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昏亂 港人埋單？

2014年8月28日

練乙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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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終於解釋清楚了。干預香港政改、設立小圈子篩選機制，原來是為了國家安全。尤甚者，按特府某政治任命官員的公 開解釋，中國意義的國家安全就是黨的安全。這個「源」於《基本法》、高於《基本法》的理由，到底只是一個藉口還是中共確有其「苦衷」，任何不是高級黨員的 香港人都無法辨別。不過，如果是後者，就是中共作孽、港人埋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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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至1980年這段時間裏，中國經濟實力和今天差很遠，軍事 方面更不是西方對手，美帝兩度在亞洲出兵大打出手，蘇修一度在中俄邊界上陳兵百萬準備入侵，管治香港的頭頭紅鬚綠眼，是個英帝派來的人。然而，當時大陸不 僅處之泰然，甚至對香港的存在形式非常滿意，溢於言表，如果不是重視法制條文的英方提出，北京根本無意取回香港管治權。

那時的香港之於北 京，沒有什麼國安涵義，但為何今天大陸變了「強國」，而香港這塊彈丸之地不但回歸了，還駐有大陸派來的重兵，卻忽然可以嚴重影響大陸的國安，有勞北京插手 本地政改，徹底推翻一國兩制、港人治港的承諾？莫非三十多年大陸的「發展」，到頭來外強中乾，黨國安全自己保障不了，竟要香港人將就？如此不負責任，港人 看了心冷，台灣人看了心寒。

去年10月10日，大陸《新京報》發表一篇文章，報道大陸出現了一個官方催生、公開認可的新行業，業員的正式名 稱是「網絡輿情分析師」。表面上，這些分析師幹的是研究工作，主要支援政府各級機關和大型國企做決策，完全正當。不料，今年7月，北大發生「燕京學堂事 件」，衍生了一個不大不小的網絡風暴，而剛好那麼巧，有關的網絡輿情分析師做的一份報告走了光，在網上廣傳了幾小時，結果暴露了這種分析師的職責【註 1】。

原來，此等「分析師」身負重任，專門為所屬部門單位監控網上出現的對本單位的負面訊息；若單位真的出問題、暴露了，分析師除了負責策 劃輿論戰怎樣打，以便讓領導知道應該如何給「網絡評論員」（另外一種業者，俗稱「五毛」）分派任務引導新舊媒體裏的輿論之外，如果形勢依然不妙，便更進一 步建議領導找中宣部及其他維穩單位幫忙。顯然，這是一支維穩先頭部隊。

大陸有多少這種「網絡輿情分析師」？《新京報》（及其他大陸媒體）給 的數字是二百萬。由於報道的原文經過大半年仍未被刪，可見「兩百萬」之數不僅可信，在黨的心目中還可能有阻嚇作用。這個二百萬之數，幾乎是全美國公關人員 總數的十倍【註2】。如果按比例推算，將來香港與大陸融合了同化了，八百萬人口的香港就應有十二萬個這種「分析師」，比現時本地公務員的總數 （108373）還多，幾乎是警務人員的四倍。不過，關鍵的對比是：大陸這等「分析員」的二百萬之數，還未有把「五毛」人口算進去，卻已經大大超出解放軍 的一百五十萬部隊人數。

大陸的社會控制、輿論監督，本來就非常嚴格，世界上少有。近年，黨中央政法委領導的維穩系統的經費，已經超出國防預 算，但中共還是坐立不安，於是再建立這支比解放軍的規模還要大得多的維穩網軍，卻依然杯弓蛇影。如此恆常惴慄，是這個黨的確患上集體恐懼症，還是她的管治 基礎真的愈來愈不穩固？有理由相信是後者。

