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賓堂前飲敬酒！ 抗命有理勝讀書?

2014年9月23日

林行止 林行止專欄

一、時間將證明人大常委對香港「普選」訂定的框架，是過程粗暴的決定，是扼殺「兩制」、摧毀港人核心價值， 把原本相得益彰、中西互補短長的開放社會，變為一個可能由中共「直轄」而毫無「直轄市」格局、氣派、條件和失去真實價值的政治怪胎！在中共體制內，像北 京、上海、天津和重慶般的直轄市，地位特殊、人事任免及機制運行，不能不講究權力網絡的「生態」與平衡，千絲萬縷的關係交織，絕非三朝兩夕可以建立和駕 馭。香港「被直轄」容易，要有內地直轄市的架構和實質，恐怕便難乎其難，那位人大香港代表有關香港是直轄市的說法，不是胡言亂語，便是癡人說夢。

因 為抗議人大常委劃地為牢的普選「樊籠」，香港二十五家大專院校部分師生，由昨天起啟動罷課（組織者學聯指參與和平靜坐罷課的學生達一萬三千之眾，從電視直 播觀之，應與事實十分接近），為期五天。與此同時，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北京接見由政協副主席、前香港特區行政長官董建華率領約七十位香港富商巨賈及專業人 士……

在追求利潤的金錢世界，爭取賺錢優勢和機會，是營商者的本分，因勢利導（或說「勢利」），是商人須有的本事，助公益、說公義，是優裕 商賈在不妨礙生意、甚至有機可乘、有空子可鑽的前提下才出現的「餘興」，亦是為在生時最易引起大眾注目的「炫耀性消費」及為「身後名」投資的門路。所以， 與相當部分港人以「雞蛋碰石牆」即不惜付出代價抗拒政改框架的同時，赴北京的港商和專才會毫無猶豫地表態，認為人大常委拋出的那一套合情合理合法（《基本 法》），對未來香港發展只有好處……這類言詞，有人聽了會感彆扭，卻不該以為那是他們違心之論。持不同見解的香港人用不着罵他們，因為香港人實在不宜在彼 此間繁衍敵意、遑論互相仇視。要知道，這些資本主義世界的精英，莫不牢牢記得這句老話：「窮不與富敵，富不與官爭」，他們也許還未醒覺無論貧富以至意識形 態存着重大差異，如今港人都是躋身在同一條船上，「動彈」—自由活動—的空間有限。這批應中央邀請的「上賓」，哪來不飲敬酒的豹子膽?!事實上，他們在香 港「人和政通」，能夠盤滿缽滿的其中一項原因，便是慣性附和政府（北京和香港）的看法，不會同情反對勢力，因此認為罷課佔中都是心智未成熟的表現，是受人 （尤其是「外人」）教唆，他們的行動因而不利香港且對國家有害。這些北京「上賓」，遂把擔心「後生細仔」的行動「失控」以致貽誤香港競爭力及令經濟發展倒 退這類「大道理」，掛在口邊。

商人是繁榮的使者，但在政治方面，大多只有「應聲」的膽量和戲分，「正」見與群情脫節，是意料中事；讓筆者深 以為異的是，對北京而言，他們北上的作用何在？要是為了減少分歧的「統戰」，這班商家和專才還需要「統」麼？若非為「統戰」，難道是華麗包裝版的「幫港出 聲」？當然，這種安排更可以是為人大常委打打氣，讓領導人不只聽到而是親睹港人的「支持」—連「啦啦隊」亦不同凡響，豈不反證了人大常委決定的正確（稍後 再組織一些圈外圍內人士上京表態支持，令人大常委的「正確性」大大提高）。這樣說來有點輕浮，卻非犬儒之說。

二、回歸十七年，先後出任行政長官的董建華、曾蔭權和梁振英，均由小圈子選舉產生，他們都是個人能力不弱、肯負責任、積極任事、工作勤奮且能入中央「法眼」的愛國愛港人士。可是，出掌香港，卻稱不上勝任愉快且常出狀況！

