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來港自由行看中國旅遊業

2013年3月25日

龔祖兒

習近平數年前曾在外對華人面前說：「中國不輸出革命，不折騰外國，為何西方國家總是對中國說三道四，是否食飽飯無事做？」 中國的確不輸出革命，但2003年時卻輸出非典（SARS），禍害香港，打擊香港旅遊業。後來推出自由行旅遊，自由行反而打扮成救助香港的方法。不過，自 由行亦輸出不守秩序的旅客。附【表】是根據國家旅遊局報告資料輯成。

最近鄰近地區有報章報道，「自由行為港人的薪俸貢獻了三分一」——這是典型的洗腦伎倆——簡單的因果關係（causation）。事實上，要量度經濟表現，沒有經濟學家會以薪俸作比喻；正如我們不會說，2005年港人在大陸的旅遊消費，剛好等於薄某被充公的賄款一樣。
2003年開始推行自由行，自由行只佔該年度本地生產總值不足一個百分點，直至去年大約是5%，大概等於二十八萬個就業職位，即佔勞動人口7.5%。

「愛國」人士認為，要加強國際社會認識中國，增加所謂「軟實力」。中國人外遊人數即成為一個指標。從每年外遊比率來看，真正放洋見識的，每年一百人裏不足兩個，餘下的所謂「外遊」，只不過是港澳遊而矣。

世界銀行資料顯示，美國的外遊比率是20%，即一百人每年有二十個人外遊，日本現在雖然經濟很差，外遊比率尚有8%；而香港人屬全球首位，即每年每人外遊十二次，

話須說回來，自由行的始作俑者都算對國家有功，因為這個安排令人民或農民的自我感覺良好，以為自己已經「出國」；有關機構亦同時宣傳自由行對港澳的經濟貢獻巨大。一舉數得，妙哉！妙哉！

數 字趨勢還顯示，香港人妄想截停自由行人數，實在不可能，因為港澳已成中國人外遊的「第一收容港」，倘若外遊人愈多，港澳角色便愈重要；正如中共建政時對港 澳政策——長期打算，充分利用。香港對中國人外遊實在功不可沒，而香港要為「呢壇嘢」做主場，跟爭取普選一樣那麼困難。

入境遊客到中國旅 遊，數字穩定，增幅不大，由2006年至2011年為止，入境遊客為中國創造二萬億外滙，可是港澳旅客人次已佔當中八成，但港澳傳媒卻鮮有報道說港澳怎樣 怎樣幫助中國，因為兩地人民互相旅遊，沒什麼大不了。就算有這樣的報道，港澳市民亦不會在意，只有長期受洗腦教育的人，才會認為走到人家地方旅行是「幫 助」人家。根據香港政府統計處資料推算，大概三分一港人的「中國遊」只屬公幹，都是為搵食而矣。中國人國內遊次數的增加，非常驚人，由2006年的十二億 人次，到2010年已達至二十一億人次，而2011年更達到二十六億人次。

國外遊雖然不能解決國內遊對運輸、旅遊景點、治安、環境等各方面造成的壓力，但港澳遊卻可為部分消費力不高的中國人提供一個另類選擇，間接紓緩了部分國內遊對內地設施的壓力。

作者為國際會計師公會會員、英國行政管理學會會員

民主黨的病理分析

作者 陳雲 | 三文治

香港民主派近日的行為，可謂比小說更離奇。

反對限奶令、包容雙非人、寬容自由行與走私客，民主派維護香港本土利益的立場，比民建聯和梁振英還要弱。本土組織在火車站包圍走私客，前民主黨政客說濫用私刑。有年輕人示威揮舞龍獅旗或香港殖民政府旗，引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俞正聲責罵，民主派李卓仁和余若薇在三月八日說，擔心揮舞龍獅旗會為香港帶來二十三條立法，暗示港人要收回源自殖民地時期的本土政治象徵符號。

回 到民主派的核心——民主黨。二〇一〇年五月爭取五區公投，民主黨抽身而出，與中共密約，達成一個容忍功能組別的協議。二〇一三年一月，戴耀廷提出佔領中環 方案，民主黨加入，卻在運動之中用認罪資格（四十歲以上）和商議式公義維持成員精英化，排斥年輕人和低下階層參與。他定下不妨礙公共秩序的抗爭方式，並且 在立法會議會普選方案容許三分之一的功能組別議席，又聲稱爭取的普選方案會顧及中方底線，也確保不會選出的候選人要令中共滿意為止。 戴耀廷是前普選聯的成員，該組織的成員大部分隸屬民主黨。

一個號稱支持香港民主的政黨，在中港衝突事件上，違反本土利益，在爭取民主議程上，一而再地挫傷本土民主及抵觸普選原則，可謂奇哉怪也。

民 主黨承繼司徒華的立場和意識形態，有民主中國的理想，於是紀念六四、支援大陸民運人士及維權人士；黨魁和核心黨員是殖民地專業精英，是服膺西方文明價值的 高級中產，於是有普世價值，支持人權、民主、仁愛等。中國情懷和普世價值，結合起來就是民主中國理想，這便可以為恐共的香港人提供心理庇護，也將民主黨與 土共政黨區分出來。九七之前，特別是八九年的天安門民運之後，民主黨的民主拒共形象，是吸納選票的保證。

然而，九七之後，香港主權交還中共，民主黨的怪異立場便顯露了。它支持雙非大陸母親、支持雙非學童、支持用自由市場原則對待大陸走私客。在五區公投與中聯辦密約，在佔領中環議程上違反民主原則，抗拒那些堅持以普選原則加入「真普選聯盟」的政黨（人民力量及新民主同盟）。

以普世口號支持民主卻不為香港謀求民主，關懷中國乃至於出賣本土利益。這本來是中共的好政黨，然而他們卻被中共拒於門外，大部分不能取得回鄉證。這是容易用國際帝國勢力解釋的，就是中共認為民主黨是美帝國的代理人。

