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3月30日 星期日

抗民粹 遠專橫 兩制若失守 好夢成空

2014年3月25日

一、長和實業主席李嘉誠日前透過內地傳媒,寄語香港「別走民粹主義的路!」其實此話傳開時,香港已經身陷民粹窠臼,鳥獸踐 啄、蟻蝝嚙咬,雖不至遍體鱗傷,卻已通體不適……。「末督」彭定康接受《信報》訪問(三月二十二日見報),回應網民議論,提到「一國兩制」有效期至二○四 七年,他說:「如果香港人感到『一國兩制』正被蠶食,我認為那將是危險訊號。」

從一班知識分子中產階級計劃「和平佔中」那天起,筆者感到香 港不再安寧的程度已到達警戒線,因為理性冷靜的一群,竟準備付出重大「機會成本」,以身試法,不惜為爭取「真」普選付出不知伊於胡底可以非常沉重的代價, 這種舉措,是對「一國兩制」的落實未如人意的控訴!「佔中」危險,絕不是因為行動可能會打亂中環—金融中心的中心—秩序或對「市面」造成重大損失那麼表面 化。試想一班向來平和、過了血氣方剛年歲的大好「中」年,他們土生土長、生活穩定、有工作、有家庭,是社會中堅,他們愛護香港、維護香港之心,自然深厚, 可是,連他們爭取選舉要向「國際標準」靠攏,尚且不得不作「違法」的心理準備,香港情不通、理不達的狀況,多麼令人沮喪……

很多人對「佔 中」的理解,與筆者南轅北轍。不少人只看到甚至誇大「佔中」可能造成的破壞,不能意識其為香港困惑到達快要爆炸的警號。換句話說,「佔中」是給香港人當頭 棒喝。反「佔中」的人不作理性估量,反以「敵我」姿態,或相爭拗或加反擊,死纏爛打的劍拔弩張,好比免疫機制般的「高度自治」,已不足以識別致病的「非自 傳物質」;又像「兩制」之「免疫不全」,重複又重複的爭拗,如反覆侵襲人體的細菌感染—香港病了,痊癒無期。年來香港到處看到「蟲噬蟻咬」的滋擾,也許那 就是李嘉誠先生期期以為不可的草根民主、民粹當道的徵狀!

二、英國的殖民治術擅長於利用當地精英、共事管治。前朝的日子,筆者曾經以〈民選 立法會—玩完〉(一九八二年十月二十六日,收《前程未卜》及《香港前途問題的設想與事實》)為題,對一人一票的選舉態度保留,認為那有引進福利主義、民粹 意識,甚至結束精英管治的危險。當年港人大多理解並且認同民主不是英治香港的核心價值,更不是其施政得宜的關鍵和價值觀。不像李柱銘、司徒華等主催民主的 理想主義者,筆者是從現實出發理性議論實際政治,對當時仍然行之有效的精英管治而言,引進民主、實行一人一票的選舉,肯定不利於時。

回歸以後,筆者附和民主,贊成選舉,並不是政治意識上的幡然悔悟,而是因為《基本法》已經設下框架,港人須按「實際情況」和「循序漸進」的原則,推進普選。換句話說,追隨《基本法》規定最終貫徹雙普選,已成為特區住民的公德、責任和義務。

一 九九七年後,由於大家對「愛國愛港」沒有一致公認的看法,那卻是京字派人物最為在意的用人準則。可是,什麼算是「愛國愛港」,北京並無明晰具體指標,只有 主觀印象,遂成正嶺側峰的愛國、遠近高低的愛港,有「發言權」的人各自表述、莫衷一是,在這種紛擾不清的情形下,什麼是適用人才,再不是精英主義下「百駿 競走、能者居之」的用人準則足以定奪。香港希旨承風、不問港人本意的取捨,民粹的影子便接踵而至;京官指點港政與「外行領導內行」的情況異曲同工,分別是 後果更為嚴重、影響更為深遠,受牽連的當然亦更為廣泛。

年來「蛇齋餅糭遊」和西環發功,雙管齊下,攻陷不少神聖一票那種必須出自本意的真 誠;當年唯恐民主進程來得太匆促而設下幾個防範關卡,亦被港共充分利用為攬權機制,不但使選舉工程與普選精神愈行愈遠,就是議會上的議事程序,決策的分組 點票等等,任其繼續扭曲。本來已不足以保障精英管治水平的變動,添上刻意混淆,左支右絀的表現,相當狼狽。原是共商港是的議事堂,淪為只問正反的鬥爭大 會;再加上愛耍反派的猴子,專在議事堂上翻跟斗擲雜物的議員(還是演員?),他們有足夠票源晉身議會,支持者是樂見其取「鬧」還是取「樂」?

目 的在制定政策時民意獲得充分反映的議事堂,早已「禮崩樂壞」,行政長官提出的主張,舉步維艱,偏聽偏信的所謂建制派議員變成唯一的支持,長期以偏概全地回 應民意,易生偏頗,難孚眾望,已不意外,因此而與群眾脫節,和民調背馳,積怨更深。無論自上而下還是由下至上的擠壓,相互體諒、彼此尊重的空間不斷縮窄, 精英意見遭見棄,甚且被當時得令的權貴視為搞亂香港的異端。民粹抬頭,彰彰在人耳目。

三、香港已經不能回到從前那種由少數飽學、富裕或者享 有崇高社會地位的精英領導。不過,沒有精英管治是否等同港人必須承受民粹張狂的失準與無能?當年炮製《基本法》是經多方深思熟慮的成果,落實雙普選是因應 港情需要的規劃。如果港人全面誠意參與選舉,效果必比當前的情況理想。由於九五直選的分歧,中英雙方各行其是,取消本已同意的立法局「直通車」方案,議會 的草根民主因為北京「另起爐灶」而高速單性繁殖;英治期間的人才連同他們有規有矩的經驗和作風,大都被掃地出門、隨風而逝;在這種情形下,很多港人還未意 識「五十年不變」已無精英主義撐持,更不明白「港人治港」的棟樑都是由選舉產生。成功的社會人士,尤其是商界中人,大都以為與北京關係良好,便可以一如既 往,順風順水,名成利就。殊不知,香港是家而中庭失火,混亂狼狽觀點,可想而知。

