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5月31日
前文（刊於《信報》5月11日）論及「大直路」是教改的一個重要概念。經過十三年的「拆牆鬆綁」，「大直路」終於建成了。 成效如何？是否如預期般因公開試減少而為學生創造多些學習空間？學生不再死背書、學會學習、懂得獨立思考、具創意、溝通能力加強、知識面擴闊、能應付全球 化下知識型經濟的挑戰？這些有待具體研究作證。只是，「大直路」及其相關政策引致的一些社會現象和後果卻是顯而易見的。
為配合「大直路」，學制要變動是無可厚非的，但派位機制是否有需要改變？為何要同一時間推出新政策如「直資」和「一條龍」？前文提及教育有三個大前提，其中一點是傳統名校造成精英主義和標籤效應，加重學生壓力，對低下階層尤見不利。
派位機制似乎是針對精英主義和標籤效應而作出變動。
打壓香港文化資本
小一中央派位從35%增至50%，學校可自行收生50%，但其中30%必須留給該校教職員的子女和就讀該校學生的弟妹，即小學校長的收生自主權從65%被削弱為20%；中一派位機制從五個組別變為三個組別，令校內學生學習能力差異擴大，即學校會錄取一些成績稍遜的學生。
評估「大直路」必須要結合學制、公開試和派位機制改革而整體地看。除了令學生承受更多考試操練的壓力外，「大直路」也令社會承受以下四點後果。
第 一，傳統名校受到壓制，主要原因是傳統名校被認為是精英主義和標籤效應的根源，除令父母對子女施壓，還製造學校間之競爭，原有的收生制度對基層家庭甚不公 平。其實，在整個教改論述的背後，最關鍵之處是大部分傳統名校由教會辦學，被認為是殖民地殘餘，即使不能撥亂反正，也要把它們的影響力降至最低。
因 此，補助學校議會（成員為二十二所傳統名校）除了直接收到前教育統籌局局長羅范椒芬於2001年發出的信，要求他們「檢討現時的做法」及「與時並進」，還 要受到教改新政策的諸多掣肘，例如新的派位機制使他們喪失收生的主導權，以及學生質素降低；「一條龍」政策令他們陷於兩難局面——貫徹教會辦學傳統與直屬 小學結龍但成績會稍降，還是為了維持成績拒絕與直屬小學結龍？此外，當時推出的新教學語言指引可能會令部分傳統名校變為中文中學。
面對教改 重重壓力，傳統名校要另謀出路，轉直資似乎是唯一的選項（有關教改另一新政「直資計劃」，可參閱《信報》1月5日及2月8日文章）。傳統名校經過數十年， 甚至上百年努力創下的佳績正好是其他學校的典範；同時，它們提供優質教育的傳統和歷年培養的傑出人才，已成為香港的文化資本，打壓傳統名校，社會是要付出 重大代價的。
大直路變崎嶇路
第二，愈來愈多傳統名校脫離公營教育系統，意味着家長的選擇少了，特別是基層家庭只能囿於政府資助的體系內。
第三，由於本地入讀優質資助學校的機會少了，加上「大直路」實施後考試壓力更大，經濟較富裕的家庭會把子女送往海外學校，或者送入本地的國際學校，以求脫離本港的教育體系，從而引致傳統名校收生質素下降。
第 四，一直以來，草根階層若要在社會階梯往上游，必定要靠自身努力，透過公開試考進傳統名校、跨過大學門檻、覓得高薪職位，最終便有機會晉身權力精英階層。 如今「大直路」及相關政策把傳統名校逐步踢出公營教育系統，使社會流動性大大降低，傳統的晉升之路為之堵塞，影響最深遠的莫過於中、低收入家庭。「大直 路」對他們來說並非康莊大道，而是崎嶇的路。
撰文︰潘玉琼
香港浸會大學教育學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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