然 而，為何民主黨違背本土利益和本土民主呢？這種病徵，令人費解。難道它不怕得罪本土選民而受到懲罰嗎？退一步說，可以用本土政治和民粹來爭取選民的時候， 新民主同盟的范國威和公民黨的毛孟靜都用這個立場當選的，但民主黨為何固步自封，不為所動？而在二〇一二年九月的立法會選舉上，民主黨卻並無遭受大挫敗？ 這樣的一個背棄本土利益而出賣本土民主的離地政黨（absentee party）、買辦式政黨，連帶其因為比例代表制而被逼分裂出來的盟友（公民黨、職工盟、街工、工黨等），竟然可以穩佔六成左右的香港選民投票，不是好奇 怪嗎？

投票給民主黨的是誰？他們屬於哪個階級？他們持什麼護照？他們的子女在哪裡讀大學？他們的職業性質與中港關係，又與地產財閥如何？他們是否持有自置物業？他們計劃賺夠錢之後在哪裡安居和退休？他們是香港出生的老香港人還是剛從大陸過來的新移民？

民主黨是香港民主之鎖，不是香港民主之鑰。三十年來，香港人都是盯住民主之鎖，故此沒人去找民主之鑰。分析好這些病徵，解開這些謎團，做好帝國分析、族群分析和階級分析，你就會找到香港民主鬥爭的鑰匙。（待續）

鄧忍光難纏 港台命運堪虞

2013年3月18日

林天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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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為傳媒人，無論是自家公司抑或同業機構，沒人會想看到「外行人管內行人」的情況，因為傳媒是關乎對社會期許的事 業，媒體報道折射出來的眼界，代表着一個國家或城市的核心價值，雖然商營機構容易由金主操控，但仍得面對群眾的監察；與民間聲音背道而馳的媒體，就算時刻 不停廣播、每天拚命印刷出版，最終只會落得「除了日期，一切都是不可信」的下場，內地喉舌官媒正好是活生生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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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深傳媒人是經 過時間浸淫而成，親歷許多社會大事，選取報道材料時經過幾許掙扎，從而體驗到無形的界線，變成身經百戰的傳媒老兵，統領編輯室時才能服眾；而委任沒有傳媒 經驗的人當傳媒管理層，堂而皇之的借口是帶來新思維，拍心口保證不會影響「編輯自主」，又說可以改善業績云云。

港台約章 倒背如流

然而，從往績來看，外行人管內行人，往往跟採訪人員處於對立面，工作上出現頻繁衝突，最終形成內耗，資深人員可能給氣走或給裁走，結果損害機構的公信力，可謂百害而無一利；細心想想，那種內耗式的傷害，大有可能是委任者所樂見的。在此想說的，當然是指香港電台。

2011 年9月，政府以未能找到合適人選為名，找來勞工及福利局副秘書長鄧忍光，以政務官（AO）身份出任廣播處長，惹來港台人群起反對。記得鄧忍光9月15日首 天回港台上班，迎接他的是排山倒海的反對標語和黑色地毯，當時港台工會高舉黑色港台標誌，寓意港台正式進入黑暗時代。

面對這種「全民為敵」 的歡迎儀式，鄧忍光臉帶微笑走過黑地毯鋪成的路，在黑壓壓的標語包圍下，從容回答記者提問，言談間把港台約章倒背如流，密不透風地說會根據約章保持港台編 輯自主；還說經歷過政務主任的訓練，對於規劃和財務管理，以至與內部和外部的持份者溝通都很有用，相信在管理港台時可以用得着。

有港台人表 示，從鄧忍光上任第一天的表現看，就知道他是個極難纏的對手，「撇開主觀的情緒，客觀地看鄧忍光這個人，AO背景代表是社會精英，而衣着打扮以至外貌都稱 得上『官仔骨骨』，比起港台人更易得到市民好感。而他面對公眾時不易流露個人情感，說話語調流暢而不刻薄，個性深藏而且EQ極高，懂得用言語轉移問題視 線，一切令人摸不透，要令他失言出醜極不容易，這種對手最強」。

公帑支持 非當官媒

既非傳媒人，空降港台自然 受到敵視，別人都以為鄧忍光承受沉重壓力，但事實是他沒有任何感情包袱，而政務官亦慣了調任到各個部門，對於執行政府指令來說反而更容易。鄧忍光同時是港 台總編輯，據說他對港台約章和製作人員守則的熟知程度，可能比任何一個港台員工更甚，隨時可以引用相關章節與員工辯論，對港台過往約定俗成的做法提出反 對，並懂得在約章的條文保護下，落實其權力指令，令員工感到受壓之餘，卻又難以反駁。

在港英殖民地年代，港台某程度上師承BBC，不少管理層都曾到英國考察受訓，近距離觀察公營電台的運作，明白到拿公帑運作的電台，最終要把市民作為服務對象，在商業利益以外為民發聲，而非淪為政府專用的喉舌工具。

香港回歸十五年，「整頓港台」的聲音愈來愈響，目前多得港台資深員工守住「電台要為民發聲」的防線，但當這代人退去，繼後的又能守多久呢？這才是令人最憂慮的重點。

鄧 忍光上台僅兩個月，一向被左派媒體視為眼中釘的時事評論員吳志森，遭港台以「節目改革」為由而撤換，同時被撤走的還有言論極為溫和的周融，職位由公務員頂 上。當時不少傳媒學者和立法會議員均認為事態嚴重，指港台管理層是「借刀殺人」，吳志森則指港台以其節目個人風格太強、說話太多為由，「應聽眾要求」而作 出有關安排。

