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5月31日 星期五

埃及導遊哭訴中國遊客十大劣跡 看看說的是你嗎

中國人的旅遊團在國外臭名遠揚並非新聞,但把“丁XX到此一遊”刻在埃及神廟浮雕上卻是立刻成了各國新聞。與此同時,中國最大官方網站開設“無德無信的美 國人”專欄,希望能讓中國公眾更全面地了解美國和美國人,其中一篇《侮辱中國乘客美聯航拒絕道歉》的文章被媒體廣泛轉載。從一個自稱五千年悠久歷史的中 國,來了這麼一幫動不動就要求別人道歉的遊客,活該這座三千五百年的埃及雕塑挨了刀子。由此判斷,這個中國人以實際行動向全球宣佈:“我們破壞了五千年文 化沒手軟,破壞你三千五百年的文物算給你面子了!”。


有一位主要跑埃及旅遊線的荷蘭籍導遊時常接待中國旅遊團,這位在大學攻讀中國歷史學的博士生哭聲總結了十條“中國遊客特色”。千萬不要和”中國社會主義特色“相互混淆,否則會出政治問題:

  一,中國人缺少對文化的感知能力,不單單因為外語不好,而是沒有聆聽意願,喜歡自己扎堆亂吵吵,到了大英博物館就找中國陶瓷,到了法國羅浮宮就找張大千齊白石,就如一個農民到了中南海就找熱炕是一回事,他們根本沒有與其他文化溝通的意願。

  二,中國人到了外國博物館,各位導遊一定要注意管住他們幾樣,一是看住他們別用閃光燈照相,二是別讓他們偷偷用手觸摸作品,三是不要因為在著名 作品前霸位置照相,擋住其他遊客視線。其實,不論你告訴他們多少次,他們就是不聽,你說多了,他嫌你煩:“不就是愛我們錢嗎?多給你小費還不成嗎?“。外 國人也有尊嚴,雖然你是消費者,給錢不代表你自己有尊嚴。

三,在中國遊客眼裏,似乎一切都是“錢“,你帶他們去看英國大英博物館中的中國陶瓷館,這些遊客總是爭論”這個值多少?“”那個值多少?“,甚至還 帶著國內的拍賣資料做對比,但你問他宋瓷和元瓷有什麼區別,他們極少能回答,甚至連其中基本陶瓷文化都不懂,但卻說自己有個值上百萬的藏品。一個13億人 的民族,竟然狂熱地追捧三百年前義大利蹩腳藝術家的花園裝飾動物塑像,可見文化品位何等低劣。

  四,中國遊客最喜歡照相,不論到哪,也不管別人同意否,對著一個當地陌生人就敢亂拍,對著私人住宅也亂拍,絲毫沒有站在對方立場著想。有些中國遊客解釋,我們中國人不介意個人隱私,從小到大沒人尊重過個人隱私,所有我們也不會有所顧忌。

五,中國遊客不但亂拍陌生人,更喜歡自己照相。當導遊介紹當地文化時,他們談自己的五千年曆史比這的久遠;當進入最經典的歐洲和中東古跡時,他們就 忙著拍照,然後圍在一起打牌,每個人都因此還了“到此一遊”的心願,僅此而已。他們卻少知性,沒有心靈的追求,人生意義僅僅是一種表面的浮光掠影,而其他 歐洲和非洲遊客都喜歡一邊走一邊對照手中的旅遊指南,品味歷史典故。中國遊客大多對西方宗教了解很少,很難理解義大利等地的教會文化,更無從了解達芬奇和 米開朗琪羅的偉大作品。

  六,中國遊客不但輕蔑國外當地法規,而且更輕視本國法律,並且反感別人提醒。有一次一個美國導遊帶團到張家界,看到一個中國人違規跨過欄杆照相,於是提醒他這屬於違規,結果被提醒的人跟蹤他很久,忽然趁沒人從背後打了他一拳,然後逃之夭夭。不但反骨,而且怯懦。

七,談到美國機場誤點情況時,大家的確感到差強人意,但這從側面反應出美國人和中國人的不同應對態度。美國人抱怨很小聲,更多是急切詢問解決方案, 即使沒有答案也耐心等候,僅僅小聲自言自語抱怨。相反,中國人平常在機關裏看長官臉色夾著尾巴做人,但在美國機場表現非常“英勇”,最喜歡問賠償問題。當 然,這在中國算是很給面子的,我曾看到有中國乘客扔飯盒的,據說還有砸航空公司玻璃的。美國是個人格平等的國家,選票人人一張,喊打倒總統沒問題,但涉及 到與他人的利益糾紛卻十分慎重保守,在公司工作紀律嚴明,公私分明。中國人在工作單位不是給別人氣受就是被欺負,養成了自卑性格,到了國外借機發泄也不奇 怪,但過分了就失去了自我尊嚴。某中國官方網站就是這種心態;把美國說成“沒道德”讓自己有道德了?

  八,中國遊客如今隨地吐痰的確少了,但在座位上旁若無人脫襪子摳腳,把腳丫放在凳子上吃東西,大聲吞嚼食品,打噴嚏不用手蓋住嘴巴,男人當眾光膀子,女人真空穿白線衫,讓孩子隨地撒尿等等依然屢教不改

九,中國遊客買奢侈品出手闊氣,但給小費很吝嗇。許多導遊知道中國遊客這種脾氣,於是報出表面很低的價格,實際上減少很多精彩旅遊地點,減少介紹內 容,甚至強拉去購物。這讓旅遊品質在這種相互博弈中越來越差。一般其他國家遊客發生這種事情會耐心溝通,但中國遊客只看重物品價值高低,對他人勞動服務沒 感覺和同情心。中國人是個只認牌子不認人的民族。

  十,中國遊客素質差,不是一般差,比南韓台灣的差,更不如日本遊客,連俄國人、菲律賓人、越南人、尼日利亞人、肯亞人、巴西人、只要能說出名字 的民族都比中國遊客好溝通,當然除了朝鮮人,因為他們沒機會出國。中國人民幣外升內貶,因此會有更多國人到國外消費,但人的基本素質依然是這個自稱五千年 文明古國的短板。中國歷史悠久沒錯,但中國人的文明禮貌卻太年輕了。


http://big5.chinanews.com:89/gate/big5/bbs.chinanews.com/web/65/2013/0528/65860.shtml





金針集 : 行會不及行政局 成員份量今至差

2013年5月30日

數天前,立法會主席曾鈺成公開表示,在英國統治時,行政局(即現今行會)是有實力的機構。當時在總督面前的發言權很大,成員的說話份量亦很重,卻不見今天的行會「發揮到同樣作用」。雖然昨天的曾鈺成打倒數天前的自己,但是,曾鈺成早前的言論確實「驚醒不少夢中人」。

11 個月前,在新班子剛公布行會成員名單之時,筆者已撰文「新行會班底一蟹不如一蟹」,評論行會的新成員。如今,11個月過去,行會先後爆出「林奮強事件」及 「張震遠事件」,繼而更令人質疑行會的角色「已告一段落」。在不到一年之內,筆者猶如看着新一屆行會的誕生,又看着它的衰落。今天,既然曾鈺成的言論再次 引起討論,筆者亦不厭其煩,再次溫故、比較一番當年行政局,及回歸後歷任行政長官的行會成員。

商界方面,回歸前行政局的商界代表可謂星光熠 熠。遠至1918年,就有創立東亞銀行及首名華人議政局成員的周壽臣爵士;其他銀行界的各個領導層,有滙豐銀行總司理祁禮賓爵士及摩士爵士等。另外,亦有 不少洋行大班,如和記洋行大班、兩局議員嘉薛地,啟祥洋行創辦人馮秉芬爵士,怡和洋行大班郝禮士爵士及百德新等。論工業家,有創辦華南染廠、中南紡織廠、 永南紡織廠的安子介;有「紡織大王」之稱的南海紗廠創辦人唐炳源等,其他的著名商人亦包括創立和記國際的祈德尊爵士;執業大律師、曾任廣東信託銀行董事長 周埈年爵士;曾任中電主席的企業家高登爵士;首位香港華人耳鼻喉科醫生,曾任華人銀行、九龍巴士及牛奶公司等企業的董事長周錫年爵士;有「香港巴士之父」 之稱的中華巴士創辦人顏成坤等。

回歸後的董建華及曾蔭權年代,亦有曾任滙豐、恒生銀行及九倉董事的前港鐵公司董事局主席錢果豐、出自紡織業 世家的唐英年、東亞銀行董事局主席兼行政總裁李國寶爵士、中信泰富前任董事總經理范鴻齡等,這些派頭亦與回歸前不相伯仲,但是行會開始委任不少親中人士, 亦開始走向「單一化」的局面。

到梁振英年代,代表商界的行會成員,只有屬前朝臣子滙豐非執行董事史美倫,前港鐵行政總裁周松崗,亞洲金融集團總裁和亞洲保險有限公司總裁陳智思, 還有經民聯的林健鋒,可是與回歸前的商界代表相比,無論在知名度及社會影響力方面,明顯較為遜色。

政 界方面,回歸前有行政立法兩局首席非官守議員鍾士元及鄧蓮如兩大政界名人坐鎮,另有資深的立法局議員周梁淑怡等。回歸初期,仍保留鍾士元、王䓪鳴,另有田 北俊等在政界較有威望之士。到現時的梁振英年代,論政之士恐怕只有「鹹魚翻生」的葉劉淑儀及只屬民建聯第二梯隊的民建聯副主席李慧琼,但是,以李慧琼的身 份,在黨內是否有決策權亦成疑問,更遑論要在行會發揮一定作用?

