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0月3日
一、香港人爭取普選產生的行政長官和立法會議員，壓根兒不是為了獨立管治，而是希望能夠建構一個認受性較 大、比較公平、願意面對香港全民福祉的運作體制。經過百餘年的殖民統治，香港人早已絕了要求（遑論爭取）獨立的意志，視此為非分之想的人，接近百分之百。 香港是蕞爾小島、彈丸之地，別說要與宗主國分割、鬧獨立，就是作對着幹的抗衡，亦無力無條件。非常明顯，要是沒有《基本法》承諾一人一票選出行政長官和普 選產生的立法會，過慣「政治與我何干」閒散生活的香港人，爭取早日落實普選的立場，不會那麼一致。
十．一前夕，收到中央駐港聯絡辦宣傳文體 部部長郝鐵川的新書《香港基本法爭議問題述評》（下稱《爭議述評》；中華書局），未及細看內容，先看到封底的摘引：「香港社會最根本的共識就是《基本 法》，如果沒有這一共識，就沒有香港的順利回歸，就沒有香港社會總體上濤聲依舊的繁榮穩定，就沒有回歸以來國際社會對香港落實『一國兩制』的普遍好評；如 果這一共識不牢固，香港社會就會充滿不穩定性或不確定性，就會使綜合競爭力慢慢削弱，如果這一共識被打破，香港將會發生巨大的震盪。」
筆者 同意郝氏對《基本法》重要性的看法；不過，《基本法》理應不單是「香港社會的根本共識」，亦是國家對待香港的方針和政策之所本。換句話說，代表國家的人民 政府，何嘗不是一樣有責任按條文、守權責，在香港的有關政策上都得體現《基本法》精神？如果不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與香港特區齊有共識，《基本法》便沒有 存在價值！
憲法的作用在規範政府的權力，即使香港《基本法》之於國家《憲法》是「母法」與「子法」的關係（並不是很多港人同意的觀點），等於說《基本法》雖然受制於中國《憲法》，卻依然有制約中央政府維持對港方針不變的用意。
《爭 議述評》開篇便清晰說出中國《憲法》與香港《基本法》的統屬關係，而從當初「小憲法」或「子法」之類的議論鋪陳，到最後一章關於《基本法》爭議的不同成 因，本書確有客觀事實詳盡、筆墨明快簡潔之勝（對此命題有興趣者應讀此書）。郝氏在法理觀念上，指出不少港人或有疏忽之處，此為中央對港擁有的種種實權和 責任，那是有助認識香港建政基礎的通識素材。老實說，郝氏下筆並無存心偏頗，可是由於觀點仍是從中央駐港官員的立場出發，香港讀者一看之下，很易看到好些 盲點；從這些盲點，又不難明白為何大家誠心誠意捧着《基本法》但彼此的意見落差竟然那麼大。
二、郝書論及香港主權治權不可分 割的時候，先引述鄧小平於一九八七年對《基本法》草委所說的一番話：「中央政府確實不干預特別行政區的具體事務，也不需要干預。」以後還有鄧小平在對香港 有利無害的考慮下，保留中央對香港某些權力的論述。輾轉發揮的論點，進而闡述中央對香港的「限制性管治權」並不止於國防和外交；郝氏引述香港大學學者的著 作，列出十項中央對香港的實權，包括「違憲審查權」和「全國性法律適用於香港」等等。總而言之，中央對香港的權力非常大，那是不容否認的事實，亦是主權 （宗主）國應有的權利。不過，中央若非能夠做到有權不盡用—一如英廷之於舊香港—香港落實「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設想，便會分崩離析甚且化為烏有！
一 個共產黨專政的大國（郝書委婉地稱為「單一制國家」），與一個資本主義的多元小地方，當年為求統一，挖空心思，建構「一國兩制」，最後成功寫進《基本 法》，那是多麼艱巨的功業。要知道，當年國際間長達半個世紀（一九四五年至一九九○年）的「冷戰」，以美國為首的北大西洋公約組織與以蘇聯為首的華沙公 約，在政治、外交以至經濟上長期對峙對抗，所以如此，根本原因就是共產主義的「單一制國家」與資本主義的多元國家互不相容、分庭抗禮、仇視敵視。雖說香港 前途談判開始時，中國已經實施經濟開放，畢竟仍在摸索的起步階段，但在香港問題，已有如此胸懷氣度，讓香港平穩過渡、順利回歸，港人實應額手稱慶。