整頓港台 力度更大

在張敏儀主政的年代，曾說過時評節目應避免找公務員主持，可見港台現時的安排 是走回頭路的，甚至可能違背了市民意願。群眾的要求不一而足，有人贊成當然也有人反對，如果以聽眾的意願為依歸，不妨來個全民公投，再決定吳志森是否該留 下來。當然，那樣的公投從未發生，而輿論上雖有過一陣子的吵鬧，但港台人沒有激烈的抵抗，工會也沒有發動罷工，傳媒行內對事件的重視，更遠超公眾的關注， 結果事件就不了了之，節目已然換人，聲音變得更和諧。

回顧港台於2011年的變化，該年6月展開凍結多時的公務員招聘，政府曾報稱會優先聘 用原有的合約制員工，還盛傳署理副處長戴健文會「坐正」當署長。但到了9月，政府委任鄧忍光空降港台，然後於11月宣布吳志森的節目將會換主持人；當時正 好有一批港台員工升遷，而招聘公務員程序又未完結，人心難免浮動，難怪當時港台內部的反響沒有今天那麼大。現在回看，以上種種改變就像是一盤精心設計的棋 局，卻恍如有黑影正向港台步步進迫。

新一波的港台風暴，涉及編輯自主、創作自由是否受到干預，以及港台員工是否被要求執行政治任務，鄧忍光 在港台內部受盡千夫所指，但他至今仍沒有半點失態。就員工的指控而言，他仍然能淡定回應，不斷重申沒有給員工政治壓力，但對於自己在立法會的言論傷害了員 工則表示致歉。被問到會否因為失去員工信任而辭職，他的回答是身為公務員，須要接受任何任命，還說舉行員工大會，跟員工當面對話是好開始，希望以後多加溝 通。堂皇的說法，讓一場赤裸裸干預編輯自主的嚴重指控，輕描地淡化成部門糾紛，段數實在絕高。

從否認指控到致歉，鄧忍光的「解畫」過程當然 未能得到港台員工信服，但據說得到政府中人激賞，看來仕途必定更上一層樓。其實這也不難理解，難得有官員擁有前政務司司長林瑞麟的EQ、又有現任特首梁振 英的偽術語言能力，加上外形較現任高官討好得多，而且現年只有四十九歲，若得中方看重而悉心栽培，絕對有望成為治港中堅。只是，屆時香港的言論自由和新聞 自由，勢將漸漸陰乾。

因此，港台的抗爭不只是內部矛盾，更大程度是捍衞香港核心價值之戰。但要令市民明白「港台淪落，將是輿論染紅」的指 標，遠比喊一位台長下台更難。觀乎現時戰況，鄧忍光「罪證」不足，地位似動搖而實穩固，下一波整頓港台的力度勢將更大，計劃也更周密，這
正是港台命運堪虞 的關鍵。

傳媒工作者

來生不做中國豬

2013年3月15日

占飛 忽然文化

中國人愛吃豬肉，這個人口超過十三億的大國，佔全球人口（七十億）超過五分一，可飼養了全球半數的豬，年產6.18億噸豬 糞，與此同時，中國死豬特別多，近日更爆發了教全球囑目的黃浦江上死豬漂流潮，至執筆時，據不完全的統計，檢獲的豬屍直逼六千具，可謂豬屍遍江；難怪有人 慨嘆：來生非但不做中國人，還得要記住，來生千萬不要做中國豬。

據內地媒體報道：在嘉興平湖孔家堰村，一個騎着摩托車的婦女在騎經路邊一堆廢墟時，隨手扔出一隻死豬，好像不過是隨手丟出一個可樂罐，一個膠袋。為什麼會有此奇景？因為養豬業產生的廢物主要有三大類，一為「沼液」（豬尿），二為豬糞，三為病死的豬。

抗藥細菌選拔場

那麼，中國豬為什麼病死的特別多，以致隨水漂流，豬屍處處，觸目驚心？因為本該半個月給豬用一次的藥，為了見效快，改為每星期打一次，結果呢？用藥周期愈縮愈短，豬隻死亡率大增，治污公司應運而生，專為養豬戶處理廢物，那就增加了一項成本：治污費。
如何治污？其中一種常見的方法是「死豬無害化處理」，挖一個處理池，就像化冀池那樣，處理死豬：收集豬屍，撒上化學藥水，讓豬屍腐爛，然後「化」掉。

這些死豬處理池大多建造在公路兩旁，距離民居較遠，故此從收集死豬到運輸死豬再到處理死豬，在在都需要治污成本。正因如此，最廉宜的治污辦法，就是像拋棄一個可樂罐、一個膠袋那樣，將豬屍隨手拋棄。

據 內地媒體報道，年產肉豬一萬頭以上的大型養豬場，大多集中於北京、福建（莆田）和浙江（嘉興郊區）。一個由中美研究專家組成的團隊有此發現：內地養豬場藥 物濫用情況十分嚴重，以致養豬場變成了「抗藥細菌的選拔場」。這個團隊在三個養豬場收集「抗藥細菌」（drug-resistant bacteria），取樣來自豬糞、糞便堆肥和養豬場附近農地，共檢測到一百四十九種抗藥基因，其中，有六十二種的濃度比原始森林的土壤檢出量高出上百 倍，有些更高達三萬倍。

這真是一個怪圈：養豬戶在飼料中添加了愈來愈多的抗生素，豬隻體內的抗藥基因便愈多，要是豬隻不死，最終都被吃進中國人的肚子裏。更有甚者，就是在豬隻的飼料中添加稀有元素和重金屬，還有讓豬隻貌似茁壯長成的微量元素（microelement）
。

吃豬人比豬更慘

飼 料中最常見的重金屬是銅，當銅的攝入量比所需高出數十倍時，豬的糞便會呈現黑色。養殖戶更以為豬糞便愈黑，表示飼料消化得愈徹底。內地養豬業真是幾愚昧都 有，飼料商有見及此，使在飼料中添加高銅制劑，以使豬隻排糞顏色更黑色。如此這般，豬隻體內儼然就是一個化工實驗場，豬很慘，吃豬肉的人更慘，此所以來生 真的不要做中國人，來生也真的不要做中國豬。