草根民主與民粹主義非常相似,香港政壇代表商界的聲音不響 亮,草根民主卻聲囂塵上,那對商界豪富尤其是眾多財閥非常不利,因為與精英主義的觀點互異,草根階層認為商人賺錢不只是長袖善舞的成功,而是中間剝削和無 厭的貪婪。沒有均衡參與,自然沒有照顧多方利益的平衡取態,多數商人冷對支撐「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民主建政,沒有積極參與、支持,遑論扶植足以反 映其見地和維護其利益的有力代表,他們最近開始嘗到苦頭!
趁着二○一七年普選行政長官的政改工作,端正選舉工程的歪斜,重返民主選舉的健全 規格,是事不宜遲的應有做法。筆者對必要時「和平佔中」以爭取「真」普選的組織和行動,深富同情和敬意,正是源於他們的知覺、關愛和不惜付出代價的心理準 備!不過,「和平佔中」諸子一再強調「國際標準」和「真」普選,卻非民粹高張的群眾和國族尊嚴特別敏感者所能輕易入耳。筆者認為重新把握選舉要旨和意義, 是克制甚至破解民粹凌厲的有用板斧,是針對香港病情的「標靶藥」,是重返健康「政途」的最大希望。

•香港病源三之二

2014年3月20日 星期四

打棍無效:網小子放倒「巨人」張志剛

2014年3月20日


知識不等於力量,但如果缺乏知識,就可以很悲慘。無論在哪裏,若統治階級充斥不學無術之輩,社會大方向要出問題。這裏說的知識,當然不是「公婆皆可有理」的看法認知,而是客觀的學問。如果不僅是不學無術,還是別有心術的話,這個統治階級無可藥救。


臥虎藏龍

政 改攤牌漸近,當權派集結力量圍攻鍾民調。先是政協委員、恒地副主席李家傑發飆,公開指摘鍾氏經常在關鍵時刻發布對特府或北京不利的民調結果,操弄民意,為 反對派開路。跟着,梁派網站《港人講地》發表編輯室文章〈解開特首民望「不合格」之謎〉,指鍾氏在最近的一個關於特首民望的民調裏取巧運用數據說謊,把一 個好端端成績亮麗的特首說成多數人視為「不合格」。然後,梁派悍將、行會成員張志剛高調發言並在本周二《明報》撰文,引用上述網文核心內容,質問鍾氏「六 成二給特首打50分或以上說明什麼?」【註1】

結果,「六成二給特首打50分或以上」說明了《港人講地》編輯室文章有「小小」搞錯了基本統計方法,而「國師」張志剛懵然不知(?)並加小手腳發揮,結果鬧大笑話。

最 先指出《港人講地》文章和張志剛說法有好幾個嚴重初等錯誤的,是一篇又一篇的網上及新媒體文章,作者都懂統計,卻是傳統媒體裏不見經傳的業餘評論者,可謂 小孩大衞打死巨人高利亞,亦可謂:網絡世界,臥虎藏龍。本文將這些材料整理,歸納所指出的謬誤,並加若干己見,給大家參考。

首先指出,張志 剛文章(下稱「剛」文)的標題數字「62%」,與《港人講地》編輯室文章(下稱「講」文)同源,是一個發水或抽水幾近一倍的數字。「抽水」是指抽了民調回 應者當中大批態度完全中立人士的水,把他們捆綁到梁特的支持者那邊,便成功創制出上述那個發水標題數字。過程中,還擅自替民調加上一個不適當的概念,對所 導致的矛盾和足令梁特尷尬的結論卻諱莫如深。

張志剛的「62%」發水近一倍

在港大鍾氏民調裏,特首「民望」數字的給定範圍是 0-100,內含101個整數,50分居中。訪問到的998個回應者當中,有383個給特首打的分數低於50分,280個50分,335個高於50分。鍾 民調事先給受訪對象說明: 「0分」為「絕對唔支持」,「50分」定義是 「一半半」, 100分則為「絕對支持」。

因此,對統計者而言, 必須嚴格尊重那280個打50分者的中立態度,既不能把他們擺到383個不支持者那邊,亦不可將他們與335個梁特支持者放在一起;但是,「講」文捆綁抽 水好自便,把打50分或以上的訪問對象加在一起(「一半半」+支持),一算:(280+335)/998 = 62%,好亮麗!

然後張志剛就用這個數字說事,雄辯地問:這個數字「是合格還是不合格?」

這就有趣了。因為這個算法如果說明特首民望是「嚴重地合格」,那麼,我們同樣可以把那280個態度中立打50分的受訪者加到「不支持者」那邊(「一半半」+唔支持),算出(280+383)/998 = 66%。那不就表示梁特民望應該是「更嚴重地不合格」了麼?
矛盾兼尷尬!正如一篇網文題目所說:「你玩統計,統計玩你」。【註2】

任 何公平的統計人,不會像「講」文那樣,抽那些回應「一半半」的態度中立人士的水,而只會用335/998 = 34%這個數字,代表在原始數據裏支持梁特的回應者比率。這個數字,固然比不上發水幾近一倍的「62%」,與不支持梁特的回應者比率383/998 = 38%相比,也差一截。如此,張志剛更應該雄辯地問問自己:34%這個數字,「是合格還是不合格?」

為何說事者可如此便給,大抽態度中立人士的水?因為中間做了幾近無縫的概念轉移。
政治態度中立 → 「合格」→ 「支持」

大家如果留意,當可察覺「講」、「剛」二文其實歪曲了該次鍾民調裏的「50分」的定義,把政治態度上的中立(「一半半」)巧妙地改成「合格」。然而這個民調裏的50分,並非是一個「合格線」。

「合格」的標準人人不同。例如,筆者當年念的大學,合格線因教授而異;念津貼小學的時候,學校的合格分數是60%;中學則是40%,入讀後,老父不滿名校的標準反而那麼低,筆者卻認為好得很,因為可減輕功課做不好給老父指罵時的「殺傷力」。

然而,更重要的是,合格和支持不支持,其實沒有必然關係──例如,某醫學院專科生以40.1%的分數合格畢業,你支持不支持這位仁兄當你的心臟手術醫生?

