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6月13日
美國國家安全局（NSA）洩密者斯諾登（Edward Snowden）藏身香港，意外將香港跟華盛頓、雷克雅未克，以至莫斯科聯繫。然而，這並不應包括北京。
過去幾天不少評論都談及北京的角色，卻其實，從法律而言，引渡是法院決定的事，北京根本干預無從。一旦北京干預，則一國兩制是否還存在，頓成疑問。
的 而且確，在法律之外，我們都得接受政治現實（realpolitik），就是香港只不過是北京治下的所謂「特區」（著名駐港通訊員韋安仕（Stephen Vines）在Hong Kong: China's New Colony（台譯《香港新貴現形記》）一書中，則形容為「中國新殖民地」），特區的事總不可能撇除北京意旨。但話得說回頭，在講求法治、自治的大前提 下，又豈可將北京干預視為理所當然？
根據港美間的引渡協議（亦即《逃犯移交（美利堅合眾國）令》內的附表1），港府只能在涉及中國國防、外 交或重大公眾利益或政策，才能拒絕移交中國國民給美國。另外，如果中國對某中國國民涉及的罪行具有管轄權，並且已展開或完成起訴該人的法律程序，該人又無 香港居留權或非在港定居，港府亦可拒絕移交給美國。
惟顯而易見，中國對斯諾登的洩密行為不可能具有管轄權，而且他亦非中國國民，北京如何就 其應否被引渡作任何決定？雖然，《逃犯條例》第24條提及中央人民政府可對行政長官作指令，但第24條同時提到「上述任何指令的實施均不得影響行政長官須 按照法律以處理本款所適用的任何個案的責任。」
俄羅斯政府已表明，如斯諾登尋求政治庇護，總統普京將考慮。由此可見，如斯諾登般掌握美國情 報系統運作細節的人員，確實是值得大國羅致的對象。但斯諾登人在香港，而非中國本土。按香港法律，如果中國欲如俄羅斯般羅致斯諾登，在法律上根本沒有任何 途徑，如先前「剛果案」般介入。
再說，法律只提及中國可在哪些情況下拒絕美方的引渡要求。如果香港法院的決定是拒絕美方的引渡要求，則中國根本沒合法渠道為本身的外交利益、為發展中美兩國關係、為順水人情，而將斯諾登當作王丹、魏京生等異見人士般，「送給」美國。
行 政長官梁振英昨在紐約拒絕就事件作任何回應。但目前他最需要向廣大市民交代的，其實是他有否向北京「滙報」，或北京有否下達任何指令？不過，《逃犯條例》 第24條列明行政長官須向中央人民政府通報的情況和規定。若行政長官須向北京通報些什麼，務請依足法律，且不得同時從其他渠道或方式滙報。
除 「中國因素」外，過去幾天亦有論者指香港並無間諜、洩漏國家機密、叛國等罪名，因香港未就23條立法，引渡未必符合得到「雙重刑事」（double criminality）原則。但其實，這些罪行仍存於《刑事罪行條例》和《官方機密條例》等前朝沿襲的英國「古法」當中（另「不誠實取用電腦」亦可能適 用）。
一旦美方引用這些「古法」條文，香港法院便無可避免地須考慮這些數十年未有在港引用（甚至從未在港引用）的條文是否仍然有效、是否仍適用於香港等難題。裁決結果，將影響到現屆行政長官任內須否就23條重推立法，乃至重推立法有多大的理據。
如 果香港始終抵不住北京干預，事件不能純由法庭按法律去裁決，則首當其衝的肯定是暫時還能粉飾一下櫥窗的「一國兩制」。要是香港在外國政府眼中不再有充分自 治，則外國政府便不會再視香港為單獨地區（separate territory），受管制科技如天文台的超級電腦、九鐵的靜音火車頭，恐怕都不能再輸到香港。
斯諾登捍衞的是公民的通訊自由。通訊受監 聽、截取，對港人來說其實不是新鮮事情，沒理由不予以支持和聲援。但無論大家是否同意斯諾登的所為，甚至無論是否同意北京干預香港司法，都總不可能縱容 「一國兩制」、「高度自治」受損，禍及香港自由貿易的本錢，以至殃及經濟利益和民生福祉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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