要豬隻長得「皮紅毛亮」，中國式辦法太簡單了，不就是給豬隻餵飼有機砷，據說在內地養豬場，給 豬隻飼砷早已是公開的秘密──砷是什麼？那是一種有毒類金屬，亦即國際癌症研究機構（International Agency for Research on Cancer，簡稱IARC）確認的人類致癌物之一。這真是一個怪圈：豬吃掉了砷，吃豬的人於是在不知不覺間也吃掉了砷。

食 物風險真是幾恐怖都有，內地養豬場年產6.18億噸豬糞，從而引發難以評估的風險──隨豬隻糞尿排出來的重金屬比例高逾95%，含大量重金屬的豬糞卻用作 有機肥，從而滲入土壤，農作物吸收了，最終經由街市、超市進入廚房，再端上餐桌……如此這般，太恐怖了，鋅、銅、砷以及抗生素的「複合污染」，就是比浮出 水面的豬屍恐怖一萬倍的污染擴散。

jimfly@hkej.com

撰文：占飛

閩粵人士南洋稱王 財大氣粗常惹禍端

2013年3月13日

林行止 林行止專欄

■多年前讀過一篇論「古代」我國與南洋諸國通商的文章，記起多處記述與琉球的商貿往還，似乎提及釣魚島，心想如果記憶無 誤，也許可為我國與釣魚島早有交往多一旁證；哪知「千辛萬苦」找出此文：〈十五六七世紀間中國在印度支那及南洋群島的貿易〉，作者張錫綸，原載曾為蔣介石 文學侍從之臣（蔣著《中國之命運》及《蘇俄在中國》的捉刀人；歷任國民黨時期黨政要角，曾任台灣《中央日報》董事長）陶希聖（一八九九—一九八八年）主編 的《食貨》半月刊第二卷第七期（民國二十四年〔一九三五年〕九月一日出版；筆者手上的《食貨》合訂本為七十年代台灣翻印），大喜過望，哪知翻遍這篇十多頁 的論文，所記與我國通商的國名地名，不下三四十個，就是不見釣魚島或與之相近的地名。

雖然不見釣魚島，惟此文資料極豐，所據典籍，主要是 《星槎勝覽》、《薄海番域錄》、《瀛涯勝覽》、《貿易通志》、《泉南雜誌》及《東西洋考》等，俱為筆者前所未聞的文獻；當然，它還引述不少《宋史．食貨 志》、《明史．外國傳》和《海國圖志》的史料。這些與通商貿易有關的資料和數據，粗看枯燥煩悶，細讀很快看出「門道」。

■十五六七世紀，與 我國通商的有琉球、呂宋、合貓里（原注，在菲律濱群島中）、真臘（柬埔寨）、柔佛（新加坡）、占城（西貢）、滿剌加（麻六甲）、蘇門答剌及暹羅（泰國）等 十五國（和海港）。我國運去的貨物（華貨），主要是陶器、磁器、鐵器、布匹、紵絲、銀硃和麝香等；而這些國家輸出的「番貨」，則有馬匹、香料（如乳香及胡 椒）、花木、奇鳥異獸、珍玩珠寶與米諸物。文章引《明史．蘇祿傳及阿丹傳》：「土人的珠與華人市易，大者利數十倍……永樂十九年（一四二一年）中官周姓 者，往市得貓睛，重二錢許；珊瑚樹高二尺者數枝；又大珠金珀，諸色雅姑異寶，麒麟獅子、花貓、鹿、金錢豹、駝雞、白鳩以歸……。」

當時的交 易，固有「現物交易」，即以貨易貨的barter，亦有「自然物貨幣兼金銀」的交易：「……銀豆為幣，大者重四錢，中者一錢，次者五分，小者二分五厘，其 名曰潑。皆王鑄字號。法不得剪碎，零用找以海螺巴。」張文雖未論及當年的稅收，但政府顯然徵收貿（交）易稅或關稅，不然便不會「正統元年（一四三六 年）……下人私齋肥螺殼……悉為官司所沒。」（按「海螺巴」及「肥螺殼」似為一物）。從當年的「外貿」，可見「貨幣經濟十足發達」，而交易形態，「完成現 代商業資本機能，即貨幣→商品→貨幣加利潤」。由於當地土著「甚愛中國磁器紵絲等物，換以淡金。」即「番人」以「七成淡金」交換「華貨」，華商利潤甚豐， 「怪不得閩粵人趨之若鶩！」

■十五六七世紀華人「過番」情況又如何？以暹羅而言：「華人駐此娶番女，唐人之數多於土人。」而其中以潮州人最 突出，以其「為官屬封爵理國政掌財賦。」泰皇是潮州人（見下文），皇帝老子的老鄉包攬暹羅政經事務，不足為奇。事實上，當時華人早已掌控南洋諸國經濟，據 梁啟超的《鄭和傳》：「若群島之礦業，暹羅緬甸越南之農業，群島及暹羅之森業，乃至全部之工商業，其在我國者，十而八九。」而「中華人」到南洋淘金：「船 多泊吉蘭丹港……南行十餘日，則至呀喇頂與彭亨後山麻姑產金處相連，中國至此者歲數百。閩人多居埔頭，粵人多居山頂。山頂則淘取金沙，埔頭則販賣貨物及種 植胡椒……。」