教育方面,回歸前有研究「四小龍」的經濟學權威陳坤耀教授;前兩任行政長官亦有有多年教育經驗的張炳良及劉遵義;現屆可以稱得上接觸過教育的,就是李國章及羅范椒芬,但二人都因教院風波而變得有欠說服力。

法律方面,回歸前有曾任香港律師會主席、屬簡東浦家族成員簡悅強爵士及英國及香港御用大律師普樂;前兩任行政長官亦有首席大法官楊鐵樑、律師兼賽馬會董事局主席夏佳理;然而,到了梁振英年代,只有被稱為有深紅背景的執業資深大律師廖長城及只是執業律師的胡紅玉。

在 房屋或地產方面,回歸前有創立香港房屋協會的關祖堯爵士,怡和洋行及香港置地主席紐璧堅,及房委會主席王䓪鳴。前兩任行政長官,亦有長江實業董事李業廣及 房屋協會主席鍾瑞明,更有香港工程師和建築師司徒惠。可是,現在的行會,只有因「炒樓」而聞名,卻因懷疑偷步買樓而要無限期休假的林奮強。

更 甚者,筆者更發現,在此屆的行會中,並沒有任何一個明顯屬於醫學界的代表。雖然李國章曾任醫生,但其形象及在醫學界的影響力亦大不如前朝。在回歸前的醫學 界則有著名骨科醫生、香港復康會創辦人、陳方安生叔父方心讓爵士,香港醫學組織聯會主席羅理基及著名精神科醫生麥列菲菲;回歸後亦有外科醫生梁智鴻為行會 成員。

如此一來,行會成員剩下張志剛、張學明、鄭耀棠及林煥光,除了林煥光有豐富的行政經驗外,其餘3人不是建制派,就是鄉紳代表,剩下的那一位,恕筆者亦不知、亦不懂得如何將他分類。

總括而言,不用筆者多言,相比之下,行會成員是否真的「一蟹不如一蟹」,是否真的如曾鈺成所言,不能「發揮到同樣作用」,答案一目瞭然。

2013年5月30日 星期四

資源在地循環 才可治標治本

2013年5月29日


環境局剛發表的《香港資源循環藍圖2013-2022》(簡稱《藍圖》),當中的「回收物料去向」存在極大漏洞。
近年,內地逐步收緊固體廢物入口限制,致使本港回收物料的出口日趨困難,市民因而擔心,即使努力做好源頭分類,也因缺乏循環再造設施,導致大量回收物料被迫棄置堆填區,或送進焚化爐,資源循環變為有名無實。


《藍圖》訂定2022年或之前,把廢物回收比例推高至55%的水平,這說法看似相當進取,其實卻迴避了最核心的問題——《藍圖》沒有交代回收物料的去向,下一步會怎樣處理。
近期有報章偵查報道,發現政府外判的回收承辦商竟然把市民投進分類回收桶的膠樽膠盒往垃圾站丟棄;及後辯稱由於內地海關收緊固體廢物入口限制,致使廢棄膠料無法出口,所以被迫丟棄。

由此可見,依賴出口代替「在地」處理廢物的策略並不可靠,大批回收物料最終可能變成垃圾,香港須作自行處理,最惡劣的情況是廢物量較現時激增一倍。可是,環境局官員並無片言隻語提及這個潛在問題,遑論應對策略。

內地收緊廢料進口

近 年,內地環保及相關部門逐步收緊固體廢物入口限制,海關則加強堵截「洋垃圾」進口。2011年1月31日,環境保護局頒布《進口廢PET飲料瓶磚環境保護 控制要求(試行)》,規定入口的廢PET飲料瓶磚(塑料瓶壓成磚狀,方便運輸)不容許有液體流出、須無明顯異味和污漬、其他夾雜物料(例如廢紙、廢木片 等)不得超過廢膠磚重量的0.5%等,違者不得進口。

本港今年廢塑料的出口同樣惡劣,自「綠籬行動」開展至4月中旬的一段時間內,香港佔全國廢塑料入口的份額較去年的12%下降4%,減幅達三分一。

面對如此沉重打擊,本港的塑膠回收可說進入寒冬期,有回收商被迫丟棄廢塑料,有回收商乾脆不再收購廢塑料。尚不止此,經香港轉口內地的固體廢物一旦被拒入境,很可能滯留本港,最後要送到堆填區去。有業內人士指出,本港近期每月最少有1500公噸洋垃圾送到堆填區。

內地嚴控都市廢物進口是大勢所趨,政府意識到以高昂的環境代價支撐經濟發展是不可持續的;更重要的是,人民生活愈來愈富裕,可供再造再用的廢物大增,對入口需求自然相應下降。

其 實,透過出口把處理廢物的問題轉嫁鄰近地區,實在有違公義原則,可是特區政府還是厚着面皮向廣東省政府爭取建立機制,讓本港產生的回收物料運到內地重用; 有關議題據稱已納入《粵港合作框架協議》之中,只是從近年粵港聯席合作會議的新聞公布來看,有關協商並無任何實質進展。

焚化可用物料是浪費

倘若回收物料出口量減少一成,本港的處理系統每天便須額外吸納近600公噸的廢物,出口情況若急速惡化,勢將嚴重衝擊《藍圖》的部署,香港甚至出現垃圾圍城的境況。

另一方面,《藍圖》繼續強調興建焚化爐、擴建堆填區是廢物末端處理的有效辦法。問題是,環境局官員拿不出更具說服力的理由,令市民信服有關設施是必要的。

環 保局官員必須認清反對者的理據所在,他們認為焚化爐並不符合可持續發展原則,焚化可再造再用的物料是暴殄天物,轉廢為能只是美麗的語言包裝而已。結合廢料 出口的最新形勢考慮,他們更擔心將有更多廢紙料和廢塑料因無法出口而要留港處理,但本港缺乏足夠的再造設施,這些物料最終還是送往堆填區或焚化爐,屆時政 府便可順理成章,再度擴建堆填區和增建焚化爐。

基於民心所向,以及出口大環境的改變,環境局應考慮把「資源循環」策略擴充為「資源『在地』循環」策略,加入「在地再造優先」這個重要元素,把推動循環再造產業的發展置於最優先地位。

具體措施方面,應以廢紙再造廠、再生塑膠製造廠、玻璃再造廠等取代焚化爐和擴建堆填區,成為最高優次的資源循環措施。由於有關設施的爭議較低,應可盡快落實興建,為堆填區減壓。

短期而言,政府可考慮在全港範圍興建多間小規模的再造廠,包括利用工業邨用地、新發展區的特殊工業用地;長遠而言,可把焚化爐另一選址曾咀的土地改為興建大型再造廠。

須改變既有政策思維

必須指出的是,由政府資助興建和營運廢料再造廠的構思,不但要求既有都市固體廢物處理策略作出重大調整,更會觸動政府的基本經濟方針和重要財政原則,為此,政府須就以下幾方面改變既有政策思維:

一、業界處理回收物料的份額漸形萎縮,政府須適當介入。隨着回收商拒收的情況愈來愈普遍,整體回收率自然趨跌。為免大量物料無法回收再造而變成垃圾,特區政府只好介入,推動回收及再造行業發展,不應視為干預市場。

二、再造廠也是廢物管理設施。廢紙再造廠、再生膠製造廠,以至環保園內的再造廠,他們的廢物處理功能與焚化爐和堆填區無異,但對資源循環的貢獻則遠超後者。

三、不存在跟回收商爭奪廢料貨源的問題。隨着內地收緊固體廢物入口限制,回收商可能因無利可圖而拒絕回收,屆時可再生資源的待遇將等同垃圾。

四、不存在跟再造商爭利的問題。本港現時沒有廢紙料再造廠,從事廢塑料再造的廠家也寥寥可數,政府若投入資源推動產業發展,只要開放參與,並按市場規律營運便可。

五、不存在政府補貼商界的問題。政府出資興建和營運再造廠的理據,與資助堆填區、污泥處理廠以至焚化爐相同,這些設施同樣發揮處理廢料的功能。

最後,從「內交」的角度而言,依賴出口解決本港廢物處理問題的做法也不可取,既不符合國情國策,更會損害鄰近省市的利益。行政長官梁振英既然強調要積極辦好「內交」,自須有所措置,最佳選項自然是「資源『在地』循環」!