董 建華砸破前朝文官傳統的行政主導（變為行政長官主導，董氏以為「得計」，哪知卻因根基不穩、籌劃不周而處處碰壁），在二十三條立法上因急於求成、甘冒不韙 而犯眾怒，未終任便借「痛」下台。好歹完成任期的曾蔭權，靠攏商界（資本家）、奉承北京（巴結黨官），在市民眼裏成了官商勾結、從公不力的庸吏，受「政 敵」暗算，在繪聲繪影下被塑成「貪曾」，此形象拖拉至今未被擱下，「浮」冤能否得雪，在波譎雲詭的政治情勢下，誰亦說不準。梁振英角逐行政長官時，擺出走 進民間的開明開放姿態，給人以作風民主、親民的觀感；他是否「潛伏」的中共黨員，曾受質疑，因為二三年前，不少港人尚有中共黨人「匿藏議程」 （hidden agenda）的憂懼。至於其矢口否認是真是假，如今已無關宏旨；稍後由於梁氏施政缺乏支持，他於是公然倒向北京，由港共出面撐腰，這令他的施政與民意愈 行愈遠；其治港功過，現在當然未能蓋棺論定，惟眾目睽睽，政治諮詢展開以來，「兩制」已在他手上斷送，港人賴以安身立命的基石，分崩離析，能否挽回，機會 微乎其微。

特區政府經歷幾屆人事調遣，行政長官並不易為，精簡地說，原因之一是當權者的所作所為無法獲得港人信任。足為選舉布局設限的 「權」，與應付管治的「責」，是截然不同的兩種政治文化，「信」與「任」的切割，兼祧權、責的行政長官，在「兩制」之間如何分身，端賴對「兩制」分野的拿 捏而左右兼顧的打點，難免會有閃失而動輒得咎。

三、港人對《基本法》的理解，大多以為二○○七年以後的行政長官產生辦法若要 修改，據《基本法》附件一第七條的規定，只要經立法會三分之二的多數票通過，獲得行政長官同意，再經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批准便可推行。由於《基本法》第四十 五條和六十八條，對行政長官和立法會的產生辦法，都是一式一樣地說會「根據香港特別行政長官以實際情況和循序漸進的原則而規定」，所以，當人們感到行政長 官在位無力、管治失效時，自然想到在認受性方面，可藉選票顯示意向，予行政長官以貼近民意民情的主張，增添力度。

證諸過去小圈子選舉的「聽 阿爺吹雞」（聞京樂起舞）而投票，港人對《基本法》那句「最終達致由一個有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按民主程序提名後普選產生。」充滿疑惑，因為「廣泛代表 性」，早被「愛國愛黨」人士包抄而失衡。「和平佔中三子」帶頭提出要有「真」普選，泛民「老餅新秀」隨後透過「民間公投」，捧出「公民提名」，京派港共拿 着逸出《基本法》規定的口實，繼聲討誣衊和平佔中行動之後，推出一波又一波的還擊行動，都是一些理性社會罕見、難以置信、非常反智、不是為解決問題而辯 論、集思、溝通、講理，而是與「黨八股」相若，毫無意義的宣傳、表態和蠢動。把政改不同意見的爭拗，激化為幾近敵我矛盾的對壘！

假如說「三 子」表達政改訴求，以「和平佔中」要挾特區和中央政府是策略錯誤，以此舉惹怒北京而招致得不償失的反效果；那麼，人大常委連下三閘的政改框架，筆者今天便 可斷言其對國家和香港的損害，是鑄成大錯！無論習近平總書記怎樣情詞懇切地說「『一國兩制』不會改變」，已經於事無補。

看到中大校園那一萬三千多名參與罷課誓師的學生，大家不難明白北京單方面公布「一國兩制白皮書」與人大的政改設限，是傷透多少熱愛和保護「兩制」不變的港人的感情，年輕一輩的反感和失望，自此把他們從黃金大道的起點引往尋求「命運自決」的長期抗爭路！
政情變色遠近間．

