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7月11日
如果特首梁振英可以自由決定，他不會對推動國民教育或二十三條立法有多大興趣，因為兩者都是自找麻煩的事。不過，他無法抗拒執行推動的任務，因為這是他對中央支持自己上任的承諾。
借用某位哲學家的名言——事物總有好壞兩個極端。中共以為國民教育可以改變港人對中共政權的抗拒，所以執意要在香港搞國民教育；筆者認為，這會轉化為反共教育，激起更大矛盾。再借用毛澤東的金句：「搬起石頭打自己的腳」。
在 北京當官而又負責港澳事務者，離不開以中央為主的一國思維，在香港土生土長的梁特首，是時候發揮「香港仔」特有的「世界仔」長處——上有政策、下有對策地 拉倒「國民教育」這項政治任務，把這套東西搞成不倫不類，有名無實，虛應一番，皆大歡喜；否則，如果真的認真落實推行，弄到中小學每星期總要上兩小時「政 治課」（美其名「國民教育」），學生會因為了解國家而加入反共行列。
愛國教育 效果成疑
原因很簡單，教育無論如何以人為本，相信全港中小學教師都很討厭、甚而敵視教育局制訂那無窮無盡的教育政策。無論教育政策指引多麼詳盡仔細，入到教室直接影響學生的還是教師；而影響教師的又是什麼？是教師所受的教育和社會的一般文化。
以為只需幾本標準教材、一套指定動作就可以令香港下一代愛國，從而支持現政權千秋萬代運作下去，是天真幼稚到無以復加的想法。
若 然硬要在中小學插入兩小時國民教育的政治課，這兩小時將是教師用作批判中共現政權種種不是的大好機會。就算規定教師不准發表個人意見，只准定下國情題目讓 學生自由討論，早已給傳媒洗腦的中小學生只會得出「中共這個不民主政權理應被打倒、理應被歷史淘汰」的結論。保守的學生認為應該慢慢來，意識強的一批會坐 言起行，參加政黨的活動或是自行組織起來作出行動。
香港已是多元開放的社會，無人可以開歷史的倒車。中共理應明瞭國內大一的政治課是什麼一回事，標準的教材、標準的答案，學生深知只是形式主義，虛應了事。這一套在香港注定不行。
看看香港的情況，最反共的人（例如小農才子）往往出自左派教育制度。最反共的理應是教會所辦的學校，但它卻生產最多保守的社會精英，成為穩定社會的建制派，可見愛國教育反而最能產生極端反共的人物。
英 國人治港的年代，是不談政治的。英國人絕不會為了統治的需要而強推愛英國的教育；更重要的是，在中小學推行非政治化教育。前《教育條例》中寫明，學校是不 准談論政治的地方，反英反殖只是社會的時尚，例如革命家雄仔就是以反殖民地政權起家的，雄仔還會反美帝國主義，支持第三世界人民抗拒大國霸權，非常有國際 視野，焉會困在議會之內玩「拉布」這樣小格局？
要政治活動大眾化，離不開學校教育之內，而且須從小推行，國民教育就是最好的平台，這是逼老 師學生面對國是大問題的好機會。雖然，中央官員理應不能如港人一樣了解香港，但應該了解港人與內地人的基本不同之處，香港人是愈愛國、愈是反共的，所以推 動愛國教育等同推動反共教育。
香港這幾年以來，湧現大量中學生參與政治的情況，年輕人的隊伍在「六四」和「七一」的遊行中大量出現；到今天為止，筆者未見任何一位政治學者或社會學者能對這個現象提出一個合情合理的解釋。
如果大家認為那是出於激進政客（例如梁國雄和黃毓民）帶頭呼喚的結果，那是不能完整解釋原因的，因為激進的言論從來存在，為何八十後沒有激進起來，而是九十後這幾年忽然高度關心政治？
人權法治 喚醒師生
這一問題筆者想了好幾年，心中有一個答案，今天寫出來讓有相同想法的學者作些研究。筆者認為，這是新高中課程中的單元二和單元三弄出來的副產品——單元二（今日香港）要學生認識人權法治和政治參與；單元三（當代中國）要討論開放改革對新中國的影響。
由於這是考試範圍，沒有一間中學的課堂可以迴避討論這些議題；而自由討論的結果，不問而知，就是師生的政治醒覺都會提高，這亦是為何政府官員到中學與師生對話時備受挑戰的原因。這是區區幾年之前絕對不會發生的事。
在中學之內公開談論政治和國是，是英治時代明令禁絕的事。通識教育是否英國人埋下的地雷，筆者沒有研究，但這是在董建華任內大力推動落實，曾蔭權正式執行。這一科的效果宏大，年輕一代給喚醒了，董建華應記一功。
新高中學制令到中國歷史科被邊緣化，但代表西方價值的人權法治和民主卻成為必修範圍，師生坐言起行，親到「六四」晚會或是「七一」遊行體驗一下，豈不順理成章？
新 高中通識科的香港和中國議題只佔整個課程的一兩成，效果已是如斯驚人，他朝青少年於小學初中就已受教民族振興、人人有責等等大議題——要中國富強，就要發 展民主，要發展真正民主，當然要結束一黨專政；只要有少數年輕人肯北上革命，就可構成星星之火。誰知這星星之火，竟是來自今天的國民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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