作者為資深公共政策研究員


為何中共與中國密不可分?

大中華派和本土派對六四集會的爭議,與其說是對支聯會的大會主題表示不滿,倒不如說是本土派對中共黨國一體、刁民橫行的現實進行反抗。「共產黨不是從天而 降,不是從爆石爆出來的,共產黨是這塊土地長出來的,所以它一定帶有這塊土地的一些特點。這塊土地好的,或者它都有一點;這塊土地壞的,亦在它身上體現到 出來。」程翔近日在一條短片中,分享他對中國人、中國跟中共的一些看法:「所以有甚麼人民,有甚麼政黨,這個理論上是正確的。」

程翔之後補充,他的這番言論,並非為共產黨開脫,只是共產黨的錯,「在於它執政的首30年,將中國人所有最劣根性的事物都發揚光大。」

中 共的存在,如無中國人的支持,是不可能支撐到今日;當日被中共推翻的民國政權,如無中國人的默許,亦不可能腐敗。只是中共掌權後,發動反右、大躍進、文 革,在摧毀人性、歷史、人倫道德上做得比民國政權更徹底。因為推翻民國政權的中共非常清楚,惟有將中國人徹底奴化,加深中國人的奴隸思想,才能防止自己的 政權被人民推翻。

結果中國人的劣根性從泥土下被翻起來,暴露於陽光之下,令到全中國的人連區別善惡、判別好壞、理解真假的能力都失去。如同小說 《1984》一樣,幾乎每個人都認同了「二加二等於五」;即使有少部份的人不認同這個說法,基於政治壓力,都必須承認答案是五,這就是中國和中國人現實的 寫照。

刁民社會絕非一朝一夕就可建立。中國人孕育中共,中共利用政治手段對中國人進行洗腦,形成一個惡性循環,奴隸思想早已根深柢固。中共破除迷 信,為中國人另立新信仰,今日的中國人只會對金錢進行崇拜;中共破壞經濟,為中國人另立發展指標,今日的中國人只會視強拆強遷為經濟發展的一環;中共破壞 環境,為中國人建立新的安全標準,今日的中國人絲毫不覺得環境污染、食品安全的問題將會毀滅中國和全中國人的未來。


雖然現代的科技發展,早已經將資訊不流通的舊時代格局打破,但處於中國人內心的柏林圍牆,依然未有倒下的迹象;奴隸思想的力量,遠比中共建立的防火長城為 大。中國人早可透過互聯網接觸外面的世界,但大部份的中國人依然抗拒外界思想,繼續為中共的一黨專政及其暴行護航。

倘若中共的政制缺乏中國人的支 持,是不可能進行長達60年的統治;倘若中國大部份人都以不合作的態度反抗中共的暴政,中共就會被迫進行政改,最壞情況甚至面臨倒台。然而中國人對於中共 倒台後的未來有所恐懼,他們並不願意為中國付出,履行中國人的義務去共同管理中國,將本來屬於中國人的政權從中共手上奪回。

長時間生活於封建下的 中國人,甘於成為被飼主養活的家畜,情願生活在農場的畜圈,都不願意蛻變成為一個有血有肉的人類;情願有極權政府為他們解決問題,都不願意為捍衞自己應有 的權利、自由踏出一步。中共的暴政固然是錯,但當有部份人選擇挺身而出進行抵抗時,換來的竟然不是支持或者鼓勵的聲音,更多的反而是支持中共消滅異見;部 份人或者好一點,採取所謂的「調和之道」,選擇做沉默的一群,既不支持亦不反對中共的任何做法,默許中共對異見的打壓。

胡錦濤做國家主席時,可以 公然在小學生面前說出「是全國人民選了我,讓我當主席」;喬曉陽在針對香港普選問題上,可以公然向全港市民撒謊,說出愛國等於愛黨。這一些謊言固然令人啼 笑皆非,但他們可以公然講大話,怎都包含了一些真實的元素。雖然國家主席不是全國人民選出來,但全國人民卻默許了胡錦濤做國家主席;雖然黨不等於國,但大 部份的人都默許黨等同國。尤其是中國人,除被中共視之為異見者的人外,幾乎都默許愛黨等於愛國,大部份的中國人都默許中共管治中國這個制度,導致黨國之間 已經密不可分。

試問這樣的一個國家,叫我如何去愛它?要談愛國不愛黨,那請問黨國應該如何區分?無可否認,黨國一體的現實對大中華派來說是殘酷的,但更殘酷的,是對現實未有充份了解,就認為今日的中國可以黨國可以分離。

范克
自由撰稿人

2013年5月23日 星期四

有機無機 錯過主導普選諮詢先機

2013年5月23日

六、政府有清晰明確的遊戲規則,是治下人民安身立命穩定生活並能發揮所長的重要條件。高舉民主大纛者,很易 衝口而出說制度化管治的最佳保障,是有個由公平選舉產生的民主政府;其實,那並非事實的全部,以香港為例,由於立法會選舉以至議決機制,被挖空心思地設下 諸多牽制、利益傾斜,失了公道,泛民黨派被環境所逼,出現了以搗蛋為手段的所謂激進民主人士,他們的行徑雖然「累人累物」,卻永遠無法達標,許多人因而賦 予理性的同情,同時亦有人深明這樣的民主,成事敗事皆不可能,這類議員一朝大權在握,香港會更不成話、比亂成一團更亂。

封建的君主制尚且可 以立憲規範皇家權利和義務,把管治國家的權責付託給民選產生的政府(英國、日本、荷蘭、丹麥、比利時以至泰國皆如此);香港回歸,保留香港人身份,長期住 在這裏的人,他們中不少人希望中國和平演變,成為一個富強自由傲然立足世界之巔的國家,可是「八九民運」的發生和其後絕不可「和平演變」的定調,令這種最 基本訴求的一線希望幻滅!這樣一來,香港能否憑《基本法》的庇護,享有「黨力於我何有」和落實「港人治港」的民主空間!?

二○○四年的立法 會選舉,由於是在政府試圖硬闖內容過於嚴苛的二十三條立法、激起五十多萬人上街示威之後,香港各政黨包括「紅底」的民建聯,全部主張、認同○七—○八年雙 普選,民建聯還煞有介事把它寫進「黨章」。事實上,二○○七年民選行政長官和○八年民選立法會的全部議員,雖然沒有列在《基本法》之中,可是亦沒有阻止這 樣發展的陳述。二○○四年選舉過後,「紅底」黨派迅速指出那是不符條文中「實際情況」及「循序漸進」兩大原則,且由行政長官提請全國人大常委會於是年四月 釋法,正式排除於○七—○八年實現雙普選的可能性。民建聯的「黨章」當然是第一時間「改正」了,該黨的出爾反爾,讓人看到在中共治下民主的宿命—再發展下 去,別說民主發展寸步難前,且大有可能走回頭路;而作為一個政黨,民建聯亦會成為像內地民主黨派般聽中共的話辦事、無緣執政只餘舉手功能(負有舉手任務) 的所謂民主政黨!

七、曾蔭權任內從開始要在政改上「玩鋪勁」,不知輕重的「虛」氣風發,到被人視為無所成且貪且好與豪客遊的 垂頭喪氣,當中就政改方案拉攏民主黨的周旋,幾乎把民主黨推到「變節」的不義死角,令人隱約感到他在政制發展路上,未必沒有苦衷和苦水(為了使這些秘辛不 外吐外洩,便有封建色彩濃厚的「覊縻不絕」後着,董仲舒曰:「義動君子、利動貪人」,老共把這個英國爵士玩得兩面不是人!)。自從二○○四年人大釋法杜絕 ○七—○八年雙普選的可能性後,雙普選便「名正言順」地了無下文,港人對那一拖快近十年的選舉問題不知所終早感不耐煩,對梁振英政府便寄以焦灼的期待;到 了梁振英上台,此一受命於京的《基本法》要角,對此竟然不吭一聲。在這種情形下,素來不算衝動、可說絕對斯文、一向以言文為利器的專業人士,便站到人前, 準備從民間發動諮詢、收集意見,推動「真」普選;而最觸動人心、顯示為爭取民主選舉不惜付出重大機會成本的,當數必要時會「佔領中環」的部署!

