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2月2日

練乙錚 氣短集

「撤資」．李超人 vs 李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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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最轟動的兩則新聞，要算北京設置東海空防識別區，以及《南方都市報》訪問李嘉誠。前者雖與「保釣」直接有關， 但港人四十年來，無論是哪一個年齡群、左還是右、經歷過「保釣運動」與否，對釣魚島問題的關注，皆已大不如前。因此，儘管東海空防識別區的設置令東亞形勢 遽然升溫，哄動一時無兩，但只要打不成仗，港人的內心反應，始終如隔岸觀火，並不會覺得特別切身。這不一定與愛不愛「國」有關，而是估計在可預見的將來 （甚或「有生之年」），都不會看到大結局。後者則不然，李氏一舉一動、一言一行，在在牽動港人心弦，因為對整整三代人而言，他都是香港的一個重要標誌，解 讀縱有不同，卻最有「廣泛代表性」【註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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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李氏力場」的重心和原點

《南都》的訪問，內容很多方面，本文只取其中兩個議題進行分析，餘的容後再論。首先談「撤資」。

李氏受訪當日，開門見山談的就是「撤資」問題。可是，他也這樣說：「別人說我怎樣怎樣，一般來說我不喜歡辯解，如果每天都是這樣辯來辯去，太疲倦了，不值得。」如此，為什麽又把「撤資」看得那麼重要，需要親自出來澄清？

大 家知道，在港陸關係史上，自1984年老牌港英資本怡和控股公司遷冊百慕達起，「撤資」這個詞便有了強烈的政治涵義，意味着資本對共產政權的一種不信任乃 至否定。「外」商撤資猶可以（怡和至今還有四成收益來自大陸），換作是華商撤資，則嚴重者等同背叛，在北京眼中是死罪一條。

如是者，當「超 人撤資」論先後在香港、大陸出現，李氏便有必要出來鄭而重之地作一番表白，向市民也向北京說明自己和集團都沒有撤資意圖，同時特別點明有生之年都不會遷 冊。至於近期傳出集團在港陸數處的資產售賣消息，李氏聲稱不過乃按形勢轉變而作的投資組合比重重新優化而已，是對股東利益負責者應有之義，絕非坊間說的撤 資。李氏的辯解，有其事實和數據支持，筆者沒有強烈理由懷疑，也找不出資料證偽。因此，「李氏力場」的重心儘管已在海外、原點依然堅留香港，還是可接受之 說；讓疑點利益歸李氏，亦比較公平。

然而，有趣的是，為什麽如李氏所言，撤資之說興於香港、大陸，而為他在其餘五十個有投資的國家裏減持資產時所無？是港、陸人特別仇富嗎？是大家對李氏有特別強烈的偏見嗎？不是的。

筆 者認為，把一個從港、陸減持資產的財團說成「撤資」而講法隱隱然具濃厚政治涵義，根本原因在於那是共產黨的一貫想法，而為一般民主國家所無。北京一向認 為，華商和大陸做生意、回祖國投資，就是愛國愛黨的具體表現。正面例子，霍英東在五十年代初已經樹立了。本來，這個想法不一定錯，但共產黨在絕對化思維之 下，卻在資本家在國內投資和愛國愛黨兩者之間劃了恆等號。因此，它還可以反過來說：不回國投資，或者投了資而要調走，都是不愛國、不可靠、對黨有懷疑的行 為表現。共產黨有此想法，有更深入的原因，那就是它把投進大陸的華人資本視為一種把柄，你肯讓黨拿着把柄，才能徹底證明你忠於黨、不會心懷異志；你若不 肯，就證明你心裏有鬼。最近的「電視發牌事件」中，王維基的下場就是反面例子【註2】。

黨既有此一貫想法，民眾順着黨的思維去套，把華人資 本家減持港、陸資產視為「撤資」，就完全符合國情。特別是，如果一位資本家，與領導人或其下面的代理（例如梁振英），在有某種嫌隙的情況下，減持當地資產 特別是在地資產【註3】，「撤資」說就更加在邏輯上順理成章。故筆者認為，李氏儘管被屈而感憤憤不平，但是，持「撤資」論的港、陸市民其實相當理性，不亞 於其他國家裏未曾指說過他撤資的人。因此，李氏深思，當能明白，撤資「笑話」並不可笑，李氏亦不可因之對市民生怨，因為所反映的，乃當今政權之下，國家的 可嘆一面、民族思維的一種扭曲。