「中國人」既成當地巨賈，「在社會上取得番民信仰」，自然而然地便插手政治，官商勾結大發財更無論矣；而此處所指「中國 人」，主要為福建人廣東人。華僑在南洋致富的，數不在少，而閩粵人士可說平分秋色；可是，在政治上，廣東人似較福建人有成就。廣東人成為「土皇帝」的便有 三佛齊（多處提及此國但未說明今名）國王梁道明（南海人；又有海盜陳祖義，投誠後官拜該國「舊港頭目」）及繼位者張漣（饒平人）、爪哇順塔國國王王某（佚 名，廣東人）、暹羅國國王鄭昭（潮州人）、戴燕國（末記今名）國王吳元盛（嘉應人）、昆甸國國王羅大（嘉應人）、「英屬海峽殖民地（未記地名）開闢者」葉 萊（嘉應人）、爪哇其國「最號富饒……村主即廣東人」，還有一名施進卿，獲其國賜冠帶，為「大頭目」……；爪哇的「順塔國」和「其國」何在、今名為何均未 見說明。

■至於「顯赫」的福建人，則有婆羅國國王某（佚名）、菲律賓「寓俠」潘五和及謝文彬，仕至坤岳，猶天朝學士也。坤岳等同學士（掌管典禮、編纂、撰述的官員），「寓俠」又是什麼？

萬 曆時，「番人殺唐人罪死，唐人殺番人則罰金」，華人在當地「地位崇高」甚至凌駕法律，彰彰明甚；唐人所以高人一等，皆因「鄭和七次航行，番人一方面因中國 有雄厚兵力，引起對華的畏敬心理；一方面因受到中國政府的重賜，引起對華的感佩心理」。這正如《明史》所記：「和後，凡將命海表者，莫不盛稱和以夸外 番」。

南洋一帶華人這麼多，一般說法是我國沿海地區貧瘠農田經常失收而捕魚則收入不穩定，閩粵「過番」者遂以萬計，但據《明史．蘇祿傳》， 還有一項向來少人注意的理由：「土人以珠與華人市易，大者利數十倍；商舶將返，輒留數人為質，冀其再來。」其時唐人大受歡迎，概可想見；而這些「人質」， 莫不在當地妻妾成群，開枝散葉。但後來唐人太多，「客家佔地主」，加以有財大氣粗、高高在上看不起「番人」的劣質基因，土人遂由敬而畏最後起謀財害命之邪 念，萬曆三十年（一六○二年）機易山（不知今名）一案，「殺戮華僑二萬五千人之多」，似是史上第一次大規模的排華慘案！有暇當翻明史看如何記此事。

■ 出乎意外的還有，在《食貨》第三卷第十二期上，見「食貨學會」這則「《原富》出版一百六十周年紀念版文啟事」廣告：「斯密．亞丹的《原富》，是經濟學的基 礎，同時也是經濟史學的先鋒。因為他嫻熟歷史，所以能產生澈底的理論，有了理論，更能進一步解釋歷史。而第三四卷的幾篇文章，就是一部簡明的經濟史大 綱。」按光緒二十七年（一九○一年）嚴復的《原富》「第一次刊行」，嚴是譯文須「信雅達」的首倡者，但他的《原富》有不少疏漏，且其「古文」不是「五四運 動」後的讀者能輕易理解，筆者料《食貨》諸君子必另有所本。由於《原富》確為經濟學經典，如今台灣內地的譯本應在十種左右（筆者手頭便有四五種）。至於 「廣告」所說的三四卷，分論〈各國致富不同途徑〉及〈各種政治經濟學體系〉（主要論重商重農主義旁及關稅、殖民地以至通商條約等。）說是「簡明經濟史大 綱」，雖不中亦不遠。

「食貨學會」說將於民國二十五年一月發行特刊，籲請「國內同好惠賜稿件，以紀念《原富》出版……。」可惜這本《食貨》 不知匿於何處，有暇找出後當與大家分享七十七年前我國經濟學家對《原富》的評價！不過，僅從譯書名為《原富》，筆者認為有關評論應相當到家，以取《原富》 為名，顯示食貨學會諸君深切理解作者寫書的本意。一九九○年七月，楊岡陵（懷康）為一六○期《信報月刊》寫〈是《原富》還是《國富》？〉的短論，逐字闡析 該書全名An E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的意涵。楊氏這樣寫道：「阿當．史密斯用了十一個字為書名，可見他的用心，是不希望後人對他著書立說的目的，有任何曲解，故此在用上了一個 Nature後，他顯然覺得意猶未盡，有需要進一步加上Causes一字，遣辭用字之慎重，可見一斑；再有甚者，為了防止讀者忽略了這一點，他將 Nature and Causes放在書名的前頭，開門見山，處處反映出他書中要說的，是《原富》而不是《國富》—書名在『原』字上落墨，『國』字只是等而其求次作為襯托的綠 葉而已。」
筆者深然斯說，這是筆者（和過往《信報》）從不用《國富》的原因。


‧閒讀偶拾

海外留學生「消失」之謎

2013年3月12日

葉仲茵、趙永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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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往四次人口普查（1986至2011）的點算或普查時刻，【表一】顯示19至20歲並正就讀大學學位課程年輕人的所在地。顯而易見，1986和1991年由於採用舊的點算方法（即「廣義時點」），所以大學生100%身處香港【註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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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2001和2011年採用新的「居住人口」點算方法，便出現大學生並非百分百身處香港（分別是76.6%和78%）。

即是儘管有差不多四分一並非身在香港，由於他們合乎「居住人口」的定義，故此其資料都會收集、並包括在人口普查之中。
這有別於1981、1986和1991年的人口普查，當年的「廣義時點」方法只會點算身在香港的大
學生。

學生「缺席」影響分析結果

【表 二】則顯示19至20歲並正就讀大學學位課程的年輕人，在1986、1991、2001和2011年的人口普查中所讀大學學位的開辦地域。在2011年的 人口普查中（新點算方法），有接近四成（39.5%）年輕人正就讀於海外大學的學位課程，而2001年的數字為25.5%；相反，1986年及1991年 （舊點算方法）的數字分別為5.7%和4.0%。