三之三

「回歸」的逆反意義 「佔中」的一體兩面

2014年9月22日

練乙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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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年前的順利「回歸」，終於遮不住九七歷史斷層。過渡平穩，賴於八十年代「民主回歸」帶給港人一線希望；但由於 中共過橋抽板，這個曾經一度鼓舞過、支持過港人爭取在英殖管治完結之後建立公義社會的概念，現在徹底證明無效。歷史的斷裂，經過三十年緩衝，今日重新加 速；京港矛盾深刻不可調和處，比任何時候更清晰暴露在大眾眼前。「民主回歸」失敗，誰要負責？如何負責？香港往何處去？泛民之路在何方？佔中還有意義嗎？ 面對時局，有人失落，有人憤慨，有人奮起，但此刻大家都需要的，是思考的冷力量。筆者今天提出一些新觀點給大家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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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民主回歸」失敗的責任問題

「智慧女神的鷂鷹，只在暮色降臨之際才展翅飛翔。」—黑格爾

「民主回歸」路線失敗，於人大常委把民主政改大門怦然關上的一刻立時明確，沒有人覺得還有爭議的餘地。既然失敗，三十年前提出此綱領的始作俑者，當然應該負責；如何負責方為恰當、有效，在本文第二節探討。這裏首先提一個關於責任的觀點：社運好比法律意義上的有限公司。

在 商界，有限公司若因經營失誤引致他者蒙受損失，須負的責任有限；法律如此對公司責任設限，為的是鼓勵商人創業。按此比喻，事到如今，若視泛民溫和派的領導 如同敵人或比敵人更加罪大惡極、指控他們「和理非非」與統治者和平共處實質是為了那一口不錯的政治飯，因而口誅筆伐有向他們討「一磅肉」然後掃地出門之 勢，乃是過了頭，不但於事無補，亦會削弱未來社運領導提出新路線時的勇氣。在複雜的環境底下，誰能保證一個政治主張可以經得起幾十年的考驗？

當 年討論九七問題，有人反對「民主回歸」乃至任何條件之下的回歸，現在看來，可謂有遠見，但為什麼這些後來證實正確的意見，當時並不成其氣候呢？顯然，那並 不是提出這種意見的人退讓了，也不是「民主回歸」壟斷了港人政治思想，而是在當時的政治環境裏，絕大多數的市民儘管不願回歸（當時的民調清楚說明這點）， 卻無足夠悟性和勇氣公開響應這種主張，即使是在八九六四的激情洗禮之後亦然。

大屠殺之後，大量有條件的四九輩港人火速移民，餘下那些「貧賤 不能移」的，不少成為驚弓之鳥，九七大限將至之際，斷不會公然抗拒回歸自找麻煩，反正時日無多，求得一己善終便算很好。因此，「民主回歸」實乃那個時候民 眾願意公開支持的極限政治綱領。九七之後的十年裏，中共採取韜晦計，香港表面情況沒有想像中壞，偏安想法遂在泛民當中續有市場，慣性延續直到今年夏天。

人 大常委八三一決議的一剎那，「高度自治」之日冕沒落在地平線，香港即進入暮色年代，無數港人包括泛民溫和派於是頓悟。這樣便完全符合了上述黑格爾那段話的 意思：只有到了歷史階段的終結點（日盡落、暮色臨），人類方可通透明白那是什麼一回事（智慧之鳥展翅）。人類對歷史沒有絕對的先見之明。

況 且三十年來的民主事業並非一事無成。泛民不斷與當權派「溫和碰撞」的結果之一是，一般港人包括筆者都學懂了大量關於民主、法治乃至公民抗命的事實和道理， 擺脫殖民時代的那種渾噩，獲得了公民意識，知道要捍衞自身權利，並準備好作爭取民主的實踐。如果民主運動一開始便否定「和理非非」而採取激進姿態和路線， 恐怕多數港人受不了。

