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9月12日
政務司長林鄭月娥接受傳媒訪問時，一時感觸流淚，事後解釋是「國民教育事件反映一班人對政府猜 忌；政府盡心盡力，勤政為民，但他們就是不信任，無論說什麼都不相信。」她沒有解釋這群市民有多少，為什麼他們總是不信任政府，他們的數目是否愈來愈多， 以及政府是否已經接受司長的結論，就是無論政府做什麼或說什麼，這群市民都不會信任政府？
既然司長提到國民教育，讓我以個人在這件事上的心路歷程，嘗試解答司長的疑問。
我 於1995年至2000年出任教育統籌司／局長，橫跨97前後。回歸後，政府期望學校加強學生對國家及「一國兩制」的認識，以及鼓勵學校執行國慶升旗等國 民身份認同活動。不少中學生亦參與愈來愈多的往內地交流活動。政府在社會上推行的公民教育，自然地加入國情元素。所以隨着香港回歸祖國，廣義的國民教育其 實已經在學校內及社會上開展，師生和市民完沒有什麼大的疑慮。我於2007年退休。
到了2010年，政府表示為了進一步加強國民教育內容， 建議開設獨立的「德育及國民教育科」。我開始關注這個議題，但抱着正面和信任政府的態度。除了撰文表示原則上接受國教科外，我也接受愛國報章訪問，以「港 式奶茶」作比喻，指出香港社會環境及港人對自由和法治的體現與內地不同，香港可以發揮特色，推行獨有的「港式國民教育」，內容可以包括內地認為敏感的議 題。同樣，政府可以用這個機會，在新的科目內加入中史單元，因為國民教育不能與中國歷史脫離。
在訪問中，我就有人質疑國民教育「洗腦」替政府辯護，認為港式國民教育一定會包括自由、開放及批判思維，而我相信政府會理解和接受（《文匯報》21.6.2011）。
基 於信任，我對政府去年就《德育及國民教育課程指引》的諮詢沒有抱着猜忌的態度。今年5月，當政府公布指引的最新版本時，我撰文表示留意到原來的學習目標被 修正為「培養明辨是非、獨立思考的國民質素」，所以只要政府言行一致，國民教育不會變成洗腦工程（《國民教育可接受》am730 3.5.2012）我承認我當時沒有仔細閱讀整份指示，以及不知道（因為政府沒有宣傳）教育局在國民教育上倡議的情感評估。
今年7月，《中 國模式國家專題教學手冊》曝光，「部分內容偏頗」引起大批家長和學生強烈反彈後，我撰文建議政府做兩件實事：押後一年開展國教科，以及利用這段時間撥款資 助辦學團體和教育機構，甚至個人製作港式國民教育教材（見《押後推行國民教育，支持製作港式教材》25.7.2012）。可惜面對抗議，政府不動如山。
7 月29日，我一生人首先參與國民教育家長關注組和學民思潮組織的大遊行，主要是親身體驗他們對推行國教科的疑慮和對家長（包括我的家人，親友）精神上支 持。我撰文重申政府須積極回應的建議，並對事件帶來的政治衝擊感到憂慮（見《勿讓國民教育激發一國與兩制的矛盾》1.8.2012），結果政府只是宣布成 立一個開展國民教育委員會，即是如期開展國教科，寸步不讓。
8月開始，事件惡化，學生絕食，無數人接力，萬人包圍政府總部。沒有先天性猜忌 政府的學術界、演藝界、廣告界等精英聲援反國教科運動。我對政府的冥頑不靈不理解及徹底失望，於是撰文提出政府撤回開展國教科已成為解決衝突以及避免社會 陷入動盪的唯一辦法（見《國民教育變殘局，政府不撤累港人》5.9.2012）。從原則上支持政府推行國教科到認同政府必須撤回國教科的要求，我親身體會 到（直至立法會選舉前夕，建制派選情危急）政府對民意訴求的種種回應：表面敷衍迴避，實質寸步不讓。在國教科上，政府的言行增加家長和學生的疑慮，甚至可 以說是播下猜忌的種子，及不斷施肥。
解答了司長的問題後，讓我提出不少市民在反國教科運動上產生的另一個疑問：「為何有人對批評國民教育的市民猜忌，甚至指責他們為破壞分子？」
我 堅信（除非有人提出證據）國民教育家長關注組和學民思潮的學生都是抱着單純的憂慮，反對他們擔心有洗腦成分的國教科。我的看法（包括參與遊行及在政總集會 上的觀察）是這兩個組織沒有政治背景及目的，而泛民政黨（包括激進派）亦刻意與這個運動保持距離。倡議必要時罷課的教協，即使有抽水之嫌，也是後知後覺。 相反，因為反對部署多年的國教科的巨大聲浪刺激了部分愛國人士，再加上政府「被迫」與偏頗的教學手冊劃清界線，於是我們看到很多針對性甚至是抹黑個人的言 論。這些言論會否影響政府處理這項危機的彈性，外人無從知悉。但我希望今屆政府，特別是梁特首引以為鑑。
香港回歸已經15年，香港依然有一 批人對批評特區政策（特別是涉及中央）的港人都扣上與政黨、外國勢力聯繫的政治黑帽子。這批強烈愛國愛黨（無論是真心還是投機）人士對政府施政有多大影響 力？他們在建制內外的言行會否增加市民對政府的猜忌？上述問題，值得林鄭司長思考。兩屆政府在國教科上的表現，亦值得梁特首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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