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0月31日 星期三

政治不改革 貪腐無法標治 竊國惡名難除

2012年10月30日

一、中國當前似乎遇上不少麻煩,政府換屆人事變動的權爭、經濟在行政命令下有不錯 增長的背後是弊病叢生、敗象已現;不過,在黨政機能仍然強而有力的基礎上,這些問題即使十分棘手,最終均能在不影響大局之下解決,而已成「裸民」的薄熙 來,送法院審理指日可待,予人以中共打擊貪腐絕不手軟的印象。可是,近月西方特別是美國傳媒對黨國領導人中飽私囊貪污自肥的報道,當事人雖然全盤否認,推 得一乾二淨,但這些長期搜證令報社感到驕傲的消息,即使不是百分百準確,讀者對之入信的程度,肯定高於對當事人的聲明;這類新聞,見報上網後於瞬間在內地 全面被封殺,反證了上面這點推論不致遠離事實。從事態的發展看,也許真的要打一場越洋官司才能「還我清白」;然而,由於有許多海外人士寧信其有的證據必須 呈堂,在傳媒惟恐天下人不知繪聲繪影的報道下,有愈掏愈臭的可能,有關方面為大局計,因此也許會「息事寧人」,此事遂有機會不了了之。對當事人而言,「知 我罪我,其惟春秋」,孔子這句話是現成的下台階(孟子滕文公下)。不過,借用古聖賢的話十分方便、動聽,人民的眼睛卻是雪亮的!

當權的中國 領導人兩袖清風,是「黨」該如此的,問題是一旦政治失勢,貪腐醜事便馬上浮現。得勢時廉潔無私愛情專一、失勢時腐敗貪婪玩弄女性,已成為非民主中國政壇的 「定律」。如今西方傳媒下點「扒糞工夫」,便把此「定律」具體化,令人不由不信服古人的智慧:「一夫(人)得道,九族(雞犬)升天!」大權在握者莫不「清 過清水」、「白過白紙」,惟其親朋戚友以至傳媒難以查察的部屬,以機會難逢「有權不用非君子」,人人「飛擒大咬」損公自肥。試想,「後台」(上自國家元首 下至街坊小頭目)大權在握,親屬下屬有點不規矩牟些「街外錢」,誰敢吭聲?一向以來,筆者堅持中共若不公開唾棄諸如「大公無私」、「無私為人民服務」甚至 「專門利人毫不利己」等自欺欺人的口號,政壇貪腐之風便只會隨經濟增長「現金流泛濫」而日盛一日。如今西方傳媒所揭露的,不過是冰山一點(一角都嫌大)而 已!

要標治貪腐(不可能根治,最民主的國家亦有貪小便宜的官僚—最廉潔的紐西蘭在以十分為滿分中得九點五分),筆者的看法「數十年不變」,此為第一、特赦某日期前的貪污行為;第二、提高公務員的津薪及建立完善退休制度。一句話,要在制度上大大提高犯法者的機會成本。

現 在看來,這些不過是無知書生之見,以特赦放生「竊國大盜」,民間反對之聲必囂塵上,民怨凝聚與維穩大原則相違背,因此不可行;其次是,先富起來的人(所謂 「大款」)太有錢,刺激當權者的胃口,愈難滿足他們對金錢的慾望,有規有矩不致引起民憤的提高薪津等等,因此全無誘因。換句話說,在目前「道德淪亡」遍地 黃金的內地,除非政制大改革,不然標治貪污根本不可能。

二、中共有兩個堅定不移的標的,其一是使中國富強,其一是鞏固其「政治專利」—其專制統治中國的權力不受任何內在或外來勢力干擾(遑論分薄)。就此角度看,中共非常成功。
正 是循着這些標的,當鄧小平的經濟改革令私營企業迅速發展,至九十年代中期已佔工業生產百分之三十六及僱用一億三千五百多萬員工時,國營企業相對呆滯不前, 這種情勢令中共決策層在進入新世紀不久便作出國企重新上路的決定,以避免走上俄羅斯式的私人豪門經濟的出現,中共選擇由黨領導的寡頭集團統籌政治及經濟的 策略,迄今為止,證實大有所成,以國企能夠以低價收購土地、獲得低廉銀行貸款及免費的基本設施,莫不大賺其錢;北京的天則(Unirule)經濟研究所去 年六月的一份報告,指出國企在二○○一年至二○○九年間,累計的盈利達五萬八千餘億元人民幣,但若以市價計算其成本,期內國企錄得百分之六點二七的虧損。 非常明顯,如果這家非官方研究所的數據無誤,數以萬億計本屬全民所有的利潤盡歸國企,而國企上繳國家的利潤有限,以二○一○年為例,比例只是百分之二點二 (賺百元上繳二元二角),「保留利潤」固然可用作「再投資」,在當今的制度下,被管理層以這樣那樣的理由和名義瓜分,可能性不容低估。正因為如此,才有西 方傳媒指出中國已是「竊國者管治」(Kleptocracy)的國家;在彭博和《紐約時報》「作出不實報道」之前,七月十日《金融時報》已有不具名(這顯 示英國人十分「縮骨」)的新聞分析:〈北京少數新貴的家財〉,這批新貴「盤滿缽滿」,不在話下—他們「身家驟增」,主要是來自種種經營特權及國企的利潤; 它指出「目前中國的貪污比歷史上任何時期都嚴重」,又引述一位具名知情者的話:「如果你的父親是省長,這意味有關部門會迅速批准你的物業發展計劃;你從中 可獲數以十億計的利潤,因此給有關人士一億『小費』,小事一樁。」目前內地不少「商業交易」便是這樣運作。

新世紀十年,中國被西方傳媒形容為「強盜資本家」(Robber Baron,中世紀在領地上強收過路錢及十九世紀後期強取豪奪的美國新興資本家)勃興,可說是盜竊國家財產的全盛時期;如果十八大後政策依然故我,則「強盜資本家」的黃金時期將來臨!

不 久前,彭博的調查顯示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最有錢的七十名代表,共擁九百億美元資產,由於此中不少是「先富起來」的成功企業家,平均每人只有十餘億美元,可說 「不盡不實」;而從當權得勢時又紅又無私的薄熙來犯案後初步揭露的資訊看,其親友不少成為巨富。由此路進,中共欲洗除貪腐竊國之嫌,十八大後的新政府應行 新政才能收效。


2012年10月29日 星期一

社科院批港殘留港英思維

2012年10月29日

中國社科院旗下出版社早前聯同浸大中國研究所出版《香港藍皮書─香港發展報告》,由曾經主編《國情專題教學手冊》的所長薛鳳旋主編,報告批評公務員體制和公務員對內地認識不深,並暗示中央政府對公務員控制不足。

早前國務院港澳辦前主任魯平和前副主任陳佐洱高調批評有人在港搞「港獨」,有學者分析,報告揭示中央政府的鬥爭思維,擔心中央會增加對香港的控制。

報告長達209頁,逾半篇章分析香港施政困局和提出建議。報告以「香港在回歸過程中沒有經歷非殖民化」和「政府有意將香港政治推向英式議會體制,傾向西方民主、人權等價值」為基調,申述香港和內地關係有待提升。

