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7月18日 星期四

營塑「大香港人」抗雙重矮化 倡重新認同劉家良李小龍

2013年7月17日

近年有關香港人身分認同的爭論,主要分為兩大派。一派被稱為「大中華主義者」,他們愛國愛民,深信香港與中國的命運連成一 線,港人有義務為內地爭取民主;而另一派,則是以陳雲為核心人物的「本土派」,他們堅持中港區隔,經常聲討內地人隨處大小便和搶購資源的「惡行」,甚至不 承認自己是中國人。

在這種敵我分明,非「大中華」即「本土」的張力之下,文化人劉細良在今年書展推出的著作《大香港人》中,就嘗試提出「第 三條路」。他不甘於停留在指罵強國人的層次上,也非提倡分離意識,只是希望港人能夠「文化覺醒」,認清香港傳承了的珍貴中國文化,建立自己的主體性,以後 才可有自尊地、有底氣地挺起腰板做人。按劉細良的說法,今天香港人在身份定位上如此焦慮不安,正是因為「連自己有寶都唔知」!

至於港人在中國文化的承傳上,究竟有何成就?劉細良以兩位功夫宗師李小龍和劉家良為例,細說「香港仔精神」如何令這個本屬邊陲地區的小漁港,化身為中國文化的最大出口地。

劉 細良說,所謂的「大香港人」分為兩個層次。其一,80年代的香港經濟起飛,港人自信心爆棚,深信自己無所不能,因此也變得財大氣粗,「貴價酒也是一大杯一 大杯地喝,其實很像今天的強國人」。而另一個層次,亦是劉細良在書中重點想探討的,就是香港在中華文化上的優越地位,「到今日為止,華人文化真正有向世界 輸出的,就只有李小龍,以及香港電影。你可以說在市場上,中國電影較為蓬勃,但就只有香港,才真的建立過一套電影語言和美學標準」。

李小龍 生於美國三藩市唐人街,幼時在香港生活,成年後到美國讀書,再輾轉回流至香港演出《唐山大兄》,自此一舉成名。有趣的是,李小龍父親是粵劇四大名丑之一的 李海泉,家庭背景本來有濃厚的中國色彩,他自己也曾參演不少「粵語殘片」;不過,他同時操一口流利英語,妻子又是洋人,而且在美國的大學修讀哲學,思想非 常西化。在中西衝擊之下,成就了一位把中國功夫文化傳至西方的一代宗師。

「香港從來都是一個East meets West的地方。在文化承傳上,香港未必是所有華人地區中最好,但一定是最有趣和最多元化的地方。」劉細良認為,李小龍以電影把功夫輸出到全世界,正正印 證了香港人那份創造力。因為我們自由而具冒險精神,拚搏之餘又有語言優勢,在多個歷史的偶然上,才能造就出一個李小龍,「李小龍用英語表達道家思想、老莊 哲學,這是洋人沒有想過的,他們當然會有驚喜」。

港產電影保留傳統文化

假如李小龍是代表「靈活創新、薰陶西 方」的文化傳承人,那麼在同時期平行而走的功夫導演劉家良,則肯定是「保留傳統、扎根武術」的表表者。劉家良與李小龍一樣,自小跟從父親到片場拍戲,但兩 人走的路卻是截然不同。劉家良的父親劉湛是林世榮之徒,換言之劉家良是黃飛鴻的第四代傳人。劉湛一家本來在廣州生活,1949年中共建國後才遷至香港定 居,自此沒有在外國長住。至於劉家良自己,自小就學習正宗洪拳,後來拍攝的電影亦充滿華人色彩,成名作也是以古裝片為主,可見他的整個人生,與李小龍的西 化經歷是一個強烈對比。

然而,這樣一個傳統老派的練武之人,在保留功夫文化的同時,也在不知不覺間把中國文化輸出外國。劉細良認為,李小龍把詠春帶向全世界,劉家良則帶洪拳走向全世界,「劉家良拍戲時未必想過要輸出西方,他只是很專心地把洪拳融入戲劇之中,將功夫變成戲劇的主體」。

而現實上,他的電影很早已經傳至歐洲,後來更啟發了昆頓塔倫天奴創作《標殺令》系列,劉細良坦言,「如果沒有了香港電影,很難想像功夫今天的破落程度會有幾大」。

李小龍和劉家良,一個西化一個傳統,卻都能把中國文化保留並帶至全世界。而真正的「大香港人」,或許就應該是兩人的合體:既可保留傳統中國文化,又能利用香港中西交會的優勢將之發揚光大,這才是香港最珍貴的價值。

香港從來沒有離開過中國文化

《大 香港人》寫道,從地理上廣東嶺南文化屬蠻夷之地,因此香港本來是中國文化的邊陲地帶,不過共產黨建政後實行反傳統主義,內地傳統學者來港避難,國學、國醫 及國術等民國傳統反而在香港生根、發展、甚至走向世界,香港「竟然」自此成為了文化中心,「一般內地官員認為回歸後先要去殖脫殖,重新回到中國文化母體 中。但百多年殖民歷史中,英國人視香港為一通商港,因此無必要在文化上進行殖民,而中國歷史文化及廣東地區民俗傳統也得以流傳下來……香港人為何要反過來 學習內地經共產黨改造篩選過的所謂中國歷史文化呢?不是內地反過來向香港學習嗎?」

劉細良說,之所以要寫這一本書,是因為眼見香港人的底氣不足,缺乏對文化的自信,所以每當見到內地富豪和官員的指指點點,香港人就立刻不知如何是好,「我們自卑,是因為我們連自己值錢在哪裏也不知道!」

他指出,無論是繁體字、廣東話、殯葬和祭祀等,香港都保留了傳統的中國文化,反而大部分都已經在內地失傳,「就好似宗族文化咁,中國自共產黨推行公社化後已經消失,但香港的新界鄉村至今仍然保存住,根本我哋就冇離開過中國文化,只係唔知自己有寶」。

他 續指,香港人受殖民地歷史影響,一直自我地雙重矮化。1949年後南來的中國文人視香港為文化沙漠,是第一重矮化;而相比起上層西方為主的精英文化,本土 庶民文化難登大雅之堂,因此造成港人第二重矮化。所以,當務之急是要認清自己的文化地位,「香港對此的討論是太遲,不是太早;是太少,不是太多」。在這層 面上,他肯定陳雲的貢獻,因為陳雲推動了有關文化身份的討論。

然而,在建構身份的同時,會否出現北京所擔心的港獨意識?劉細良認為,的確, 中共建國以來不斷摧毀中國文化,因此香港對中國文化的覺醒,必然會伴隨反共的情緒而來。當年殖民地政府推動中文大學成立,正是希望借助中國傳統文化來對抗 共產意識。不過,這情緒距離港獨還差得很遠,「潮州人也很團結,也有自己獨特的生活方式,但幾時見過會有『潮獨』?講獨立是要有一個建國綱領的,現在香港 什麼也沒有,有什麼好擔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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