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2月31日
日前中央政府宣布了中聯辦的人事變動，原來的二位最高負責人彭清華與李剛同時調離香港， 由國務院港澳辦原副主任張曉明接任中聯辦主任。這一對香港至關重要的人事任命公布之後，傳媒所見只是香港各有關方面例行公事的、充滿陳辭濫調的聲明與發 言。實際上這一人事任命案一反以往常軌，包含了相當豐富的信息。透過對這一人事任命的解讀，可以窺伺中央政府對香港政策的微妙轉變，尤其是中央政府對其香 港政策的形成機制與實施過程有關路徑的明顯調整。
對中央政府在這一人事任命的微言大義，可以有多種角度的觀察與解讀。本文着重從組織理論的角度，分析中央政府對港政策形成過程的各主要參與主體的取態與互動博弈，從而解讀這一人事任命案對香港的影響。
兩機構各有定位
1. 中央政府對港政策與兩個工作機構
中 央政府對香港政策的最高層次是鄧小平拍板決定的「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方針。這些方針已經寫入中英聯合聲明，並記載在作為中國基本法律（根據 中國的法律結構，由全國人大通過的法律被稱為基本法律；由人大常委通過的則稱一般法律）的香港《基本法》中。這一層次的政策牽涉國際承諾且有普遍的共識支 撐，從而受到相當的尊重，迄未有人公開在言辭方面提出質疑或改變的要求。
按照中共辦事的定規，路線確定後最重要的是確定由什麼樣的人來實行該路線。對此鄧小平總結歷史經驗，盱衡得失成敗提出治港人員的結構原則：以中間派為主，要有左派與右派的代表參與。這體現鄧小平政治上的睿智，與對他倡導一國兩制的真誠。
鄧小平提出的只是原則，而且在一國兩制正式實施之前他已撒手人寰。挑選治港班子尤其是行政長官的責任，由中共的最高當局親自掌握。而整體香港政策的決策權力在世紀初由中共中央的港澳協調小組行使，其負責人由曾慶紅而習近平到現時的張德江。
鄧小平提出一國兩制構想以還，歷屆領導人都認定自己是鄧小平的門生，對港澳工作非常重視，港澳小組組長一向由被稱為集體總統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擔任。在這個小組之下是規模龐大的工作機構作為支援，這就是國務院的港澳辦和在香港的中聯辦。
這兩個機構作為香港政策的執行與參謀機構，通過與香港社會各界的緊密接觸與聯繫，蒐集各種資訊，
。對於中央政府的香港政策而言，港澳辦與中聯辦的定位，前者近似於總參謀部，後者則為前線指揮部。兩者應有相輔相成的關系。
2.中聯辦的兩個角色
在中央政府的兩個香港工作機構中，國務院港澳辦設在北京，作為中央政府的一個部門，代表着中央政府認定的利益，相對而言，可以說沒有自己的利益。
中 聯辦則大為不同，在中聯辦內設有中共港澳工委，負責本地的黨務及在港中資機構的監督管理工作。這樣中聯辦就有兩個角色：一個是代表中央政府的利益，在香港 貫徹執行有關的決策；另一個是作為本地左派的領導機構，當然要代表他們的利益。這兩個角色並不是永遠沒有衝突的。其中最明顯的衝突在於治港人選方面。
以中間派治港
以 北京利益而論，中央只有落實一國兩制，保持原來的資本主義制度在回歸後繼續取得成功，這樣才能取信於國際社會，取信於香港市民，得到與泱泱大國地位相稱的 普遍尊敬。如果不是這樣，就會被外界認為，鄧小平所說的，香港的中國人有治港的能力，此語不真；或者是中國沒有真正實行一國兩制承諾的誠意。
因 此，中央只能挑選熟悉香港制度原來運作的，在香港資本主義社會下取得成功的，為港人所認同的，也為中央所接受的精英作為治港人選；這些精英在內地一制與香 港一制的選擇中明顯傾向香港的資本主義制度，這當然只能是香港社會政治上的中間派。而實際上，香港社會向來不甚熱中政治，精英階層包括治港的公務員多為政 治中間派，這為中央政府以中間派治港提供了條件。
而本地左派就其早期的淵源與社會聯繫以及對原有制度的態度，乃至社會對他們的觀感，引申至 港人對他們治港的信心，都存在這樣的問題：那就是他們認同內地一制甚於認同香港的資本主義制度。鄧小平中間派治港論特別指明，要有左派但不能過多。在鄧眼 中，左派的角色是用作戰略預備隊以備不時之需，比如在需要的時候制衡右派，以確保中間派治港的實現。
中聯辦作為中央政府的派出機構，它無疑須要代表中央政府的利益，但它在香港的工作環境下又必然要為本地左派爭取利益，那就是希望左派主導香港的權力，最好是有一名左派行政長官。
3. 中聯辦負責人的背景與其取態