「講」、 「剛」二文先將「50分」擅自定義為「合格」(與民調對象回答問卷時的指定意義不同),然後再把這個他們引入的「合格」概念等同民調裏的「支持」,這般偷 換概念之後就可靜雞雞進行上述捆綁抽水。如此,「剛」文就可大剌剌地說:「評50分以上的比率就是62%,比49(分)以及以下的38%,多出一大截。」 (注意:「50分以上的比率是62%」起碼應該是「50分或以上」罷?但連這個「或」字也省掉了。)如此逐步深入細緻地做群眾的思想擺布工作,不是第一 次,大概也不會是最後一次。

事實上,港大民研計劃已再三聲明,「50分」與「合格」完全無關,指的是態度上的中立。當然,可以有另外的民調 專講合格不合格,但這個梁特民望民調本身不適宜講,硬要講,就會出現上面的既矛盾也讓梁特相當尷尬的結論。這個民調只研究特首民望的平均分數高低;得出一 個平均分數之後,合格與否,讀者可憑個人喜好各自解讀。大概有些人,就算梁特民望拿個1分平均分,也會認為他是合格的;邏輯上,這沒有問題,但如果濫用民 調原始資料特別炮製一個「62%」來說事,就有問題。

剔除給0分的!保留給100分的!

所說何事呢?原來,「講」、「剛」二 文說,既有「62%」這個亮麗數字,而鍾民調最後竟把梁特的平均民望評分算為47.5,必是因為鍾民調沒有把打0分的那些「極端分子」──即統計學上說的 「離群數據」(outliers)──剔除。於是,他們就可結論:鍾民調不科學。這裏有三個問題。

首先,如果要剔除給0分者,也應該剔除給100分者罷?但張志剛口中振振有辭的那個發水「62%」,卻隱蔽地包含了29個「100分」;這是「打茅波」。

其 次,已經有專家算出,把回應分數最高和最低的10%(含所有「0分」和「100分」)都剔除後,梁特民望平均值也好不了多少:48.1分,救不了他;用張 志剛的話說,依然「不合格」。如此,大動干戈為的顯然不是兩個平均分48.1 - 47.5 = 0.6分之差,因為「剛」文對此提都不提。那麼,要剔除91個「0分極端分子」,目的何在?不外起哄,令不諳統計學的人「覺得」鍾民調無理。但請繼續看無 理的是誰。

第三,回應分數值既限在整數0與100之間,而0與100分在民調裏都有清楚而具體定義,那麼,根本就不應剔除回應值為0或 100的那些數據,因為那些數據已經不能算是「離群數據」,而是民調設計者特別指明、更要知道的數據;理論上,0分甚至可能是對象回應中的一個「眾數」 (mode)而意義尤其重要【註3】。

事實上,在該項民調裏,給0分的91個回應,佔998人的幾乎10%,相當於給50分的280個回應 人數的三分之一;這許多回應者,怎可以看成都是該從統計數字裏「槍斃」掉的呢?就看未加權的評分分布,我們也可以猜到,這個分布是雙眾數的 (bimodal distribution),兩個眾數分別為280分和0分,因為的確有很多人對梁特極之不滿;若取消了這部分人的數據,那就不是今天的香港了。統計學不 應、也不允許那樣搞出河蟹。

由此看出,不科學的不是鍾民調,而正正是《港人講地》編輯室和張志剛。
心術問題之外還有技術問題

「講」、「剛」二文,還犯了一個技術性錯誤:「62%」這個數字,是拿了鍾民調的原始數據做了小手腳就急不及待用來說事的結果,不知道人家有統計學的章法,就是對原始數據適當加權,之後才能用以作統計運算和分析。這裏說的「加權」指什麼?

大 家知道,民調研究的對象人口總數太多,不能全部訪問,只能抽樣取板(sampling),但每一個隨機樣板中的個體特徵分布如年齡、性別等,都不能準確反 映總人口中的已知分布,此即所謂的「樣板誤差」;如果所調查的民意(如對梁特的態度)與年齡、性別等特徵有關,樣板便需加工,而統計學用的標準加工工序, 是一個加權工序。筆者借用近日一篇網上流傳很廣、署名SweetSourPork(「咕嚕肉」)的《輔仁網》文章裏的具體解釋,稍作修改如下:

「如果今次電話訪問,有41.5%嘅受訪者係男性,但係原來香港人口有45.4%嘅人係男性,比受訪者入面嘅男性多,咁我哋就要將樣板入面嘅男性嘅比重加多啲,平衡番,等數據可以代表香港市民。」【註4】

不 做這個加權工序,樣板誤差可令民調的統計分析毫無意義。這是民調統計ABC。「咕嚕肉」於是用了鍾民調的原始數據並作適當加權,重新再算一遍,證明鍾民調 算出的梁特評分平均數47.5沒有錯,錯的是這裏又犯了基本統計方法大漏的《港人講地》和張志剛:那個已經包含抽水、概念僭建兼打茅波的「62%」,也是 未經加權處理的(雖然因為前三個犯規動作太大太離譜,這第四個謬誤相對而言已顯得不那麼重要)。

大家看看,一個飽含四個大錯漏那麼豐富的「數字」,尊貴的行會成員視為至寶,雄辯滔滔用來攻擊對準鍾民調。那不是很可笑嗎?這種學養的人,放在本朝特府內外「智庫」裏打棍子很稱職,安插在行會,則說到底有損其他大部分成員的面子和心理。

港大民意研究計劃成立於1991年,二十多年來,鍾民調的學術功架已經十分嫻熟,任憑當權派怎樣抹黑,亦不能把他撼倒。最近這次圍剿攻勢,網民當中的專家見招拆招,已經代為瓦解。正如筆者早前提到,鍾民調完全有資格成為香港又一尊屹立不倒的圖騰。

如何看待富二代發飆?