我們先看社會生活層面方面；這裏有三大死穴。

一、亂：管控歸管控，大陸社會秩序卻 日漸鬆弛。各種原因引發的群體性事件愈來愈多，有勞資糾紛、有村官搶地、有城管打人、有環保抗爭、有官二代橫行（「我爸是李剛」），都是一觸即發，然後往 往就是燒警車、打公安、武警出動鎮壓（每次事發，詳細報道和大量即時現場圖片視頻只能在《大紀元》網站看到，無怪有人那麼痛恨這個「邪教」）。美國發生一 宗「費格遜暴動」，舉世矚目，但同樣規模的騷亂事件在大陸，一年不知發生多少次。這種現象，國史上只在改朝換代的前夜出現，這個事實愛國派不懂中共懂；無 法治本，所以大量投資搞維穩。

二、腐：官員貪腐太厲害，不能不「打虎」，但老百姓並無很大反應。那是因為大家都知道那不過是政治周期的一個 相位、派系鬥爭的一個手段：本是同根生，哪有一派一直都是魔鬼、偏偏台上掌權那派從來都是聖人？於是，只有黨媒在那裏做媒哄抬氣氛。做不到有效的體制改 革，更沒有辦法移風易俗（例如講了好幾年的領導幹部財產公開都未有下文），所以王岐山說反貪腐要有一個「常」字，因為他知道，常打常有。世界上哪有一個現 代文明國家是要長期嚴打的？

三、散：人心散了，特別是精英階層的人心散了，出現愈來愈厲害的洗錢套滙移民潮。首先是高官，當權的退休的坐牢 的，統統都有家屬在外國或長居或入籍然後跑兩頭大小通吃。說是禁「裸官」，一是禁不了，一是禁得了人禁不了心，那就更壞，一面當官一面鑽營鋪後路，時間一 到，劈頭就走。其次才是富商，那是因為他們還有很多賺錢機會在大陸，移民的機會成本較高。

大家耳熟能詳的是，大陸愈有錢的人愈想移民。這是 中國銀行與胡潤百富合作寫出的一份2013年報告裏指出的：大陸的擁有可投資資產一千萬人仔的富人當中，有58%已經或者正在計劃或者正在辦理移民。如果 把可投資資產增加到一億人仔的話，上述比例就增加到74%。歷史上，上世紀中葉以前要移民的中國人大多是勞苦大眾；二戰後的一段時間裏，要移民並且能夠移 民的，是大量中產或技術人士；現在大陸是愈富的人愈迫切要移民。

胡潤百富進一步於今年6月6日發表了一份人人有興趣閱讀的「白皮書」：《2014中國投資移民白皮書》；英文題目稍有不同，但更會引發會心微笑：Immigration and the Chinese HNWI 2014，HNWI 者，不是什麼禽流感病毒而是high net worth individuals，即高淨值人士也。這份報告包括了一個含141名準備或正在辦理或已經移民的HNWI大陸人的隨機樣本調查分析。這些大陸HNWI 的平均個人淨財富為四千二百萬人仔。以下是這本白皮書裏的一些統計亮點：

教育、污染和食品安全是大陸富豪想移民的最主要原因（子女的中學教育首選英國，大學首選美國。記得《環時》說大陸高教比美國好？）；

美 國是受訪大陸高淨值人群投資移民的首選國，佔52%；加拿大排名第二，佔21%；其後依次是澳洲、歐洲、紐西蘭、新加坡、香港、日本（不少人當領導、未移 民的時候最恨美國，當移民了就反過來；大陸的所有幾個友好國家都排不上榜，反而小日本上了）；洛杉磯、舊金山和溫哥華依次是富豪最嚮往的移民城市，也是他 們最青睞的海外置業城市（都是在美洲西岸、物價指數最高的城市；口味和香港的幾位領導不一樣，反映港人親英，陸人崇美）；
受訪富豪可接受的投資移民成本平均為500萬人仔；海外置業在富豪海外投資項目中佔最大比重，超過四成；其次是固定收益和股票；

七成富豪海外置業為自住，三分之一為投資；（大多數人走硬）三分之一對海外投資回報率非常有信心和有信心，另外近一半較有信心；有近四分之一即使不移民去該國也會考慮在當地置業【註3】。