在 中聯辦的兩個角色處於矛盾衝突時，它的取態孰先孰後與其負責人的背景關聯極大。我們回看過去二三十年來，即從香港回歸進入議事日程以來中聯辦及其前身新華 社最高負責人背景（上世紀八十年中以前，新華社的工作目標與後來有相當大的區別，基本上是不同類型的機構，不可同日而語），其中兩任出自地方大員，許家屯 在省委書記任上調來香港，高祀仁來港前則為副省級官員；另兩任則由外交部副部長調任香港，即回歸前後的周南與姜恩柱。
這四任的中聯辦最高負 責人除了周南任期較長之外，其餘都在五年上下。他們擔任中聯辦最高領導與他們留港的年期完全一致。倒是剛剛卸任的中聯辦主任與前四任大異其趣。彭清華在港 任職逾九年，大大超過前面四任，而擔任中聯辦最高領導則只有三年多，又大大短過前面四任。這可以說出乎常軌。
以組織理論的角度分析，不難理解，當上面說的兩個角色位置出現矛盾衝突時，在港愈久其代表本地左派角色的傾向度必然愈明顯，因此上面提到的最長與最短，偶然中有其必然。
當然即使中聯辦有雙重角色，且存在固有的衝突，但北京對港政策，尤其是治港人選的挑選與確定，還有港澳辦乃至更高層的港澳小組。大家知道，港澳辦與中聯辦存在既合作又競爭的關係。對治港人選尤其是行政長官一直有不同意見。
這兩個機構在內地官場屬同級部門，但很多時候對最高決策機構影響力還是有強弱之分的，且呈此消彼長，因時因人改易之勢。其中最大的決定因素是兩個機構最高負責人的地位與影響力。
強弱勢發生變化
在 今年特區政府更迭的階段，兩個香港政策工作機構的強弱勢發生了微妙變化。在這之前，廖暉與彭清華影響力不相上下，兩人都是十七屆中央委員。廖作為港澳小組 副組長與政協副主席，在禮賓序列、資歷與權力上還略勝一籌。兩個機構處於一向的均衡狀態。但特首選舉即將開始之際，港澳辦首腦易人，從未涉足香港事務、一 向任職外交官、只為十七屆候補中央委員的王光亞取代廖暉，出任港澳辦主任。兩個機構強弱勢易位，前兩任特首挑選時，由港澳辦佔上風主導結果的局面發生了改 變。結果大家都知道。
4. 中央政府重新審視兩個香港工作機構的角色
第三任特首由左派人士出任，根本脫離了中間派治港的常執，完全打破回歸以來政治結構的格局，刺激了多方面的敏感神經，引起很多人的疑慮。本來由中間派與左派結成的執政同盟，即香港傳媒所稱的建制派發生了撕裂。
由 於中央政府對唐英年栽培多年，中央政府長年倚靠的香港主流精英，早認定唐英年為真命天子而集結其麾下。新特首出人意表的結果一方面使主流香港精英大為驚 異，有被欺騙的感覺，北京對香港主流精英多年的統戰從而建立的互信受到嚴重的損害；另一方面，新任特首在選前不被看好，在他身邊甚少頂級精英，一時黃袍加 身，其早期擁戴者咸以為造王有功（尚是唐當選，沒人敢貪「天」之功為己有，認為自己是造王者）。
中國官場重視等級
這 種格局只能是使這些造王有功者形成封閉的、排他性的集團，以壟斷權力實行分贓。再加上新特首的政治色譜引起的疑慮，新特首上場後風風雨兩，管治難為。更有 甚者，左派陣營有人近期提出將另組聯盟，加上泛民勢力都放到鬥爭矛頭所指之列，大有發動革命、徹底改變香港社會結構之勢。這種「新思維」 似乎已與一國兩制，保持香港原有資本主義制度長期不變不相關了。
這到底是本地左派實現自己利益的宏圖大計，還是中央政府對港政策的根本改 變？實際上，香港近年的窘境，諸如貧富分化乃是環球現象，可以說是全球化的結果，任何人都沒有能力扭轉這種趨勢。如果以民粹主義應對，只能使香港歐洲化。 尤其是中國實行着全球最為傾向資本的國策，清算香港頂級精英後果可能是以另一批人取代之，而香港情況更趨向下。
在這個時候中聯辦主任易人，擔任主任一職只有三年多的彭清華離開香港，由港澳辦原副主任張曉明接任。香港傳媒特別指明中聯辦新主人的背景是曾擔任過前港澳辦主任廖暉的秘書，廖暉這個名字在香港傳媒頗引起爭論，由他的前秘書出掌中聯辦或有些微言大義。
從 兩個對港工作機構的主要負責人的地位高低與機構強弱勢的關係歷史看，我們還是可以看到其中所包含的信息的。這就是中聯辦第一次由港澳辦的人入主最高職位， 而且新主任在港澳辦的職位只是副主任，是現任主任王光亞的下屬。同時，王光亞在十八大晉身中央委員，而張曉明只是候補中央委員。總括而言，這次人事變動 後，中聯辦主要負責人的地位變得明顯低於港澳辦。
這在中國政府同時設有這兩個香港工作機構近三十年來所罕見的。在非常重視等級的中國官場，這肯定不是尋常的變動。其對香港政策的實質影響將逐步顯現，大家不妨拭目以待。
作者為經濟學博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