氣短集．之十八
作者為《信報》特約評論員
【註1】該訪問見 http://www.infzm.com/content/96234
【註 2】2000年代初、筆者還是任職政府的時候，有一次，三位本港紡織製衣業翹楚約筆者討論對當年《施政報告》的意見，其中兩位在大陸有很大投資，一位則由 於某種技術原因完全沒有；後者告訴筆者，因為沒有在大陸投資，多次受到來自駐港京官含蓄而明顯的質疑，感到有壓力。王維基的遭遇，並非偶然。
【註 3】「在地資產」即non-tradeable goods；「在地」不一定指其物理性。舉例說，假設大陸宣布強行接管香港而引發中產移民，則中價樓和中產零售業及商舖不會有很多港外資金接貨而價值大 跌，但國際貨運碼頭業務則因為不必擔心沒有外資買家而價值堅挺；兩種資產同樣有物理意義上的「在地性」，但在經濟學而言，前者屬於「在地」（non- tradeable)，後者則不是。

以「中國標準」排擠「國際標準」

2013年11月28日

洪清田 情思香港

李飛來香港宣示特首選舉安排，策略上把框框絕對底線劃在《基本法》和人大決議之內，以「中國標準」排除「國際標準」。

這 樣絕對化、機械化劃分和排除的策略，自陷文化哲學的被動。人類社會是多元之間、主觀與客觀之間的辯證互動式共存共活，中國走向世界，必然是「中國標準」與 「國際標準」的辯證互變，李飛和建制派卻排除「國際標準」，視一切巨細無遺可以完全由中國說了算，權力完全在中國、道理完全在中國，此外世間沒其他權力和 道理，不容否定（質疑╱討論）中國的「完全完整、終極、絕對」權力與道理。

對中國來說，何物「國際標準」？根本不存在什麼「國際標準」；「這是中國領土，中國愛怎樣便怎樣，天下奈我何？」我可以鬆或緊，隨我意，總之「操之在我」，不受其他因素干擾。

歷 史好像倒退又回二百年前中國的千年傳統文化哲學上的唯心主義世界觀——世界只有「我」，沒「他者」，只有「我」的認識和意志、思維和決定、原理和標準、道 德與價值、體制和權力，像「類（原始）宗教」那樣，「我」之外沒別的並等對等的實體性「他者」的認識和意志、思維和決定、原理和標準、道德與價值、體制和 權力，有一些其他東西也只是次貨雜質，「非我族類」，位階從屬、臣服於「我」。「唯我獨尊」天經地義。

中國以為這才是「主權（完全）獨立」，「中國人站起來了！」屹立世界之林。其實，排他排外、不接受「國際標準」等於自外於國際世界，是自我孤立。

把 「中國標準」和「國際標準」絕對化、機械化劃分和排除他者異質，有違中西文化共通和現實中事物發展的辯證觀。在沒有「他者」的平等對等觀照和互動下， 「我」陷入單元主義、唯心主義和主觀主義，以「我」為世界、為現實、為目的、為規律、為邏輯、為標準、為對錯，以唯心主義和主觀主義代替、等同或凌駕的客 觀性、客觀現實和客觀規律，終受歷史的懲罰。

現代化改造即是由「單元主義、唯心主義和主觀主義」轉型、加入「客觀性、客觀現實和客觀規 律」，重新調配和組合（re-configurate）「個體、變、異質」之間的新「均衡、公義、正常」，讓多元之間、主觀與客觀之間辯證互動式共存共 活。民主自由法治人權、資本主義和共產主義不外這個政經及社會人文轉型的「體制體現」（institutional expression）。

中國滿清時如殭屍巋然反應，沉溺於千年「單元主義、唯心主義和主觀主義」，唯我獨尊、昧於時勢。中共秉承五四運動最根源（radical）的一脈，誓為中國、中國社會、中國人、中國政經、中國文化植入「客觀性、客觀現實和客觀規律」，以之為立黨立國的文化哲學根基和使命。

文 革重點之一是以「唯物觀」和「辯證觀」代替「唯心主義」，結果因「集體主義單元單一制專制決策、唯心主義和主觀主義」而掉落史無前例的無底黑洞。從文革中 復活，中國創傷未癒，走向另一極端，排斥國際標準，以「我」為世界、為現實、為目的、為規律、為邏輯、為標準、為對錯，重陷封建皇朝的「單元主義、唯心主 義和主觀主義」。

中國何幸，有一個香港，百多年無意間循序漸進、以最低代價最完整齊備示範現代化和現代性，能中國所不能。特首一人一票直選 除了由下而上選人和賦權，還系統化由下而上呈現整個社會現實現象，把「真實」帶入建制，成為建制施政、政策和決策的必不可少的組成部分（但非唯一考慮）， 消弭機械化的「集體主義單元單一制專制決策、唯心主義和主觀主義」。

中國收回香港，等於在香港向世界展示怎樣統治和管治，也向世界展示怎樣 走向世界。像這次沒有辯證觀，不能有多元之間的辯證互動式共存，只能以一個單元主義拒絕另一單元主義，或以一個單元主義代替另一單元主義。百多年來中國以 一個單元主義拒絕另一單元主義，往下或以一個單元主義代替另一單元主義，中國與世界一起受歷史的懲罰。