八、梁 振英施政的先後緩急意識,顯然與社會訴求有很大落差。年初放棄抓住啟動政改諮詢的先機,讓早已等得心情非常煩躁且感政治前路茫茫的民間力量分頭組織、冒 起,它們的政改意念雖一,如何實施的章法卻各有一套,「論政」上便難免出現各自表述的無序,不若政府先作部署、發起群策群力的諮詢般較有板眼和條理。

自 從港大法律學者戴耀廷在本報的專欄提出「佔領中環」,人大法律委員會喬老爺曉陽主任委員於三月下旬,便在深圳麒麟山莊,會見意氣相投的部分香港立法會議 員,就二○一七年行政長官選舉傳達了中央的看法。另一方面,負有領導政改責任的行政長官梁振英,卻繼續緘默、不動聲色,好像事不關己,那是急市民所急的態 度嗎?行政長官欲有所作為的志向,上任前後皆表露無遺,可是,在政改上他不發一聲,除了忙於覓地增加公屋,也許還有未收到北方啟動相關工作的指示,身不由 己而變寒蟬?無論是上述二項原因中哪一項,看來都非港人之福。

中聯辦宣傳文體部部長郝鐵川與行政會議成員張志剛,均曾先後表示特區政府還未 就政改方案展開諮詢,草案尚未出台,何以港人便有推翻此「無形草案」的準備,言下之意是未來提出的草案,也許寫進不少「佔領中環」諸君所提的要求。這番話 和推想都很合理,只是他們根本不能理解香港傳統上合法表達訴求的渠道,因今上—北京的和香港的—同樣偏聽偏信而路途堵塞(一個視不同意見者為敵我矛盾的領 導人會傾聽民間訴求嗎?!)。梁愛詩是一位獲北京信賴、比較認識中港差異且會設法調解中港矛盾的權貴中人,但她竟然指「佔領中環」是「少數人的獨裁」、 「將香港人的福祉作賭注」這類非常幼稚、令人失望、神傷的話。梁女士廁身長期「代理」主流的「紅底」黨團之中,早已忽略(或因有絕對權力為後盾而罔顧)香 港還有那股不是「紅流」的洪流!漠視洪流,不設法以理性對話的形式疏導,泛濫的洪流是要「紅流」付出沉重代價才能斷流的!

「管治失公社會失 序」素材尚多,只是早已不在江湖的筆者,與山水有約,不得不暫時打住。不過,筆者仍有一句話要說,行政長官梁振英能否化解「佔領中環」的「危機」,即他在 中央充分授權下能否「平亂」,將決定他能否終任是否續任的關鍵!要炮製一份就京情又順港意的政改方案,庸才是做不來的。


管治失公社會失序.三之三


北上做生意最大難題

2013年5月20日

筆者偶爾跟親友談起北上傾生意,他們都會反射性地說:「你小心畀人呃!」可見「內地經商容易受騙」之深入民心。

其實,任何地方做生意都有風險,都可能被人呃,但是內地上至官員,下至商人,都是特別「吹得」(北京話是「特別能侃」),就算張震遠般精明幹練,兼有人脈,也難免中招,何況普通生意人。

商交所財困停業,傳媒馬後炮分析,「死因」非常清楚。商交所一開始就定位為中國的國際商品交易市場,就像本港作為國際股票和人民幣市場,擔當內外商品交易的橋樑。但也一如股票和人民幣業務,最重要的,是內地當局開不開綠燈。

商交所日夜盼望,跟內地其中一家商品交易所打通平台,就可承接龐大的商品需求和對沖。但2008年等到今日,都未有人「點燈」,只能靠投資者炒炒黃金期貨,收入未夠燈油火蠟。相反,港交所(388)去年收購LME後,明顯有遲來先上岸之勢。

商交所前景不明朗,現在停業觀望,未嘗不是正確的選擇。

張 震遠麥肯錫出身,哈佛MBA,做過泰山石化(1192)CEO,又有多年政界經驗,為何當初會押上一切去搞這盤生意?固然,由零創辦一家商交所,服務內地 市場,願景非常吸引,可有千倍回報。但這種高風險高回報的賭博,猶如買利物浦贏下季英超,正常人都不會瞓身,可見背後一定有原因。

筆者沒有內幕消息,但可以想像,張震遠可能從某些渠道,獲得某些訊息,給他無比信心,遂全力以赴。

問題是這些訊息的含金量有幾高?這也是北上做生意最大的難題。小至一個地級市的書記,也可把某個商機描繪得千年一遇,當你回到酒店房轉輾反側,書記卻視為逢場作興,早已忘掉。他未必存心騙人,但把三成把握的事情,吹到十二成美好,只屬內地政商界的基本技能。

就 像首屆特首選舉,李福善、楊鐵樑和吳光正,都曾經深信自己是真命天子。或許,內地早在多年前,已意識到需要一個國際商交所,但未知道應該自家創辦,抑或從 海外收購,於是李小加和張震遠都得到風聲,各自去馬。當然,有別於特首選舉,贏家可以多過一個,商交所留得青山在,不必太早認輸。


tyko@hkej.com

2013年5月20日 星期一

旅遊生意眼

香港的太平清醮日,一旦淪為一個旅遊「景點」,一切就變成一盤低俗的商業生意,文化就是被你自己一點點扼殺掉的。

華文所稱的「旅遊景點」,都有 「打造」的成份,「太平清醮」幾百年,本來好端端,無所謂「打造」不「打造」。缺乏歷史人文修養的現代人,包括官僚,伸一隻手進來「打造」,太平清醮就不 是原來的太平清醮──「打造」出來的「太平清醮」,跟打造出來的水鄉周莊,打造出來的秦淮河夫子廟、少林寺、八達嶺長城,以及即將「打造」完成的新拉薩, 都不是原來那回事:以「發展旅遊」為經,以「開創商機」為緯,一個本來有三千年文化的古國,「革命」毀了一大半,「打造」又報銷了剩餘,到處是簇新的「發 展成果」、「建設工程」,其實是俗艷的廢墟。

香港經「打造」的「太平清醮」:搶包山要吊安全帶,包子換成塑膠,給什麼「遊客」看?香港的旅遊業只 剩大陸的自由行,六七十年代的歐美日本遊客幾近絕跡,從中國來的遊客,不必來香港看一幫人怎樣爬上棚架子哄搶食物,他們自己從酒店的自助餐到LV店的購 物,論哄搶,他們比長洲一年一度的幾個包山健兒更有心得。

至於「飄色」,幾個小孩站在高蹺子上遊街,大陸中國人看卡車押載去刑場的人犯,也看得太多,遊街有什麼好看?

「西 方先進國家」的旅遊文化,是歷史累積下來給自己玩賞的,不必為外來的人刻意「打造」,譬如西班牙的鬥牛,鬥給西班牙人自己看,鬥牛士不會「與時俱進」, 「人命安全第一」,戴上頭盔,也不會因為中國遊客來多了,響應市場,牛鬥完了,即場屠宰給中國遊客BBQ,牛鞭割下來,就地競投,讓一個很牛B的中國旅客 用三萬歐羅買過來,血淋淋提着,手舉V字,當場拍照留念的,對不?


陶傑 


2013年5月12日 星期日

當權力至上社會的刁民來到香港

面對香港被大陸客擠爆的問題,梁振英的回答是:「我們周邊很多國家和地區,非常羨慕香港今天的情況。」他應該告訴我們,是哪些國家和地區羨慕香港被大陸客 搶奪物質、住房、交通等資源,羨慕香港市民被大陸客擠壓生活空間和品質,羨慕惡客來香港勒索?