這 個胡潤百富調研的結果與近年另外一些調研結果吻合。例如，聯合國《2013國際移民報告》的數據已指出：在1990-2000、2000-2010的兩個 十年期內，出自大陸的移民的首選國都是美國（可見中共六十餘年反美宣傳的零效果）。這份聯合國報告也指出，大陸移民流出量，於上述第二個十年期裏，比起第 一個十年期，剛好增加三倍【註4】。

在任何一個社會裏，除了牽涉階級利益的事情上，精英的偏好幾乎決定整個社會的主流偏好。八十年代的大陸 精英要改革開放，整個國家蠻有希望的；九十年代的要悶聲大發財，也還不算太壞；零零年代起，要的是不問手段賺了錢便去移民。人心散了，不必替領導感到難 為，因為他們正正是帶頭者。

春秋時代大政治家管仲寫過一篇論治理國家的文章《牧民篇》，裏頭有一節很有意思，題目是「四維」，以前的中學生都讀，現抄錄一小段在這裏：

「國有四維，一維絕則傾，二維絕則危，三維絕則覆，四維絕則滅。傾可正也，危可安也，覆可起也，滅不可復錯也。何謂四維？一曰禮，二曰義，三曰廉，四曰恥。」

上 面僅僅是列舉了大陸在中共統治下社會層面裏的三大死穴：社會秩序出亂象了、黨政官員上上下下腐敗了、人心散了。亂，古人就會說是禮崩樂壞；腐敗，就是缺 廉；散，特別是精英已經心不在焉，帶頭走佬，投敵賣國，什麼都幹，就是無恥。還未開始談大陸經濟、環境、軍事、外交等方面的其他弊端，四維已可謂去其三 矣。

難道這是一個能享安全的國家嗎？如果不能，是誰之過？應該由誰來埋單？

作者為《信報》特約評論員

【註1】《新京報》文章見http://zgbx.people.com.cn/BIG5/n/2013/1010/c347569-23147730.html ；北大「燕京學堂事件」的網絡輿情分析師報告轉帖見http://news1984.blogspot.hk/2014/08/blog-post_14.html?spref=tw&m=1。

【註 2】美國PR行業數字來自美國政府勞動統計局，見英文維基public relations辭條。中國方面上網一查，可知全國很多大大小小的單位從新華社到一些不知名的「公關公司」都在招聘這種「網絡輿情分析師」，而培訓這種 人員的機構，更比比皆是，故上述兩百萬之數，並不令人感到意外。

【註3】這兩份胡潤百富報告分別見於http://pic.bankofchina.com/bocappd/report/201111/P020111104360888560054.pdf和http://www.hurun.net/CN/ArticleShow.aspx?nid=1501
【註4】這份聯合國報告見http://www.un.org/en/development/desa/population/publications/pdf/migration/migrationreport2013/Full_Document_final.pdf

「袋住先」的長短期嚴重後果想清楚了嗎?

2014年8月22日

練乙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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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把政制改革看成等同派米派錢派救濟品，則「袋住先」不失為窮乏者的好策略，因為施恩者的善心不知可以維持多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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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共此刻似乎真的是在發善心鬧慈悲，所以西環說：支聯會之所以在香港繼續存在，乃是北京能夠「包容」的結果。的確，如果此「恩」不再，「以法治國」的中共顯 會馬上下一道命令，律政司司長接旨立即起訴，法院的愛國法官朱筆一揮，支聯會這個非法組織馬上解散、李卓人鋃鐺下獄。然此事不僅還未發生，北大人更通過其 代理人之口，不斷督促港人趕快接受「符合《基本法》的一人一票民主選舉」，則北京何止是「包容」，簡直就是皇恩浩蕩！因此，港人應見好就收。