筆者說過,資本家依法營商便是無咎,發表政治表態言論,更是他們的自由;如果是全國政協委員,黨國對他們更有政治表態的期望。這類表態,愈沒有道理支撐的,價值愈高,因為愈能示「忠」。無徵而信,無論是在天國裏還是在天朝裏,回報都特別豐厚。

作者為《信報》特約評論員

【註1】李家傑言論見http://zh.wikipedia.org/wiki/李家傑。《港人講地》編輯室文見http://speakout.hk/index.php/2013-11
-04-09-33-03/2013-12-21-08-43-26/1424-2014-03-14-10-38-16。張志剛文見http://news.mingpao.com/20140318/msa.htm

【註2】見「陳電鋸」的文章http://www.chainsawriot.com/archives/9292;此文用另一統計加權方法(iterative sample bootstrapping),算出梁特的平均評分為46.3,比鍾民調的47.5稍低。

【註3】關於離群數據,網文〈勿因蟲廢言〉 有很好的討論:http://aloneinthefart.blogspot.co.nz/2014/03/blog-post_15.html;作者指出,一般而言,問卷回應若不設有效頭尾限(例如100與0)而是可以正負很大數以至無限的話,離群數據才有明顯的潛在不良作用,應該剔除。文章分析頭頭是道,明顯很在行;其上篇更值得看。

【註4】「咕嚕肉」文章〈港大民研特首評分係「被拉高」還是「拉低」?〉,用典型香港話寫,解釋統計過程深入淺出,見http://www.vjmedia.com.hk/articles/2014/03/15/66322。不過,文章的加權評分分布圖所表達的概念不對──應該是加權在人而不是加權在分,雖然算出的總平均分一樣是對的。


李克強說飢餓 開路條去討飯

2014年3月20日

歷史是抹不掉的「存在」。在時間消逝中形成的歷史隧道,有印刻在眾人腦海裏的記憶。英國史學家哈多克(B. A. Haddock)在《歷史思想導論》(An Introduction to Historical Thought)說,歷史與其他形式的知識不同:「它不是抽象的概括,在頭腦的官能中,它相當於記憶。」這是有別於「相當於想象或理智官能」的詩歌或哲學之處。

中共十八大後,有政治要人稱不要「有歷史虛無主義」,不要懷疑或否定毛澤東的「偉大歷史功績」。在重樹毛澤東「高大形象」的宣傳攻勢中,極左派和極毛派又頌揚毛時代「沒有飢餓和貪污」;更有人稱,「大飢荒」和「餓死3000萬人」是敵對勢力的編造。

尊 重歷史事實者,挺身而出說出真相。在3月人大年會期間,李克強提到文革時「吃不飽肚子」。王岐山也講過「吃不飽」的往事;田紀雲的回憶錄,更提到大飢荒: 「到處鬧浮腫,餓死人,非正常死亡人口達數千萬。」這三位,是現任或退任的「黨和國家領導人」,並非什麼「敵對勢力」。

集體記憶中 難忘吃不飽

大 躍進(1958-1960)、人民公社(1958-1984)和文革(1966-1976)的浩劫,從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吃不飽」的日子,超過3000 萬人餓死(絕大多數是農村居民)的大飢荒(1958-1962),早已是眾人的「集體記憶」。一句「歷史虛無主義」、一串頌詞(毛時代沒有飢餓),豈能洗 掉「集體記憶」?這就是近期許多人站出來講飢餓往事的原因。

在人大年會的「313記者會」,李克強總理拉開記憶帷幕,說:「我回想起30多年前,我在農村作村幹部,那時候起早貪黑,……到頭來就是吃不飽肚子。」

這是年會期間第二次說飢餓。在記者會前,他參加分組討論說過飢餓和逃春荒:「想起自己當生產隊的『頭兒』的時候,因為大隊裏嚴重缺糧,……不得不拿着公章給婦女和兒童開了『逃春荒』的證明。」(http://www.guancha.cn/politics/2014_03_12_213033.shtml

李克強生於1955年,文革爆發時11歲,只念到小學五年級。在「停課鬧革命」的毛時代無書可讀,1974年19歲時到安徽鳳陽縣大廟公社東陵大隊當農民。1976年,調往大廟大隊當中共黨支部書記(相當於現在的村支書),直到1978年入北大法律系讀書,才離開農村。

每一個細胞 都呼喚食物

鳳陽是明太祖朱元璋的家鄉,毛時代的農民生活貧困。大躍進期間,安徽「左王」曾希聖亂吹「豐產衞星」,又高額徵糧,導致500萬人餓死(據原安徽省委高幹張愷帆的回憶錄)。
文革期間,各地仍時有飢荒,吃不飽是「普遍的社會現象」。李克強說的「逃春荒」,是指在春季糧荒時到外縣、外省(飢荒較輕之地如浙江、江西的一些縣市)討飯,討飯者要有「路條」(逃春荒證明)。

他 沒有敍述飢餓的實際景象。官方新華社較早前發表〈飢餓:中國人不能忘卻的記憶〉一文,稱大飢荒給年長者「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記」。它提到鳳陽的實況:「安 徽省鳳陽縣小崗村61歲的村民嚴宏昌,回憶起1959年至1961年的飢荒時說:那三年,我們村裏餓死很多人。家裏人到處挖野菜,煮出來的野菜稀飯,先給 老人、孩子吃,剩下的給幹活的男人吃,主婦摸摸鍋裏,沒有了就不吃。……出現婦女餓昏、餓死的事情。」

一篇記述王岐山的文章,提到他在陝西延安馮莊公社當農民的往事,稱他「對這段艱苦生活仍記憶深刻」。說他跟東北的同學見面時很想哭:「他們幹活累了至少還吃得飽啊。我這是累了還吃不飽。」

在人大年會期間,北京官方「中國經濟網」等,選刊田紀雲的回憶錄,提及數千萬人餓死是人禍。田氏曾任中共政治局委員、副總理。

他說,人禍就是瞎指揮、烏托邦式的空想社會主義、左傾機會主義。(http://news.china.com/history/all/11025807/20140305/18375853_3.html

在這三位之前,溫家寶於2011年的「網談」中,就提到六十年代讀大學時「吃不飽」。
連毛澤東的文集,都提到「吃不飽」和官員貪污,怎麼可說毛時代「沒有飢餓貪污」?本欄2013年12月12日文〈白紙黑字記錄 毛時代貪官多〉對此有論述

http://www.celebritiespress.com.hk/01131212.htm)。

香港年輕人未識飢餓滋味。名作家張賢亮的感受是:「那個時候我全身每一個細胞都在呼喚食物,已經達到了人最低的生存標準,人活得就像野獸一樣。」

包公解飢餓 應以史為鑑

上述講真話者,都有豐富的農村生活經驗,有的主持或參與三農工作(如溫和田),是大飢荒歷史的見證人,是主張深化改革的開明派。

他 們說飢餓,是為改革寫一個「註腳」:「改革,解決了長期存在的吃不飽問題,不改革沒有出路。」1978年以來的農村經濟體制改革,從包產到戶和恢復自留地 開始,由「餓鄉」鳳陽縣小崗村農民冒險嘗試,「自力救濟」想辦法「救肚子」。後來各地推廣包產到戶,絕大多數農村擺脫了飢餓,此即所謂「一包就靈,包公解 飢餓」;被稱為「邁向共產主義天堂」的人民公社,於1984年解體。