根據【表一】和【表二】在2000年出現的巨大差距，我們相信，有不少、甚至是很大比例在海外求學的香港居民未有計算在2000年以前的人口普查之中，也因而沒有收集他們的人口和社會經濟特徵；他們的「缺席」，顯著影響到過去三十年「大學教育機會貧富差距」的分析結果。

我 們利用2011年人口普查的樣本數據，比較在香港與海外就讀大學學位年輕人的家庭住戶總收入差別（【表三】，在948名19至20歲在香港讀大學的年輕人 中，有大約三分一（33.9%）是來自高收入家庭的（即屬住戶收入第四組），而565名在海外讀大學的同齡年輕人中，有超過一半（55.7%）是來自高收 入家庭。

在富與貧之比方面，於海外讀大學的適齡年輕人中，來自高收入家庭的人數是高於來自低收入家庭的八倍，而留港讀大學的富與貧之比只是大約三倍。

「廣義時點」未能反映實況

既 然人口普查數據反映家庭收入與接受外國大學教育的機會有着密切關係，所以我們認為，由於在海外留學的大學生未有包括在以往採用「廣義時點」方法點算人口的 1981年和1991年人口普查之中，故此根據這兩次普查中的數據作出「入讀大學貧富差距」分析，其實不能真正反映有關情況。

在合理的推論下，我們相信1981年和1991年的數字低估了真正來自於高收入家庭年輕人就讀大學的比例，而來自低收入家庭年輕人則多留港就讀大學。這個在數字上看不見的人口定義轉變因素，容易引致誤解為2000年以前並不存在「入讀大學機會的貧富差距」。

根據1981、1986和1991年人口普查的人口點算方法，只有在點算時刻在港的香港居民才會受訪有關人口及社經特徵資料，因此大部分長時間在外國留學、工作的香港居民，未有包括在當時的人口普查之中。

政府統計處於2000年改變人口點算方法，故此在2001年和2011年的人口普查中，只要符合「居住人口」定義，無論身處何地，「常住居民」與「流動居民」均納入這兩次的人口普查之中。

由 於大部分在1981年和1991年人口普查時出國留學的香港居民非身在香港，故此「缺席」於當年的人口普查中。我們相信，這批人的家庭收入和經濟條件比留 港求學的人為佳，因此我們認為，利用以往二三十年人口普查數據而進行有關「入讀大學機會的貧富差距」的分析與研究結果，是無法互相比較的。

可能造成「貧富均等」假象

雖然統計處已詳細解釋人口點算方法改變的理據和影響【註二】，惟以往有關研究未有掌握和了解點算方法改變對其研究課題的具體影響，因而沒有正確解讀研究結果與結論。
美 國社會學家Joel Best 在他的名著Damned Lies and Statistics（2001）中曾作指出，所有統計數字都是不同機構組織行為（organizational practice）的結果，我們身為統計數據的使用者，必應先了解統計處的組織行為是如何影響數據的分析與解讀。

政府統計處為學者及社會各界人士提供堅實的數據，我們希望所有對有關數據的分析及結論得到無誤的解讀。人口普查的數據非常豐富，但分析起來卻不容易，我們這裏只能非常粗略地作出報告，日後有機會再另行撰文介紹。

必 須說明的是，我們並非否定香港年輕人接受大學教育機會存在嚴重的貧富差距，亦非抹殺香港教育機會均等的重要性。我們只希望指出，現有人口普查數據，不能有 效論證這差距由九十年代至今有擴大的趨勢，因為九十年代的統計數字，並未包括大部分在外國求學的香港學生，這會大幅低估在該段時期屬於高收入階層學生的大 學入學率，繼而造成「貧富均等」的假象，這對了解和分析香港的教育制度發展和對社會影響當然沒有幫助。
二之二．完

葉仲茵為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副研究員；趙永佳為香港亞太研究所副所長。


【註一】在1981年人口普查的數據樣本未有提問受訪者的所在地及細分大學學位的類別。故此，我們採用了1986年中期人口普查的百分之一樣本，作有關的分析。
【註二】有關「居住人口」與「廣義時點」方法的內容，可參閱《政府統計處2000》；《香港統計月刊：2000年9月》；香港《政府統計處》頁FA1-FA16

利字當頭： 我去賣港了！

今個星期四，我會去北京人民大學主講一場，主人家點題，一定要我講講奶粉禁運事件。
實情是，我本來的題目是「連香港人都不認識的香港歷史」，這個已經夠講題了。不過，再加奶粉禁運事件，看看有沒有甚麼真正關心中港關係的北京人會賞面聽我兩小時。

說香港歷史嘛，總不能不提第一個總督砵甸乍。話說這個與京官耆英交了好朋友，並將香港變成殖民地的英國人，雖然做總督的時間不長，只有一年多點，但他約法三章，奠定了香港一百五十多年的管治準則。

「香港乃自由港，免關稅，並尊重本土風俗。」這三條，乃英國殖民地部將印度及其他殖民地學來的慘痛教訓，總結出來的智慧結晶。大膽講句，就是砵甸乍這三條，讓香港在二次大戰後狂風掃落葉式的脫殖運動中，接力成為英女皇頂上冠冕最明亮的那顆珍珠。

自由港，意思就是指，就算大不列顛王國的敵對國，也可以在此公平、自由經商。免關稅，不用解釋了。至於尊重本土風俗，大家看殖民地政府在七十年代前怎樣看待原居民和大清律例的婚姻就可見一斑。

「砵三條」蕩然無全

回歸之後，新宗主國幾乎將「砵三條」，尤其是「尊重本土風俗」，摧毀得蕩然無全，否則，也不會出現本土運動吧。至於奶粉禁運，哈哈，我只可以說是特區政府 自己將香港開埠鐵則破壞之後，不可避免的自我封閉。無錯，我去賣港，就是要跟北京人說，要香港繼續發揮特殊的地位和功用，還是不得不了解我們背後的成功要 素。主人家幫我起了個副題：「香港經濟神話背後」。

