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0月8日
一、政府終於在上月底公布《二○一二年香港貧窮情況報告》，據本報報道，當局採用「相對貧窮概念」，把貧窮 水平定於住戶（家庭）入息中位數的一半，據此，本港約七百一十萬人口中，有一百三十一萬二千人即佔人口百分之十九點六屬於「貧窮」；在扣除納（直接）稅而 又把受惠的現金福利、綜援、生果金及交通津貼等當作入息後，貧窮人口便降至一百零二萬，比貧窮率未作「福利計算」前減四點四個百分點，減幅約百分之二十； 如果把私人慈善捐款、馬會及形形色色非政府機構捐助以至政黨為誘使選民投其一票的免費飲食遊樂等併入其內，本港貧窮人口肯定跌至百萬以下！
相 信本報讀者都生活在貧窮線之上，但並不等於他們不應關心此一有普世性的現象。讀者也許會說，貧窮線以下家庭的住所狹窄湫隘，是香港人稠地少應有之象；然 而，這些家庭大都享有上述種種可以「量化」的福利，還有免費教育、低費醫療服務，再加上不少家庭有若干現代化電器家庭用品（appliance）如雪櫃、 電視、煤電爐、風扇甚至空調，以及電腦和手機等，貧窮線下家庭的生活並不太差。這種說法不能說不合理，這類家庭的物質生活條件的確能夠媲美八十年代的中產 家庭，但社會財富不斷累積、科技進化一日千里，那些一二十年前被視為奢侈品的東西，隨着公平意識的提高，已逐漸成為平民百姓的日常必需品。事實上，它們的 價格，由於市場競爭，這五六十年來升幅有限；另一方面，工資則持續上升（實質工資倒退是近年的事）。筆者未見本港的數據，以比較完備的美國統計（據美國奮 進學社〔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 AEI〕一位研究員於九月二十七日所引的數據），家庭必備的十一種必需品（洗衣機、乾衣機、洗碗碟機、雪櫃、冷藏櫃、煤氣爐、咖啡壺、攪拌機、烘麵包〔多 士〕爐及吸塵機）在一九五五年共售一千八百五十一元（美元．下同），賺取平均工資的人需要工作八百八十五點六小時才能購得；一九七三年這兩項數字依次為二 千二百七十二元和五百七十五點二小時，到了今年二○一三年，它們分別為三千二百八十九元及一百七十點四小時。這等於說，比較上貧窮的家庭已能夠輕易享受這 些展示科技普及化的「物質文明」！香港家庭的必需品與美國的不盡相同，惟筆者相信這五六十年來，就業家庭收入的增幅肯定比物價漲幅高。如果這種估計不致遠 離事實，等於現在再不能用「舊眼光」去看貧窮問題！
二、貧窮線是英國基督教公誼會（Quaker，亦音譯貴格會）教友約瑟 夫．能得利（英國約克郡〔York〕「能得利糖果廠」東主）讀化學的大兒子本傑明．施保．能得利（B. Seebohm Rowntree, 1871-1954）於一九○一年的「發明」。一句話，富二代的施保對十八世紀末期約克郡貧富懸殊現象深感不安，一八九九年加入糖果廠後，「不務本業」， 收集該郡一萬一千五百六十多個家庭（共四萬六千七百五十四個成員）的物質生活數據，花了兩年時間，於一九○一年寫成《貧困—城鎮生活研究》 （Poverty : A Study of Town Life；多次再版，最近一次在二○一○年），於比較貧、富及「中產」生活狀況後，得出一個四口之家每周最低需用十先令六便士（成年人平均三先令，三歲至 十八歲兒童平均二先令三便士），才能過「正當生活」（a healthy life），其支出包括保暖和照明的能源、租金、食物、衣服及「家庭雜支」（包括每周一次「豌豆布甸加熏肉」）。如今香港人大都知道「能得利果味橡皮糖」 （該公司一九八八年為瑞士「雀巢」收購），知道貧窮線以至因此衍生的扶貧（福利）政策皆從施保．能得利這本社會學劃時代著作而來的人，相信不會太多。
百 餘年前，貧窮線定於求得溫飽的代價，隨着「時代進步」，人活得愈有尊嚴，基本生活包括的東西比百年前多出不少；百餘年來對貧富問題「鍥而不捨」的「約瑟 夫．能得利基金」（The J. Rowntree Foundation），現在把「正當生活」的條件包括每年一次「自助假期」（self-catering holiday）、通訊用手機（no-frills mobile phone）和每兩年購買一套普通常服（a cheap suit）。這類如今不少港人仍視為奢侈（起碼不屬必需日用）品的「物質文明」，所以被視為「正當生活」的必需品，是因為惟有如此，人才能融入社會，過正 常的社會生活。換句話說，包括香港在內的經濟發達社會，對人的基本生活需求已不僅限於溫飽。這是釐定「扶貧」政策者必須注意之處。