報告形容英國殖民地部分政策、思想和意識形態仍然被保留下來,歸咎為政治爭拗和管制問題的深層次矛盾,例如公務員遭「過度神化」,成效和付出不成正比。

《基 本法》是報告重點維護的對象,文中批評香港設立問責制,衝擊《基本法》內中央政府對副局長、政治助理、常任秘書長的實際審批權力,建議中央應控制對主要官 員及政策局常任秘書長的推薦權,常秘也應與局長一起到北京述職。報告又建議全國人大主動釋法,稱釋法有效處理社會重大爭議。

報告也提到英美在香港的影響力,例如曾以「特區政府欠缺有為,外國政治勢力介入」是香港的隱憂,但書中未提及具體例子。

劉銳紹:報告顯露鬥爭思維

時事評論員劉銳紹認為,報告儘管不代表官方立場,但揭示出中央的「革命黨式」鬥爭思維,預計中央控制香港的「金剛圈」將愈來愈緊,情況令人擔憂。

劉銳紹指出,引起中央擔心的對象可分為︰公務員和法律界等「港英餘孽」、外國實力和泛民等反對派,描述反對派的部分雖然包括投票率等事實描述,但結論往往欠缺客觀。
劉銳紹呼籲,中港雙方不要政治過敏,「芝麻當西瓜」,否則未來後果可大可小。

記者昨天未能聯絡上報告主編薛鳳旋。薛鳳旋早前負責出版《中國模式——國情專題教學手冊》掀起反國教情緒。

另外,港台節目「城市論壇」昨天以魯平和陳佐洱批評「港獨」為題,以愛護香港力量為首的反港獨團體手持多面國旗到場,在論壇直播時不停辱罵為持港英旗者辯護的時事評論員黃世澤,需要工作人員勸阻。

人大政協劉夢熊表示,港人可以不滿共產黨,但不可以否認中國人。劉夢熊指出︰「共產黨連800萬蔣介石的軍隊都唔怕,怕你支米字旗?」

劉夢熊論壇後補充,9月立法會選舉中泛民政黨舉出「抵抗赤化」、「齊抗共」,加上反國民教育運動、大環境中美國「重返亞太」,港獨行徑並非孤立和偶然。他又為中央行為護航︰「中央就此(港獨)表示警惕、嚴正應對,是理所當然的。」


2012年10月25日 星期四

香港人有權說不!

2012年10月24日


特首梁振英在立法會首日會議當天,君臨天下到立法會發表第二份迷你《施政報告》,又表明 不接受提問,這是打破憲政慣例的做法;筆者奇怪泛民為何不集體退席抗議。行政首長應邀到議會發表重要談話,本是給面子的做法,但他身為非民選特首到半民選 的議會發言,卻教訓港人不應「仇外」而人民代表卻無知無覺,沒有抗議行為,是對不起選民的。

梁振英發言的重中之重是代表中央警告港 人,他說港人須「有守有為」,其實出言甚重,完全是代中央教訓香港人,不單在回應他所說的「閉關鎖港」,也回應針對他個人的「割地賣港」、「赤化香港」; 更重要的是,中共極不高興的龍獅旗、陳雲所談的漸成氣候的「城邦自治論」。梁振英針對性地談及「一國兩制」下據《基本法》規定的「高度自治」,不是「其他 形式和內涵的自治」。

中央隱瞞港人貢獻

似乎沒有人研究最令筆者反感的一個四字詞語,他叫港人「有守有為」。這 個用語大家不多見,也封建得很,它出自《尚書》:「凡厥庶民,有猷有為有守」。庶民自然指普通人,港人不能要求中央政府或梁振英治港之時要「有守有為」。 其實,調轉可能更有道理——「有守」是指操守,梁振英的誠信問題尚未解決;「有為」指有貢獻,他的確暫時全無政績,也自然沒有貢獻。

梁振英 叫港人處理中港關係時要「有守有為」,是明顯地指着和尚罵禿奴。不過,可否清楚說明港人什麼地方沒有操守?為何香港對中國沒有貢獻?中共官方宣傳從來矮化 香港的成就,這是給內地人看的宣傳,不是事實;梁振英用上同一說法,證明他代表的不是港人利益,不維護港人的特首,不是香港人的特首。

梁振英指的沒有操守行為,有港人在遊行示威時拿出港英時代的龍獅旗。正如筆者上周文章所指,出現這些情況共官不能只是心痛而是要慚愧自疚,為何無法爭取香港民心這樣失敗。港人對中國政治經濟貢獻之大,足可以寫成無數博士論文,只是官方一直歪曲事實

不 是太久遠的事,深圳八十年代才建市,當年的口號是什麼?為何官方故意不提?是「全國學深圳,深圳學香港」,沒有香港的經驗,就沒有深圳特區的成功,沒有深 圳特區的成功就沒有全國特區的成功,也就沒有改革開放的成功。全國第一個股市交易所設在深圳,就是要方便學習香港的東西。香港人在中國這三十年來的發展居 功第一,誰能否定這一說法?

筆者不介意中共宣傳殖民時代國家以大量廉價日常用品供應港人令港人生活更好,但亦應如實介紹直到八十年代中期中 國四成的外滙來自與香港的貿易,更別說五十年代全球圍堵中共之時,香港走私軍用必需品回國的窗口作用。大躍進時期,港人收容和救助數以百萬計的同胞,香港 人何愧於祖國?何以落得今天「無操守、無作為」的譏諷!

老一輩的港人如筆者尚健在,生活安逸,令不少人成為宅伯,但也不要恐嚇我們,只要能 回復六七十年代的勤勞,港人絕對可以獨立於中國之外而不會在經濟上倒下來。我們成長的戰後三十年,港人有依靠過中國的資金、技術、人才嗎?殖民地統治政治 上並不愉快,但有自由有發展,香港從來是內地人的夢中天堂,而不是官方宣傳的一個受盡壓迫、承受「百年滄桑」亟待解放的地方面對今天前所未有的逆境,港 人理所當然不會逆來順受,而有權大聲說「不」。

香港人從來都愛國,雖然經過六十年代「左仔」發動暴亂和文革的瘋狂,港人還是以中國人的身份 堂堂正正地發動全球的保釣運動。筆者的形容是香港人比大陸人更愛國,比大陸人更中國人,到了八十年代回歸問題興起,支持回歸的不是今天的建制派,而是早期 的泛民主派(李柱銘、李鵬飛、李國能等才俊例外),是例如筆者一類普通不過的香港人,范徐麗泰和譚慧珠的親英媚行與今天的愛國嘴臉同樣令人作嘔。

香港難免亂一次

一 紙聯合聲明,漏洞百出,由親建制派人士與中共代表所創製的《基本法》更是魔鬼處處,這都不是香港人的錯,而大家只求在不斷被曲解的《基本法》之中「維 權」,反被污衊為想搞「獨立」。香港人爭民主、紀念六四、支持國內維權人士,正是心繫中國的長遠發展。港共官僚要插手香港的政治,港共政客拉攏兩面討好的 獨立政客,企圖在政治上壟斷權力,這些人自私自利,只顧自己利益,又何愛國之有?

