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1月27日
中策組首顧邵善波提出該組兩個新的主要任務，一是監察言論、替政府打輿論戰，一是統管數 百公職機構的人選物色和審核。筆者認為，政府並非不可以改動部門功能，故邵的做法，若是反映特首意見，原則上無可無不可，重要的是合乎三個條件：不違反現 存法制、有民意支持、有明顯公益。
這三個條件有時還可互補。比如說，如果某個職能轉變明顯對社會有利，民意又十分支持，則就算違反 一些現存規範，也是可以考慮的；說到底，規範乃人為，厚實的民意在，政府趁勢來一個有利大眾的範式轉移，徹底改變工作性質，亦不為過。問題是，大家該如何 理解、評估中策組這個新的「邵範式」呢？
說新不新。中策組應替政府培養、審核、輸送議政人才之說，早在2002年左右已在組內提出；當時筆 者是三位全職顧問之一，完全贊成「培養」，但對「審核」和「輸送」則有很大保留。中策組兩周一次的非全職顧問研討會，的確是一些社會各界精英學習議政的好 場所，「培養」不在話下（高靜芝便是當時中策組非全顧之一），但「中策組審核和輸送議政人才」這個概念有問題。因為，久而久之，有些人看穿竅門，在研討會 上只講政府喜歡聽的說話，適當調教「罵」與「讚」的對象、比例、語氣和理據，便可增加晉身更高層次、更有利益可沾的公職機構的機會。這樣一來，中策組聽取 真正民意的功能便會削弱。這是很簡單的組織科學原理。當時，筆者在組內還未被「雪藏」，故提出此意見之後，「審核」、「輸送」就遠沒有像今天邵說的那樣， 大張旗鼓地實踐、公開、涵蓋整個政府。
筆者印象中，高靜芝很專業，並非政治人，故若中策組統理公職人事審核，她大概也只管技術性方面，例如 負責看resume；至於管人選的政治態度，應該是由她的頂頭上司邵首顧負責，那才是關鍵。「紅」先於「專」，從來都是共產黨用人的準則；「專」而不 「紅」，倒是大忌。黨經常作這樣的防範性猜疑：某人腦子很會轉，但是不「紅」，那他到底在想些什麼？在大陸，政府裏管專業的部門長官後面還有一個黨員「書 記」，操生殺大權。在公開場合，梁政府為免反彈，當然要把「審核」講得很技術很專業，因此才會「重用」高靜芝，但她只不過是用來引開大眾視線的一尾紅鯡魚 （red herring）。這點，也許很多人會疏忽了，但那些有心鑽營的各路尋租客，卻會看得很清楚。如此按「紅」先於「專」的原則行事，將來由中策組提拔的公職 人選當中，「唱紅打黑」輩逐步增加，殆無疑問。
一大效果 挑起矛盾
邵首顧聲稱所有公職人選要經中策組審核之 後，一大效果，就是挑起各政策局與中策組之間的矛盾。很明顯，此聲明一出，政務司司長很快便作出強烈反應，高調指出「政府在委任人士出任法定機構和諮詢組 織時，由相關政策局或部門提出，由行政長官批准，中策組對人選並無審批權、決定權或否決權，中策組更不是提名機關。」大家知道，為政最忌政出多門，因為除 了引發地盤、面子之爭，還會導致「有成績爭功唯恐不及、犯過錯互相推搪」的弊病，直接削弱各部門的努力誘因。因此，在政府這種權力最密集的機構，釐清權責 是做好工作的先決條件。筆者記得，未有高官問責制之前某年，董先生因為覺得某政策局辦事太循規蹈矩，於是在撰寫《施政報告》的時候，臨時讓中策組提議一些 新的政策設計；筆者當時認為是一種不正常的做法，因為那樣做，無疑直接弱化政策局向特首提出政策、特首向中策組要求提供第二意見的制度功能。結果，牽涉的 政策局暴跳如雷，發電郵質問中策組「到底誰負責政策設計？」好在當時的首顧鄭維健處事有圓滑的一面，很快就擺平了。
然而，那次事件，只不過 是一個很小很小的權限混淆，已經引發部門之間的嚴重矛盾；如今，幾百個公職機構的人事任免權攸關，為公為私，林鄭焉能不馬上發作？另一方面，公職機構的任 命，除了政治涵義之外，還包含大量不可明說的潛在利益，為財團板塊所必爭，亦為政府可用的政治酬庸、籌碼，邵善波作為梁振英的政治一把手，怎會容許這批珍 貴的政治資源繼續掌握在一個不得已才請出來當政務司司長的港英餘孽手裏？惟善波非善男，月娥亦非信女，一個「紅」 的「好嗌得」，一個「專」的 「好打得」，這次初結樑子，來日方長，不會少了大家好看的。然而，為政不是演大戲，政府高層迅速陷入如此險境，大家可從這個側面事例看到梁振英如何「知人 善任」。