衍生鼓動工具行業

這就是形形色色的「袋住派」—包括不明所以和明乎所以的「袋住派」—的模糊邏輯。
不 過，政改不是派錢。我們大有理由相信，「袋住先」不僅會令支聯會及類似的組織更快消失，還會帶來中共十七年來夢寐以求的各種變化。然而，這個關鍵圖像 —「袋住先」五年、十年之後的香港社會圖像—到底是怎樣的，乃一十分有趣的問題，北人港人包括兩地當權派，大概還沒來得及好好想過，今天卻有機會搞清楚。

「袋 住先」的那東西，既有北京需要的篩選機制，入得閘的人定必唯北京之命是聽，再加上有一塊「一人一票」標籤撐腰，得勝者當特首便有「民意光環」，辦起北京要 辦的事來，必然更覺理直氣壯；就算在一些如「23條」的事情上底氣猶覺不足，也大可找一個周融（很可能是目下出了名的那個）調動百多萬群眾簽名上街，繼而 安排一些商家學者在旁邊吶喊助陣，一面震懾敵人，一面替自己打氣。有如此陣勢和「民意」，可謂無堅不摧，特府還有什麼北京想要的法案不敢提出？

之 後，任何特府提出的草案到了立法會，一定會通過。原因很簡單：一個既同意了「袋住先」的立法會，不會再有什麼特府提交的草案會遇到阻力，泛民在立會的存在 意義盡失（「袋住先」若是由於泛民議員中有人「投誠」而獲通過，則這些人面對的，或是遭泛民支持者唾棄而在下一次立會選舉中失去席位而由其他泛民人士取 代；或是失去泛民支持者的票而獲得當權派精算之後過繼予他們的選票補充、得以保留議席，以後知恩圖報。兩種可能，顯然是後者才對當權派有利）。

這 是以「袋住先」發生為前提所得出的最基本推論。然而，泛民從此在體制內泡沫化之餘，還有另一重要演變，即以後的特首選舉，不會再有「板塊衝突」的好戲出 現。道理很簡單：上一回的特首「選舉」，得勝者面對最強大的挑戰，並不來自泛民而是來自敵對板塊；篩選機制既可把泛民的代表篩掉，也當然可把敵對板塊派系 的代表篩掉（例如證明唐唐不愛國）。如此，剩下獲提名的「兩、三名候選人」，皆是北京當權派屬意或其親自籌組的板塊的代表；最後的「普選」，因此將會非常 和諧。然而，投票人數並不會因而偏低，因為到時每一名候選人自必獲得北人分派一套鼓動工具（一個周融和足夠資源）去籌措適當而相應得體的數目的團體支持， 再由團體交人，總票數就不會少。

有趣而值得一提的是，「袋住先」衍生出的選舉工程裏，鼓動工具（agitprop）很重要，所以會進一步衍 生出鼓動工具行業。「跑步上中環，騎鶴上揚州」，政界咸認為出了名那個周融一定要當官了，筆者卻有不同看法，認為那樣的話，職才不匹配；中共要他搞政治服 務，專門提供鼓動工具配套租賃，才算物盡其用。作為獎勵，這個行業很可能是壟斷行業，由於此服務的需求來自隻手操控香港選舉的中共，故由她指定此行業為壟 斷，完全辦得到。「上揚州」不是當官而是發財。

此後，當港官有權勢猶如陸官，不會再是「你謙虛的僕」，可能還得是說廣東話有口音的那種人才 有資格，那樣對北京來說，也最安全（大家可參考今天的西環）。官由北人當，錢由聽話的港人賺，這是今後的官商分野大趨勢，也就是大家最近常說的「不是我熟 悉的香港」的頂層趨勢。當然，這官商之間，還有互相合作乃至和親之舉，最後金權與血緣融合，成為新型的有大陸特色的香港統治階級。

社會運動相應變形

當然，上面的只不過是「局部平衡」的趨勢描述，還未有顧及這一切發生時的反作用。
泛民因「袋住先」而失勢於立法會、區議會，繼而失掉其他體制內的一切重要公職。失去作為反對派的作用之後，選舉投票對泛民支持者而言，不再有意義；議會道路封死，民主的護港作用減少，社會運動亦將相應變形。