梁振英百日未能維新,未能成功解決港人住屋困難,連千元生果金也善財難捨,令香港矛盾處處。中共最成功的,只是拉一派、打一派地分化民主派,令他們變成一盤散沙,在立法會這些憲制之內的地方玩不出什麼名堂,這是港人看在眼裏,憂在心裏的。

結 果,就是香港人的自我起動。近年港人搞社運已經不須泛民政治帶引,民間已經有豐富自我起動的經驗,民間力量從來都存在,從前是起動於關心國家前途的大事件 (例如六四),近來轉化為抗拒中央干預香港的自治意識;兩年後的政改,將會是中港矛盾積壓多年的一次大爆發,香港難免要亂一次。這也許不是壞事,大亂一次 可以令剛愎自用的專政者頭腦清醒一些,而香港人亦可以奪回對中共說「不」的權利。

高度自治被矮化 思想回歸死胡同

2012年10月24日

一、外遊期間,香港發生多番牽動人心事故,就新聞性看,雖說已成過去,但身為時事 評論人,「不吐不快」。十一國慶晚上造成重大人命傷亡的撞船意外,令人錯愕、難過,儘管有關當局忙於善後,又委任業餘「航海專家」負責調查肇事原因、修補 漏洞,然而,意外就是意外,人力可挽的空間畢竟有限。

海難衍生了政治話題,皆因中聯辦副主任李剛直接介入事件,高姿態赴撞船現場「考察」之 外,尚越俎代庖,聯絡廣東尋求援手,其以一派指揮若定的口吻着港人放心,也許出於一片好心、也許是做慣「父母官」的慣性使然,結果惹來市民諸多疑問甚至引 起深化的不安,認為他的言行舉止反映了行政長官梁振英是在西環指揮棒下唯諾行事的事務性官員,所謂高度自治的香港特區領導人,只不過是從屬於中聯辦的一員 代辦!

李剛當天的作為,究竟是他個人勇於任事的性格使然,促使他站到鏡頭前指手劃腳(令人聯想到內地天災人禍時領導人親赴災情場地指導救援 工作的情景),還是中聯辦早獲北京領導人面授機宜,對不論大小的香港事務均應以責無旁貸的態度應對?什麼是正確答案,筆者不得而知。反正李剛的介入與關 懷,令相當部分港人為海難愁困憂傷之餘,更為高度自治是否已經淪陷而增添煩擾。除了在政制改革和議會選舉露了強有力的一手,如今連香港處理人禍意外事故也 擺出「督師」的架勢,特區政府,尤其是梁振英的行政長官地位愈形矮化,路人皆見。看來南下官員對與特區政府和香港事務保持適度距離上已無罣礙,可惜,他們 的出現特別是站到台前指點江山,往往是幫倒忙,不僅於事無補,甚且弄巧反拙—何以致此,負責香港事務的最高當局宜深切反思。

西環在香港的角色,令人想起前朝獨有的政治顧問,這名由倫敦直接委派、附於港督府(辦事處)的「京官」,很少露面,而在公開場合出現時,永遠讓人感到他是香港總督的屬員而非英國派來監督、指導港督的欽差!

二、基 本法委員會副主任梁愛詩在一次公開講話中指出,香港法官對中央與特區的關係,缺乏認識;而律師又只懂得以普通法解釋《基本法》,所以,一九九九年的居港權 案中法院才作出挑戰中央的錯誤決定。她認為法官在判案時經常以個人權利為優先考慮,未有平衡個人權利和公共權利,與她的期望「有差距」,她因此認為雙非問 題的解決方法,應由行政長官以執行《基本法》遇到困難為由,向國務院提交報告,要求人大釋法。

大律師公會與香港律師會分別就此發表聲明,就 梁愛詩的言論提出異議,指出法院承認人大常委可按基本法解釋條文,但香港司法體系認同普通法,故此可據之以詮釋法律條文,《基本法》當然包括在內;聲明又 稱,任何干擾司法獨立或可能被視為干擾司法獨立的事,即使不違法,亦均須嚴加防範並慎重處理。律師會的聲明則指陳,香港法官的質素、品格及威望,一直受到 尊重,政府若就雙非糾纏提請人大釋法,會削弱終審法院的地位和權威。

由於未讀(執筆時找不到)紀錄梁女士相關講話全文,而由於一九九九年判 決居港權案時確有法官事後公開承認人大釋法具至高地位(Supremacy)的一番周折,筆者不敢斷言梁愛詩當天的講話有否逾份、是否詆毀了香港法官?不 過,在梁氏的相關報道中,看到她說香港人未思想回歸這一節,對筆者而言,更具震撼性!

如果中央的香港政策是要港人思想回歸,那對香港固然是 困厄重重,對中國來說,亦絕非好事。梁愛詩這種說法,與當年鄧小平提出「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構思和意向,恐怕大相徑庭。縱使擁護程度未盡相 同,香港人接受主權回歸中國,是不爭的事實;然而,主權回歸與思想回歸是難以相提並論的。當年居港華人在英國殖民者治下過活,其安份守常並不等於他們與英 國人同心同德。當年有人在雙十節張燈結綵,張掛青天白日滿地紅旗,而到了十一,五星旗在勞工子弟學校、左派工會與國貨公司,亦極一時之盛。英國沒有國慶, 每年的英(女)皇壽辰,督憲府有園遊會、有授勳儀式、市民有假日,可是,除了高官府邸,民間很難見英國米字旗在窗外門前飄揚。

英國管治遠離 大不列顛十萬八千里的香港,即使沒有作出任何高度自治的承諾,香港還是可以按照向有的風俗習慣、歷史文化(雖然此中有強烈的「功能人類學」成分;見今年一 月十九日本欄),繼往開來了一百多年,期間香港從小漁港發展成為輕工業重鎮,曾執塑膠、假髮、製衣等業世界牛耳,又成了東南亞的運輸樞紐和世界有數的金融 中心。英國人管治得法,可是,港人的思想文化卻以華人為主流,從無被殖民者同化的迹象,更沒有可能約束言行的思想回歸問題。香港在歷史巧合下,其實早有城 邦的影子。月前陳雲博士的城邦論遭「愛國者」作言文鞭撻,其實那是對陳氏的見解未加深入思索的膚淺之見。筆者完全理解中國維穩的迫切性、重要性和複雜性, 因此明白在香港提及城邦模式的政治敏感性,但相當部分港人冀盼在高度自治、港人治港的承諾下,足以保留香港近似一個城邦般,具思想自由、行事開闊的社會特 色,是彰彰明甚的。


