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統戰世界的導向已走入國家主義的軌道上

2012年4月17日

黃伯農

中國統戰全球的新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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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首選舉投票日翌日，候任特首梁振英高調到中聯辦會見中方官員。
筆者認 為，他這種做法有兩個策略性部署：一、針對建制派的分裂局面，他意識到若要強化自己這個中港利益代理人角色，便要從中方得到更多政經籌碼去迎接「管治之 戰」；二、透過到訪中聯辦可發出一個訊息：基於中方的支持，梁氏將繼續強化中港以經濟發展為主導的共贏路線，以解決本港民生的深層次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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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認為下屆政府將有助勾畫出今後中國統戰世界的新進路。從政治現實主義的角度看，1949後統戰的目的，均與新中國試圖掙脫以西方為首的新殖民全球霸權有關。筆者認為新中國為了追求國家自由，統戰工作主要以兩枝「桿子」進行：

一、「槍桿子」戰略
即壟斷武裝力量，確保國家保安部隊才有使用武力的最終法理依據和豁免權，並以法律和武力禁制人民使用暴力，把一切視為「分裂顛覆國家」的行為刑事化。
由於香港警察只負責治安工作，解放軍則只負責防務，二十三條立法便是授權「誰」和「怎樣」調查、界定和處理「分裂顛覆國家」行為。由於二十三條立法涉及中國和香港長遠全球部署和核心利益，筆者認為不宜操之過急。

二、「筆桿子」戰略
即壟斷「符號暴力」，確保國家官員、宣傳部門、科研機構和官方喉舌發出的資訊、知識和立論為最科學、客觀和可信的文化霸權地位。最近中聯辦宣傳文體部部長郝鐵川對本港學界關於民調的「科學客觀性」評論便是一例。
由於言論自由乃本港資訊流通的先決條件，筆者認為香港社會「以筆抗筆」乃一健康發展，中方不該疑慮。
中國共產黨（中共）的目的為永久統治中國，並等待時機建設「共產國際」。中共統戰世界大概可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毛澤東時期（1949-1976）
冷戰時期，香港作為殖民地參與以美國為首於東亞和東南亞圍堵共產中國的一環。除了向鄰近各國輸出共產主義和支援有關組織之外，中共更向海外華人進行意識形態的統戰，推廣新中國形象。

由 於共產主義於各地生根，美國於是支援圍堵圈內的盟友作軍法式的專制統治，南韓的朴正熙（1962-1979）和全斗煥（1980-1988）軍政權、國民 黨於台灣的軍法統治（1949-1987）、菲律賓的馬可斯政權（1965-1986），泰國的軍人政權（1976-1988）和印尼的蘇哈圖政權 （1968-1998） 等等，便形成一個右翼包圍圈。受到排共排華的措施和新中國的宣傳影響，很多東南亞華人青年遂決定回歸新中國。

不過，一場文化大革命（1966-1976）的政治運動，卻令這批青年對新中國失去幻想，很多便來到香港；由於他們不適應和抗拒殖民地統治，便歸邊成為本港左派的中流砥柱。
貪腐一時的港英政權所積累的民生問題，於六十年代末終於觸發了以本港左派為首的「六七暴動」。雖然大批左派青年進行抗爭，但在港英政府嚴厲打壓和進行改革（如興建公屋和建立廉政公署）下，中共便只好轉為地下統戰，扶植未來接班人。

第二階段：前鄧小平時期（1978-1989）
由 於要在西方圍堵之下進行開放改革，大批香港和海外華商在中共於各地同鄉會、宗親會、華人商會、族群組織和社團的統戰工作下，回歸中國投資設廠。一方面，中 國吸收這些境外資金和技術以提升綜合國力；另一方面，西方和海外資金則利用這個機遇，令資訊流通和法制較為健全的香港發展成為資金集散的國際金融中心，促 進世界與中國進行交易。
從這個角度看，中共有效利用資本主義不斷擴張的本質，作為自身的經濟發展。筆者認為鄧小平之所以決意收回香港，除了伸張主權之外，也準備要香港成為未來統戰世界的據點。

第三階段：後鄧小平時期（1989-2012）
延續鄧小平路線，1997年後，香港政治上回歸於「一國兩制」的框架內，但經濟上則跟內地漸成一體。縱然於「兩制」的指導思想下運作，由於經濟上的河水已與井水合流，所以內地於政治上對本港的干預，乃物質基礎影響上層政治建築的自然結果。
縱然經濟上與內地融合已成為不可逆轉之勢，政治上香港仍是多元的，並以其「核心價值」為本土意識，有別於中國官方的意識形態。香港於此政治張力中，實可為中國統戰世界作為一個橋頭堡，為集資、交換情報、激發創新和實驗作嘗試。

香港須飾演誠實鏡子
過去，為了滿足國內對資源和商品市場的需要，國家以優惠條件給予發展中國家經濟和社會援助來換取所需，漸促成發展中國家對中國的依賴。自2000年來，由於這些海外活動已涉足別國內政和干預地方社會，所以一直以來沿用的「不干涉別國內政」的外交方針，便有須要變調。

這種趨勢不但吻合是次特首選舉中方高度介入的觀察，最近香港社會的強烈反彈，也印證了近年中國資源主導的經濟外交，於海外不斷碰壁和遭地方人民抗議的觀察。

根據以上分析，中共統戰世界的導向已走入國家主義的軌道上，並從建立共產國際轉移到建設「全球中國」政經體系為目的，與西方全球資本主義系統並行。

筆者認為，由於國家主義者忽視了「國家」這個觀念，其實是一個人造的心理建構，所以於伸張國家意志時，容易受到權、利、名等執迷所綑綁，而忽略民間於經濟發展以外所追求的非國家自由和快樂。

於這歷史軌道上，香港可以做的確很多，除了維持全球「中國通」的角色之外，也要積極追蹤中國於海外的伸展，成為一面誠實的鏡子，這不單有助國家發展，也切合香港現有優勢和未來利益。

最後，筆者想再强調，本港民間的「核心價值」，是香港成為這面全球中國鏡子的先決條件。

作者為香港城市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助理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