怎 樣變形呢？回歸前的社運口號是「民主拒共」，往後民主路不通，社運內涵勢將轉化為更直接的「本土抗赤」，成為文化意識領域裏的對抗。「泛民」一詞將逐漸淡 化、轉化，最後化身為「泛本土」；現存的泛民各派別將按文化意識的差異重組，成為本土意識光譜上的不同派別。當然，民主意識一定還會繼續存在，滲透在本土 意識裏，因為中共是反民主的；但是，「民主」起碼在很長一段時間裏不會是社運焦點。

在這個過程中，會有一些泛民支持者不能接受轉變，最後忘情於江湖，或者只當一個赤化與本土之爭的旁觀者。然而，這不等於運動會削弱。

「爭 取民主」從來都比較理性、抽象，因為牽涉很多概念，而且爭取的目的只存在於未來；「捍衞本土」則完全具體、高度感性，而且要捍衞的東西主要是現存的。由於 有這種差別，兩種社運的韻味也不一樣，年前出現關於「和理非非」的爭議，無疑於無意中點出了這兩個社運的分水嶺。由此得知，社運激情化，並非是「少數極端 分子騎劫運動」的結果，而是民運走到一個階段的盡頭，為另一個不同性質的運動取代，味道因而不同，變得更感性、更人味、更容易衝動。

這個新 的運動，本是漸進式地增長，但一旦「袋住先」成為現實，即代表民主運動到了盡頭（中共盡了《基本法》要求的「一人一票」義務，再無必要給港人其他的），本 土運動就會突進。這個運動的動員能力一定比民主運動強；又因為運動的原動力是感性的，中共與之沒有很多交談和討價還價的空間。民主爭議的雙方可以坐下來談 制度設計、條件交換，但你跟本土意識怎麼講價？

抽象目的變得具體

所以，當權派不要以為爭取到「袋住先」就是贏，隨之而來的，必定是更尖銳、更情緒、更激烈的對立。因為對立是文化意識上的，而文化無所不包，對立因而是全面的，不僅僅是政治上的。「堂中帳幔，從上而下分開。」

這 些轉變，其實已經早有端倪，並且日夜生長，就算真民主出現，或者政制原地踏步，又或者假民主出現而立會決定「袋住先」，也不會停止；近年的大量民調已經說 明這點。然而，在三個不同的政改結局當中，以「袋住先」最能催谷上述社運性質改變的趨勢，因為這個結局牢牢堵死了民主運動，以致社運性質不得不變。

誰都知道，「袋住先」之後，政制不會朝開放發展，而是向大陸的人大體制靠攏；超級區議會議席的確立，就是讓香港的立會組成辦法走向人大基層體制的第一個小步。

把視線收近，我們也會意識到「袋住先」的巨大影響——整個佔中行動也會在最後階段變質。當民主運動進入死局之際，「佔中為民主」將會一扭轉而變成泛本土的「佔中衞我城」——抽象目的變得具體，理性變為感性，進擊變作背水一戰，行動的號召力更強。

慫恿民眾接受有篩選的特首選拔方案，當權派不遺餘力。但是，已轉身成為本土派的前泛民並不因此感到不安，反而在冷笑：「有膽放馬過來」。顯然，對「袋住先」的長短期影響，不少人根本未想清楚。