然 而，理想再高遠、構思再偉大，還要成功貫徹並順利運作才竟全功。無論共產主義抹上多少中國特色，「中國特色」再稠濃的黨人亦難掩其共產黨本色；他們對香港 被英國人熏染的盎格魯撒克遜資本主義（Anglo-Saxon Capitalism）早存惡意、從無好感。一九九一年「冷戰」告終，「蘇東波」（蘇聯及其東歐衛星國以至華沙公約〔總部設於波蘭〕）風流雲散，中國成為 非常少數可說是碩果僅存的共產黨專政大國，當年北京高度戒備外國勢力滲透、敗壞專政綱紀，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取態。
香港是國際都會，華洋雜處 是最大亦是必然的特色；這裏因為訊息迅速流通，出入境自由加上國際語言英語普及，過去一直是西方國家其中一個刺探東亞各國政情的諜報中心。回歸以後，香港 是中國境內唯一的一塊不是完全受制於共產黨專政的「自耕地」，在北京心目中，也許是外力滲透內地的一個缺口，明裏抗拒、暗裏提防，是應有之義；不過，從 「前朝」生活過來、素與外國人有點交往的港人，他們或與故舊聯繫，或與新交接觸，又或於演說及私語內容觸及關乎中港政治體制自由民主的話題，又哪用大驚小 怪？因此公然宣示不滿，把這類人標籤為漢奸、走狗，除了顯得毛躁幼稚，哪有警戒作用！單一制國家與多元化開放社會，有無可抹煞的分歧，那是否當年溫家寶總 理心目中香港管治的「深層次矛盾」？筆者未敢妄斷，說那是香港「高度自治」的「潘朵拉盒子」，筆者絕不置疑。
三、《爭議述 評》多次引用港大法律學者、「佔中三子」之一戴耀廷的言論，其中（頁一五九）一段是：「對『一國兩制』的不同理解，造成『一國者』和『兩制者』之間很深的 不信任。這種不信任將會破壞『一國兩制』的基礎。若繼續惡化下去，可能不是『一國兩制』，而是『兩國兩制』或『一國一制』。出現『一國一制』的可能性會更 高，因為香港根本沒有可能成為一個獨立的國家。他（應指戴教授）呼籲現在必須衝破這種不信任的惡性循環，重新建立『一國者』和『兩制者』之間的信任，通過 相互更深的認識和對對方不同看法有更大的接納，開展一個新的階段。」
如何開展那樣的新階段？回看董建華作為「開區之首」，很多政策不是功敗 垂成，便是徒勞無功；而最為實在的，很多人只能想起《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CEPA〔Closer Economic Partnership Arrangement〕），那是通過減少市場壁壘及政府法例，以加強香港和中國的經濟貿易聯繫，其用意與效果均不錯！假如能就《基本法》化解分歧、凝聚 「更緊密共識」，組成近似當年《基本法》起草諮詢委員會、沒有法定權力的諮詢組織，應有別於只邀請「自己人」參與的「基本法委員會」，又或將此委員會的人 選「多元化」，包攬「異見」專才，由國內與香港專家組成以詮釋《基本法》的落實工作與取向，把充分辯論的見解提供人大常委會在作出任何有關香港《基本法》 的解釋甚至修訂決定的參考。此意未知是否可行？
《基本法》裏沒有「愛國愛港」的明文規定，可是鄧小平生前確曾三番四次提到要由「愛國愛港」 人士「治港」；不過，當掌權者以順我者「愛國」、支持我者「愛港」為藉口扭曲面對全民的管治，只在意於某個階層的利益，漠視全港市民的福祉，令民怨沸騰， 如此敗壞的管治，港人該怎麼辦？
《基本法》「留白」的空間甚多，中央一旦改為對港行使屬於主權的所有各項實權，港人再無立足於「治港」的餘 地。河水泛濫，井水便「被消失」；《基本法》原是擋隔河水的堤壩，有人發現堤壩「漏水」，有些勇於承擔的港人如「佔中三子十死士」，效法傳說中的那位荷蘭 小孩，試圖以手指堵塞漏洞，能否遏制決堤，有待事實證明。那個故事純屬虛構，香港卻是危機！
‧治絲愈棼的香港政治．四之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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