就引出很有趣的兩點。其一是，十多年前江氏在位之際，左派無人敢對他不尊，任憑江氏這位神人如何在國際上當小丑丟中國人的臉，左派都是畢恭畢敬；但現在是 習氏當政，江澤民馬上就成為必須盡快清除的對象，真是令人意想不到。其二是，江派在中央有勢力，在香港也不是沒有深厚人脈，例如梁特的一位不久前還任職華 潤高層的支持者宋某，便是江派人物。如此，吳氏的文章，不僅證實了中央有爭持不下的兩個板塊，還同時證明了這兩個板塊的鬥爭，已由中央一直伸延到地方、香 港。回想習氏上台之初，透過其支持者提出「憲政夢」，卻旋即被中宣部的「中國夢」取代了，後者無疑是一服特濃的興奮劑，搞得海內外的極左愛國派人人鬧夢 遺，現在才知道原來不過是中央兩個板塊鬥爭裏的一方發出的「暗器」。

帝國實力日中則仄難以為繼，於是荒服之處邊民謀反，地方亂而「刁民」作，中央權鬥驚心動魄致令政出多門。此三組現象勃興，乃帝國衰落的端倪。物先腐而後蟲生，帝國有內患，接踵而來的，必然是外敵窺園。


態度愈硬、朋友愈少

大 家數數看：大陸周邊的政府、國家，有哪一個是和北京真正友好的？北朝鮮、日本、越南、緬甸、印度、中亞諸回教國、俄羅斯，對着中國都不懷好意，其中尤以口 蜜腹劍的俄羅斯最令北京頭痛。普京本月到大陸，竟然點名要見習的勁敵江澤民。何解？老江當年與俄國談領土劃界，盡予俄人方便，大筆一揮，中國數以十萬平方 公里計算面積的土地，便依平等條約方式，永遠渡讓給現代帝俄。類似這樣的大禮，竟成為中俄經濟合作的啟動力量。然普京好見不見，卻要見江澤民，明顯是因為 要給習、李一個溫馨提示：「要與俄羅斯修好，必須給甜頭，比照十多年前給大量邊界土地予俄羅斯的江澤民；否則的話，俄羅斯可培植江派在國際國內的實力，便 有你習近平頭痛。」

周邊國家之外，還有美國、新加坡、馬來西亞、婆羅乃、印尼、澳洲等好幾個軍事大國，都是對着中國滿肚密圈而別有圖謀的國家。

文 革時期，中共大唱特唱的一首紅歌，歌目是《我們的朋友遍天下》，但數來數去，還只有一個小小的阿爾巴尼亞。幾年前，北京還有為數不少的國際朋友，但今天， 周邊又呈現一個包圍圈，可靠的朋友卻沒多少個。此時在外交方面拋棄軟實力硬來，也許可以取悅於國內外的強國憤青之流的民族主義狂熱份子，長遠來說卻不利發 展。帝國衰落，是否已成定局？

【註1】參考海南出版社出版姚中秋《國史綱目》第二部分<齊其禮，不易其俗>章。

【註2】官方《新華網》26日轉發了《南方都市報》對澳門特府推出的「離補」法案十分不滿
的文章，見http://news.xinhuanet.com/gangao/2014-05/26/c_126546180.htm

【註3】吳康民文章見http://news.mingpao.com/20140528/fab1.htm

作者為《信報》特約評論員

星洲人眼下的中國 天朝思維惹鄰邦猜疑

2014年5月24日

鄺健銘 信觀正反合

近年中國一直對外宣揚「和平崛起」的概念，藉以減低各國的戒心。但最近在新加坡的不同場合中，都發現外界對中國的經濟崛起仍然存有疑慮。對於美國學者Ross Terrill在其著作The New Chinese Empire：And What It Means For The United States中所描繪的「北京至今仍然沒有放棄『我尊他卑』的文化」，以及「新中帝」的中國形象，其實也不乏支持者。

新加坡對「中尊坡卑」的不滿

今 年年初，在亞太經貿組織（APEC）的智庫組織太平洋經濟合作理事會（PECC）所舉辦的一個會議中，一位新加坡外交官員應邀就國際形勢的看法發表演說。 當中他提到新加坡作為小國，需要依靠美國在亞洲區內的角色與影響力，來平衡中國勢力、維護自身利益。場內有中國代表對這「平衡論」感到不是味兒，在問答環 節中反駁：中國有「自古以來」和平崛起的歷史，因此新加坡所謂的平衡外交政策是頗為不必要的。

新加坡外交官員則這樣回答：「我先不說新疆或西藏的人民會不會同意這種『和平崛起』歷史觀點，就只說在星馬的華人，為什麼在好一段時間之中這些大都是來自廣東與福建的人有着唐人的稱號？」歷史學家王賡武在2012年一篇探究「中國性」的期刊論文Thoughts on Four Subversive Words，曾指出旁人眼中的「中國」，唐人稱之為「唐山」；直到唐朝南方被兼併後，他們始有屬於中國一部分的意識。而強調漢人身份，是去到清朝年間強調滿漢、華夷之分的事。