歷史並不只是留下記憶。更有思考價值的,是歷史經驗、人禍教訓,與社會 現實之間存在的思維空間。《戰國策.趙策一》謂:「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漢初思想家賈誼(前201-前169)寫〈過秦論〉,引述此句並「伸延解 讀」:「觀之上古,驗之當世,……察盛衰之理。」這是後人應深思之處。

2014年3月12日 星期三

政商界兩條路線鬥爭.「本土撚」需經濟論述

2014年3月10日


今天的兩個話題,剛巧都和夏鼎基有關。圍繞財政預算案的爭論,是一個捍衞還是打倒《基本法》第107條(夏鼎基主 義)的戰鬥。在這個場景裏,讀李嘉誠最近的《財新》訪問,特別有意思。此外,香港本土運動的急促冒起,對此其自身提出一個問題:運動的經濟論述是什麼?筆 者認為可以是「夏鼎基主義+稅本福利主義」。這個論述,不僅獅龍旗派會喜歡,李嘉誠也會支持。這就是夏鼎基的魅力?


一、「應使則使」撼「量入為出」

傳 統香港商界是港英時代孕育出來的,成員無論級數,基本上都可說是「夏鼎基派」,接受如下看法:最佳經濟政策,就是所謂的「積極不干預」,政府盡量放手讓市 場自由運作發揮;在財政方面,則以「量入為出」為最高準則。商界同意這套經濟哲學,因為它證明行得通,令香港經濟發達、商家發財【註1】。

在 政府內部,負責執行這一套哲學的,就是英港殖民政府悉心培養教育出來的一批政務官。本來,公務員特別是政務官,必須政治中立,對任何一套管治哲學都不持好 惡,不過,因為這套哲學,一來在他們的執行底下大放光彩,二來對他們而言是駕輕就熟,所以,在管治的其他方面要求公務員中立還容易,要他們放棄夏師的哲學 就特別難;誰願見到自己生的聰明好教又漂亮的孩子逐漸變形、變醜呢?

幾十年來,在夏鼎基哲學之下,政商合作良好,彼此如魚得水,之間沒有大矛盾,經濟因此穩定,香港因此得益。夏鼎基的經濟管理思想,遂完完整整寫進《基本法》(第107條)。
特區政府成立後,首屆的董建華政府搞產業政策「大細超」,開始偏離夏鼎基哲學,並因此與公務員隊伍產生矛盾,更在一些產業津貼項目上令一些大資本家之間嚴重不和。不過,董只不過是部分偏離夏鼎基哲學;他任內的政府財政,還是十分嚴謹的。

特 區政府向民粹主義進發,始自有此政治需要的梁振英。梁氏以深紅背景出馬,利用對手先暴露出來的個人污點及時上台,其後既無廣大市民信任,亦復與商界主流勢 成水火,連籌組班子也很困難;手中無牌,只能用民粹政策拉攏基層,靠個別「福利派」開路。筆者多年前就指出,英港殖民政府留下的龐大儲備,將由第一位共產 黨的人當特首時開始動用,因為缺乏認受而需用(公家的)錢去買。今天大家見到的情況,大致如此。香港的民粹主義沒有「照搬西方」,因為不源於選舉政治而出 於小圈子裏的一個小圈子當了政(即所謂「689」那回事)。這個特首搞的民粹主義,打出來的旗號和綱領,便是「應使則使」。為了更好推銷,這個綱領是由一 些在後面支持他的商界人士提出的,與政務官系統出身的財政司司長曾俊華堅持的「量入為出」打對台。

「量入為出」,就是以「入」主宰「出」,其他免問。要多「出」的話,先把經濟搞得更好再說;經濟旺盛,固定稅制之下的稅「入」多了,自然可以多開銷多「出」。

「應使則使」剛好相反,以一些先設的「應該」花錢項目為根本。有花錢的「需要」,便得去花,完全不必理會錢從何來,不花就是「守財奴」;就算沒有錢,也得想辦法去找,例如動用儲備。這是典型的「量出為入」,精準地違反《基本法》。

如 果那些「應該」花錢項目客觀存在、無可辯駁,那麼這個「應使則使」綱領還不至於那麼民粹;問題是,此綱領放在無認受、無能力的領導人手裏,「應該」和「需 要」等詞彙,於公共財政事上的解釋便有無限彈性,民粹主義由是不可避免,後面潛藏着的經濟利益輸送(「尋租」目的)便隱約可見。如此,「應使則使」的下半 句,便是「不應使也得使」,而不是一般人以為的「不應使則不使」。使與不使,無認受政府以取得或騙得「民意」支持為依歸。這是如假包換的專制民粹,德國 「鐵血首相」俾斯麥的發明。(不是照搬今天民主西方而是照搬昨天的專制德意志帝國。)

這個「應使則使」綱領,由梁振英的「外部」團隊高調提出,矛頭直指依然堅持「量入為出」的梁政府財政司司長,面對傳媒聲勢凌厲(稱後者為「罪人」、要求下台,激烈態勢眾人皆見)。

一 個政府的施政手法到了這般境況,真是空前絕後。放在古代,這好比兒皇帝要找一個外部勢力僱一個刺客殺手為自己「清君側」幹掉戶部尚書,因為後者也是以前的 太上皇早就欽點了當掌櫃的,當今的太上皇還未至於要開口抄他的家;不幹掉這個死對頭的話,民意繼續對己不利,太上皇可能要另外換人試試,而到時上意若不想 見到一個強勢的「武則天」,那個可惡的戶部尚書就大有可能代替了自己。

當然,這不過是前台的政治戲;後面的商業利益戲可能更吸引。「應使則 使」逐步成為施政綱領取代《基本法》第107條的「量入為出」之際,推此新綱領最力的財團也會陸續上位得益,例如整個經營多年的大嶼山因有連通大陸的大橋 作入口,將成為「中港融合」的第一樣板,不僅政治上可向北京要功,裏面的公共投資項目自然是政府「應使」,之後是誰家天下大家卻有眼可見。梁班子對支持他 的福利派一定會給出某些獎賞,意思意思一下,那樣有利於民粹主義的綱領延續下去,但利益的大份卻遠遠輪不到基層。