因此，筆者願意為泛民溫和派說項（事實上，筆者自己也是相當溫和的）。

二、溫和派如何為路線錯誤負責

公 司經營方針出錯，業務長期不振甚至經常出現虧損，董事局便應更換最高管理層，否則任由公司繼續爛下去，最後或是破產或是被併購，原來的管理層亦難逃下台命 運。商界的公司如此，社運中的政黨亦然。因此，筆者認為泛民溫和派的領導層，在做好佔中和否決假普選方案這兩件事之後，不失時機無條件退下火線，轉身當好 自己黨內的、立會以外的
「backbencher」角色，讓不同主張的泛民在黨內和議會內上位，乃是比較合情合理的問責做法（筆者不同意呂大樂教授上周提 出的「泛民議員立即總辭、不參與補選」的提議，因為那樣做的話，當權派可馬上乘勢極速通過高壓版的「23條」以及大批其他惡法）。

可不可以 「深切反省」之餘，繼續留任呢？在商界，那是沒有可能的事。在民主制度之下，這也不會發生：你管治得不好，政策效率低，民眾不滿意，你就下台，政黨輪替； 就算有些人能夠東山再起，也是過了一段長時間之後。這種慣例，有其理由。公司業務長期不振，或者執政黨失掉民心，通常是因為管理層的整套思路出問題、嚴重 脫離實際，而不是僅僅在一兩個具體大問題上有盲點、一旦克服便豁然開朗。而且，假若原來的領導得以留任，難保不會很快舊病復發。

具體而言，當年提出「民主回歸」，錯誤可說是源於讀不通中國歷史，看不透中共本質。泛民當中有這種「問題往績」者，若繼續長期留在重要位置帶領港人抗赤拒共，不僅難以繼續得到民眾的信任和支持，更會影響泛民各派系之間的合作。

三、八十後領導的政黨很快會出現

筆 者推斷，除非現有的泛民溫和政黨領導層急流勇退，否則新的以年輕人為領導主體的政黨必會於數年之內高姿態出現，削弱甚或取代現有主流泛民政黨的領導地位。 這些可能出現的新的或革新的政黨領導，將以八十後為主，九十後亦必有愈來愈重要角色。一旦出現這個局面，新社運便成型。這個趨勢，並不只是由年齡因素和新 陳代謝的自然規律引起的。

八十後成長於香港的黃金歲月，最早的政治記憶就是八九六四的京港電視畫面，經歷過「後過渡」和「過渡後」時期，成 年於特區紅旗之下，完整見證中共三十年來在港事上的操盤手法，政治上最敏感、最不願妥協，對京港當權派的反感也最強烈，除了跟着來的那批九十後。這兩個年 齡組別的年輕人，在西方稱作Y世代，有其自己的價值觀念、社交習慣、表達方式；西方的政治組織和商業機構都要很小心研究這個世代的年輕人的特點。「佔領華 爾街」運動，就是以這個世代的人為主力。

論能力和識見，八十後、九十後的起點都比較高，因為教育程度比以前的世代高。在西方政界，他們不少 涉足政治，成功上位。法國綠黨的Cecile Duflot，29歲就當了黨魁；紐西蘭的Jami-Lee Ross，25歲當上國家議員；歐盟愛沙尼亞的Taavi Roivas，今年34歲，當首相了。西方的Y世代能夠，香港的八、九十後為何不能？幾年後，更多的同世代人達到投票年齡，代表他們參選立會的贏面就更 高，在現有政黨裏的地位或獨立組黨的能力方面就更強。今年參與學運、組織罷課的「小朋友」，一個個很快就會成為有活力有能力的政治人。這恐怕就是當權派大 事「關心」學生參加罷課的主要原因。

這個由年輕人領導政黨的局面一旦出現，特府統治將更困難，因為這批泛民新鮮政治人沒有七十年代「國粹派」那種背景，與當權派沒有個人關係及任何共同語言。

四、也是「回歸」

「民 主回歸」已死，但爭取民主之心不死，所以真正給丟棄的是「回歸」。不過，九七已過，不歸也歸了，所以對「回歸」的悔意就表現為意念上的「脫北」、感情上的 「離心」。這裏要注意的是，當年的「回歸」乃是「回歸祖國」，而「祖國」乃是共產黨統治的；所以，今天說的「脫北」、「離心」，不只是討厭共產黨，而是也 要離棄這個國家。

