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0月17日
毛澤東（1893-1976）冥壽120年將屆，毛的家鄉湖南省湘潭市有一系列「紀念項目」，總投入近20億元；《求是》雜誌則發表文章，宣傳新權要的「反對歷史虛無主義」論，聲稱不能以改革開放的歷史否定改革開放前的歷史，必須肯定毛對兩個時期的「偉大歷史功績」。
極左派和極毛派順着「左風」，頌揚毛的大躍進（1958-1962），又慶祝55年前建立人民公社（1958-1984）是「制度創新」，是讓農民「當家作主」的群眾運動。深改派不贊同「公社幸福論」，認為公社違背民意，破壞農村生產力的發展。
公社是讓農民「當家作主」，還是農奴化的體制，得尊重歷史事實。本文略析公社的體制弊端，特別是兩個「高度集中」、流氓無產者與農奴主。
萬里說公社 農民是奴隸
公 社是家長意志的產物。對於公社的體制弊端，本欄的詮釋之一是兩個「高度集中」：權力的高度集中和土地、工具、物資的高度集中。前者集中於縣和公社、生產大 隊、生產隊幹部；後者是農民的土地、生產工具和私人財物（房屋、牛舍、廚具之類）「公有化」，這是變相侵佔私人的物權。
毛標榜公社「一大二公」。「大」指把規模較小的農業合作社，合併為大的公社；「公」並非極毛派說的「公平、平等」，而是泛指公有，即所謂集體所有。
在 「高度集中」之下，公社建立集體化、軍事化的管控模式，也衍生「一平二調」。平均主義式的攤派工役、財物負擔和分配收穫物，任意調用農民的財物。這是農奴 制，農民哪有「當家作主」？農民失去土地，沒有土地、生產、生活的自主權；甚至沒有人身自由，連到外村探親也要獲批准取得「路條」。
今年97歲的改革家萬里，於1977-1980年擔任中共安徽省委第一書記，長期深入農村調查，推動聯產承包制（或稱包產到戶、分田單幹），後任國務院副總理兼國家農業委員會主任，主管三農（農民、農業、農村）。
萬里的考察結論是：「人民公社實際上是把農民當作『奴隸』……他們失去了生產自主權、產品支配權」。
他說：「農民的種植權，產品的支配權，我們全都管了，農民還有什麼權利？我們有些人搞瞎指揮，什麼他都管，就是不管農民的死活，以至三年困難時期餓死那麼多人，教訓很慘痛！」
是運動群眾 無選擇自由
共青團中央的《中國青年報》發表〈我們離父輩有多遠〉，引述一個「革命幹部」的公社、大煉鋼鐵見聞：「樹砍光了，連一根打狗棍都找不到了，……許多人家切菜沒刀、炒菜沒鍋，燒火沒火鉗」。農民一無所有，能說「當家作主」嗎？
北京的經濟學者張曙光發表〈思想控制還是學術自由〉指出：「在改革開放前的30年內，農民是農奴，連離開農村的自由都沒有，在六十年代初的經濟危機和困難時期，甚至連外出討飯的自由都沒有」。
清華大學社會學教授秦暉說，公社是集中營。
中央黨校的《學習時報》，於10月7發表署名文章〈改革需要深化的幾個認知〉，提及公社對生產力形成「極大束縛」，而承包制打破了這種束縛。
《學習時報》另一署名文章〈反思群眾運動和群眾路線關係〉，論及有些「群眾運動」變成「運動群眾」，「最大的受害者往往是群眾」，大躍進和公社運動有「左傾錯誤」。
極毛派稱，農民現在「很懷念公社時代」。清華大學社會學教授郭于華發表農村調查報告，指出：「我們問農民：你願不願意回到毛澤東那個時代？農民立即回答道：回到那個時代早他媽餓死了！」
流氓無產者 常打罵農民
公社體制的弊端之二，是流氓無產者之類的農村幹部，成為管控農民的農奴主。
政社合一的農村低級官僚體系，機構臃腫，官銜繁多。幹部知識水準大都很低，不少原是地痞、流氓。郭于華研究土改史得出一個結論：「土改當中，最積極、最暴力的都是些不正經的人，村民們稱他們為黑皮、野鬼、混種子，也就是『雜種』，……屬於流氓無產者。」
公社的各級幹部，不少也是這種「積極分子」。
1960年冬下達的〈中共中央關於農村人民公社當前政策問題的緊急指示信〉（俗稱「農村12條」），提到幹部的「五風」：共產風、瞎指揮風、浮誇風，命令風，特殊化風。
高 幹閱讀的《內部參考》（新華社主編），有〈句容縣城東公社「五風」十分嚴重〉一文，記述江蘇省一個公社幹部的綁、吊、跪、撞暴行，說他們「亂打亂罰無法無 天」：「全社打罵群眾的幹部有215人，其中……大隊幹部74人，佔54.78%；……被侵犯群眾1,029人，……三台閣大隊副主任許發金，先後打社員 40人，並將一個19歲的姑娘剝去上衣懸樑吊打，來回推撞。群眾稱他們為新惡霸、活閻王」。
這種「命令風」造成大禍害。中共山東省委原第一書記譚啟龍說：「生產力的破壞，……比日本鬼子的三光政策都厲害……搞不好三面紅旗成了三面黑旗了，人民公社成了人民的敵人了。」
《後漢書．王符列傳》謂：「為國者，必先知民之所苦，禍之所起，然後為之禁」。公社運動的決策、推動者漠視民疾，一意孤行，是釀成上述左禍的主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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