筆者指出過,唐梁惡鬥乃 一、二線政經板塊對保有和奪取香港經濟主導權的攻防戰在政治面上的反映。如今這場戲已經進入第二回,各方旗幟鮮明,依足話本行事,大戰方酣,誰勝誰負對香 港影響重大。在此背景前面,李嘉誠半年來連番接受《南周》、《財新》訪問,談話內容廣泛婉約含蓄卻實際上點點中的,確實值得港人細心解讀【註2】。

二、本土運動與夏鼎基

香 港的本土運動還處於初生階段,但已經有很明顯的特性,是以追求自主、自由、排除專制主義為出發點的。它的現實對立面就是北京透過其本地代理人在香港實施的 政治壟斷和操控;因此,這個本土運動的政治綱領很自然就是自由民主體制,一種北京害怕、反對、視之為仇敵的政治制度。這一點,不僅本土派內部的認識一致, 在「非全然」本土的泛民圈子裏,看法在原則上也是共通的。

但是,談到本土論述裏頭的經濟觀,不同的意見就有可能出現,因為本土運動最終需要盡量涵蓋社會各階層,而階層之間的確存在客觀的利益張力。能夠解決這個問題,運動就能凝聚力量;否則便會有內耗。

不 過,談這個問題之前,首先要意識到,本土論述要有經濟觀,並不是為了執政的時候拿出來施展,甚至也不是為了在參與選舉的時候用以號召支持者。這個運動距離 考慮參選或可以執政的階段還遠;況且,參選與執政都不必是這個運動的具體目的。這個運動應有一個適當的經濟觀,為的是可以按之支持或反對某些經濟政策及政 策建議,在過程中爭取不同階層成員的接受與認同,壯大力量。

選取經濟觀,當然不是在資本與共產、也不是在自由市場與凱恩斯主義之間。前者自 明,後者要稍事解釋。凱恩斯主義的特色,是宏觀調控,以政府行政力量對付經濟周期的下行傾向;如此而已。凱恩斯主義不是福利主義;他的經濟思想,在微觀層 次與阿當斯密以降的自由主義經濟學沒有大分別。唯一不同的微觀分析,在於如何看待勞動力市場。凱恩斯認為,勞動力市場在經濟周期裏難以自行調節,但他提出 的解決辦法不是爭取最低工資、依靠工會力量向資本家取得更大的收益份額,而是靠政府通過靈活的貨幣政策(直接或間接利率調控)、財政政策(赤字預算、增加 政府消費和津貼),解決當時性的就業不足問題。
對港人而言,凱恩斯主義無可無不可,首先因為香港八十年代以來便實行與美元掛鈎的聯繫滙率 制,無貨幣政策空間可言;其次就是,政府一直以來都在經濟周期下行階段實施(有限度的)財政寬鬆。這些政策,97年之前都是比較有效的;問題(主要是貧富 懸殊、機會減縮、本地投資減弱)大都出現在九十年代之後而無法解決,而想解決問題的人,卻在無計可施的情況下,寄望於福利主義、工團主義。

選擇就在福利主義與工團主義之間,而筆者傾向福利主義。

這 並不是一向主張自由經濟的筆者要扭軚了。自由經濟還是首要的;夏鼎基的哲學是香港過往在獅龍旗下取得高度經濟發展的基石,是香港人經受英殖民主義百多年統 治之後得回的一種寶貴的制度補償,絕對不能丟失。上面說的福利主義和工團主義,指的是作為自由經濟主體的補充、為基層群眾多謀幸福的兩種途徑,皆不可與梁 政府取消夏鼎基、取消《基本法》第107條而另外搞的一套混為一談。

首先解釋一下福利主義與工團主義的分別。福利主義是全社會低下階層及其 支持者直接向政府爭取利益,政府通過向企業和私人課稅,支付福利。工團主義是由個別企業內的僱員直接向該企業爭取利益。福利主義優於工團主義,有三個原 因:一、福利主義之下,勞資矛盾有政府作緩衝,爭拗情緒抽離企業內部,就不那麼尖銳;二、爭取到成果整個社會的低下階層分享,不會出現個別企業組不成工會 或工會爭取失敗而令部分勞工無法改善生活;三、不會引致罷工,令勞資雙方都蒙受損失。

設計得法的話,福利主義的社會成本很低,運作比較和 諧,因此資本家最後也得到好處。一個良好的福利主義制度,完全可以很簡單、很合適地作為一個重要部件裝嵌在一個行之有效的夏鼎基體系裏。所需要的,不過是 兩個元素:其一是佛利民倡議的「負入息稅」(美國入息稅制裏很大規模的Earned Income Tax Credit,基本上就是一個負入息稅,即政府通過稅務系統對低及無收入人士直接作反向金錢補貼);其二是李嘉誠建議的提高本地企業利潤稅。二者的分量相 應,就能保持此政策收支平衡。

這個「稅本的福利主義」加進夏鼎基體系裏,無疑就是一個優越的雙贏方案,對本土運動有利,主要在於可以得到資 產階級某個程度的支持。除此之外,運動的經濟論述,還可以加上一句作補充:在未取得上述福利主義目的方案的實現之前,支持工團主義作為爭取低下階層利益的 一個臨時手段。

筆者據說是「半個大中華真心膠」,因此未能「融入」本土運動,但認為此運動是良性的,對香港有貢獻,願意支持,更認為任何港 人就算不同意其觀點或行動,都應該起碼給予重視和諒解。從前,我們都不喜歡台灣的民進黨,但大家經歷過一兩年來的梁政府管治洗禮之後,不是就算不同意,也 更能明白台灣為什麼有那個日漸壯大的綠營了嗎?