‧香港近事.二之一

2012年10月21日 星期日

真的假不了

2012年10月19日

在香港教書的朋友對部分大陸研究生有微言,說:「我上課很避忌,少談『六四』和文革,但講香港社會文化怎可以避過這些?」又抱怨:「我在英文講義旁加中文註解,真是好心做壞事:他們居然不滿意我用繁體字!」

我很同情朋友,連忙安慰說:「你不是說有幾個大陸學生很優秀嗎?」

她說:「其餘的夠煩了。上學期,我發現有學生整篇論文九成都是抄回來的,我送她一個D,好讓她合格,學系強行改為F,她跟同胞們狂剿我又罵我執着。」

抄 襲,令我想到《紐約時報》那篇具爭議報道,談論大陸赴美留學生在申請書造假的研究報告。報告由北京居住多年的美國人發表,根據訪問二百五十個申請往美國讀 書的高中生得出結論。數據說九成的推薦信非由推薦老師寫,只是找其他人寫好之後着老師簽名,還有過半叫別人代寫個人陳述,一半用假成績單等。

我 不知道報告的真確性,再不可靠的典型,某程度上都是基於事實吧。我只是不滿意這些外國人針對中國人,不對美國學生做同樣的研究。據我所知,有些美國學生也 會自己或找人寫推薦信,然後叫推薦老師簽名,理由是反正老師不甚了解自己,倒不如弄一封體面的,奇怪的是簽名的老師不介意。Personal statements更不用說了,好多報考法學院的精英學生,即使本身母語是英文,很多都事先將陳述書交給他人批改。至於成績單造假,這個倒易解決,其實 叫申請人學校直接送一份正本到美國學校,不就行了?

美國人常用他們對儒學的誤解,企圖解釋中國人造假情況,來增加自己優越感。最常見是說儒 家強調模仿,於是中國人抄襲成風。根據《論語》,模仿只是學習方法之一。此錯誤就如對和諧概念一知半解,《論語》指出和諧中的「和」跟「同」意思不一:前 者着重多元聲音,後者要求迎合他人,大家原來不用看港劇都可知道和諧真諦。很可惜,壞學生出貓,老師又不公,乖學生也一拼受罰。據聞有美國學校收生委員 會,因為造假新聞提高了對中國申請人標準,例如考慮研究生時,除了來自知名大學(如北大,清華和復旦)申請人外,其他的索性不理。赴美的中國學生可能會趨 向兩極化:有符合高標準的名校尖子,其餘就在學店胡混。

香港朋友繼續說:「荒謬的是,學系FAIL了學生後,又怕她畢不了業拉低畢業率,政 府會減經費,於是輔導她幫她畢業!唉,堂堂大學,變相成了學店!」我安慰她:大學商品化到處都有,紐約除了名校之外,都有好多野雞大專。長輩朋友女兒憑實 力考入哥倫比亞,有個在紐約學店讀書,不知來自大陸還是台灣的女子驚訝問:「她不用考SAT嗎?」「當然要!」女子報以懷疑眼光,像是說:「造假的?」長 輩背後罵她:癡X線!


2012年10月16日 星期二

遊客人均花費支出人民幣495元


2012年10月15日

內地同胞休假喜歡做什麽?  

香港不再「擔任」獨家的內地豪客購物天堂,以往香港旅遊市場是面向內地最高端的豪客,不過近年由於香港高速融入內地,面對的已經是全國13億人民,不再單是豪客,而是來自鄉鎮甚至是農村的「客人」。

香港已經不再是「內地尖子」的香港,而是一個「百姓化」的香港。香港能否得益,就須要先了解內地同胞休假喜歡做什麽?當中隱藏甚麽特點?

香港的假期制度與內地並不一樣,因此,大家身處香港,能較快見證到一個「消費冷清」的黃金周,而內地的數據則在上周才公布。內地的數據不但不冷清,反而破紀錄火爆,所有數據呈現增長。

內地黃金周數據火熱


大家可以看看火爆的數據,在這個異常火爆的中秋國慶內地長假期:

(1) 全國共接待遊客4.25億人次,比2011年十一黃金周增長40.9%(按可比口徑,同比增長23.3%);

(2) 實現旅遊收入人民幣2105億元,比2011年十一黃金周增長44.4%(按可比口徑,同比增長26.3%);

(3) 遊客人均花費支出人民幣495元;

(4) 在全國接待的4.25億人次旅遊者中,過夜遊客(僅限於住在賓館飯店和旅館招待所)為9694萬人次,一日遊遊客為3.28億人次。

數據雖火爆,但是對香港人來說,眼球可能只會被兩組數據所吸引,第一組是人均花費只有495元人民幣。這數據告訴大家,內地旅客並非個個都是豪客。另外一組數據則告訴大家,內地市場更是以「一日游」為主導。針對未來的發展趨勢,我們必須充分了解。

.....

筆 者再回到內地旅遊市場的分析,參考招證宏觀研究與行業的最新報告,全國假日旅遊部際協調會議辦公室在10月9日下午發布《2012年中秋節國慶節假日旅遊 統計報告》,在8天長假期間,全國共接待遊客4.25億人次,同比增長40.9%;實現旅遊收入2105億元人民幣,同比增長44.4%。納入全國假日旅 遊統計系統的39個重點旅遊城市共接待遊客1.39億人次;納入全國假日旅遊統計系統的119個旅遊景區(點)共接待遊客3425萬人次,門票收入 17.7億元人民幣。

遊客人均支出僅495元

(1) 旅遊人數與旅遊收入增長

2012年中秋節 國慶日8天長假期間,全國共接待遊客4.25億人次,比2011年十一黃金周增長40.9%(按可比口徑,同比增長23.3%);實現旅遊收入2105億 元,比2011年十一黃金周增長44.4%(按可比口徑,同比增長26.3%);遊客人均花費支出495元,同比增長2.48%。
8天時間 裏,全國公路水路共運送旅客6.6億人次,同比增長8.8%,相當於內地一半人口東南西北大流動了一次。其中,全國公路完成客運量6.47億人次,日均達 到8087萬人次,日均客運量再創歷史新高。整個鐵路黃金周期間,旅客發送超過8000萬人次,日均發送旅客超過700萬人次,秋運絕對超過春運。

在8天長假與《重大節假日免收小型客車通行費實施方案》的兩大有效刺激下,中秋國慶長假顯現出一場火爆的場景,各重點旅遊景區接待人數屢創新高,酒店、景區、旅行社等企業都賺得盆滿缽滿。