此 外，專研華語語系（Sinophone）的漢學家史書美（Shu-mei Shih）本月在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演講時，提到中國殖民邊陲地區如新彊、西藏，即有中國大陸聽眾對此說法表示質疑不太恰當，認為中國內部不同民族皆自願 與主動漢化，變成多元一體的文化格局。史書美當時的回應是：什麼叫做「漢化」，或誰決定怎樣「漢化」，背後不無政治操作的身影，就如何謂「正統語言」的背 後同樣涉及權力操作。史書美更提到她最近曾到越南考察，讀到官方所訂的越南歷史時，發現當中有近千年都是關於越南人抵抗「中國殖民」的歷史。記得早前筆者 到河內旅行，在還劍湖旁就有一個高大的越南皇帝像，當年就是他帶領越南人戰勝入侵的中國軍隊。

事實上，已有新加坡學者留意到中國「和平崛起 論」背後的虛構成分，如莊嘉穎（Chong Jia Ian）現就中國崛起之影響作研究，針對分析對歷史敏感度不足、對現在流行的「中國和平崛起史」論述缺乏批判性、不曾留意論述當中與史實不符部分等問題的 影響，而產生對現況的認知偏差。史書美在講座之前發送給出席者的兩篇論文，其中的一篇《華語語系的概念》，指出一般人只相信「近代中國淪為受害者」的民族 主義史觀論述，而漠視清朝乃是18世紀對亞洲內陸大片土地進行殖民侵略與統治的帝國，其中殖民手法包括「軍事鎮壓、經濟統治、宗教同化」等。

中國人海外表現損形象

除 外交戰略、學術研究範疇外，中國崛起的海外形象在平民生活層面的表現也不盡如人意。一般新加坡人對中國大陸人的印象，或所謂「標籤」，其實與港人相差無 幾。新加坡本地人同樣擔心近年愈來愈多中國移民湧入，本土文化會被邊緣化；2011年8月，有關中國新移民因為無法忍受咖喱味而投訴印裔鄰居的報道，使本 地人對他們不願入鄉隨俗、難以相處的印象加深。事後，有新加坡人發起全國「煮咖喱」、保衛「國菜」的活動，超過4萬人響應號召。

2012年 5月，中國年輕富商駕駛法拉利豪華跑車，超速闖紅燈，撞死新加坡的士司機與日本乘客，就曾引發軒然大波。「中國司機」不守規則、罔顧人命，半年內釀成三宗 致命車禍的行為，更令新加坡民眾怒氣沖天。另外，有中國留學生網上留言「新加坡狗比人多」、中國網民稱呼新加坡為「坡縣」，令新加坡人愈加對中國大陸人感 到不滿。

和香港一樣，新加坡網上媒體會不時講中國人在新加坡隨地便溺、製造地溝油等行徑。《海峽時報》曾報道今年5月杭州的中國遊客因看不 到螢火蟲而毀壞景區辦公室，將他們稱為暴民（mob）。在東南亞其他地方，中國大陸人的負面形象似乎也在不斷確立、鞏固──泰國清邁人開始不滿中國旅客的 行徑：有次到馬來西亞吉隆坡旅行，與新相識的馬來西亞華人聊天，他們也提到中國人的負面印象。

愛國主義 維護中越政府統治

越 南排華之後，德國《法蘭克福彙報》在政治版發表題為《致命的愛國主義》（Patriotismus mit Todesfolge）的文章，指「為了維護執政的合法性，越南共產黨幾年來一直支持民族主義情緒，把自己的國家描述為中國的犧牲品」。如果有讀學者汪錚 所著、講述中國後八九愛國教育的Never Forget National Humiliation：Historical Memory in Chinese Politics and Foreign Relations，就會發現中共早已在使用相類手法進行統治：國家會專注以「勿忘國恥」來引發民間的民族情意結、團結國家、維護政權。經刻意安排下，「愛國情」被構建在中國國民對日本、「西方勢力」的敵意之上。越南排華事件，也許更能顯示中國崛起的虛與實。

鄺健銘

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研究助理

越南反華 : 「超級聯繫人」 香港與南洋華人的故事

2014年5月24日

凌劍豪 環地視野

上星期越南爆發大規模反華示威，多間華資、港資及台資工廠受到襲擊並有華人傷亡，事件起因雖與中國在有爭議海域的鑽油工程 有關，但冰封三尺非一日之寒，東南亞國家也有其排華的歷史，本周我們將以越南排華為引子，向讀者剖析排華問題的成因，以及香港如何審視自身與東南亞的連 結。

筆者年前到馬來西亞的沙巴旅行，當地的導遊是說廣東話的；在城中心的第一站，是一間名為「旺角茶室」的茶餐廳。若不是曾經乘坐過飛機，可能以為自己仍身在香港─一個六七十年代的香港。根據內地媒體的數字，現時東南亞聚居的華人多達3000萬，佔全球海外華人比例約8成。

事實上，自漢朝以來，沿海華人已開始放洋工作，直到唐宋經濟重心南移，令中國成為當時農產品及工藝品出口的國家。而唐代國力之盛，除了令世界不同的華人均被冠以「唐人」的稱號外，其建立的朝貢制度更將中國及東亞國家聯繫起來，成為一個龐大的政治、經濟、文化圈。

學 者濱下武志曾提出，早在歐洲列強以「自由港」、「條約」等西方概念應用在亞洲之前，港口貿易已透過公行制度確立︰廣州的本港行及福潮行一方面從東南亞地區 獲得產物專營權後，將東南亞的物資運到華南、華中甚至日本等地區交易；另一方面，這些商行亦擔任貨幣滙款的角色，將東南亞華僑的滙款帶回中國，以填補兩地 間的貿易差額。