《信報》特約評論員

頂唔順，全體港人齊罷工

救生員要罷工。

食環署要罷工。

交通部門，電車、小輪、巴士、鐵路員工都要罷工。
香港全體巿民不如一起來罷工！一個理由；頂唔順！

這個城市變得面目全非，本來生氣勃勃換來濕滯、漏氣、邋邋遢遢似足隔夜油條，跟過去硬朗挺直的青瓜形象相去太遠！

吹 風亭下車，走45分鐘不太辛苦山路到西灣，稍停；再走45分鐘雖然陡峭，山海風景滿途上山下海即到鹹田灣。從來沒看過的垃圾，不知何時安插以水泥築起的燒 烤爐似香港其他沙灘一樣的醜陋便民低俗設施，更方便來此露營各地自由客！在他們來自的地方，沙灘如非沒被照顧滿途垃圾（例如惠東海龜保護基地，雙月灣未開 始發展的東灣，猶如垃圾堆填區。）被照顧的沙灘？定當建設層層疊疊令大自然風景破壞無限（例如大小梅沙今年五一黃金週，人與垃圾沙灘共融的黑風景！）來到 以為回歸了，即成長隆野生動物樂園的香港，到來花錢大吵大鬧大鳴大放。

鹹田灣過去水清沙白直比泰國布吉，外國內地友人也好，愛大自然本地人也好， 來過；不用像日本人般將垃圾帶回家，食環署設置大型垃圾桶，將廢棄物扔進去，清理人員每週一次或幾次收集，數十年相安無事。今天所見；燒烤的炭，飲過的啤 酒瓶，吃剩的雞翼豬排，遍佈沙灘，海牀下的垃圾也非常顯著。

不單止，村民控訴，猶如強盜；羅漢松、沈香木連根拔起回去滿足土豪。這兩年，魚啊！蟹啊！整架船直入港境強搶，過去自然生長，自然捕獵，可持續性生存的環境大變。

曾經報警求助，相信警方要處理的事項早已負荷超載，造就中門大開，予拿予取；沒回應，沒人來處理！

自由行益了某些商人，卻要整體港人陪葬。

要罷工的豈止無端增加不少工作量的泳池及海灘救生員？食環署外判的清潔香港人員，按本子辦事，得過且過，香港污穢，衛生形象受損；他們才不在乎，得害者香港人！本來自然生態郊野公園，海洋郊野公園我們引以為傲，若有關部門不相應管理調節，山海風景誓將消失。

要罷工的，何止個別部門人員？而是整體香港人，排山倒海的負面現象，我們真的受不了；頂唔順！

鄧達智 

電郵 :chiuou@gmail.com

 

有規有矩好授受 權勢財才一錢牽

2014年8月7日

林行止 林行止專欄

一、壹傳媒主席黎智英贊助泛民黨派的個別人士和活動，又捐款資助天主教會的宗教傳揚，這宗「新聞」正在火紅熱「吵」，被標 榜愛國愛港、擁護「建制」主張的人，群起圍攻；黎氏的這類捐款，被他們形容為「黑金捐款醜聞」，而接受捐款者則被斥為「貪婪」與「偽善」！過火的嫉「惡」 如仇，擾擾攘攘，並無平情而論的踏實，礙於客觀上仍然缺乏因應的準繩，對筆者來說，此一「風波」是個不易置評的題目。

雖然香港的政黨政團林 立，但至今香港尚無「政黨法」，官方對政治捐獻亦未有正式指引，唯一知所規範的，是針對角逐各級議會席位和行政長官候選人，要他們必須如實申報所有收受的 捐款。然而，從政者除了競選以外，還有許多與之有直接間接關係的活動，在在需財，規管選舉捐獻而不規範政治組織的經費捐輸，那是一個可能蓄意，當然亦可能 是無意之間形成令人動輒得咎的政治陷阱。接受捐獻，怎樣才算取之有道、用得其所？香港必須就一些基本規格和共同守則，盡快展開研究和立法。放眼當前令人不 知所從的混亂，有關立法真的事不宜遲。

由於香港「政黨」是根據《公司條例》或《社團條例》登記，在法律上因而只是「公司」或「社團」；黎氏 自掏腰包，透過不同法人（公司或社團）的名義，資助多個政治組織的個別成員參選，或充實他們舉辦活動的經費，那與捐款給建制派政團、資助其成員參選，或舉 辦種種與政治比如和他們競選活動有關的支出，原則上並無不同，但何以後者的「金錢交易」向來未曾受詰難質疑，而黎氏捐錢給泛民便被好些人視為不當!?