一日遊高達1.1億人次

(2) 一日遊仍為市場主體

在 全國接待的4.25億人次旅遊者中,過夜遊客(僅限於住在賓館飯店和旅館招待所)為9694萬人次,比2011年十一黃金周增長36.0%(按可比口徑, 同比增長19.0%);一日遊遊客為3.28億人次,比2011年十一黃金周增長42.4%(按可比口徑,同比增長24.6%)。其中一日遊遊客佔旅遊總 人數的77.2%,較2011年增長1.2個百分點,主要是受惠於高速公路免收通行費的政策,使得自駕遊客大量增加,近郊遊遊客一日往返的情況增加。
納 入全國假日旅遊統計預報體系的北京、天津、承德、秦皇島、瀋陽
、大連、長春、吉林、哈爾濱、上海、南京、無錫、蘇州、杭州、寧波、黃山、廈門、南昌、瑞 金、青島、洛陽、武漢、長沙、張家界、韶山、廣州、深圳、桂林、海口、三亞、重慶、成都、廣安、貴陽、遵義、昆明、西安、延安、銀川等39個重點旅遊城 市,中秋節國慶節假日期間共接待遊客1.39億人次,其中過夜遊客(口徑同上)為2856萬人次,一日遊遊客為1.10億人次,佔39個重點城市接待遊客 總量的79%,佔總接待遊客量的32.7%。

(3) 旅遊城市是收入的主要來源

針對旅遊收入構成,上文也有提過,在全國接待 的4.25億人次旅遊者中,過夜遊客(僅限於住在賓館飯店和旅館招待所)為9694萬人次,比2011年十一黃金周增長36.0%(按可比口徑,同比增長 19.0%);一日遊遊客為3.28億人次,比2011年十一黃金周增長42.4%(按可比口徑,同比增長24.6%)。在所實現的2105億元人民幣旅 遊收入中,民航客運收入81.6億元;鐵路客運收入33.2億元;39個重點旅遊城市實現旅遊收入786億元;其他旅遊城市和景區實現旅遊收入1204億 元。

不再集中一線景點

隨着旅遊消費選項的日益豐富,傳統的重點旅遊城市不再是旅遊者出遊的唯一選擇,「觀光 遊」、「休閒遊」、「度假遊」、「主題遊」、「紅色旅遊」等豐富多彩的旅遊產品為消費者提供了更為多樣的消費選項。同時,消費者的出遊目的地也逐漸從一線 熱門旅遊城市和旅遊景區,向二三線旅遊城市和景區、周邊遊、新興旅遊目的地等轉移,未來將形成以一線重點旅遊城市和景區為依託,多種旅遊形式並存的旅遊市 場形勢。

內地旅遊市場特點在中秋國慶長假期間已經開始展現,旅遊市場呈現出自駕游快速增長成為亮點、鄉村遊等周邊特色遊受到追捧、旅遊主題活動百花齊放、也導致旅遊業超負荷遭到非議的特點。

一系列的數據反映出內地旅遊市場空間巨大,長假期間導致內地人旅遊消費集中在某些特定假期中釋放,未來為解決這扭曲的情況,內地的工作假期制度有須要進一步完善和落實。
筆者在下一期的「納論招言」將更深入分析內地休假旅遊消費的新模式,深入探討內地同胞休假喜歡做什麽。

作者為資深投資銀行家


2012年10月14日 星期日

公民社會靠遍地開花

2012年10月11日


「國教指引」擱置,梁振英雖強調不會撤科,民間反國教大聯盟則似已經收貨,在立法會新季度開鑼日不會有任何行動。
左派報章報道則突顯特首「希望藉以平息社會爭拗」。其實,政府最希望平息的是:一、遍地開花;二、公民社會現象的出現和普及。


沒有家長關注組的出現,不會有大聯盟的衍生,社會亦不會有爭拗,因為有關指引其實輕舟已過萬重山,若非有《中國模式—國情專題教學手冊》平地一聲雷,這個道德、國民與公民教育三合一的新猷不可能最後會陰溝裏翻船。

香 港中學校長會主席阮邦耀公開承認:大聯盟鼓吹的「遍地開花」行動將會影響學校運作,家長一旦轉趨積極,透過家教會的參與,與校方的關係很易變得緊張,學校 將煩不勝煩,除了教材的選擇,教授的方式和評估的基準將受到擔心的家長及其背後的支持者質疑,學校的一舉一動,如果未經諮詢,極易惹起家長不滿,隨時變成 學校內外熱烈討論的話題。

檢視「國教」 有否染紅

事實上,「遍地開花」的行動已經落地生根,家長關注組發起人陳惜姿聲稱已成立「衛星小組」,繼續研究其他科目的指引和教材有否「染紅」,初步目標是小學的中文科,以及課程指引有六分一是「國民教育」的常識科,因為小學生最易受人「洗腦」。

阮 校長本來希望經此「國民教育」擱置一役,學校能回復正常,可以專注教學,實行如特首的呼召——「教育回歸教育」,但關注組卻另有打算,且看「遍地開花」的 現象會否因特首的一再讓步而逐漸消弭於無形,不致成為日後任何社會現象的成功先例和模仿對象,亦令阮校長等教學人員能放下心頭大石。

教育行 政學會主席李少鶴說得更為清楚:「國教」的爭拗令他們感到困擾,「學校連舉辦內地交流活動都怕」。如果擱置指引能平息紛爭,交由學校自決,則這類交流活動 可望仍能如常舉行,令主辦單位不致大失預算,因為涉及的學生數以十萬計,收費及資助更是一門惠及中港兩地的極大生意,而且不斷上升,如果爭拗持續不斷,交 流活動可能一蹶不振。

反國教運動在學校內可以遍地開花,因為有家長參與,亦有家教會的機制讓他們能名正言順地向校方提出要求,加上教師中亦有不少人對「國教」的理念不表支持,教師團體中教協的會員眾多和動員能力強大,因而有足夠條件在校內落地生根,引起公眾的廣泛關注。

建制中人 昧於形勢

在學校以外,遍地開花的現象由傳媒開始,事實上傳媒特別是年輕記者對《中國模式—國情專題教學手冊》的反感極其強烈,所以批評之聲一呼百應,加上家長關注組的發起人陳惜姿曾是傳媒精英,在行內一向備受尊重,所以不易抹黑,亦隨時變成一呼百應。

後 來加入支援的團體及個人已遍及社會不同階層,陳義亦愈來愈高,甚至是社運老鬼也不惜自我犧牲加入絕食行列,大聯盟的出現,令政府不可能不一再讓步,因為大 聯盟的雪球愈滾愈大,若不及早「封殺」或「淡出」,最後一定變成全民參與,只要時機成熟,五十甚至一百萬人上街的盛況必會再現。

這次遍及校內校外的公民運動,因為新政府總部已成為公民廣場,令運動變得更有焦點和有長期聚集地點,方便更多人的參加,亦令運動的主題變得更多元化,更強烈鮮明的公民社會意識由是而生。

公 民社會的特點是授權和均權。社會中每一個市民都有同等的公民權利,政府的任何決策都須要透過諮詢尋求合理的共識,並且令反對者的公民權利不致受到損害。在 「國民教育」爭拗中,家長和學生(學民思潮)的權利過去一向不受尊重,後者發聲年多,仍然未獲社會認同,直至與家長聯手,才令最具影響力的老師組織急起直 追,終於掀起一次聲勢浩大的社會運動。