1842年，清政府與英國簽訂《南京條約》，將香港島割讓予英國，是為西方社會以國際條約（儘管是不平等條約）在中國建立的第一個自由港。其後的《虎門條約》亦定下清朝船隻與香港貿易關係，正式將香港從海洋管理上與清政府割裂，並納入西方社會的管理體系。

由於時序的關係，英國社會首先接觸華人的地區是東南亞，因此對香港的規劃也不時參照與其定位相近的新加坡，例如早年的維多利亞城的規劃與新加坡早年有一定吻合，成立於馬六甲的英華書院亦遷到香港。

經香港輸出南洋「豬仔」達120萬

此 外，香港亦成為東南亞華人建立事業的地方，例如早年華人富商譚亞財便曾在新加坡造船所擔任工頭，後在香港投資建築及土地而致富；位於上環的南北行，其成立 除了包括廣州十三行的商人外，也有來自南洋的華商參與，其南線亦由華南一帶延伸至南洋甚至歐美，為當地華僑提供滙款、日用品補給的服務。

事 實上，打從香港被確立為自由港後，香港成為華工出洋的必經之地。特別是清政府接受有關「五口通商」協議後，香港在對華貿易利潤被攤分，「人運」取代了貨運 成為香港主要的貿易。由於當時清政府禁止人口及勞工買賣，因此華工假如要出洋打工，必先取道香港或澳門，入住「豬仔公司」安排的「豬仔館」，等候到南洋、 美國及澳洲的船期。

據當時船政廳的數字顯示，在1880年至1899年經香港出洋的人口累計超過120萬，經香港回國內的更有多於180 萬。及後美國1882年《排華法案》禁止華工到美國，南洋便成為華工出洋的主要目的地。這些華工不但為當時的英商提供巨額利潤，更成為當時中國的主要外滙 收入來源，而香港的錢莊、銀號便擔任中介者的角色，開始了香港銀行業的發展。

然而，對於香港與東南亞華人社會的連結，最重要的莫過於「逃 港」年代的難民潮。根據國內的官方數字顯示，在1957、62、72及79年的四次逃港潮中，便有56萬人來到香港。他們有部分人在香港落地生根，成為日 後香港經濟轉型的中堅分子；但更多是以香港為中轉站，一是投靠當時在東南亞的親戚並定居當地，二是偷渡到歐美找尋新天地。

港成南洋華人安身立命中轉站

由於這一代到南洋的華人主要原因不再是單純的經濟問題，而是涉及對於國內共產主義政體的不滿及恐懼，因此有不少在東南亞的老一代華人對於共產政權仍有一定程度的恐懼。

與此同時，早年穿州過省來到南洋的第一代移民及其後代，透過資本累積慢慢成為領導東南亞經濟發展的火車頭，亦造就了不少經濟寡頭，慢慢地引起部分當地人的不滿。

這 些社會情況放在冷戰的體系上，促使華人社會成為被攻擊的目標。一方面華人移民在50年代大量湧入，成為了當時東南亞冷戰體系的犧牲品，以印尼的「9．30 事件」為例，不少華人被蘇哈圖政權視為共產黨員被處決；另一方面，華人與當地主要族群的經濟差距亦被放大，引來不同程度的衝突及政策改變，例如馬來西亞的 「5．13事件」及其後向馬來人傾斜的「新經濟政策」。諷刺的是，當時仍在英殖時期的香港，反而再次成為了這些東南亞華人暫時安身立命之所。

另 一方面，在東南亞投資有成的華商選擇開拓香港這個「華人市場」，例如馬來西亞商人郭鶴年、行政會議成員陳智思的父親陳有慶、白花油公司的始創人顏玉瑩等， 進一步累積財富，建立一個橫跨東亞的商業王國。而近年來，香港不少中小企亦看好東南亞未來的發展潛力，紛紛到當地開設工廠及企業；而特區政府亦開始研究加 入東盟自由貿易區，一旦成事，除了為香港帶來商機，亦進一步確立香港在經濟上的自主性，從而在區域舞台成為獨立的實體。

中國與東南亞國家的關係改變，更令香港在自貿區上的角色變得更具戰略性。但對於這個仍以「北望神州」為發展方針的政府而言，似乎一切皆是後話。

2014年5月26日

練乙錚 氣短集

越南反華．疆獨反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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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段線：中國外交的浮沙

5 月中旬，帆船泊在基隆附近的八斗子漁港進行整備、補給，剛好便發生最新一波越南反華運動。越人在越南各大城市、工業區抗議北京單方面在有爭議的海域上進行 海床油氣勘探，很快演化成排華暴動。越南政府事先知道難以控制群眾情緒，所以特別對陸企、港企加強保衞、疏散，卻忽略了台企，後者遂成為暴民的主要攻擊目 的，結果受災最重。綠營的媒體，趁此機會攻擊馬政府，認為越南暴民反華反到台商身上，乃是因為馬的「一中」政策把台灣綑綁到「中國」那邊去了。其餘的台灣 輿論則幾乎清一色鳴冤喊屈，標題盡是「黑狗偷食、白狗當災」之類的說法。其實，台灣特別是馬英九代表的國民黨政府，絕對不是當災的白狗，而是始作俑者。