阿當．史 密斯在一七七六年初版的《原富》（希望讀者對之不會生厭）中提及貧窮現象，以生動的例子說明貧窮定義隨經濟發展不斷「提升」：「希臘和羅馬人不會因為沒有 亞麻布衣服而不自在，但如今在歐洲，一個稱職（creditable）的勞工若無法購買亞麻布衣服，他會無地自容。」今日窮人家有多種「家電」並且有旅行 及使用先進科技發明的訴求，應該都在史密斯預期之中！
三、大概是數月前，筆者在這裏寫過「天下無難事」這句「勵志」話不周 延，因為天下確有解決不了的難事，這便是「致富」，今天要加上另一項「難事」，此為「滅貧」；昨天李偉才在〈貧窮是被製造的〉一文的觀點非常正確，但正如 李光耀（見阿里遜〔G. Allison〕等人的《李光耀》）所說，拉近貧富的目標崇高、工作重要，但在資本主義社會，某種程度的不均（some inequality）是揮之不去的，因為人的智力（intellect）、努力和運氣，始終有重大差異，這種「差異」，是造成「不平等」的根源。李光耀 沒提及的是，人看待金錢和消費的「哲學」亦有重大分別，有人儲蓄（延後消費）有人傾向先使未來錢（把資產當抵押品），結果有霄壤之別；多年前筆者常舉的例 子是，發給每名港人一百萬元，讓他們自由支配這筆錢，十年後他們有的成為富翁有人淪為赤貧……。
為了彌補種種缺失令人類「均富」，世上不少 有心（加有錢）人及對祖先掠奪破壞令一些國家一窮二白而生悔意的發達國家，這些年來撥出巨款「扶貧」，但成效不彰，這從聯合國、各國以至非政府組織都在 「扶貧」上可見。美國記者妮娜．孟克用六年時間「追蹤」致力「滅貧」的哥倫比亞經濟學教授沙殊在撒哈拉的工作，寫成《理想主義者—沙殊和滅貧問題》 （Nina Munk : J. Sachs and the Quest of End Poverty），對沙殊充滿仰慕崇拜之心的孟克，最後不得不指出在二○○五年寫下《滅貧》（The End Poverty）這本暢銷書的名教授，雖然獲哥倫比亞大學的「地球學社」、聯合國發展計劃及索羅斯的資助和支援，但沙殊致力改造（投入大量人力財力）的十 二條鄉村，都無法「自立」……。沙殊的「滅貧」無法「達標」，功敗垂成，原因不在他的方法不對，他的確「對症下藥」，但病人並未照醫生的指示服藥、養病， 病情難有起色，理所當然。
事實上，因為人有「賢不肖」，因此「財富分配不均」，是普世現象，在學者專家力謀把之「扯平」不遂之後，現在有人 要政府立法派錢令全國成年人有「基本收入」，以此彌補「收入不均」（income inequality）之過。十月三日，瑞士若干草根組織，發起一項十萬人簽名（進行公投的「最低要求」）運動，希望藉民意迫使政府每月發給每個成年人二 千五百瑞郎（約合二千八百美元）的「月薪」，同時建議立法限制公司最高負責人月薪不得超過公司最低級員工的年薪（所謂一比十二倡議〔1:12 initiative〕）。瑞士將於十一月二十四日就此「議程」進行全民公投；一旦成事，瑞士將成世上第一個有公平「基本收入」的國家……。但瑞士的貧富 懸殊會因此而拉近嗎？答案恐怕是否定的。
考慮種種不同學科學者及社會評論家的「扶貧」和「滅窮」方案後，筆者以為比較有效提高人們收入的方 法是發起一場「勤勞（努力工作）革命」（Industrious Revolution），此為加州巴克萊大學經濟史家Jan de Vries於一九九九年提出的主張（二○○八年同名專著由劍大出版社出版），他認為「工業革命」若沒有大量工人特別是婦孺的廉價勞工投入市場，不分晝夜地 工作，「工業革命」無法取得輝煌成就……。筆者現在借用這種意念，認為惟有全神投入工作才能增加收入，「勤勞革命」因此有助人民「增富」；但這不等於能夠 「滅窮」，因為人有良莠之分，他們所得的物質報酬不可能均等，不均等催生貧富且必然導致貧富懸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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