家長和學生這次自發地起來爭取權益,建制派中人不少認為完全是社會不同勢力鬥爭的結果,家長和學生只 是受人利用,但這種臆測除了缺乏證據,更重要的是對公民社會興起的趨勢的無知和忽視;今後同類性質的社會運動必會愈來愈多,可供幕後黑手發揮的機會只會愈 來愈多。如果不加以及早疏導,一味只懂怪責這些「破壞」勢力的無知和受人操控,社會的矛盾和衝突只會變本加厲。


民間智慧 大於官方

今 天的公民社會,民間智慧大於官方智慧,民間什麼專才都有,甚至連過去極為罕見真正熟悉政府的官員和幕僚,今天也不愁沒有合適人選可供傳媒訪問,一同發聲論 政,政府推出什麼政策,負責設計和推銷的政務官和問責團隊,面對遍布社會的不同民意和專業精英代表,根本不易過關;一旦讓他們找到共通點聯合起來,其勢與 力之大,恐怕將不會是一兩個司長局長、甚至特首所能抵擋,所以問責班子不可能沒有政黨的支持,而政黨亦不可能沒有公民的授權,否則一定事倍功半,甚至是隨 時節外生枝,半途而廢。

梁特首上任三個月,修正、擱置和撤回前朝政策措施的「果斷」行動亦有幾回,每次的決定相信不單經過內部熱烈討論方才 通過,更重要的是民意調查結果的啟示。政府內部持續做的民調不比外間為少,亦應比外間更可信和準確,特別是富爭議性的決策,梁特首已再不可能如曾特首那樣 一言堂、並要求行政會議及問責團隊當「橡皮圖章」,對民調方式及民意的變化應會更為重視,因為惟有這樣,才能令政府內部心服口服,

這種態度 其實符合公民社會的發展,建制派和港共對此當然會感到不滿,因為主動權似要交出,任由民意牽着政府的鼻子走;但特首其實已無選擇,尤其是他有心連任,成為 第一屆的民選特首,因此他不會覺得自己在節節退讓,而只是成熟一樣做一樣;所謂成熟,是自覺已充分掌握民意,所謂改變亦只是成熟的最終極表現而已。

香港真是提款機?

2012年10月12日

英國治港百年,大陸收回只十數載,可笑此中關係又豈只十數寒暑?筆者試從數據中回應主題,並從國際貿易、資金流入流出、旅遊消費、捐款、外來投資……,算算香港被提款的能力。

近代【註一】
國際貿易:1866年時,香港跟中國雙邊貿易達一億一千萬英鎊,佔中國外貿約四成,時香港人口只有八萬餘。

資金流向:外僑喜經香港滙款入內地,1899年至1913年期間,每年約滙一百三十萬銀元。
捐款:香港人有捐款癮,1915年廣州水災,東華醫院籌得五十六萬捐款予內地。
外來投資:1910年,根據不全面記錄,香港的內地投資有二百萬元,香港銀行貸款予中國約三千萬両。

現代

服務貿易:內地跟香港是長期順差,即內地賺香港,比香港賺內地較多,2011年的順差是三千億【註二】。

外來投資:截至本年5月,港商直接在內地投資累計四萬三千億元,是內地最大外資。截至2010年底,內地在港投資累計一萬五千億元,也是內地最大境外投資地【註三】。
資金流向:自有H股或紅籌股在香港上市,募集資金調回內地累計至本年約八千億【註四】。
至於旅遊消費,請參閱【表.註五】。

有自由行後,香港人在內地消費與內地人在港消費僅在前年才有順差,可是累計尚有負數。
捐款:自九十年代華東水災和汶川大地震均有捐獻,不重述。

2003年後,是恩計禍,是禍是福,數字確見端倪,正如西諺Figures can't lie,請讀者判斷世情實況。

作者為國際會計師公會會員

註一:《香港與近代中國》(霍啟昌著)
註二::2009至2011年度中國國際收支報告
註三:http://tzswj.mofcom.gov.cn/aarticle/g/201206/2012068199401.html
註四:2011年中國跨境資金流動監測報告
註五:2009至2011年中國國際收支報告,香港旅遊事務署便覽2003年至2009年,香港統計處香港統計月刊2012年7月專題文章:〈2011年本港居民到中國內地作私人旅行的消費開支〉

2012年10月12日 星期五

正視龍獅旗 回歸《基本法》

2012年10月10日

今年十一國慶。數十名市民往中聯辦外揮舞殖民地時代的龍獅旗,顯示的標語是:「我哋係香港人,唔 係中國人。」用象徵英治的區旗示威抗議始於今年七一遊行,而啟發這個表達方式的應該是2011年6月在書面發起的香港城邦自治運動。陳雲著的《香港城邦 論》為這個運動作出詳細的論述。

揮舞回歸前的香港區旗當然令不少中國人側目。有在金紫荊廣場觀光的內地同胞斥責示威港人不承認是中國人,又 不會被英國收留,所以不是人!港澳辦新副主任陳佐洱表示痛心,並乘機批評英國只是把香港當作獲取亞洲最大財富的提款機,反觀中央政府一直優先考慮香港利 益。政協委員劉夢熊撰文,指責英國駐港總領事楊甦棣是策動香港自治運動的背後黑手。
我沒有機密資料,也沒有興趣猜度箇中複雜的國際政治角 力。但根據陳雲撰寫的香港城邦自治運動總綱,這個運動「只是促進一國兩制、高度自治的公民運動,並不是鼓吹分裂國土獨立運動。」但運動發起者假設中華人民 共和國可能會解體,到時香港政府便須與新的中國政府交涉,維護香港本土利益,例如與台灣與和澳門一起,加入中華邦聯(Chinese Commonwealth或China Confederation),變成一國四府。(總綱全文可在網上找到。)這個假設,在擁護中央政府的愛國人士眼中屬非常政治不正確,結果當然是要口誅筆 伐。

我對龍獅旗重見天日沒有感到痛心,更不會以外國勢力結合反對派和港英餘孽的陰謀論視之。我反而認為要正視這個「反常」現象。在電視畫面 上揮舞龍獅旗的絕大多數是年輕人,他們沒有深刻的經歷去懷念港英時代的政績。他們強調「去中認港」的身份是不忿近年內地同胞壓港而特區政府無心無力護港的 情緒反彈。所以在「光復上水」的行動中,我們便看到龍獅旗海。發起香港自治運動,並以龍獅旗為標誌的的是一群中年人。他們有清晰的論述(同意與否是另一回 事)。總綱亦肯定一國兩制,高度自治。他們言論自由的權利不應被故意曲解,或被戴上政治「罪名」。

回歸15年,香港的經濟的確受惠於內地的 發展,而開放自由行亦為香港帶來前所未有的實際利益。但同時期,香港很多問題和困難都是與內地有關(例如本土經濟空洞化、樓價狂升、雙非孕婦、上水淪陷 等)。愈來愈香港人,特別是沒有上兩輩逃難來港,搵食至上心態的年輕一族,感到香港有逐步內地化的危機。他們對與內地大不相同的自由、人權、法治、環保的 執着便從舞動龍獅旗中反射出來。與此同時,梁振英領導的新政府在維護一國兩制、高度自治的表現加深了他們的疑慮。讓我在下面以國慶日特首梁振英的言行為 例,證實疑慮非虛。