《氣短集》之三十一

【註1】商界人一般不會原則性地支持「積極不干預」,而總 會或多或少試圖影響政府作出的偶爾干預對自己或自己所屬的行業有利。因此,「積極不干預」政策,只能在一個有很高管治威信、很有施政原則的政府之下推行, 才可抵禦商界人的左右而得心應手。所以這裏說傳統商界「接受」夏鼎基的哲學而不是說「支持」;一旦政府的管治能力削弱,商界就會更積極向政府施壓(「尋 租」),做出各種「應使則使」的自利要求。
【註2】《財新》的李嘉誠訪問見http://companies.caixin.com/2014-03-05/100647243.html

港人負面看待自由行的主因

2014年3月11日

掌管港澳事務的全國人大委員長張德江,突然要求國務院港澳辦調查本港接待旅客的能力,以至網民在旺角發起針對自由行的遊 行;可見即使政府早前發表《香港承受及接待旅客能力評估報告》,字裏行間如何強調只要改善配套設施(如硬件的酒店供應和交通網絡),香港的接待旅客能力仍 能提升的論述,並沒有得到市民的認同,自由行的爭議彷彿從沒有離開鎂光燈下。

社會有聲音指出,以購物為主的旅客對港人日常生活帶來不便;為 紓緩自由行的影響,減低自由行對個別地區的壓力,有意見認為政府可考慮直接在邊境地區開設大型購物城,方便即日來回不過夜的旅客購物,分流不同旅客(觀光 客和購物客),從而達到減低對市民的影響,同時又可滿足旅客需求的「雙贏局面」。

要評估邊境購物城是否可行,我們可以參考《香港承受及接待 旅客能力評估報告》中對自由行旅客的背景、尤其是當中對「一簽多行」旅客的分析。自「一簽多行」推行以來,「一簽多行」旅客佔個人遊旅客的比率由2009 年近20%上升至2013年上半年的44%。當中值得留意的是,絕大部分「一簽多行」旅客都是選擇入境香港而不過夜,自措施實施以來,比率一直超過 80%,2012年以來更已超過90%。

由此可見,如果近半自由行旅客屬「一簽多行」旅客,而「一簽多行」的附帶結果是「旅遊消費」逐步變為「日常消費」,那麼,「一簽多行」下愈來愈多入境不過夜旅客所衍生的問題,正是香港能否有足夠資源滿足「日常消費」的條件。

表 面上,邊境購物城是解決「日常消費」的方法,可把購買日用品的旅客集中一處,減少對其他地區的壓力。不過,筆者認為問題核心不是來港購買日常生活用品如何 影響香港市民,而是直到今天,港人還沒有足夠心理準備接受香港市場已逐漸成為全國性市場或是珠三角市場時,對「一小時生活圈」的夢魘、對「服務香港人為主 的市場VS大區域的消費市場」之間的落差,這種市場改變才是衝擊香港市民生活,因而對自由行存有負面觀感的主因。

正因市民對自由行的理解,非香港作為區域性市場角色的理解,所以即使政府強調區域性市場、區域融合的字眼,呼籲香港市民「包容一點」、重申自由行對經濟貢獻良多,政府的整合角度、經濟視角,其實與市民感受毫無關連,市民亦懶得與政府在此討價還價。

這 種落差,代表市民着重的是自由行旅客如何高度集中出沒熱門購物區、他們的存在如果影響市民的日常生活、他們對服務香港人為主的市場帶來的長遠影響。更進一 步來說,即使這種落差消失,港人接受香港不再是單一服務市場,而是全國性市場、大區域消費市場,在現時中港矛盾湧現、對自由行存有負面觀感的情況下,香港 市民對此會主動擁抱,視為經濟機遇,還是對此存有不安感覺,害怕香港原有的獨特性逐步消失,這已足夠整個社會作長期討論,這亦是難以討論的東西。

新力量網絡研究員

2014年3月3日 星期一

身捱六刀、血灑一地:新恐怖主義降臨

2014年3月3日


轉眼間,《氣短集》已經刊了三十篇。頭一篇是《What the fxxx.李源潮.「媒」老闆遇襲》。彼時,「林老師辱警事件」剛發生,香港政治熱爆燈;今天回頭看,那真是「小兒科」。為了一句粗口,左派宣傳機器萬炮 齊發,警方把事件交重案組處理,梁特還下令教育官員向他提交如何處理林老師的報告。在那篇文章裏,筆者談及德國文豪(Günter Grass)力作《狗運年頭》,指出香港也可能出現納粹式國家恐怖主義:「在香港,梁政權上台後,社會上冒出各種『愛字幫』,所作所為就有大陸那些政治流 氓衝鋒隊的影子。然而,到最近,接連發生兩位傳媒老闆被襲,就不是『影子』那麼簡單。說不定,1967年暴動中行兇的『鋤奸隊』2.0版,已經橫空出世, 重臨香江。」沒想到現實發展得那麼快。


香港的「新恐怖主義」

有「新中國」那麼多年了,終於也有「新香港人」,所以香港今天出現的,是「新恐怖主義」,倒也合乎發展規律。「新恐怖主義」新在哪裏?天下無新事,這裏說的「新」,有兩個方面,滙集了以前比較少見的,而十分符合「港情」。

一 般恐怖主義牽涉少數激進勢力以極端手段對付強大政權敵人。世界上這種恐怖主義大部分發生在有種族糾紛、出現分離主義運動的地方。最近一例,就是前天發生在 昆明的據說是和疆獨有關的「昆明『3.01』事件」(新華社稱謂)。這種司空見慣的恐怖主義行為,所殺害的人不一定是敵人本身,但目的瞄準政權,卻毫不含 糊。「新恐怖主義」的「新」,其一在於手段的施與受方剛好倒轉了:政權或親政權勢力以恐怖手段殘害小民。

史上中共人員在香港幹過的兩起暗 殺,即1952年槍殺陳寒波、1967年焚死林彬,都不完全符合「新恐怖主義」的這個特徵。陳寒波事件可視為政權對一個曾經的自己人施行「家法」;在林彬 事件裏,政權本身處於大混亂,而殺人的那派在當時的香港不掌政【註】。香港在「回歸祖國母親」、特別是在「深紅」政權出現之後出現的幾起恐襲,才清楚帶有 上述「新」意。

「新恐怖主義」的另一個「新」,在於對象集中是傳媒人。一般恐怖主義,如果直接打擊敵人,多是殺害在朝政要,如南美當年的 「城市游擊隊」、中共起家時對付國民黨各級地方政權人物等。在香港,近年的恐襲清一色對付媒體人,各泛民反對派的政黨人物都比較安全(或者起碼是當了政黨 人物之後變得比較安全);政黨人士偶然遇上的洩憤行為,都十分輕微,談不上恐怖主義。

為什麼香港的恐怖主義集中對付傳媒呢?我們先看看香港政治體制裏的四個權。行政權不必說,是統治階級的,而且在《基本法》體制之下佔主導。司法權是政治中立的。

至於立法權,香港的反對黨主攻立法會議席,而在現存體制之下,立法會沒有主導任何實質立法的權力,故各反對派支持者雖多,立法權對政權卻不構成威脅(新世代社運人士批評泛民政黨顢頇無能,有一定根據,但裏頭也有體制原因)。