1948 年，二戰之後的中華民國政府發表《中華民國行政區域圖》，其中以一條1947年劃出的、分十一段的標準國界線囊括南海絕大部分水域及其內所有島嶼、礁石。 這條斷續線的意義其實並不清晰，連經緯坐標也沒有給定，其後國際上更有對線段意義的不同解讀：是劃定海疆？還是僅僅說明十一段線以內的島嶼、礁石是領土， 島嶼、礁石的鄰近海域是領海？然而，。中共取得大陸政權之後，接過這條十一段線，於1953年略去東北部分的兩段（其附近海域大方送給當時的「同志加兄弟」 北越），就成為今天所謂的「南海九段線」中國認為這條斷續線定義的海疆無可爭辯，因為「自古以來」就有中國的船隻佔用這一帶海域和島礁。

不 過，一般外國人若單看這條活像一個大漁網的斷續線所囊括的海域範圍，竟是從中國南方跨越整個南海一直伸展到東南亞各國海岸旁邊幾海浬處，便一定覺得中國的 胃口也真太大；若從領土、領海主權利益皆因此九段線而受損的東南亞諸國的角度看，就更不是味道。這次越人排華，近因雖是大陸的勘探活動，但台灣中華民國政 府劃出十一段線在先，至今依然以這條線定義其南方海疆，又怎能說是「白狗當災」呢？

台灣現時在國際上十分孤立，面對北京步步進迫，若再與東南亞諸國因南海問題而興外交紛爭，絕對不智。弱國無外交，台灣應該在所有的遙遠海域領土問題上迴避退讓，讓大陸去出頭就好。

然 則大陸出頭又如何？按現時北京提出以的「南海九段線」為南面海疆的理據，以漢朝以來該處皆為中國的歷史性水域之說為主，並非無懈可擊，因為別的東南亞國 家，一樣提出了繁多的歷史和國際法理據，不見得都是捏造的胡說【註1】。至於一些大陸學者認為，在1947年劃界之後的四分之一個世紀裏，有關的國家一直 沒有提出異議，於是在國際法意義上產生了歷史性主權【註2】；這個說法本身就很危險，因為用在釣魚台的話，中國就不必再跟日本爭了（事實上，日本佔據釣魚 台的一個理據，正正就是「中國方面長期無異議」）。

「理據不足，實力搭夠」；這是不少「強國論者」關於南海主權的想法。然而，論今天中國大 陸的經濟與軍事實力，面對東南亞國家，逐個擊破乃游刃有餘，但要同時面對五個與中國有領土、領海爭議的東南亞國家，再加上美、日、澳、印等國在旁邊攪局， 就顯然沒有強行駕馭局面的能力。這就是北京強調主權爭議只能以雙邊談判解決、拒絕多邊會談、拒絕訴諸國際法庭、反對美、日介入的原因。但是，這個如意算盤 北京是打不響的；菲律賓已經把爭議提交到聯合國仲裁機構，而越南也似乎有此意願，正中美、日等國下懷。對中國而言，這已是死局。動武嗎？贏面不大，而且一 動武，東南亞諸國必然邀美、日進場，北京日後更頭痛。

因此，「南海九段線」，表面看好像是有利中國擴張主權的一張王牌，事實上卻容易陷中國 於不利。「九段線」劃出的範圍，佔得了也是中國外交的一灘浮沙，「神聖」的浮沙。況且，若要交戰才能佔據、捍衞，死傷的是軍士、下等兵之類，那些肥頭耷耳 的諸軍頭、統領，不僅絕對安全，還可收割戰功受勳升級，得到一些愚昧國人擁戴膜拜，所引起的一大堆外交問題，倒是不必由他們去花心思應付的。

中華帝國的「新疆」

22日，筆者回到香港的第二天，新疆又發生一起嚴重的恐襲事件；31人喪生、94人受傷，乃當天的官方數字，實際可能不止此數。死傷者大多無辜，都是在承受着古、近代中華帝國擴張主義的罪孽。

新 疆，顧名思義，並非中原漢民族固有領土。根據西方的一些學者按2009年於南疆塔里木盆地小河墓地出土的三十多具木乃伊等實物推斷，史前這一帶的住民屬印 歐人種，含有大量高加索基因【註3】。這個發現，恰好與《山海經．大荒西經》裏的一段記載不謀而合：「有大澤之長山。有白民之國。」

中原勢 力首次伸展至新疆（當時稱為「西域」），是漢朝的事；時漢軍擊敗匈奴，並於漢宣帝神爵二年（元前60年），在當地建立西域都護府，但維持不了多久。其後的 是多個世紀裏，西域的人種、政權、宗教等方面，都出現複雜的變化。中原政權在西域實施穩定統治，是由清乾隆開始的。乾隆因為成功用兵十次擴張版圖，得意之 餘，自稱「十全老人」， 並親自撰寫《十全武功記》，其中排第一的武功，就是兩次「平定」準噶爾（北疆），當時對準噶爾人的殺戮，完全稱得上民族滅絕【註4】；排第二的武功，就是 「平定」回部（主要是南疆）。之後，乾隆把準噶爾盤地和塔里木盤地合起來統稱「新疆」，給中華帝國主義行為留下了一個永久的歷史證據。

我們 一般讀的中華史，有兩個特點常常給忽略了。其一就是古、近代中華帝國主義的擴張、侵略行徑，都隱藏在「文治武功」這個粉飾了的正面詞藻後面，成為國人自傲 的文化基因。其二就是近代史的分期，一般以鴉片戰爭劃線。鴉片戰爭之後，中國是西方帝國主義入侵的受害者；這個事實一點沒錯，卻巧妙地遮蓋了鴉片戰爭之前 的中華帝國擴張侵略史。那部分歷史裏，中華民族施於其他周邊民族的手段之野蠻，一點不亞於西方帝國主義後來施於中國的。然而，我們都習慣以為中國人是一貫 的受害者，祖先強大的時候，都是「以德威服人」的。