各位，祝我好運，天祐香港。

利世民

奶粉問題主動權在北京

2013年3月8日

張宗永 一瓢集

香港「限帶」奶粉措施，在北京兩會惹來不少爭議，內地網民甚至將奶粉問題和房屋相提並論，調侃為「乳、房問題」，這事更觸及近年來非常敏感的大陸和香港關係。集非成是，我且稱之為中港矛盾。

中國人有一個陋習，嘴巴是滿口道德的君子，行為卻是茲茲為利的小人，結果是惹來無限的怨懟。

中港關係兩個層面

撇開民族感情不談，從小人的角度看，中港關係只有兩個層面，一是從屬、二是互相利用。
香 港是中國的一部分是明顯不過的事實，亦是絕大部分香港人接受的。大陸很多討論「限帶」問題都有一個盲點，就是北京政府具有絕對主動權。事實上，今天大陸居 民或商戶完全可以無限量地從香港或世界各地任何一個地方進口奶粉，只不過是要支付關稅。任何人想大量入口奶粉而不付關稅，就是違法。

中國政府如果覺得內地奶粉供應緊張，民生受到影響，完全可以單方面取消關稅，那麼只要海內外差價有盈利空間，進口商便會從四方八面入口奶粉，這是問題的癥結，其他爭辯都只是枝節而已。

有說要從人情的角度去考慮，那麼不是兩罐，是否應該是四罐？始終要劃清界線，如果支持全面「隻眼開隻眼閉」，就是鼓勵群眾欺騙政府。

有說刑罰太重，包括最高罰款額50萬元或監禁兩年。港英時代以還，香港很多法例都是立法從嚴，但執行起來卻輕鬆得多。

供應鏈並無問題

至於自由黨提出限帶影響香港自由港的聲譽，這倒真是小題大造。借董伯伯的口吻：「什麼自由港，香港早就沒有了。」

有 評論認為香港其實不缺奶粉，只是較為風行的兩三個品牌因為供應鏈出現問題而導致市面出現缺貨。但供應鏈為什麼會出現問題？還不是因為大量的水貨活動導致商 人囤積居奇，政府曾嘗試介入供應鏈的運作，但成效不大。這種介入何嘗不是有違自由港的原則。水貨活動是因，供應鏈斷裂是果，用供應鏈來解決水貨活動是捨本 逐末。

「限帶」是立竿見影直截了當解決香港市面上奶粉短缺的方法，打擊對象是有損國家利益的走私客。其他方法包括改善供應鏈，設立本地媽媽奶粉供應中心和熱線、鼓勵改變供奶習慣、轉用其他牌子奶粉或母乳，都是既繁瑣需時而又效果不彰的。

官媒《環球時報》呼籲香港應該化問題為商機，果真越俎代庖，香港人何其幸福，要共產黨的黨報來教我們做生意。

天各一方

網上有一篇據稱是日本人的網評，譯成中文，題為「跟中國人辯論是浪費時間」，回應中國民間的反日情緒：

「中國人看事情，喜歡看表面，一些中國人總要找一些事情來諷刺挖苦、譬如日本首相一年換一個這種事。我會用笑話來解釋：內褲一年換一條固然不好，卻總比數十年穿一條內褲衛生得多。

「又譬如日本的AV。在日本，這是合法的，開放的，但日本法律又是嚴格的，不會把強姦變成嫖宿幼女。這些事情見得多，也就沒興趣回應了。不與中國人辯論，是跟中國人相處需要遵守的原則，因為是浪費時間。」

此一文牘，寫得很cool，最近在網上熱傳，難怪不論中國如何囂罵反日，日本民間沉默不發一言──你在東莞砸中國人買的日本汽車，我在日本絕不會燒你中國人開的中華料理，也不會追打僑居日本的中國人報復，日本是一個成熟的民族。

香港的「藝評醜聞」，證實了日本這篇網論的觀點。不要跟中國人，尤其是洗了腦的中國人辯論，因為是浪費時間。

洗過腦的中國式邏輯，是很奇怪的，譬如：「藝評事件」的女主角終於申辯了，她說，我評香港電影低俗，香港人那麼憤怒，是不是我說中了？

如果「你憤怒」等同「我說中」，那麼日本否認有「南京大屠殺」，中國人也很憤怒，是不是等同日本說對了，確實沒有南京大屠殺？

日本說尖閣列島是日本領土，中國人也很憤怒，燒砸暴亂，日本人確實說中了事實，尖閣列島是日本領土。

這位北京小妹的腦袋是如何構造的？令人感到很好奇。觀點站不住腳，她楚楚可憐說：我的出發點，是想香港電影好。

毛 主席大躍進，餓死幾千萬人，但「出發點還是好的」，這是中國大陸許多人的「思考」方式，如果這就是「思考」的話。同理，日本發動大東亞聖戰，當初是協助亞 洲人趕跑英、法、荷蘭等白人帝國主義者「亞洲是亞洲人的亞洲」，緬甸的民族英雄昂山、印尼國父蘇加諾，中國的汪精衛，也很認同日本的「出發點」，何嘗不 好？

不要跟中國人辯論，與中國人相處，專注飲食、唱K、購物，講這類話題，最安全，你不會傷害他，他也感覺好。 

陶傑

城鎮化——拆解土地財政困局

2013年2月25日

劉羽葳 葳望神州

如果要討論城鎮化，土地是繞不開的話題。城鎮化核心內容之一是土地的城鎮化轉型，涉及到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及土地流轉方式的改革。究竟目前的土地制度存在怎樣的問題？怎樣降低地方政府對土地財政的過分依賴？發改委城市和小城鎮改革發展中心主任李鐵提出了他的看法。