梁振英曾經在接受傳媒訪問中說,假如香港與內地發生矛盾,他會站在香港那邊。但在國慶酒會致辭時,他強調的訊息是香港和 內地共同發展的必然性和必要性,完全沒有說到其中可能出現的問題和矛盾。整篇演辭沒有提到香港本身在一國兩制下的獨有優勢對國家發展的貢獻。假如這篇演辭 是梁特首配合國慶的政治範本,他在晚上陪同港澳辦副主任李剛往醫院探訪撞船傷者的表現更是大失身份。在電視畫面上,我們看到李剛公開宣布會與廣東省聯繫, 安排救援船來港,而梁特首只是站在一旁。這場面正如以前特首公開宣布決定時,司長或局長都在旁侍候一樣。梁特首事後表示李剛是主動要求前往醫院,而香港需 要調動所有港內外的救援力量。這個解釋不會洗脫市民對梁振英上場後,「西環治港」或駐港中央代表與梁特首上下分明的印象。在政治上,一般人不會知悉實情, 所以印象便等於事實。一個聲色影像勝過無數巧言,更反映一個梁振英必須糾正的問題或印象:特區政府偏離了《基本法》容許香港高度自治的原則和精神。

鄧 小平構思的一國兩制容許香港特區高度自治,是包括行政管理權及以「中國香港名義參與對外事務的權力。行政管理權指特區政府自行處理香港內部事務,包括與各 省市聯繫,例如要求廣東省派出救援船等。中央所屬各部門(包括中聯辦)不得干預特區(見《基本法第2條,第13條,第22條等)。特首對中央負責,同時對 特區負責,更負責執行《基本法》(見《基本法第43條、第48條)。除了中央擁有釋法權外,香港的高度自治可以媲美聯邦制國家轄下的省、洲政府。在對外事 務上,香港更勝一籌,因為可以獨立地位參與經貿組織,例如WTO、APEC及簽署雙邊協定,例如自由貿易協定、航空協定等」。

香港的高度自 治源自龍獅旗時代港英政府已經享有的權力和自主,然後再由《基本法》明文規定。特首有不可推卸的責任維護香港的高度自治。這個責任包括不容許任何人(例如 中央政府官員)損害市民對香港高度自治的信心。所以特首完全應該在有需要時向有關的人或事說「不」。當選後,梁振英不像上任曾蔭權上街謝票(雖然是做 騷),卻選擇拜訪中聯辦,已經惹來不少猜疑。今次李剛公開「作主」後,政府在與內地有關的政策上,例如東北發展,如何令港人相信最終決定不是由中央拍板, 難度愈來愈高。為了避免愛國人士誤會,讓我鄭重聲明,中央和中聯辦關愛遇難港人值得我們感謝,但為了體現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精神,儘管我們對特首有多少 批評,我們不願意看到他在處理香港事務時退缩一旁的形象。基於同一原則,我對上次政改時,民主黨繞過特首與中聯辦談判的做法有極大保留。

回歸《基本法》的精粹是在具體事務上,特首讓市民見到和感受到他是切切實實貫徹香港高度自治的原則和精神,而不是跟隨內地官場規矩或《基本法》以外的潛規則辦事。這才是應對龍獅旗重現的正道。



2012年10月9日 星期二

放下敵我 以港為家

2012年9月28日


2012年的反國教運動,是自2003年7月1日五十萬人大遊行以來,另一次社會集體覺醒的運動。在這兩次運動中,公民社會除了對政府管治班子失去信心之外,對自由空間可能收窄,以致影響下一代的思想自主,都感到非常憂心和憤怒!

我 們向政府、中央和世界說:香港的未來,我有份!請不要漠視我們珍惜的文化核心價值、包括自由而隨便「規劃」我們的前途!這不是個別要求選票的政客煽動的結 果,請不要誤判形勢!相反,若民氣得不到善導,而是再一次受到漠視和「敵我矛盾化」,只會令香港再難安定,誰會樂意見到?

親身參與「港人治港」

為 什麼政府做「足」諮詢,但當宣布推行「德育及國民教育」科時,卻會引起那麽大的反對聲音?若我們把「德育及國民教育」科抽起,而代入任何一項政府重要政 策,反應也會那樣激烈嗎?也許,香港社會已經發生變化,香港人正產生強烈的主體歸屬感,對香港往何處去、如何「規劃」及與大陸的關係,都不再相信政府問責 官員、代議士、學者或「高效率的公務員」可以「代勞」的了。

既然《基本法》應許香港有高度自治,我們不應假設「溫水煮蛙」的必要,相反,卻 要親力親為參與「港人治港」。政府和親中人士若有意無意地把香港應有的自治範圍拱手相讓予大陸,得到「出賣港人利益」的批評便在所難免了;月前,在反國教 運動高峰期,教育局局長吳克儉秘密訪京後引發的社會輿論,便是一例。

香港社會重視程序公義,教育局須經正常公開招標程序,把資助教育活動的 撥款交予合資格機構,並要求其審批外判工作的程序符合客觀標準,負責機構還應提供年度財務報告予教育局檢視。看來,自《中國模式—國情專題教學手冊》 (《手冊》)等事件曝光後,政府已汲取「教訓」,重回「正軌」。不過,這只是最基本行政系統可以盡快修正的地方——做事「有規有矩」;若涉及政策方向和內 容的制訂,卻是官僚最無能為力之處,應借助專業人士提供意見。

《德育及國民教育科課程指引》的學理根據貧乏,把「國民」取代「公民」以作科 名、「結論先行」、歪曲教育理念……,不似出自受過嚴格教育專業訓練的官員之手。二十一世紀的教育政策和課程制定,香港的水平竟如此不專業,就算做到上述 審批撥款的程序公義,也是完全不到位、不及格的課程政策工作。

「非敵即友」想法狹隘

既然公民社會已動員起來, 現在就讓各界走在一起,重新審視在一國兩制下香港的公民教育和國民教育的定位,甚至成立「學習社群」,當中政府只是其中一位持份者:沒有前提(開科與 否)、但有原則(守護香港核心價值)地共同探索,才是較合理的「起錨」方式。凝聚共識,建立互信,此其時也。

有人說,回歸十五年,「人心未 回歸」!這些人對此有份迫切的責任感去催促香港政府,有計劃地在公務員體制內、教育體制內、青年事務方面推行「國民教育」。香港在中央眼中,一直只是「長 期打算,充分利用」的地方而已,所以香港不是港共的「家」,只是報效黨國集團的場地(故可派他們往其他地區「報效」),一切人和物都是資源和工具,供他們 和中央去「打算」和「利用」。他們在港善於「統戰」,軟硬兼施,甚至奔赴前線(參與各有關單位的國內交流團,觀察學員的「進步」,謄寫「報告」;或主持研 討會及講座,向觀眾曉以「一國兩制」的大義),勞心勞力,與向中央伸手要利益而不做「事」的政客,有更強的「危機感」和「承擔感」。

