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月24日
梁振英《施政報告》最耀眼的亮點，竟是「自主創新」的十多個委員會和研究諮詢機構，給人揶揄為「委員會治港」。正面看，他是把治港和施政帶回「進入問題、認識香港中國世界」的起點，比董建華實事求是，正是香港現在所急需。
香港和中國沒有「一國兩制、高度自治」所需的基礎人文知識，如肯從基礎人文知識上開始補課，或可開出新天地和新進路，對香港、對中國和對世界都可以功德無量。
今 天一如百多年來香港的問題，不在一時一地一種的施政政策，不在「立竿見影」的操作技術，也不單在個人或機構，而在香港（和中國）的整體人文體系、體制和思 維、決策與辦事方式、思想和感情，以及中港的自我身份認同、香港與中國和世界的關係，層層交叉重疊牽繫、累積和轉化變種。
姓「官」姓「民」不清不楚
以金融發展局為例，平情而論客觀上有其需要，中國需要香港、香港需要中國，金融正好結合「香港的世界標準、中國的資源腹地」，中港互補互濟；如預備充分，大可光明正大建制開展，但現在不知深淺、以不知為知，粗放出台，落得性質和定位游離，姓「官」姓「民」不清不楚。
究 其因由，是當權者及主事者主觀唯意志，沒視金發局為一種學問、一個知識體系，沒基本先搞通是什麼、可以是什麼、中港的能力和須要怎調配、現實與理念之間的 距離、應走什麼路和採什麼策略；只是純從專業和行業的現有「BOX（技術操作）知識」，不知金融的來歷與原理、社會地位及人文意義。政府和業界陷在BOX 中，沒看今天外面的社會人心、人文景氣和歷史潮流。
金發局一如三司十五局架構，夾在中港「整體人文體系、體制和思維、決策與辦事方式、思想 和感情，以及港人自我身份認同、與中國和世界的關係」的「雙重」中，政府完全無視、忽視、輕視這些「現實」，無所因應。特區政府秉承中央，一起不正確正視 香港的「現實」，而是以「我」為現實，粗放硬闖蠻幹。高鐵大橋西九都如此，董建華、曾蔭權和梁振英都如此。
「一國兩制、高度自治」實施十多 年來，諸事不順，主因是歷史上中國的「香港觀」的偏差，視香港為異質異類異端，其次原因是目前把「香港問題」錯誤理解和公式建構。現在香港出問題，中國一 錯在只從個別零散的操作技術看問題，二錯在推諉過九七前的香港體制（英人地雷）和精英層（人心未回歸）阻礙。兩個錯誤引致一個邏輯的結論，就是要清理原有 的香港體制和精英層（掃雷），替港人換腦換心，讓中國幾十年構想的一套治港方略可以盡量、全面、徹底實施。這個「國策」之下，恐怕沒人可以做好特首，香港 只能由中國消耗掉（五十年）。
必須回歸正確座標
中國一方面視香港為異質異類異端，一方面卻又不認識、不承認香港是「實體性」和「他者」，對港政策常自陷這重矛盾的被動中；（部分）香港現在反過來視中國這新興巨大「實體性」為「他者」。「癌」是百多二百種病毒的總稱，它們的共通處是由一個異變細胞開始，不斷演變和擴散。
香 港就像是中國體內的「癌」，佛教東來之後最強、最複雜、最完整的細胞異變。中國的「香港觀」把天才奇迹視為畸形傷殘，要改造香港，「正常化」，糾正歷史的 歪曲和顛倒。三個特首都在偏差的中國的「香港觀」下零敲碎打。中國、特區政府和特首都不會想到香港出問題正是出在中國的「香港觀」。
「一國 兩制、高度自治」要回歸正軌，中國必須回歸中西人文大景觀的正確座標，改變「香港觀」，接受一個「香港是怎樣就是怎樣」的香港（A Hong Kong What Hong Kong is），把香港百多年的（歷史先行先進）異質異類異端作為中國政經、社會及文化的組成部份內容。三十多年前廖承志他們構思時，有這個初步粗放想法。鄧小平 要造百個香港，如非不知香港為何物，也應有這個想法。金發局其實也可以結合「香港的世界標準、中國的資源腹地」，朝這方面發展。
三十多年前，中國從文革黑洞中出來，「但驚天地寬」，才知自己九七前三十年的「香港觀」的主觀唯心偏差。現在歷史在等待中國「進入問題、認識香港中國世界」的起點、改變「香港觀」這一刻的再到來。
「香港學」協會主席、牛津大學Green Templeton學院訪問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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