但 是,香港還有相當的出版和言論自由,部分媒體依然可以發揮巨大影響力,政權包括北京中央政權也不能完全控制,遂有親政權力量以恐怖手段對付媒體人的餘地。 但媒體人所屬的「第四權」,其實是最無力自衞、最沒有法律保障的虛權。在香港獨特的時空裏,這些因素相加,媒體人因此取代了政黨人,光榮地成為恐怖力量集 中殘害的對象。

然而,劉進圖事件反過來清楚說明一點:像《明報》那樣的傳統媒體還是有影響力的,所以才遭「新恐怖主義」毒手。因此,事件發 生後,民眾還是大力支持這些輿論平台裏的積極因素,不讓堅守崗位的人洩氣。第四權的確遭受前所未有的打擊,但 「言論自由已死」或「瀕死」、「傳統媒體已無作為」的判斷,都過分悲觀。總有一天,「新恐怖主義」要回過身來認真對付新媒體,但那會是傳統媒體都倒下去、 再構不成威脅之後的事。為推延那一天的出現,最有效的做法,莫如市民大眾支持新舊媒體在愈來愈艱難的處境中連成一線,繼續發揮「第四權」力量,一起守護香 港。

《環時》想封殺、《明報》須披露

劉進圖遇刺事後,北京《環球時報》馬上要求港人閉嘴,不得對兇徒背景和動 機作任何推測,否則就是「不負責任的」。接此,本地竟也有人附和,認為只應該「讓事實說話」。如此或有利益衝突的言說,不僅耐人尋味,而且完全有悖常理。 在法治社會,案件進入司法程序之後,出於對法庭的尊重,又為了不影響陪審團的客觀中立,大眾的確應該暫時停止有關的公開討論,但現在並不是那個階段。劉案 非一般兇案,真相重要得不可以只依賴幾個福爾摩斯去追尋;況且,特區政府成立以來,大大小小同類案件的偵破率是零,「讓事實說話」就等於讓大家沒話說。及 時按已經擺在枱面上的重要事實推測兇徒作案動機,幫助警方全面了解案件背後因由,以免偵查工作「掛一漏萬」,是輿論界的監督職責所在,評論員應該躬體力 行。

買兇斬人,動機必強烈之極,而行為則是絕對「理性」,需事先小心計算、策劃、物色可靠執行人選,功夫不會少,故一般不是一時衝動的結 果。具體在劉進圖案裏,若按劉本人及其上司張建波上周五向大眾透露「非關私人恩怨」的思路去觀察,那麼劉出任《明報》總編兩年期間,屬於其分內工作、影響 重大得或足以招血光之災的報道,大概只有兩個,其一是《明報》對梁振英僭建私宅的率先爆料及窮追猛索,其二是《明報》參與ICIJ、投入採訪資源偵查大陸 太子黨的海外白手套運作。在沒有其他能導致買兇斬人的非私事曝光之前,大家可以僅就此二事分析。

梁氏僭建的事,早已不了了之,《明報》的詳 盡報道並未對梁造成不可挽回的損失,故任何與該次報道有關的客觀報復因素已經減弱;況且,事發之後,梁與劉家在醫院算是有良性互動,有助說明二人之間並無 你死我亡之仇怨。因此,筆者估算,梁氏縱眥睚必報,也有其他更恰當辦法,諒不致於買兇斬劉。

相比,上述第二件事並未成為過去:《明報》並沒 有像一些陸媒那樣,被黨政勢力逼迫而放棄參與ICIJ的調查工作;其對大陸太子黨重要成員內斂財、外「洗錢」的偵查,一直在進行。因此,事件能提供的動 機,既包含報復動機,也包含制止動機。太子黨的海外洗錢工程浩大,牽涉金額動輒千億,非同小可,誰要搞破壞,誰就不得好死。這是真正夠得上買兇斬人的動 機,給予香港警方一個重要的偵查方向。(不排除上述兩個動機有某種關連。例如,梁振英也可能是太子黨的御用工具。但那種推測的舉證更加困難,不會是一個可 行的偵查方向。)

警方循此動機方向偵查並不容易,因為面對的是太子黨的力場。在這個處境裏,最有條件提供有用線索的人,無疑就是劉進圖在 《明報》的上級張健波和老闆張曉卿。若梁慕嫻的推論正確,即早前《明報》的內部職務調動是太子黨因ICIJ事向《明報》老闆施壓的結果,而警方能從後者口 中證實這個的話,則距離買兇斬人的水落石出,就只有一步之遙。

這不等於說中共就是買兇斬人的疑兇。有資深論者認為,行刺不是中共一貫對付敵 人的一種手法。誠然,陳寒波、林彬事件,可能都是個別的、黨內有不正常狀況之下發生的事,六十年來也只發生了兩次。不過,太子黨不全等於共產黨;高幹子弟 於改革開放後貪污腐化,變質為黑金犯罪集團,大陸多的是,其殺人滅口,已經不難想像,薄熙來一夥不久前就幹過。
大家可作對比:李慧玲事件發 生後,《明報》發表過一篇社評〈不正常解僱 商台須解釋〉,認為電台是公器,有責任就引起社會關注的公司人事調整,給公眾一個滿意解釋。然而,劉的遇刺,和解僱李慧玲之事比較,嚴重百倍。因此,《明 報》有更大更清楚的責任,全面披露該報參與ICIJ偵查工作及後來的內部職務調動二事之間的所有關係,給社會一個堅實說明。如此,大家便更能正確估算劉進 圖遇刺與之前在《明報》內部發生的事是否關連。這對警方調查兇案背後動機與認定元兇是何方勢力,絕對有幫助。

還可以進一步說說。當初,如果 《明報》是因為受壓於「不可抗力」而撤換劉進圖,卻未有同時估計清楚壓力後面的窮凶極惡,沒有適當保護劉,把他移開便算,那麼,《明報》也是有過失的。披 露關鍵訊息協助破案,不僅是《明報》高管和老闆目下的首要社會責任,還是對身捱六刀、血灑一地的劉進圖君必須盡的最低限度道義責任。

《氣短集》之三十

《信報》特約評論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