我們今天大力反對新疆少數民族中的一些極端恐怖主義行徑，當然應該，但與此同時，能不深切反省自己民族過去對其他民族犯下的深重罪行嗎？

《氣短集》之三十七

《信報》特約評論員

【註 1】例如，可參考澳洲新南威爾斯公立Southern Cross University越南學者Giang Thuy Huu TRAN的論文CONTESTED SPACE: National and Micronational Claims to the Spratly/Truong Sa Islands - A Vietnamese Perspective；網上免費閱讀連結為http://www.shimajournal.org/issues/v8n1/f.%20Tran%20Shima%20v8n1%2049-58.pdf。

【註2】見http://news.sina.com/102-000-101-101/2009-03-19/1751568195.html

【註3】參考賓夕凡尼亞大學教授Victor Mair的一些有關研究http://www.upenn.edu/gazette/0111/PennGaz0111_feature2.pdf ；另參考英文維基「小河墓地」條 http://en.wikipedia.org/wiki/Xiaohe_Tomb_complex。

【註4】參考中文維基「準噶爾汗國」條http://zh.wikipedia.org/wiki/%E5%87%86%E5%99%B6%E5%B0%94%E6%B1%97%E5%9B%BD。

泛民"有問題只中國政府,不是中國人"信念瓦解

作者: chenglap 

1950年代的新移民會變香港人 2000年代會變中國香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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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定人的身份不是血緣, 不是出生地, 不是國籍, 而是身份認同. 身份認
同包括了對語言, 文化, 價值觀的取向. 說些較有名的例子好了.

拿破崙是法國最有名的軍事家, 但是他不是法國人, 而是科西嘉人, 幼年
時在科西嘉渡過, 不懂法文. 後來才在法國學法語, 成為法軍的將領, 最
後變成法國的皇帝.

希特勒也不是出生德國, 而是奧地利; 史大林也不是出生俄羅斯, 而是出
生在格魯吉亞. 但他們代表的卻不是奧地利和格魯吉亞, 而是德國和俄羅
斯, 可見比起血緣或者國籍, 更決定一個人的身份的是精神面貌.

我不清楚那位仁兄的其他觀念, 但是至少不好用他曾是移民這一點去論斷
他, 有些人去了新地方幾十年, 都還是眷戀以前的地方, 不會接受新的認
同與在地文化, 有些人則是快速的放棄以前的文化, 變成另一身份.

只要對方來到到別人的地方, 不要求改變別人的認同, 而改變自己的認同
, 期望融入當地社會, 我不認為有甚麼值得非議, 而且是值得鼓勵的.

1950 年代來, 但是還是眷戀著大陸, 最後還是回鄉的, 那一輩子也沒有成為
香港人, 而只是在香港飄泊了很久的另一個地方的離鄉者. 就算時間很長, 也
只是過客, 至少他認為自己是過客, 這不是他想要的地方, 不屬於他, 不是應
許之地.

當然很可能, 他回去大陸, 也找不回自己的大陸, 發覺自己認同的世界, 在大
陸也不存在了, 那就是失去了根. 既不是香港人, 也不是現在的大陸人, 而是
時代的遺民. 這樣的人, 香港不是他的家, 大陸回去也沒有了意義, 就變成了
無根草.

出生在香港, 但也可以一心響往日本, 學習當地的語言, 禮儀, 文化, 而堅持
不說粵語, 除卻香港的一切, 改了日本的名字. 也期望自己的後代都是日本人
, 那麼, 這個人最終也會成為日本人, 而香港的部份也只是出生地而已. 

因此要建立一堆標準.
一般來說, 包括:

1. 語言
2. 禮儀
3. 宗教或核心價值
4. 歷史觀
5. 聖地

例如美國將「民主自由」和「拓荒精神」當成核心價值觀, 雖然他們實行上
未必跟隨這一點, 但是他們普遍會將民主自由視為自己自傲的地方, 是自己
的特徵, 口號, 他們驕傲地自稱民主的代表. 即使他們假民主, 但開宗明義
對抗或否定民主, 會被視為「很不美國」.

這五項標準不完整的身份認同, 就會變弱.


街頭便溺鬧大　中網友五一路過香港便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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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事情就只是一場迷你冷戰而已.

這並不是「香港人」對「大陸人」的戰爭. 這是「支持中港互斥」的人
對「反對中港反斥」的人的戰爭, 勝利者就是前者. 因此, 有些人會說
這是一場兩敗俱傷的戰爭, 是因為他們不願意多製造一個敵人.

但另一面也是一種雙方的勝利, 因為各自達到目的了.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記憶, 在五年前的 PTT, 普遍立場親近中國大陸的人
, 提到香港對大陸的態度, 說法基本上都離不開「香港除了少數極端例
子外, 都是愛國的」. 如果有報導香港和大陸的對立, 一定是少數人,
偏激者, 或者是西方力量煽動.

同樣地, 香港泛民主派, 對大陸的態度, 一貫都是「有問題的是中國的
政府, 不是中國的人民」, 同樣地, 人民是受害者, 是同伴, 有問題的
只有政府, 甚至有問題的只是政府裡某些貪腐或者專制者. 因此他們也
會配合大陸, 比方說, 在釣魚臺上升起五星旗, 對他們來說是沒有問題
的.