二、 民建聯籌款，富商許榮茂、何超瓊等付出數以千百萬元計的款項，左「拍」香港中聯辦主任張曉明一紙書法，右「拍」澳門中聯辦主任李剛一頁丹青，一個晚上便籌 得六千多萬元，涓滴盡歸民建聯。同樣是一個政治團體，何以民建聯收受如此大筆捐款可以得意洋洋？黎智英支持泛民，便有欠清白、招來滿城中傷？一褒一貶，用 意準則如何度量？哪方是道同義合的德必有鄰？哪方不是在買怕獻媚的趨炎附勢？這些問題也許「太敏感」，不好答；那麼，人們也許根本不該探求政治捐款的機心 正邪，大而化之地說成港人為共建理想各有取捨──有錢出錢、有力出力──的社會分工。

規管政治捐獻，防止外國勢力透過「金權」圖謀干預香港 （中國）內政，是很受關注且有市場的一環。「肥佬黎」因僱用美國人做事，又有一些美國友人，而剛巧其中有些是有政治背景的美國人，於是人們便繪聲繪影，說 黎氏捐的是美國人的錢，香港一天沒有政治捐獻的相關法例，即使捐的是美（外）國人的錢，亦不犯法，要是已有法律尺度，懷疑黎智英犯法，亦該由執法當局掌握 證據然後告將官裏，把有關人等繩之以法，而非今之借巷議街談，任意塗抹！

相對於金權，收受捐款的政團和政客，態度必須更為審慎，即使不涉法 紀，亦不能予人以賬目糊塗甚且中飽私囊的懷疑，因為誠信是從政成敗的一大關口，這回工黨李卓人和社民連梁國雄受創最深，因為捐款進了二人名下賬戶，事件公 開後才轉到所屬政團，授人以柄，辯白亦「水洗難清」，看來只能低首承認處理失當，請求支持者原諒了。

經此一役，泛民籌款將更困難，不易找到 有力的支持者，實在不難理解。不過，政治捐獻只往建制派傾斜，實在不利於香港社會走上公正的康莊大道，那不是說支持建制派不當，而是政治的竅妙在於有效制 衡各方勢力造福社會的正面功能將因此失重而傾跌。雖然政客經常把「捐款沒有附加條件」掛在嘴邊，可是沒有人會那麼天真，認為捐款只憑空泛的理念支持而沒有 實際目的和用意。

三、現在且讓筆者從另一角度看黎智英的捐款。兩年四千多萬便能惠及不少泛民黨派與教會人士，捐款的動機，無論是出於惺惺相 惜還是見「窮」勇為的「拔刀」相助，其能發揮的實際效用是不容低估的。黎氏力捧市場經濟、推崇自由主義，卻捐款（一共一百五十萬）給與這種主張背馳的工運 健者、工黨主席李卓人，那的確令許多人感到莫名其妙；可是腦筋急轉彎的人，便自然想到如果李卓人收受的捐款，不是來自黎氏，而是過去曾在商場上讓黎氏灰頭 土臉（其首創的網絡傳銷全軍覆沒）的長和系主席李嘉誠，去年春夏之交，中區長江集團總部外的香港國際貨櫃碼頭工人示威，李卓人也許便不會那麼聲嘶力竭、理 直氣壯，而李嘉誠則大有可能避過遭人醜化為青面獠牙惡魔的場面？思之再三，不管立心如何，政治捐款只要用得其「法」，自然而然便能在權力、勢力和財力之 間，各擅勝場，那是萬象共冶的政治魔魅，人間俗世的一爐煙火！

以站在道德高地的口吻談論政治捐獻，是不着邊際不切實際的，所以，合情合理地面對政治捐獻問題，香港就要先有一套精確清晰的「遊戲規則」（「政黨法」？），在法例規限下，把戲人人會耍，各有巧妙不同，只要不逸出法例範圍，便可各出奇謀、各顯神通。
一個地方的權力、勢力和財力，能有「正常」渠道融通交滙，才有政治清明上軌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