要了解中國土地的問題，首先要了解中國的土地制度。與西方不一樣，中國土地都是公有制，城市土地歸城鎮政府擁有，農村土地歸農村村莊集體擁有。農村土地要轉入城市開發，必須由城市政府徵用，變成國有用地，才能進行開發；而土地徵用的矛盾都因此而生。

資源利用不善

政 府徵地時要區別公益性用地和非公益性用地。公益性用地要給較低的一次性補償；開發用地則通過談判方式，用市場價進行補償，與公益性用地補償相比價格較高。 為招商引資，雖然工業性開發用地同屬非公益性用地，但政府給予投資企業的地價非常低，因此補償價格比較低。農民預期和實際補償之間的差異造成了很大的矛 盾。

李鐵說，這種政策的確損害了部分農民的利益，但從長遠角度也帶來一定好處。改革開放三十年，中國城鎮化率從17%到約53%，平均每年1%的增長、每年有1500萬農村人口轉移到城市，這麼多人口可以從事非農就業崗位的重要前提，就是中國在經濟增長過程中成本很低。
由 於這種制度可以低價從農民手中拿取土地，為企業投資創造低成本的條件，造成了中國經濟快速成長。因此，雖然亞洲國家的勞動力價格都低廉，但中國土地成本的 低廉令大量企業進入，帶動中國人口迅速的非農化。每年1000多萬農民得以就業，可以說中國土地制度發揮了一定的積極作用。

李鐵說，目前土地制度主要存在多種問題。

第一是土地徵用中損害了農民利益，最近幾年政府通過提高徵地標準、加大補償措施、限制強制性徵地來緩解矛盾。

第二是這種制度令地方政府對土地出讓金過度依賴。賣得土地愈多，政府收益愈高，這就助長了政府在投入中的短期行為，造成了很多「形象工程」。

李鐵笑言，內地一些二三線城市可能比香港還漂亮，人口很少卻有很寬的馬路、很漂亮的基礎設施，這些都是形象工程，側面顯示出土地資源利用不善。城市資源利用效率很低，根據他的調查，目前中國城市人均佔有土地是155方米，而建設部規劃要求應該是人均80至100方米。

城市擴張惡性循環

第 三，土地財政依賴導致城市過度擴張，為了房地產開發，城市面積愈來愈大。北京十一五規劃中，城市地鐵線路總長為442公里，但現在已經完全無法覆蓋整個城 市的面積，未來需要1000公里才能做到基本覆蓋。這種「攤大餅」式發展，通過賣土地的收入來支持現有基礎設施建設；但賣地之後，城市擴張，就需要更多基 礎設施的覆蓋，這樣形成了惡性循環。目前中國絕大部分城市都面臨這個問題；而上海作為內地城區土地利用率最高的城市，400公里的地鐵線路已可覆蓋整個城 市。

第四，這種城市擴張導致的高地價，也限制了服務業發展。當城市面積愈大，服務業成本就愈高。中國目前城市化率是53%，但服務業發展水 平還低於下等收入國家將近8個百分點。中國沿海地區城市化率60%，接近發達國家水平。但發達國家服務業比重超過工業比重2個百分點左右，但中國大部分城 市還是以工業為主導，很重要原因就是服務業成本太高。
這種開發方式提高了城市的門檻，令低收入的農民難以進城。

第五，這種制度令地方財政並不健康。每屆政府都需要資金投入，而土地財政大概佔政府收入一半的水平。

一般而言，稅收收入可以保證政府日常運作，土地出讓金則令城市得到發展。這種情況下，中央政策一旦限制土地供給將令地方政府債務負擔嚴重。其次，每一屆政府遺留下的大量工程，以及在任期間大量的基建和福利投入，給下一屆政府造成了嚴重的財政壓力。
總結而言，這種土地制度增加城市發展成本，增加了農民矛盾，增加了政府短期行為，嚴重限制服務業發展。

基礎設施市場化

未來應該如何拆解地方政府依賴土地財政的困局呢？李鐵認為有幾個方面可以做。

首先，他認為，地方政府可以通過基礎設施的市場化，甚至是私有化，為地方政府帶來收入，減少公共補貼，提高基礎設施運營價格，避免依賴土地出讓金支持基礎建設的現象。

現在地方政府基礎設施投入由政府供給，都由國有企業管理，管理效率很低，基礎設施的價格也很低。以北京為例，地鐵統一票價2元、巴士票價4毫，而每年北京地鐵需要補償100億元；如果不改革，這種狀況不可能持續下去。

另外，土地也需要制度改革，李鐵認為要增加談判的難度。如果徵地太容易就會出現濫用，而徵地如果困難，就會提高土地利用效率。

他認為，農村的土地可以進入市場流轉，令農村集體土地所有者和城鎮政府、城鎮用地者有同等權利共同進行開發。這可以限制政府短視的開發行為，提高土地利用率。長期而言，有助促進地方經濟的健康發展。

李鐵認為，中央政府也需要通過稅制調整減輕地方政府對土地財政的依賴，可採取物業稅方式，鼓勵地方政府對土地進行長遠規劃，減少土地徵用中的矛盾。不過，物業稅改革本身也有很多問題，徵收額度與政府財政需求有很大反差。

每屆政府都需要大量資金投入進行城市改造，僅靠物業稅解決不了這個問題。除了不動產稅可以解決政府的長期收入問題，如果允許農村集體建設用地進入市場流轉，也可以在開發過程中徵收交易稅，以作為政府資金來源之一。

解決地方財政問題還涉及到的財稅改革，當中涉及到的稅制改革、中央與地方政府的稅收分配體制改革，將是下一期訪問的主題。

城鎮化系列．之二

劉羽葳為香港電台E線金融網主持

文字整理：吳若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