周前一對遼寧夫婦屈香港旅行社賠償,是典型事件。有 關視頻在大陸網頁熱播,男人之哭被指丟人,女人的話更引熱議,她說:「我們買了好幾萬元東西,為香港做貢獻……我們在國內也不是完完全全的老百姓,要不然 也不會來香港購物,我們也是有一定身份的人!」不是老百姓和有身份,不就是有一些權勢嗎?這也就帶出大陸是一個權力至上、把人分成十等的社會,她的話,與 以前官員之子犯事後說「我爸是李剛」、「我爸就是國法」沒甚麼分別,不過這次是在香港拋身份,而香港不是權力至上的社會,只是掌權的政商界對大陸權貴買 怕,以致香港人的平等權利受到損害也盡量求息事寧人。

在權力至上的社會長大的人,到了人人有平等權利的社會,他們的習性與平權社會的香港人真是很難相容。這是中港矛盾的深層次因素。

權 力與權利,普通話發音相同,但意義不僅大不同,而且可以說是對立的概念。權力是指大大小小的管治權;權利則指人民享有種種作為人的應有權利,或指人權。在 專權政治的體制,統治者的權力由打江山取得全部,然後等級授權分給各級管治者,而人民的生存權利則是掌權者為免人民反抗而讓渡出來的。掌權者沒有經過人民 投票的授權,所以是權力私有制,也是權力至上的社會。

平權社會則是權力公有制社會,是以人民的政治權利為權力來源,通過投票授予管治者在特定時間 施政的權力。已故《基本法》起草委員廖瑤珠曾分析這兩種社會的區別。她撰文提到中國憲法第51條:「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在行使自由和權利的時候,不得損害 國家的、社會的、集體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權利。」她表示:「這一條反映了中國大陸以國家的、社會的、集體的利益為主……。我們居住在香港的 人,習慣的想法是,國家、社會、集體在行使權力時必須盡量避免不必要的損害個人自由和權利,而且有些基本個人權利,根本就從來沒有由人民交出來,付託給國 家、社會或集體處理。」

以人民的權利為社會基礎,還是以國家權力為社會基礎,是兩制最大的分野。

在權力至上的社會,因為統治權力非人民投票所授,不須維護人民的權利,故權力凌駕法律,於是衍生出一個不是人人有平等權利的社會。無平等權利,就造成了全 民上下崇拜權力和金錢,既是金錢的奴隸也是權力的奴隸,不知道個人的體面和尊嚴的意義。由於權力主導一切,所以辦事不能循正當的制度途徑,而要依靠與有關 掌權者的「關係」。又由於社會沒有人人平等的原則,因此處事也無法考慮是否公平,而只能考慮自己的利益。社會的必然產物是遇事鑽營的刁民。

去年艾未未向他的十七萬推特粉絲,提出「中國的未來如何?」這問題,其中筆者認為回答得最好的是:「中國的未來是權力不但不綁架權利,且權力要為權利服務,讓這裏的每一個公民權利最大化,否則中國和未來只是個偽命題。」

香 港原來在英國民主制度的保障下,是公民權利最大化社會。習慣於在權力縫中尋找個人利益的大陸人,來到這個重個人權利的地方,又知道特區政府聽命於絕對權力 的中央,於是認為憑着大陸背景,加點無賴,就能得到好處。而事實上,前年掌摑香港導遊卻獲香港旅行社賠償十二萬元的惡客張某,也給大陸人提供了一個典範, 就是只要夠惡,和掌握一些香港的資料,就能在這裏得到額外利益。

我們不能怪這些在權力崇拜的社會生活慣了的大陸人,他們的刁民習性是長期處於無權 狀態下被逼出來的。跟在平權社會生活的我們屬於不同人種。大量湧來確實是蝗災,且會在社會產生劣幣驅逐良幣效應。要中共放棄一黨專政幾近妄想,要改變權力 私有社會的刁民積習絕不可能,我們能做的是努力守護本土,抗擊致力中港融合的媚共政權,爭取民主來維護我們的平等權利。


李怡


2013年5月11日 星期六

分花拂柳數戰線!人民矛盾可團圓?

2013年5月8日

一、本報前總編輯、特約時事評論員練乙錚昨天的〈論中港哪方優先 談融合會否即溶〉,開篇便說:「梁振英上 台未及一年,香港內部、港中之間的三大政治關係,悉數崩壞。敵我成分急增,已經很難挽回……。」這「三大政治關係」,練氏是指「執政聯盟」中的正統左派與 本地主流資產階級、中共與本地民主黨派精英及大陸政權與香港人民之間。這三種關係的共同點,是其中一方皆為共產黨的「統戰對象」,而這些「統戰對象」,便 是「香港非左派的全部」。中共經年累月在香港的統戰成績如何?練氏認為徹底失敗:「現今還圍繞着黨及其本地核心代表旋轉的『正能量』……,冷冷清清……, 這個七零八落的統戰敗局,恐怕不是北京……所樂見。」

統戰是「統一戰線」的簡稱,它是中共建立政權的「三大法寶」之一。統戰的意思是指在政 治鬥爭過程中要掌握「聯合次要敵人,打擊主要敵人」的原則;這些「次要敵人」,向來俱被安排進入政治協商會議,成為在內地有點「實用價值」的「政協委 員」。統戰令中國上層政治出現一片祥和(和諧)氣氛,人人聽領導的話辦事,中共當然要在香港「照辦煮碗」。於香港回歸前後,為了營造不同階層的香港社會人 士投入中共懷抱的表象,二十世紀八十年代開始,中共便全方位設法爭取港人支持主、治權回歸,在這方面,爭拗對手是英方(主要敵人)、統戰對象是留戀英國管 治的香港人(次要敵人)。統戰的辦法,眾所周知,不外是拳頭不打笑臉的公關交誼和情不真意不誠迹近連哄帶騙的虛妄承諾;當然,中共亦會選拔此中的「精英」 為其賣命盡力,並賜以一些有形無形甜頭作回報。

英國人落旗歸國,中共一雪百餘年的國恥,光榮收回香港的主治權,理論上大敵已逝,統戰工作再 沒有繼續進行的必要,即統戰已失卻存在意義。然而不然,實情是九七回歸人心未回歸的港人數不勝數,但對香港無牽無掛且能當機立斷並有財力遠走他方者,畢竟 只是少數;而滯留香港的人,並不是人人腦袋清晰,能夠意識到為主權而爭持不下的無形戰線雖已消失,港(土)共卻有香港治權當歸「我」有的任務(這種邏輯很 簡單,唯港共有資格代表中共取代英國殖民者),因而處心積慮排斥與港英有這樣那樣關係的人。回歸前北京與倫敦就香港前途談判時,已堅決拒絕三腳凳(中、 英、港)談判,即排拒香港代表參加其中;回歸後,前朝精英管治的班底或追隨者,渾忘早前被北京定性為「多餘一腳」的身份,憑一股服務港人的熱誠、仍存在特 區政府發光發熱的企圖心,哪知在北京特別是以為收割政經利益時刻已臨的「港共」看來,這些人都是前期餘孽;憑藉一貫親共而躋身管治階層的新貴,對「舊電 池」(或遺臣)的排擠便唯恐不力,此所以有吳康民之流公然仇視「港英餘孽」、力斥兩制支持者並視高調維護「香港核心價值」的一班不識時務的老香港為死敵。 與此同時,遭受排擠的老香港,眼見行政立法兩會的形成與表現,未足以有效監督政府,而香港作為一個有效率、有質素、有秩序、有希望的國際都會,《基本法》 的存在和願景,變得虛有其表,成為徒託空言的八股。

二、在這種沉重、迷失的政治悶局中,戴耀廷溫文有度的政治表述,成為今日許多平民百姓的代言,為香港注入一線生機、帶來一絲希望。

戴 教授不是迷失路向、帶着政治成見的「舊電池」或政壇「老油條」,惟他被標籤為溫和民主派,其實並不完全恰當。他是一名土生土長的學者,不是政客,只因忍受 不了北京的食言、對《基本法》的扭曲和梁振英政府遲遲未能啟動普選諮詢,遂挺身而出,道明原委,擺明「佔領中環」的行動部署,代表一班希望維持香港作為一 個大好城市的精英(筆者以為不應把這些人稱為「建制外」精英,因為現在參與政治的人都投身建構香港未來,因此同為建制中人),發出「哀的美敦書」。戴氏及 其同路人,以不帶任何敵意的和平態度、代表為數甚眾的年青人,尋覓一套為香港長遠利益着想的選舉制度。說什麼真普選、假普選和篩選,其實香港人要的是一套 能顧全香港整體利益、不易藏污納垢的清明選舉機制。這種簡單的合理訴求,弄得要以「佔領中環」的形式去爭取,真是香港的悲哀!

三、被 標籤為「舊電池」或「前朝遺臣」的舊香港政界「大老」,盲點是過分執着於過去的處事方法和依依捨不掉舊日高人一等的心態,且有因為「天子門生」出身、植根 於精英管治團隊而有揮之不去的優越感,更要命的是他們中不少人對當年被統戰時聽慣那些令人動容的親和動聽說詞,至今未能忘懷;但是時移世易,隨着「三大政 治關係的崩壞」,他們已失統戰價值,所有的「甜言蜜語」亦隨風而逝。「舊電池」們應明白的是,如今社會現實已大變—第一、當前在政壇上也文也武的,只有北 京信任或北京完全掌控的人,其他各色人等,不管才幹多高、資歷多深,都得靠邊站;第二、內地來港新移民(回歸前後來港)的價值觀,與老香港並非完全一致, 這意味舊的一套要改善改良才能為大多數港人接受;第三、這十年八年來,內地國企私企在香港資本市場抽走的資金以千億元計,加上國庫充盈,北京早已不怕港人 港資大撤走。換句話說,對北京來說,香港已沒什麼可利用的價值了。內地官民對港人欲行與內地的一套南轅北轍的「西式」民主訴求,愈看愈不順眼,一有機會便 指指點點,毫無忌憚示以顏色!