翻開五年前的文章, 以上的才是主流, 這兩群人雖然互相攻擊, 典型的
民主對專制之爭, 但其實他們有一點是共通的, 「不想中港互相排斥」
, 他們不同的地方是民主與專制.

香港方面在政治上的自主嘗試受到挑戰, 結果走向更徹底的方法, 去保
護自己的文化, 人口壓力, 語言以及生活方式. 先是排外, 然後就開始
走向抗陸, 對民主不予寄望之後, 答案就是建立防火牆, 無條件的盡可
能避免大陸的影響力.

而大陸方面, 不想被香港迫近的普選與民主化的影響者也不少, 既然這
民主化只限於香港而不能也不容許走進大陸. 那麼, 排斥香港影響力也
是很合理的選擇. 只要大家對於香港越來越反感, 香港對大陸的影響力
也會減少吧? 若大陸人普遍不喜歡香港, 則這也是一道心理上的防火長
城.


互相排斥, 某程度上是有助雙方的穩定的. 過去曾經說過「河水不犯井
水, 井水不犯河水」的理念, 說的其實也是完全相同的事. 不過當初說
的是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區隔, 今天可能就是民主主義與專制主義的
區隔.

結果在這件事上, 大家借題發揮, 盡可能達成互相討厭的效果, 越互相
討厭越好, 看似敵對, 實際上就是各取所需. 至於誰是誰非, 我認為是
不重要的, 即使這件事不發生, 還是有另外一件事情發生, 大陸和香港
互相都想區隔對方, 而且能從中取得政治利益, 這是一種雙贏, 看似敵
對的雙方, 其實有相當重要的默契.


共產黨下台是唯一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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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認為共產黨只是一個結果, 而不是一個原因. 共產黨也是慢慢演化成今天這樣, 而不是一開始就是這樣. 一個建立良好的社會的方案中, 故可摒棄他們 但說消滅共產黨就能建立良好社會則不然.

電力市場改革 港府環團知多少？

2014年4月28日

徐家健 經濟3.0

環境局個多月前發表《未來發電燃料組合諮詢文件》時，局長黃錦星稱A餐的買電比B餐的買氣會較易穩定電費。局長似乎想做大 預言家，預測未來數十年全球天然氣的供求走勢和內地電力市場的改革步伐。以我所知，你隨便找個美國專家問問怎樣預測10年內的氣價，他們一般是看漲，原因 是美國的頁岩氣出口有望。換句話說，美國以外的氣價將下跌。

說過了，政府提出的其實並非兩個「發電能源」組合方案，而是兩個「發電來源」組合方案，皆因局長力推的A餐燃料組合根本是不明不白。諮詢發電燃料組合，是掛羊頭賣狗肉。難得的是，大部分市民似乎對不明不白的發電燃料組合不漠不關心。

更 難得的是，綠色和平的古偉牧一次又一次表態支持向內地買電，並認為聯網供電是香港唯一有機會爭取更大自主權的方案，因為與內地聯網，有利我們爭取加強港資 在內地可再生能源項目的投資合作。向內地買電港人有多自主？要先請教反核使者古先生如何回應總理李克強最近提出在東部沿海地區重新啟動核電重點專案建設。 古偉牧的邏輯，彷彿在說只有加快中港融合才能實踐港人高度自治，原因是這樣做有助內地加快民主步伐。

2011年電荒源於水火不濟

雖然我有不少內地朋友，但論與內地關係之密切，自問比不上活躍於內地的綠色和平組織，當然更不及懂得找一間曾隸屬南網多年的研究院做可行性研究的環境局。對內地過去20年的電力體制改革，環境局及綠色和平卻又知道多少？

那 邊廂，內地的綠色和平宣傳「空氣污染，煤有問題」；這邊廂，香港的綠色和平卻支持從內地輸入燃料組合不明不白的南網電。說不明不白，是因為向南網買電電從 何來？不是任你點，不是你想要雲南貴州的水電便有水電供應；電流的輸送是隨不同點的電壓改變，根據兩條基爾霍夫電流定律（Kirchhoff's First and Second Laws）而決定。

我們明白的是，內地空氣污染在過去20多年愈來愈嚴重；我們亦明白的是，嚴重的空氣 污染部分是源於內地推行環保政策一向是上有政策下有對策；我們更明白的是，目前內地火電（主要是燃煤）容量的比例佔約七成，而實際發出來的火電更佔比例接 近八成，而這些火電比香港的火電更不環保。

且先不論興建水壩對環境造成的破壞，水電靠天吃飯，連毛主席也曾說過「天要下雨，由他去吧」。水 電的容量再大又如何？兩年多前廣西及貴州因電力短缺而發出紅色預警訊號，南方五省電荒正是因為夏季缺水導致超過六成水電發不出來。水電發不出來為什麼「由 他去吧」？水電發不出來，理應多發環團嗤之以鼻的煤電；但現實是，如內地傳媒報道「火電不給力」。電荒一半是天災，一半是人禍，而「火電不給力」這半場人 禍，原來與內地電力市場改革有關。

