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0月24日
特首梁振英在立法會首日會議當天，君臨天下到立法會發表第二份迷你《施政報告》，又表明 不接受提問，這是打破憲政慣例的做法；筆者奇怪泛民為何不集體退席抗議。行政首長應邀到議會發表重要談話，本是給面子的做法，但他身為非民選特首到半民選 的議會發言，卻教訓港人不應「仇外」而人民代表卻無知無覺，沒有抗議行為，是對不起選民的。
梁振英發言的重中之重是代表中央警告港 人，他說港人須「有守有為」，其實出言甚重，完全是代中央教訓香港人，不單在回應他所說的「閉關鎖港」，也回應針對他個人的「割地賣港」、「赤化香港」； 更重要的是，中共極不高興的龍獅旗、陳雲所談的漸成氣候的「城邦自治論」。梁振英針對性地談及「一國兩制」下據《基本法》規定的「高度自治」，不是「其他 形式和內涵的自治」。
中央隱瞞港人貢獻
似乎沒有人研究最令筆者反感的一個四字詞語，他叫港人「有守有為」。這 個用語大家不多見，也封建得很，它出自《尚書》：「凡厥庶民，有猷有為有守」。庶民自然指普通人，港人不能要求中央政府或梁振英治港之時要「有守有為」。 其實，調轉可能更有道理——「有守」是指操守，梁振英的誠信問題尚未解決；「有為」指有貢獻，他的確暫時全無政績，也自然沒有貢獻。
梁振英 叫港人處理中港關係時要「有守有為」，是明顯地指着和尚罵禿奴。不過，可否清楚說明港人什麼地方沒有操守？為何香港對中國沒有貢獻？中共官方宣傳從來矮化 香港的成就，這是給內地人看的宣傳，不是事實；梁振英用上同一說法，證明他代表的不是港人利益，不維護港人的特首，不是香港人的特首。
梁振英指的沒有操守行為，有港人在遊行示威時拿出港英時代的龍獅旗。正如筆者上周文章所指，出現這些情況共官不能只是心痛而是要慚愧自疚，為何無法爭取香港民心這樣失敗。港人對中國政治經濟貢獻之大，足可以寫成無數博士論文，只是官方一直歪曲事實。
不 是太久遠的事，深圳八十年代才建市，當年的口號是什麼？為何官方故意不提？是「全國學深圳，深圳學香港」，沒有香港的經驗，就沒有深圳特區的成功，沒有深 圳特區的成功就沒有全國特區的成功，也就沒有改革開放的成功。全國第一個股市交易所設在深圳，就是要方便學習香港的東西。香港人在中國這三十年來的發展居 功第一，誰能否定這一說法？
筆者不介意中共宣傳殖民時代國家以大量廉價日常用品供應港人令港人生活更好，但亦應如實介紹直到八十年代中期中 國四成的外滙來自與香港的貿易，更別說五十年代全球圍堵中共之時，香港走私軍用必需品回國的窗口作用。大躍進時期，港人收容和救助數以百萬計的同胞，香港 人何愧於祖國？何以落得今天「無操守、無作為」的譏諷！
老一輩的港人如筆者尚健在，生活安逸，令不少人成為宅伯，但也不要恐嚇我們，只要能 回復六七十年代的勤勞，港人絕對可以獨立於中國之外而不會在經濟上倒下來。我們成長的戰後三十年，港人有依靠過中國的資金、技術、人才嗎？殖民地統治政治 上並不愉快，但有自由有發展，香港從來是內地人的夢中天堂，而不是官方宣傳的一個受盡壓迫、承受「百年滄桑」亟待解放的地方。面對今天前所未有的逆境，港 人理所當然不會逆來順受，而有權大聲說「不」。
香港人從來都愛國，雖然經過六十年代「左仔」發動暴亂和文革的瘋狂，港人還是以中國人的身份 堂堂正正地發動全球的保釣運動。筆者的形容是香港人比大陸人更愛國，比大陸人更中國人，到了八十年代回歸問題興起，支持回歸的不是今天的建制派，而是早期 的泛民主派（李柱銘、李鵬飛、李國能等才俊例外），是例如筆者一類普通不過的香港人，范徐麗泰和譚慧珠的親英媚行與今天的愛國嘴臉同樣令人作嘔。
香港難免亂一次
一 紙聯合聲明，漏洞百出，由親建制派人士與中共代表所創製的《基本法》更是魔鬼處處，這都不是香港人的錯，而大家只求在不斷被曲解的《基本法》之中「維 權」，反被污衊為想搞「獨立」。香港人爭民主、紀念六四、支持國內維權人士，正是心繫中國的長遠發展。港共官僚要插手香港的政治，港共政客拉攏兩面討好的 獨立政客，企圖在政治上壟斷權力，這些人自私自利，只顧自己利益，又何愛國之有？
梁振英百日未能維新，未能成功解決港人住屋困難，連千元生果金也善財難捨，令香港矛盾處處。中共最成功的，只是拉一派、打一派地分化民主派，令他們變成一盤散沙，在立法會這些憲制之內的地方玩不出什麼名堂，這是港人看在眼裏，憂在心裏的。
結 果，就是香港人的自我起動。近年港人搞社運已經不須泛民政治帶引，民間已經有豐富自我起動的經驗，民間力量從來都存在，從前是起動於關心國家前途的大事件 （例如六四），近來轉化為抗拒中央干預香港的自治意識；兩年後的政改，將會是中港矛盾積壓多年的一次大爆發，香港難免要亂一次。這也許不是壞事，大亂一次 可以令剛愎自用的專政者頭腦清醒一些，而香港人亦可以奪回對中共說「不」的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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