在這種惡劣的客觀環境下仍站出來為香港長遠利益發聲的,代表崇尚、爭取民主的有戴耀廷;前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 則致力於探求各社會階層特別是商界的意見,他們的用心和做法都值得港人認同和敬重。對不同意見存敵意、持打壓和去之而後快的態度,即把人民內部意見衝突視 為敵我矛盾,而非透過溝通、諒解的態度理性處事,是通往政治悲劇之路的出發點。

北京的中聯辦、港澳辦和直接管治香港的特區行政長官,若有公 平看待香港不同意見的胸襟,揚棄把不同聲音視為你死我活的敵我矛盾的意識,便當主動參詳各方意見。就選舉問題而言,由政府主催召開一次有「不同政見者」參 與的公開論辯大會,也許是化戾氣為祥和肯定可扭轉社會分化氛圍的良法。隔空各自表述(遑論互相指斥),不但會示人以彼此一意孤行不惜硬碰的決心,且會激化 社會不安,對誰都沒好處。


2013年5月10日 星期五

論中港哪方優先 談融合會否即溶

2013年5月7日


梁振英上台未及一年,香港內部、港中之間的三大政治關係悉數崩壞,敵我對抗成分急增,已經很難挽回;可以說,此乃包括梁氏在內的港中兩地當權激進派求仁得仁,超額達標了。


上 面說的三大關係,分別指一、「執政聯盟」中的正統左派與本地主流資產階級;二、中共與本地民主黨派精英;三、大陸政權與香港人民之間的這三個關係;其共通 點,在於其中一方都是共產黨的統戰對象,合起來就是香港非左派的全部。這些關係,幾乎同一時間斷裂,表示北京自前過渡期以來的三十年統戰工作成果,一鋪清 袋。現今還圍繞着黨及其本地核心代表旋轉的「正能量」,除了原來的那些核心支持者、幾個新加盟者,以及隨着梁上台而出場現身的「關愛」派、智囊之外,冷冷 清清。至於早前挑起「律師信事件」、之後便大事情上少露面的梁特首本人,民調顯示,他「潛水」愈久,市民對他便愈滿意。這個七零八落的統戰敗局,恐怕不是 北京新上台的最高領導人所樂見。

關係面龜裂,三大關係三道鴻溝,各有其標誌及遠因,下面略述。

正統左派抨擊主流商界

一、 本地首席正統左派吳康民,日前著文抨擊代表本地主流商界的自由黨的兩位精神領袖,指控之嚴重,九七之後所未見,標誌着原有「執政聯盟」徹底分裂。大半年 來,自由黨在政治上一直不與梁政權妥協,如今掃地出門,不再是當權派的一部分,對該黨來說,大概不是什麼意外;但是,被公開打成「英國人留下來的第二梯 隊」,回復到1967時的「港英附庸」、「黃皮狗」身份,則恐怕是該黨乃至政圈裏頭大多數人的意料之外。四十年「同路人」關係,到此為止。「上層建築」裏 如此反轉豬肚,原因要到經濟基礎裏找。

回顧大歷史,英資於前過渡期陸續退出香港之後,與前英方關係千絲萬縷的本地華資全面上位,然而那不過 是為期三十年的過渡現象。今天,大陸權貴資本集團已經成熟,其中一部分早已植根香港,實力足以攻佔本地主流資本集團的一線地位,野心勃勃;不少這部分大陸 權貴,聯同長期以來在香港屈居二線的資本家,做好了取而代之的準備,在一線資本家敗選之後發難,而吳康民的文章是帶頭第一炮,打得又穩又準又有力。同一時 間,一線資本家的政治代表「經民聯」應召上京,給主管港事的京官贈了一句:「支持梁政府就是支持中央」;這當然是那位京官客氣,反話正說,背後的意思卻很 清楚:交出政經主導權。然而,鹿死誰手,大概還要看誰家真正後台硬。

至於梁氏後面的那些二線本地資本家,這些可視為香港資產階級當中的吳三 桂,現在十分風光,但他們的實力本來就不足,絕對玩不過那批躊躇滿志準備接收香港經濟的八旗子弟。到頭來,其命運不會比吳三桂好。狡兔死,走狗烹;飛鳥 盡,良弓藏;敵陣破,謀臣亡。共產黨常對同路人說的「肝膽相照」是什麽意思,這批人看一看現實,再翻一翻歷史,當會明白;比理想的年代尚且那樣,爭利益的 目下更不用說。

一般港人也上當

二、近日「佔領中環」運動思潮風起雲湧,泛民溫和翼與中共的對話走到盡頭,標誌 着中共與香港民主黨派精英關係全面斷裂。素與中共死對頭的泛民激進翼從不寄望對話、談判,認為處弱勢者根本不可能靠之取得中共真正讓步,而如果談的是民主 普選,那更無異與虎謀皮,反而有被吃掉的危險;要取得進展,只能靠抗爭。事實證明,激進派看對了。溫和派精英花大量時間心力與北京線人磨嘴皮磨了好多年, 結果一籌莫展。問題的原點,在於當年北京實力不足,與倫敦談判香港前途之時,不得不作權宜考慮而對英國、西方有所退讓,在《基本法》裏寫進民主、普選等概 念。但是,這些概念是與共產黨的一黨專政核心價值背馳的,早晚要反口不認

在中共心目中,「中英聯合聲明」既是己方處於非絕對強勢之下締結 的權宜合約,本身就帶有「不平等條約」的色彩,今天中共擁雄厚經濟軍事實力,自然覺得不必繼續忍受權宜;誰要是還堅持爭取英方當年強勢加進《基本法》裏的 民主、普選,誰就是英國人的第幾第幾梯隊。這既是大國崛起的邏輯,更是共產黨人價值思維裏的本義,泛民溫和翼疏忽了這點,於是錯判上當。究其原因,筆者認 為在於此翼中人,不少過去是國粹派,自念與中共還有一點交情,認為共產黨內總有理性一點的人,和這些人講道理,也許能夠爭得民主普選。理論上,這不一定 錯,但是,中共一直擺出毫無妥協餘地的態度,溫和派最終明白到弱勢談判之無用,彼此的關係於是戛然而止。

不止泛民溫和翼上當,一般香港人也 上當。九七之前,要是梁振英、譚慧珠之流,直言不諱「高度自治非自治」、「篩選也是民主」、「選委決定愛國標準」、「投白票就是對抗中央」、「五部曲」之 外還須「二十三條」、國教洗腦絕對應該,等等,那麼,九七前夜,尚以為香港明天更好的市民,會有多少?

善有惡報令港人心死

三、 四川雅安地震,震裂了大陸政權和香港人民之間本來就十分脆弱的互信,其標誌乃是「逼捐」和「抗捐」。香港人有義捐傳統,每周末,街上升斗市民都自動掏腰包 買旗;賣旗義工端着的錢箱,是多年前為收取硬幣而設計的,早已過時,塞較大面額紙幣進去不方便,但依然願意停下來不厭其煩那樣做的,大有人在。汶川地震, 港人捐獻規模爆燈,捐錢方法不一樣;超市響應善舉,顧客購物付款,同時可把善款轉賬到特設的賑災賬戶。對那樣的大小捐獻,港人從不過問善款去向,習以為常 信得過

可是,這幾年情況有變;微博興起後,大陸資訊流通比以前多,貪官發災難財,惡行醜聞開始遮不住,最近更爆出官方中國紅十字會與紅十 字商會「炫富女」郭美美事件,之間的男女金錢貪腐關係,令港人側目。然而,大陸媒體報道救災,要用新華社指定的文章和照片,重點描繪領導人慷概激昂、解放 軍奮不顧身,受災者反而變成配角,為的是多難興黨。

然而,香港人討厭這種政治抽水,對大陸官方這種救災做作有意見;雅安地震募捐,港人更首 度表達不滿,表明在意善款是否用得其所。但是,大陸中央乃至地方的一些喉舌,不僅為貪官護短,還反咬一口,直指港人「抗捐」,等同反共反人民。筆者留意大 陸政局數十年,絕少看到官媒對待港人如此氣燄囂張善有惡報,港人很多心死。說老實,你堂堂大中國一個銀行副行長虧空與某政協到澳門賭錢洗錢,一倒就是三 十八個億,為何還要斤斤計較小香港那區區公帑一個億?