討厭共產黨，意思不言而喻；離棄國家，則意念上有不同層次。消極而言，可以包括在政治上不認同中華人民共和國，文化上不認 同大中華（即一般地不接受「中國人」標籤），不再相信不再接受京港當權派說的「高度自治」。積極而言，包括認同中華民國、認同台灣、認同文化中國、認同英 殖管治，主張完全自治（即主張香港成為一個獨立的政治實體），自視為香港民族、主張港獨建國，等等。對「回歸」一旦產生悔意，所有這些不同的積極的離心傾 向，儘管在有些人的眼中完全不切實際，卻都會有不同程度的進賬。人心如此，顛撲不滅。這都是特區在「兩張一梁」（張德江、張曉明、梁振英）左得不像話的管 治路線短短兩年裏助長出的事物，成績「好得很」。

一個意想不到的轉變是，以前港人完全不能接受藏、疆、台獨，但是親身經歷過這兩年的中共打 壓，現在卻對這幾個同樣是在帝國邊境上出現的離心運動，特別是對與宗教密不能分的藏獨，有了一種善意的理解：絕大部分血緣同屬漢族的港人，猶受中共如此無 情對待，藏族這個被中共指為裏通外國、以馬列毛理論認定是低等社會裏的西夷，所受的壓迫與欺凌，於是可以想像出幾分，港人遂因而產生一種同病相憐的感覺。 這本是人之常情，但在中共眼中卻是大逆不道；由此而折射出港人與陸人之間的價值鴻溝，正在把彼此分隔得愈來愈遠，與梁特提倡的港陸融合背道而馳。

然而，本土思潮正在興起，逐漸澎湃。在本土論者眼中，「回歸」二字有全新意義：大中華意識糊弄港人三十年，泛民北望民主恩賜望穿秋水，到頭來一個巴掌一無所獲還得背負「西奴」、「英狗」、「美諜」等罪名；因此，是時候大家死了這條「中國心」，回歸香港。
「歸去來兮，田園將蕪胡不歸！……悟已往之不諫，知來者之可追。實迷途其未遠，覺今是而昨非。」豈止本土派，泛民當中的一些「民主回歸」派，此時大概也會不約而同興此一嘆，願賦「回歸」以反向涵意。

對「回歸」的悔意，引出帶悔意的「回歸」。

五、佔中超越原來意義

這 個「回歸」新意，並不僅僅是一百八十度轉移了「歸」的方向，而是有更豐富的內涵、更多元的關注。過去，泛民政黨過分專注爭取民主，疏忽了很多方面的守護工 作：上水失守了、東北失守了、中環海旁失守了、婦產房失守了、母語失守了、國教失守了、電視失守了、報紙失守了、廉政失守了、聖公會失守了、律師專業團體 失守了、資本染紅了、商戶歸邊了，香港逐步變成服務大陸權貴的補給基地、洗錢中心了……。掛一漏萬，每一個失守處，如今需要收復、守護的，都是一個矛盾、 一個戰鬥。十七年，田園將蕪，胡不歸？
這些，就是香港的深層次矛盾。九七歷史斷層的裂口，並沒有因為「民主回歸」帶來的暫時調和而稍有癒合，反倒是在一方不知不覺之中，變得嚴重了。

佔 中運動，剛好橫亘在這個延後了的九七歷史裂口上。其意義之重大，不僅運動的批評者根本無法理解，還可能超越了佔中發起人、支持者的原來想像。有人認為，失 掉2014民主普選這個具體目的，佔中就失去方向，氣勢無以為繼，但筆者認為剛好相反。正正因為民主訴求碰壁、運動的表層目的剝落了，「佔中為民主」眼看 要落空，大家反而能夠由表及裏看到更廣泛深遠的作用：「佔中衞我城」。這是運動攻與守的一體兩面。爭取民主誠然重要，卻只是其中一面。不同於斯大林時代， 籠罩香港的現代極權主義的威脅，是多層次、全方位、攻擊性的；香港需要守護。佔中已成為所有這些矛盾對抗的序幕。

《信報》特約評論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