政治審查 以「紅」為準
單從技術層面看，把「審核」工作集中到高靜芝一個人身上，本身已經不智。筆者 沒有理由懷疑高女士有鑑別商界各專業界別人才的能力。不過，公職範圍之廣，非任何一個商界機構所能及；按當年中策組非全顧人選顯示，所需人才，除了商界專 業，還有社工，有政客，有藝術家，有律師，有神職人員，有學者，有富二代，有街坊，有勞工界……；包羅萬有，一個HRM，怎麼「審核」得了？這件工作的合 理做法，是分散而不是集中。不過，高做不來邵卻可以，因為千百種人也罷，政治審查只有一個簡單標準：「紅」。
而且，把「審核」權放到今天的 中策組，必然產生「趕客」效應。過往做法，政策局提名公職人選，背後自有整個政府體系的權源（mandate）支撐，特首一般不會反對，得到委任是一項社 會給予的殊榮。邵、高何許人也，社會人士若自視為一方之精英，願服務大眾，為何要低頭於邵、高把持的這個矮屋檐？ 由此可見，公職委任，由什麼機構什麼人把關，直接影響最終人選的質素。若梁振英不明此理，則他的管治手法及效益俱堪虞；若這次是邵首顧自把自為向政務司奪 權，則是梁用人不當，再損管治威信。林鄭現處強勢，她已經出來說了重話，邵首顧大概只能退讓，中策組暫時變不了中組部；如此，高女士剛上班便投閒置散，若 要留在中策組的話，倒有很多空閒時間學習她不諳的政策研究。然而，邵提的另一主要任務，林鄭卻未必管得住。
中策組要監察輿論、介入意識形態 鬥爭，亦非自今日始。劉兆佳掌中策組未幾，便有人提議該組要引導、操控民意，具體做法主要就是搞導向民調、以另類方法點數示威人數，抗衡民主派的數字。筆 者當時在組內的討論裏，極力反對這種政治化，認為無助善治，無奈不久即靠邊站，孤掌難鳴。某日，於政府總部西翼遇見時任教統局常秘的羅范椒芬，給她挖苦： 「你們CPU要變成Central Political Unit啦？」無話可說，只好自嘲：「還不如呢，大概是Central Polling Unit而已。」中策組從政策研究角度出發，涉及政治完全應該，但直接介入政治鬥爭，則是走另一條路線（這個轉變，筆者在2005年出版的回憶錄《浮桴 記》一書中有詳細記錄和論述）。劉時代，走此政治鬥爭路線還有一點學術味，如今邵登場，則是明刀明槍。好處是，邵乃真男兒，從來說話坦蕩蕩豁出去拼了算， 非常透明，是記者訪問的尚佳對象，不像梁振英那麼喜歡左彎右兜字字布防。邵乃梁的佛洛伊德衝口出。
中策新「政」 惹人反感
退 一步問，中策組政治化有什麼不好？政治化是什麼意思？簡單而言，政策研究機構政治化，指的就是「結論行頭，『研究』搭夠」。這明顯是違反科學方法的。「結 論」碰巧正確的話，問題不大；若是錯的，則此「研究」方法無從去錯，只會讓政策更加嚴重地錯下去。因此，政府內部獨立於制定政策部門的研究機構負有向最高 領導人提供第二意見的責任，類似中國古代政府行政體系中的批駁、駁議功能，最忌政治化。然而，這個功能正是邵十多年來反對最力的一點，認為是「西方的」。 誠然，各政策局或因地盤、面子原因，本能地不喜中策組的這個功能，不足為怪，但中策組本身放棄這個體制責任，轉而把精力用於打擊社會上的反對意見，在大陸 也許很理所當然，在開放社會裏則是一個很奇怪的體制邏輯，這就是輿論馬上把中策組走這個輿論鬥爭新方向理解為蛻變成「港版中宣部」的原因。人們要不要擔 心，到某年，香港的出版刊物，都要接受中策組審查；出版社成立，要向中策組備報；出版書籍，事先要向中策組申請書號；記者證，由中策組批出？珠玉在前，理 當如此。早些時浸大某教授主編的那本國教手冊其實就是這麼指向。不過，香港人絕大部分並不喜歡這一套，故中策組向左轉搞輿論鬥爭，只會製造更多政治矛盾， 惹人反感，以後香港的示威遊行隊伍裏還會因此多幾面獅龍旗。
如此新任務，所為何事呢？
斯大林以降，共產黨人特別是毛氏信徒， 都認為絕對權力可以自我完善，因此容不下任何反對人士和意見：反對黨當然是十惡不赦，體制內的批評意見和制衡機制，亦視為有害；反對聲音，不是無知，便是 外國勢力指使，更需理直氣壯迎頭痛擊，遑論吸納。因此，今天的大陸才有中組部、中宣部、維穩辦、綠壩、網軍等一系列建制。回歸十五年，梁政府、中策組終於 帶領港人回歸這種思維。
《信報》特約評論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