台灣本土運動值得留意

北京統戰全線潰敗,港人「脫北」情 緒瀰漫,本土意識抬頭,勢不可擋,連特區政府也不得不冒犯最痛恨「香港人」三個字的中聯辦,在出台的政策名稱上冠以「港」字:港人港地、港人港奶。當然, 在本土眼中,這些梁版「港」策都是A貨,因為梁特首還在力促中港融合,實質上與日漸高漲的本土意識有很大矛盾。這個矛盾一旦挑起,具體處很可能都成為香港 往後幾十年裏的政治閃點。如此,台灣本土運動的近期發展值得各方留意。

自台獨主張碰到不可逾越的政治困難之後,深綠號召的「改國號、立新 憲」,已經沒有市場,連辜寬敏這位親日獨派大老,都改轅易轍,公開放話接受中華民國國體。因此,國、民兩黨之間先前的一個重要矛盾消失了,雙方的分歧,遂 轉化為如何在中華民國憲政框架下對待兩岸關係、如何落實本土利益、台灣優先等實質問題上。論述這些問題的大前提,是如何理解、建構「台灣人」這個概念。過 去,獨派自視為「本省人」,反對的,是國民黨「外來政權」以及支撐這個政權的「外省人」。不過,想深一層,講閩南話的「正港的台灣人」,在台灣也只不過四 百多年歷史,嚴格來說也是中華帝國殖民者的後代;真正的正港台灣人,應該是那些非漢族的原住民。因此,幾乎在放棄爭取台灣獨立、正名的同時,綠營建構了一 個既是開放的、也是本土的「台灣人」論述:「無論什麼時候來到台灣,只要認同台灣、認同台灣優先,就是台灣人」。這個政治定義,完全不提出生地、籍貫、語 言、文化、階級以及意識形態的其他方面,包容很廣,藍營很難反對,客觀上對香港的本土運動也有啟發。
前不久香港發生的「光復上水」事件,夾 雜着「反蝗」口號,本土得來,帶有強烈排他意識,對很多新移民而言,很不是味道,因為他們仍然多方面存有與大陸社會很深的自然關係。不僅如此,本土派人士 當中,有些排斥華夏意識,有些抗拒「普世價值」、自由主義,有些不接受有兩本護照的香港人,更有些認為必須支持香港最終城邦化、觸及一國兩制底線也在所不 惜,否則都是「假本土」。如此左切右割,無疑只能把自己削減為小之又小的少數派,不僅不能贏得比重愈來愈大的新移民為伍,連絕大部分「正港的香港人」也會 與之絕緣。港獨沒有市場,本土運動卻很有潛力,但不當的排他觀念,會窒礙其成長。筆者估計,摸索一番之後,此運動中人終會明白,「本土」二字,除了要有清 晰簡約的本位涵義之外,同樣重要的,就是能夠廣泛包容:「無論什麼時候來到香港,只要認同香港、認同香港優先,就是香港人」。

改革開放以 前,北京宣揚「全國一盤棋、香港是棋子」,背後雖是強硬的一黨專政觀念,但到底意識到香港這隻棋子很獨特,於是還有「保持現狀、充分利用」這一句。改革開 放三十年,香港的相對獨特性逐步減少,北京於是透過歷屆特區政府聯同香港商界,繞過「一國兩制」這個不得已的權宜框架,竭力推動「中港融合」。但無論是過 去當棋子,還是今天被融合,北京把香港人的利益都看成是次要的;本土論述內含「香港優先」,顯然是對現有範式的一種顛覆。然而,拿捏得當,這個顛覆是良性 的,對香港有益不在話下,對北京也是好的。要明白此點,得從「中港融合」談起。

ICAC遲早崩潰

筆者說過, 「中港融合」這個提法非常錯誤,部分港人因貪圖小利渾然不覺,然其多方面的害處,逐漸明顯。舉例:經過十多年融合,最近,在全國政協名銜利誘、大陸官場風 氣熏陶之下,ICAC這個香港品牌的最後一道防線告急。大家明白,ICAC是殖民時代產物,歸根到底靠人治,到今天都只向小圈子「夢龍」有兆挺出來的特首 一個人負責,不受市民監督,底線其實很脆弱;上樑不正下樑歪,特首高官都忙着跑人大政協的龍套,力圖沾取「北方利益」而不嫌夾雜其中污臭,難怪姓湯的看得 牙癢癢。然而,阻撓香港民主進程、至令ICAC不能受到更有效民主監督的,也正正是大陸的專制主義。長此下去,ICAC總有一天崩潰。論制度及一般人民質 素,香港比大陸好,論體積比重,大陸比香港大得多,搞「急融」的話,香港「即溶」,好的東西都會消失,並不限於幾罐奶粉。

誠然,港中經濟有 大量自然交接點,不能隨意分割,但就算在經濟層面,妄談「融合」也是不當,若再加上兩地官員為了邀功揠苗助長,就更危險;囫圇吞棗急促開放自由行引致「蝗 蟲論」,對雙方都不利,就是一例。因此,經濟上提「港中協調」(港字行頭、香港優先)而不是「中港融合」,方是正道;「協調」的意思就是,有需要才合作, 否則各搞各的,保持一種制度和心理距離。其他方面,如文化、教育、政治等,談「融合」更是大忌,對港人害多利少;國教融合出惡果,是最好註腳。處理與「一 國」的非經濟關係之時,港官更要有所選擇,交流要有個限度,港民要不懈監督,時時處處把兩制分野記在心中。

概乎言之,發展港中關係,要能「戒急用忍」。這是前台灣總統李登輝針對當時台商加政客一窩蜂搞融合時的提法。香港面對大陸,和台灣的處境多有相似,如果不心存偏見因人廢言,觀融合之已見利弊,為保本土利益、香港優先,取李氏這四個字為訓,頗為恰當。

《信報》特約評論員



2013年5月6日 星期一

集體訴訟機制易生弊端

2013年5月3日


去年法改委發表報告書,建議引入集體訴訟機制,可先由消費者案件開始。對此,「群策學社」甚有保留。引入集體訴訟機制,讓受屈人士較易提訟討回公道,看似是彰顯司法公正;然而,更易提訟不等於更公平公正,要令到受屈群體得到濟助,不等於要鼓勵他們提出集體訴訟。


如果目的純為照顧消費者,向他們提供濟助,我們首先要考慮是否需要更多消費者申索的渠道,假若真有需要,我們也應選取較少負面效果的方式。

從外地經驗所見,引入集體訴訟機制,無可避免地引發更多訴訟,當中不乏無謂爭訟,導致法院程序受到濫用;縱使法改委用心良苦地提出多項保障措施去規避這些壞處,擔憂其實仍然存在。

礙於脅逼 被告妥協

按 照外國經驗,懲罰性賠償是誘使申訴人組織集體訴訟,導致機制受濫用的一個原因。慶幸,香港一直維持賠償應當只為彌補損失的傳統,一般情況下法院不會頒令懲 罰性賠償。至於敗方支付勝方訟費,是另一個防止濫訟的壁壘,若要引入集體訴訟,這點必須保留。還有些規則,例如不允許包攬訴訟、不允許按條件收費,都對壓 抑濫用集體訴訟有幫助,但維持這些規則措施並不等於引入集體訴訟無風險代價。

首先,集體訴訟可能製造更多不公平現象。集體訴訟帶有一種脅逼 力,因為即使案情較輕,一旦形成集體訴訟,就會對被告構成脅逼,形成要挾得到賠償的效果。被告即使有理有據,但集體訴訟令訴訟金額變得龐大,而應付集體訴 訟的時間和金錢成本一般都很驚人,被告可能因此被迫放棄爭訟,妥協賠償以換取安寧。這就是所謂的「blackmail settlement」。這樣對做生意的商戶似乎有欠公平。

正由於集體訴訟可對被告造成巨大脅逼力,所以會誘使人為了博取可觀回報,即使理據不大,都會嘗試組織集體興訟;而且,可觀的回報也會促使律師巧立法律觀點作為訴訟因由,只要不是「明顯不可為」,便有機會立案。