改革電力市場談何容易

電力市場一般可分為發電、輸電、配電和供電4個環節， 多年來香港兩電的傳統做法是為市民提供「一條龍」式服務。至於內地，電力體制改革始於90年代，五個改革步驟分別是「政企分開、廠網分開、主輔分離、輸配 分開、競價上網」。把政府和企業的職能分開，2001年已大致上做到。2002年成立的國家電網和南方電網，亦正式開始了「電廠大家辦，電網國家管」的時 期。至於環境局未經公開招標以130萬元聘用的廣東省電力設計研究院，便是在2011年推行主輔分離改革下從南方電網分拆出來的。輸配分開和競價上網，卻 遲遲未全面推行。

2011年的電荒是半場人禍，原因是多年來電價一直被國家發改委控制，而逐步開放的煤炭市場卻令煤價跟着市場走，當年煤價 高企，導致火電企業嚴重虧損而索性停機。內地要維持低電價，電力改革便寸步難行；但重新啟動電力改革，電價將由供求決定。今天廣東省的電價比香港的其實只 便宜約一成，不繼續改革將再有電荒風險，徹底改革卻又有電價飆升的可能，十多年前美國開放電力市場也遇上類似的問題。

認為向內地買電可靠兼電費穩定的人，莫非他們「收到風」知道內地電改會怎樣克服這改與不改的兩難局面？

作者為克林信大學經濟系副教授、香港科技大學經濟系客座副教授

先佔原則

陳雲：復活節假期，同大家講解《香港城邦論II》的右翼政治。我們的社會，大家先是右翼，保障生存的自由，再來一點左翼，裝點一下公平。右翼是自由，左翼 是公平。例如先佔原則，左翼認為不公平，要人人平等分享，看來很誘惑，很值得支持，特別是你擁有的資源不多，是個窮人的時候。然而，我們每個人都有父母祖 先，他們為你保存了生存空間，即使最窮的父母，在香港都為你保存了公屋的使用權，你的父母是以先佔原則為你保存公屋幾十年的。你願意為了公平原則，交出公 屋，給那些更窮的大陸人使用嗎？你問自己，你願意嗎？這看來是不公平的，但這保護了你的自由，你的生存空間。即使你放棄自己的公屋，也只能幫助五六個大陸 人，因為基於經濟學原則，一間公屋不能無限量切割來分配給大陸人的。香港的學校和公立醫院也是，如果你要公平分配，你甚至連排隊也要放棄的，因為排隊就是 基於先佔原則。為什麼大陸人不喜歡排隊？因為他們不尊重先佔原則。先佔原則，是非常重要的自由原則！大陸人排隊打尖之後，是否公平地與你在商議如何分配的 呢？不會！他們會搶先使用。故此，不尊重先佔原則的，不是什麼俠義，而是盜匪！為什麼共產黨被人叫做共匪，就是這個原因。

假相惜 真利益 問責十年無起色

2014年4月3日

林行止 林行止專欄

一、中國改革開放快四十年，中港兩地住民從以「同胞」相稱，到近兩年，時有隔空對罵的情況，關係急轉直下；最近幾個月，類 似情事更頻仍、更明顯，可說是回歸以來，一國兩地人民矛盾加深最失和氣的日子！當然，上述說的是民間關係，在政府層面，官員交往的官腔仍然充斥着諸如「發 展機遇」、「互相交流」和「互利互惠」之類的八股。至於致力拓展內地市場的工商界，雖然仍然積極尋找賺錢機會，過往多年的奔走、苦幹，收穫不是沒有只是不 普遍，近來卻深感互動的實惠，正每況愈下；飽於世故的老手，對香港金融市場已成「一國天下」的景象，用上斜陽夕照的「落日熔金」來形容，恰當不過。

李 克強總理較早前發表的《政府工作報告》，並沒有漏掉香港和澳門這兩個特別行政區，他重申「一國兩制」方針，堅定不移，惟他不再重複那些人人琅琅上口，如 「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老話，馬上惹來港人諸多猜測；連簡單不過的「全面準確落實《基本法》」，很多港人的即時聯想，竟然不是雙普選而是二十三條立法！港 人對北京的「猜疑」，昭然若揭。至於李氏強調「進一步擴大內地與港澳合作關係，促進港澳自身競爭力提升」，亦令不少港人有點感慨。比較回歸前內地視香港為 「會下金蛋的鵝」，到如今須要中央殷殷關照才能提升競爭力的特區香港，此消彼長的變化，實在來得太快太迅速，這種從「金鵝」變成「病鵝」的「退化」，港人 寒天飲冰水，怎不難受⁉歸一統、慶團圓的喧天鼓樂，到頭來，不用十多二十年工夫，便變為「家嘈屋閉」，對於深明內地政情者來說，那雖未必是意料之外的事， 卻始終有一份落寞與失意。

二○一二年國慶夜，港燈有些員工與親友「遊船河賞維港煙花」，那是公司為他們安排的娛樂，是大家湊高興的員工福 利，結果卻樂極生悲，載着一百二十多人的遊艇在煙花燦爛中沉沒，死了近四十人！海難發生後，剛履新的行政長官梁振英與中聯辦副主任李剛，雙雙站到人前接受 訪問，李剛主動表示他已聯絡廣東省派船來港協助打撈沉船，一派指揮若定的架勢，高個子的行政長官站在不比他高的李副主任身旁，「西環治港」的影子很長，梁 氏看來竟比李氏矮了一截……。那是極富象徵意義的一夜，而所有徵兆，都是指向港人的更大的憂懼。

