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0月24日
一、外遊期間，香港發生多番牽動人心事故，就新聞性看，雖說已成過去，但身為時事 評論人，「不吐不快」。十一國慶晚上造成重大人命傷亡的撞船意外，令人錯愕、難過，儘管有關當局忙於善後，又委任業餘「航海專家」負責調查肇事原因、修補 漏洞，然而，意外就是意外，人力可挽的空間畢竟有限。
海難衍生了政治話題，皆因中聯辦副主任李剛直接介入事件，高姿態赴撞船現場「考察」之 外，尚越俎代庖，聯絡廣東尋求援手，其以一派指揮若定的口吻着港人放心，也許出於一片好心、也許是做慣「父母官」的慣性使然，結果惹來市民諸多疑問甚至引 起深化的不安，認為他的言行舉止反映了行政長官梁振英是在西環指揮棒下唯諾行事的事務性官員，所謂高度自治的香港特區領導人，只不過是從屬於中聯辦的一員 代辦！
李剛當天的作為，究竟是他個人勇於任事的性格使然，促使他站到鏡頭前指手劃腳（令人聯想到內地天災人禍時領導人親赴災情場地指導救援 工作的情景），還是中聯辦早獲北京領導人面授機宜，對不論大小的香港事務均應以責無旁貸的態度應對？什麼是正確答案，筆者不得而知。反正李剛的介入與關 懷，令相當部分港人為海難愁困憂傷之餘，更為高度自治是否已經淪陷而增添煩擾。除了在政制改革和議會選舉露了強有力的一手，如今連香港處理人禍意外事故也 擺出「督師」的架勢，特區政府，尤其是梁振英的行政長官地位愈形矮化，路人皆見。看來南下官員對與特區政府和香港事務保持適度距離上已無罣礙，可惜，他們 的出現特別是站到台前指點江山，往往是幫倒忙，不僅於事無補，甚且弄巧反拙—何以致此，負責香港事務的最高當局宜深切反思。
西環在香港的角色，令人想起前朝獨有的政治顧問，這名由倫敦直接委派、附於港督府（辦事處）的「京官」，很少露面，而在公開場合出現時，永遠讓人感到他是香港總督的屬員而非英國派來監督、指導港督的欽差！
二、基 本法委員會副主任梁愛詩在一次公開講話中指出，香港法官對中央與特區的關係，缺乏認識；而律師又只懂得以普通法解釋《基本法》，所以，一九九九年的居港權 案中法院才作出挑戰中央的錯誤決定。她認為法官在判案時經常以個人權利為優先考慮，未有平衡個人權利和公共權利，與她的期望「有差距」，她因此認為雙非問 題的解決方法，應由行政長官以執行《基本法》遇到困難為由，向國務院提交報告，要求人大釋法。
大律師公會與香港律師會分別就此發表聲明，就 梁愛詩的言論提出異議，指出法院承認人大常委可按基本法解釋條文，但香港司法體系認同普通法，故此可據之以詮釋法律條文，《基本法》當然包括在內；聲明又 稱，任何干擾司法獨立或可能被視為干擾司法獨立的事，即使不違法，亦均須嚴加防範並慎重處理。律師會的聲明則指陳，香港法官的質素、品格及威望，一直受到 尊重，政府若就雙非糾纏提請人大釋法，會削弱終審法院的地位和權威。
由於未讀（執筆時找不到）紀錄梁女士相關講話全文，而由於一九九九年判 決居港權案時確有法官事後公開承認人大釋法具至高地位（Supremacy）的一番周折，筆者不敢斷言梁愛詩當天的講話有否逾份、是否詆毀了香港法官？不 過，在梁氏的相關報道中，看到她說香港人未思想回歸這一節，對筆者而言，更具震撼性！
如果中央的香港政策是要港人思想回歸，那對香港固然是 困厄重重，對中國來說，亦絕非好事。梁愛詩這種說法，與當年鄧小平提出「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構思和意向，恐怕大相徑庭。縱使擁護程度未盡相 同，香港人接受主權回歸中國，是不爭的事實；然而，主權回歸與思想回歸是難以相提並論的。當年居港華人在英國殖民者治下過活，其安份守常並不等於他們與英 國人同心同德。當年有人在雙十節張燈結綵，張掛青天白日滿地紅旗，而到了十一，五星旗在勞工子弟學校、左派工會與國貨公司，亦極一時之盛。英國沒有國慶， 每年的英（女）皇壽辰，督憲府有園遊會、有授勳儀式、市民有假日，可是，除了高官府邸，民間很難見英國米字旗在窗外門前飄揚。
英國管治遠離 大不列顛十萬八千里的香港，即使沒有作出任何高度自治的承諾，香港還是可以按照向有的風俗習慣、歷史文化（雖然此中有強烈的「功能人類學」成分；見今年一 月十九日本欄），繼往開來了一百多年，期間香港從小漁港發展成為輕工業重鎮，曾執塑膠、假髮、製衣等業世界牛耳，又成了東南亞的運輸樞紐和世界有數的金融 中心。英國人管治得法，可是，港人的思想文化卻以華人為主流，從無被殖民者同化的迹象，更沒有可能約束言行的思想回歸問題。香港在歷史巧合下，其實早有城 邦的影子。月前陳雲博士的城邦論遭「愛國者」作言文鞭撻，其實那是對陳氏的見解未加深入思索的膚淺之見。筆者完全理解中國維穩的迫切性、重要性和複雜性， 因此明白在香港提及城邦模式的政治敏感性，但相當部分港人冀盼在高度自治、港人治港的承諾下，足以保留香港近似一個城邦般，具思想自由、行事開闊的社會特 色，是彰彰明甚的。
‧香港近事．二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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