我們還可以設想,會有不同的牽頭人和他們的律師各自提出集體訴訟的提請,然後向被告「送秋波」,爭相開出「相宜」的和解條件,被告為減少負面報道、為換取較好的賠償方案,或寧可「支持」條件沒有那麽辣的一群申訴人獲得法院認證形成集體訴訟,隨即和解
這樣,就不能排除有些被告肇事時合理合法的行為給人打成「有問題」而提訟,被告因為面對強大的脅逼力而屈服賠款。商戶被迫作出賠款,又或者商戶為求保障而多買保險,成本最終都轉嫁消費者。

法 改委指出,必須有法院認證方能進行集體訴訟,過程亦會得到法院的積極案件管理。有法官把關,不就可以放心了嗎?法官在衡量篩選集體訴訟的提請時,要在未有 掌握全面事實情形下,便要對爭議的理據因由是否足以支持立案做出判定。可以想象,為免過早扼殺申訴人的機會,法官或寧可從寬,允許形成集體訴訟,好進一步 聽取證供和法律觀點。

不過,法院可能尚未有機會詳細審訊,被告便已經屈服賠償。要強調一點,我們還是願意相信香港的法官是勝任的,但要避免法院資源因集體訴訟機制而受濫用,並不能單靠法官把關這一道屏障。

法 改委建議採納「選擇退出」(Opt-out)模式,看似公平,其實有個弊端。是否提訟,是嚴肅的事,但「選擇退出」模式包含一些不打算提訟的人,或者根本 不知道有官司,但提訟與否卻由別人給他們決定了。雖然他們成為集體的一員,但對案情未必了解,未必關心,把持案件的,通常都是少數申訴代表人和律師。這少 數的決斷,是真的對集體有益,還是受私利所左右?

「選擇退出」易生弊端

即使是有心打官司、存心參加集體訴訟的 人,其利益、其對官司勝負的風險承擔能力都不盡相同。一旦形成集體訴訟,集體當中有些只是小消費者、小市民,但當中可能是公司、甚至是大企業;有的所受損 害切身深刻,有的卻只是間接輕微。外國就有不少例子,隨着案件展開,曠日持久,對於繼續打還是妥協,應該採取什麽策略,集體之中的不同群組之間,又或是集 體或其不同群組與律師之間屢生分歧。如果參與訴訟的集體當中有企業申訴人或者個別地位較優越的人,律師又可能偏向照顧他們而忽略其他申訴人的利益。集體訴 訟最終是否能為群體取得有效濟助,不得而知。

「選擇退出」模式還有一個弊端,而這個弊端又偏與法改委看重的另一個防範壁壘——敗方支付勝方 訟費——存在矛盾。由於「選擇退出」模式會包含一些不知道有官司沒有退出,或者不知道怎樣退出的人,敗訴之後卻因為是集體的一員而負上訟費責任。若為照顧 這些可能負有訟費責任的集體成員而放寬敗方支付勝方訟費的規則,令提訟成本不高,而敗訴又不須負擔多少,將會有很壞的效果。

法改委承認,倘 不能找到一個適當的籌措資金方式,讓財力有限的原告人得以提出訴訟,則集體訴訟機制的成效將會非常小。法改委不建議允許訴訟出資公司運作,這是我們認同 的;允許以牟利為目的資助集體訴訟是集體訴訟機制受濫用的一大原因。法改委不主張法律援助直接延伸到集體訴訟,而只會承擔作為集體訴訟一員而又符合條件的 申訴人自身的費用。
此外,消費者訴訟基金,甚至日後或建立的集體訴訟基金,雖然設有申請門檻,以起防範濫訟的作用,但這些限制日後或又會有 聲音指斥太過嚴苛,阻礙受害人尋求司法公正,繼而產生壓力要擴大提供更多更寬鬆的渠道資助集體訴訟,令提訟成本不高,而敗訴又不須負擔多少。果真如此,濫 訟的機會就更大了。

引入集體訴訟而又希望不受濫用,實屬不可能。任何的保障措施,若要有效防範濫訟,都會同時令有有理有據的案件更難提起。 就算提起,也要更繁複的程序和更長的時間才可解決。如果為了方便集體訴訟而放寬保障措施,則好的壞的案件都會放進來,這是個解決不了的死結。既然如此,何 不考慮其他集體濟助的方法?

作者為「群策學社」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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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5月3日 星期五

扣除補貼,內地企業還能賺錢嗎?

2013年5月1日


問題眾多仍能賺錢

按 照國統局發言人的解釋,企業3月份較1至2月少賺,主要受電力、石油加工、汽車製造等九個行業利潤增長放緩或盈利跌幅擴大所累。然而,細看個別行業的表 現,電力業3月利潤按年增長90%,與1至2月高達1.5倍的增速比較相形見絀,惟按年多賺近倍,總不能算很差吧?這也許是煤價自去年中開始回落,促使煤 電倒掛現象有所改善有以致之。然而,從首季整體數字可見,41個工業大類行業中,29個利潤按年錄得增長,9個利潤下跌,兩個扭虧為盈,只有一個行業錄得 虧損。換句話說,內地各行各業仍是賺的多賠的少,跟社科院在首季企業利潤統計發表後提及的「內地有效需求存在不確定性、供應方面創新驅動和結構調整緩慢、 產能過剩問題突出、實體經濟中企業活力偏弱……」似乎不太相符。

假設社科院表述的問題確實存在,從內地企業的利潤數字來看,那無異於說諸般 負面因素加在一起,仍阻不了內地企業獲利。何以中國企業有此能耐?最新一期《經濟學人》一篇以〈悖優勢〉(Perverse Advantage)為題的評論,也許可以提供部分答案。該文非但值得買了國企股的投資者一讀,民企投資者同樣不容錯過。

企業盈利來自補貼

中 國之所以能成為「世界工廠」和橫掃全球的出口大國,靠的是取之不盡的廉價勞力、遭人為地壓低的滙率,還是另有原因?《經人》引述由西弗吉尼亞大學教授厄 沙.赫利(Usha Haley)與紐赫文大學(University of New Haven)教授喬治.赫利(George Haley)合著的新書《對中國工業的補貼》(Subsidies to Chinese Industry),從中一窺「世界工廠」獨步天下的「秘方」。顧題思義,二位學者把中國製造業成功之道,歸因於政府形形色色的補貼,包括似有若無的資金 成本和唾手可得的廉價原材料供應。

對港人來說,書中提及的國營企業流弊並不新鮮,諸如國企老總不以賺錢及維護股東利益作首要考慮,為完成 「政治任務」比如海外併購,置成本效益於不顧,大家早已耳熟能詳。然而,二位學者以國企產品的最終用者價格(end-user prices)跟市場基準價格間的差距作起步點,透過對大量政策文件、非政府組織和國企本身提供的資訊,追本溯源找出價格差距的底因,並把不同行業享有的 補貼「量化」。

對投資者來說,一旦掌握到政府對國企補貼的具體估算,下一步只要找來相關企業的年報,仔細核對比較,國企在沒有補貼撐持下是否仍能獲利,應該心中有數。

舉 例說,根據二人的「保守」推算,內地汽車零件業在2001至2011年間,透過廉價玻璃、鋼材和科技支援等不同形式,獲政府補貼總額高達280億美 元;2020年前,該行業估計還將獲得109億美元的額外補貼。另一個例子是,造紙行業在2002至2009年間獲政府補貼330億美元。此外,所有國企 皆從能源補貼中得益……。

「阿爺」撐腰胡亂擴產

《對中國工業的補貼》一書針對的是國企,但《經人》還引用了研 究機構Fathom China一份剛發表的報告,發現許多本港投資者非常熟悉的大型民企,諸如吉利汽車(175)、雨潤食品(1068)、恒安國際(1044)、中國燃氣 (384)等,從政府補貼中嘗到的好處,跟國企相比不遑多讓。Fathom對內地50家大型民企進行調研,發現多達45家得到政府不同形式的補貼【表】。

按該機構的估算,高踞榜首的吉利汽車一旦失去相關補貼,2011年純利將萎縮一半以上!
官方援助不會在一夜間消失,意味國企和大型民企的真實盈利能力,將繼續「隱藏」於賬目之中;另一邊廂,具創意活力的小型民企卻受到「歧視」,與只有大企業方能享受到的優惠沾不上邊,資金鏈一斷,連存活亦成問題,遑論大展鴻圖。

大 企業有「阿爺」撐腰,胡亂投資盲目擴產,早非今日始。以內地鋼鐵業約二億噸的剩餘產能為例,整個日本同業的總產能加在一起,尚有所不如。社科院對內地工業 形勢的「診斷」,諸如投資收益率下降、供應方面創新驅動和結構調整緩慢、產能過剩問題突出,以致實體經濟中企業活力偏弱,可謂一語中的。然而,造成這個結 果的源頭在哪裏?內地的研究員也許應從《對中國工業的補貼》一書中取取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