怎樣才能衝破中港矛盾和疑惑，匡正、修補「一國」以內的重重關係？怎樣才能因應、維持「兩制」間千般萬樣的適度寬緊與距離？這些俱為當務之急，而相關「病情」若持續惡化，後果堪虞。

二、梁振英當上行政長官，兩年下來，作風嬗變反覆；香港向稱制度化治事的穩定性、穩健性，明顯失色。特區政府管治能力薄弱，香港「體質」轉差，再不延醫調理，必成大患！
《基 本法》中，「高度自治」的原型是高度倚重公務員隊伍。當年「董（建華）陳（方安生）配」被譽為「夢幻組合」，實際操作卻了無協同效應，令特區管治有一子錯 滿盤皆落索的困頓。非常明顯，亟欲有所作為的董氏，並不甘心於當特區一個有名無實的「破浪神」（figurehead），可惜政事千頭萬緒，事工難展，他 有壯志難舒的鬱結，遂把「天下之惡」諉之於官僚系統以重重關卡和千萬規條的制約，所以在北京批准他連任後，馬上推出新猷，解除重用文官兼祧政治的舊制，另 添爐灶，組織麾下政治任命的工作團隊；昔日由官僚系統掌握的「行政主導」，於朝夕間變為「行政長官主導」！應命當上司長局長的人選，要是來自公務員系統， 便得先行脫離官僚編制，然後才能成為「政治任命」的官員；如果崗位曾涉政治權責的高級公務員，不經「政治任命」的話，便要退居政治中立的職業官僚陣營。

《基 本法》對全面延續港英管治體制毫不含糊，香港由行政長官作主、官僚（公僕）當家的安排，是維持香港不變的基石，是穩定民心有力板斧。事前沒人料到淮橘北枳 的落差那麼嚴重。二○○三年出爐的高官問責制，顯然是董先生破釜沉舟的「創舉」，此種「敢教日月換新天」的變革，事前既聽不到京官詰難，復未見人大政協質 疑。至於董氏推出此新猷前有多周詳的考慮，或做了多少研究和游說工作，又或曾否多方諮詢等等，市民包括很多公務員通統被蒙在鼓裏！

北京放行 港人不知就裏的政府人事編制，充分體現了中央對董建華的信任、支持和器重。事實上，那份「情有獨鍾」的盲目程度，已到達令人費解的地步；不過，北京對此事 不置一詞，也可能是主管香港事務官員根本讀不通香港這本書，不知輕重加上視事馬虎，遂讓董建華輕鬆過了一關⁉由於米已成炊，恨錯難返，「高官問責制」如何 通過的因果已不必稽考，只是如此重要的變革，竟然未曾經過公開磋商、辯論和諮議便成定案。香港群眾就問責制對整個管治系統的關鍵作用和影響，只知皮毛，認 識不深，貽害所及，就是十年後的今天，不少當官的仍有妾身未明的情況；情不通、理不達，政府效能不彰，無法趕上市民的合理期盼，結果便是未能好好地管治香 港。

三、行政長官未有普選的充分授權前，單憑小圈子選舉和北京認可，文官「主打」的行政主導，很易憑熟悉業務及具豐富經驗，而忽略他們必須 絕對忠誠、服從和緊貼行政長官的主張；事實上，惟有確認行政長官有絕對權柄、代表北京權威，與殖民時期的總督相捋，才能成就如前朝體制的有效性。

平 情而論，遲早走上民主建政的香港，問責官僚必將出現，董氏的方向沒有錯，問題是啟動的時機似乎太早且落實的手法太匆促；顯而易見，其醞釀亦欠成熟。同一道 理，由官僚系統掌握的行政主導終有面臨淘汰的一天，區分政治任命的政策推手與持恆執行常務的官僚，是合理的政治分野和紀律，只是斷然推出，主其事者固然可 能對其效應未看透，受其影響的百官和百姓又有多少人了解當中的用意和訣竅？入局的「政治任命」官員與留在公務員系統的官員，他們對各自的身份、權責的變 化，又有多少切實的體會？

部長制般的改動，等於掐熄了公務員是「天子門生」而崖岸自高的氣焰，而消極的副作用是士氣大挫；那些進入司局級的 公務員，心態仍如舊貫，深明當中變化而恰如其分「變身」的能有幾人？就是今天的梁班子，單看財政司司長曾俊華的特立獨行，便知政府決策層充滿矛盾，氣氛並 不融和。財政司司長與行政長官並不同聲同氣，已令人感到公共財政早晚出狀況；再看行政會議成員與梁氏身邊紅人對曾氏的批評和冷嘲熱諷此起彼伏，外界不難領 會堅持港英審慎理財、量入為出的財政司司長，突顯了他是權力核心中一士諤諤的異類。曾俊華的保守，是當職業官僚多年操守的修煉，可是，看在行政長官和他的 「親兵」眼裏，便難免流於疏狂懶惰、不思進取、不肯協助「頂爺」推動政策！要不是北京傾向香港的保守理財；加上民調亦顯示曾司長的理財心法被大多數人受 落，「政治任命」尚方寶劍隨時出鞘的行政長官不調兵換將才是奇事。財政司司長的堅持審慎理財傳統，在財政政策尤其是稅務政策不變的前提下，有其道理；然 而，他既接受「政治任命」，不緊隨委任他的行政長官的主張行事，又說不通。

這就是當前議論政事充滿矛盾、難言是非的紛擾寫照。

香港病源．之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