習近平十八屆三中重點講「全面深化改革」，對中國（本身）問題的正反面都講得深刻，有反省和檢討（改不得改了是另一回事），但對中國香港政策沒類似的反省，「深刻檢討」四字成為禁忌。這堪稱另一種「一國兩制」。

作者為「香港學」協會主席、牛津大學Green Templeton學院訪問學人

抄還是創新？

2013年11月27日

王弼 獅子山學會

這幾天到北京，有幸跟內地著名經濟學家教授M和他的門生朋友會面，碰巧三中全會閉幕不久，話題離不開中國的未來路向怎樣走？

「國企是動不了的，其他方面例如司法獨立應該會有改善。」 M說︰獅子山學會不談國內政治，所以也不會 談當地的司法制度。不過，以多年研究政府官僚的經驗，國企享有特權，改革困難不難理解。

怎會放棄國企

口 號是漂亮的，三中全會的公告內有「必須毫不動搖鼓勵、支持、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激活非公有制經濟 活力和創造力。」令不少外資對國家扶助民企有很大的期望（其實所謂扶助，並不是像香港許多夕陽行業要向特區政府爭取，要政府搞一個什麼發展基金，打本給商 家做生意。在大陸，只要政府放棄壟斷，不給國企在法例和融資上的特權，已經是叫鼓勵扶助民企了）。別忘記在這一句話在先，中國經濟以「公有制為主體」。說 到底，正如歷史學家黃仁宇在他的著作提到，中國二千年來中央政府都有稅收的困難，古代的鹽鐵專賣，就是國家搞壟斷生意提高國庫收入。想想今天大陸的逃稅情 況，國庫要有穩定收入，不可能放棄國企，更別說基於國家安全，政府要對戰略工業有絕對控制權了。至於部分國企因勢力過大，中央用打貪和鼓勵市場理由來整 治，權術而已，也談不上如朱鎔基年代較深入的市場改革。

不論一些港人如何不喜歡大陸，和內地學者談政治經濟，就算一些被稱為異見分子的，例 如教授M就曾被一些有軍方背景的人士點名批評，毛左也經常給他麻煩，他自己在反右和文革也吃了不少苦頭。不過，內地公共知識分子（他們簡稱「公知」）對政 府仍是褒多於貶。我們當然可以懷疑在公共場合，基於政治壓力和自身的生存空間，他們不敢去得太盡。私底下就算跟吃過牢獄之苦的公知交談，他們在許多範疇都 為政府辯護，多於數落政府的不是。
例如教授M，雖然被中外視為自由市場學派的代表人物，卻對由政府投資的高鐵高度讚揚。他說，中國政府興建 高鐵的速度和技術，令美國德國都吃驚。席間有搞網絡生意致富的朋友附和，說中國的高新科技如何跟美國一爭長短，民間如何創意澎湃，然後引入騰X華X等公司 為例。老教授M說的現象倒是沒錯，不過解釋為「中國政府投資令民間創新」我卻認為不妥。

極低人力成本大量複製

正 如人類上太空，根本不是什麼新事物，當年有份在電視觀看美國太空人登陸月球的中學生，今天差不多有資格拿長者福利了，更別談高鐵（幾十年前稱子彈火車）一 類歐日民間日常交通工具。好聽的，可以說中國的現代化站在歷史巨人的肩膀上，參考參考，人家花幾十年研究創新的事物，中國人幾年就參考過來，以極低的人力 成本大量複製，再花一些成本（有時候倒不計成本）改善，就說成自己的創新。中國人更厲害的，是作為完全的主權國，可以關起門來不執行美帝所謂「保護知識產 權」的遊戲規則，歐洲日本便沒有這個本事了。

我這樣說，難免令人不悅， 不過我敬佩的，是老教授接受民國教育一代人的胸懷，對不同意見的後輩包容，我也明白老教授曾經歷文革年代的暴政，覺得今天政府已經是很開明的心態，既然老 教授連毛左的激進言論也有胸襟容得下，我也覺得說說實話無妨，辯論於是繼續。年輕學者拿前蘇聯為例：把今日中國由政府主導的現代化，說成「參考」外國研究 成果，說明政府在創新方面貢獻不大，那怎樣解釋前蘇聯和美國當年的科技軍事太空競賽？當年兩國的創新可謂叮噹馬頭，蘇聯的例子證明政府也能帶動創新。

不 計成本的創新，導致前蘇聯帝國瓦解，我不知是否一個好例子。更甚的，是這些創新技術，是由蘇聯自己發展的，還是蘇聯在二戰攻入柏林從德國獲取的機密科技？ 有不少文獻指出，當年納粹德國積極研究原子彈和火箭技術，美蘇都是以德國的研究基礎發展軍事太空科技。當然，有人可以繼續問下去，納粹德國的創新，不也是 由政府帶動嗎？那些創新是為戰爭殺人而發展出來的，成本是以千萬人民的生命為單位，如果有人認為這合乎成本效益，我也沒什麼話好說了。

作者為獅子山學會行政總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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