他們多 用「以我為主」、「敵我二分」的「鬥爭」邏輯處事和思考,一如在《手冊》中,作者醜化「華盛頓模式」,美化「中國模式」,刻意不再處理「第三條路」的「布 達佩斯模式」;他們把香港社會的核心價值(如人權、民主、自由、法治等)撥入敵方陣營(即所謂「反對派」),再「暴露」該陣營屬於有外國勢力撐腰的多黨制 民主「負面」模式(故導致爭端不絕內耗無效率),最後甚至順着一些國內學者的「論證」,視目前的執政共產黨直線繼承中國道統政統,一種合情合法合理的「中 國天朝主義」的獨特模式便給突顯出來。
在此論述中,我們看不見「第三條路」,一切歸邊,非敵即友!通過「二分法」,造成刻板思維和「自豪 感」,動員歸順的人去做「人心回歸工程」。他們要把信仰「敵對陣營價值」的青年「搶救」回來,為香港培養「愛國愛港」的下一代,並從中選拔他們(及中央) 放心的治港接班人,繼續為中央把香港「打算」和「利用」,為香港的「長治久安」作重要貢獻。

革命是要奪權的,有了權卻怕別人奪去,惟有繼續 製造敵人,號召群眾,打擊敵人……,這是任何專制革命政權的存在焦慮。在民主自由多黨制議會政治成為世界現代文明時,「愛國」人士如何論證「中國模式」的 優越、「中國不能行多黨制議會政治」,實要花很多工夫;但香港學生要接受同樣的「論證」才會理性「愛國」嗎?

若我們的「人心回歸工程師」是 如此定位自己的神聖工作用鬥爭心態、敵我二分的邏輯去理解「反國教運動」,他們看到什麽?他們以為黄之鋒等人一定給「反對派」(最易做的歸邊法)利用, 成為政治鬥爭工具而不自知;他們以為家長、學者及其他社會人士的「反對派背景」才堪注意!這種不必細嚼反對內容而把異己歸邊的「結論先行」心態,可以為理 性交流留下多少空間?事情的詮釋只有他們的鬥爭邏輯那一套嗎?在他們身上看到理想的公民形象嗎?香港未來的下一代向誰學習開放的公民精神?以及向誰學習關 心香港及祖國的未來?

「公民廣場」找到公民

從包圍政總,成立「公民廣場」那刻開始,我們看到什麽?當我坐在 「政總」和「中大」的「公民廣場」中,間中聽到一些看客就算聽不到台上叫喊什麽口號,都隨着大叫幾聲去支持時,當我聽到一些不屑論證而呼籲群眾大喊「撤、 撤、撤」時,確令我警覺反智的起哄可以在任何主題的社會運動中發生。

不過,令我安慰的更多:年輕人大汗淋漓分工合作、自發把垃圾分類及建立 垃圾站、讓座予老人家及有小孩的家庭、嘗試有理據地把反國教的「方方面面」交代清楚、把嚴肅課題轉化成趣味的嘉年華式的共享共學的經驗……。這不是一次活 生生的公民—國民教育嗎?主辦者不是因為關心自己的香港的未來而主動建立「公民廣場」的一切嗎?

在《建黨偉業》中的陳獨秀、李大釗在北京街 頭振臂一呼,控訴祖國的腐敗時,與我們的黄之鋒們在「公民廣場」上反對洗腦,究竟有沒有大分別?在廣場裏,人心不更加回歸到大家珍惜的文化核心價值嗎?我 們對輕易放棄自由民主人權的做法加以鞭撻,這份憤慨,難道真的因為我們給反對派利用?真正愛國的公民只有做馴服歸邊、支持執政黨施政的「愛國者」?

我 想告訴各「人心回歸工程師」:在這幾個月的反國教運動中出現的,是香港公民社會再造的人心凝聚工程,是為守護文化核心價值,必須親身參與「港人治港」的 「集體意識」的共同體認!在每一個呼喊背後,是純潔良知的靈光一閃!請你們放下鬥爭心態、放下敵我思維,以香港為家,香港公民的可敬可愛一面,必令你讚嘆 不已!

作者為香港教育學院專任導師


2012年10月8日 星期一

禮崩樂壞

2012年10月4日

中國文化曾經是東亞的「超強勢」文化。越南和韓國曾是中國的藩屬,不單棄本土口語而用中文為「通用語」(Lingua franca),且照搬儒家文化。日本好一點,「整合」中文和本土口語而成日語,「中國化」的程度不如越、韓那麼深。

英 語是三及第語文,既有本土口語,亦有日耳曼(Germanic)語以及中世紀歐洲的「通用語」拉丁語。如此駁雜不純、無甚章法的語言,可以成為今天的世界 「通用語」,足以證明:追求語言的「純粹」,既屬徒勞,也無甚裨益。對「le week-end」(法語,即周末的意思)這類字眼恨之刺骨、力求保存「純粹」法語的法國人,多番努力,終歸無用。

強勢文化可分兩類。第一 類是藉着經濟強勢,其他文化睇錢份上,不得不屈從,不得不將就。八十年代,日本經濟泡沫化,日本遊客富裕到全球跑,日本公司全球投資,日本普及文化——包 括飲食、動漫、柔道及空手道等——成為強勢文化,連歐美都要向錢看而將就日本人,香港更幾乎成為日本普及文化的「殖民地」。十多年後,日本人富裕不再,除 了刺身壽
司外,日本文化在西方便有如煙花,剎那光華,回復沉寂。

利己主義

今時今日,輪到暴富的內地人憑經濟強 勢這裏去、那裏去地大灑金錢,表面上內地文化是強勢文化,內裏也只是過眼雲煙。這是因為內地文化主流是劣質文化,跟普世價值矛盾或不相容。譬如禮貌和公民 道德,全球都以西方標準為本。在公眾地方喧嘩或高談闊論,是騷擾他人。排隊打尖、地鐵霸位、吃自助餐壽司吃了那片刺身後不吃飯團等,是沒有公民道德。隨處 大、小便,在農村是等閒事,在城市卻是劣行。凡事以我為尊,動輒高聲喝罵、吵鬧、動手動腳推人、撞人甚至打人,是失禮野蠻的行徑。

大陸地區 正陷入禮崩樂壞的處境,既無力恢復和「更新」(update)儒家文化,又不肯依從西方的普世價值,更不懂如何「整合」兩者,社會處於涂爾幹(Emile Durkheim)說的失範(Anomie)狀態——即是說,社會沒有共同的意識形態、沒有公認的核心價值和失去道德規範。個別內地人只能「自把自為」, 下焉者百分之二百「利己主義」。
港人請放心,這樣的劣質文化絕不會在本土生根茁壯的。

jimfly@hkej.com

撰文:占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