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5月3日
去年法改委發表報告書，建議引入集體訴訟機制，可先由消費者案件開始。對此，「群策學社」甚有保留。引入集體訴訟機制，讓受屈人士較易提訟討回公道，看似是彰顯司法公正；然而，更易提訟不等於更公平公正，要令到受屈群體得到濟助，不等於要鼓勵他們提出集體訴訟。
如果目的純為照顧消費者，向他們提供濟助，我們首先要考慮是否需要更多消費者申索的渠道，假若真有需要，我們也應選取較少負面效果的方式。
從外地經驗所見，引入集體訴訟機制，無可避免地引發更多訴訟，當中不乏無謂爭訟，導致法院程序受到濫用；縱使法改委用心良苦地提出多項保障措施去規避這些壞處，擔憂其實仍然存在。
礙於脅逼 被告妥協
按 照外國經驗，懲罰性賠償是誘使申訴人組織集體訴訟，導致機制受濫用的一個原因。慶幸，香港一直維持賠償應當只為彌補損失的傳統，一般情況下法院不會頒令懲 罰性賠償。至於敗方支付勝方訟費，是另一個防止濫訟的壁壘，若要引入集體訴訟，這點必須保留。還有些規則，例如不允許包攬訴訟、不允許按條件收費，都對壓 抑濫用集體訴訟有幫助，但維持這些規則措施並不等於引入集體訴訟無風險代價。
首先，集體訴訟可能製造更多不公平現象。集體訴訟帶有一種脅逼 力，因為即使案情較輕，一旦形成集體訴訟，就會對被告構成脅逼，形成要挾得到賠償的效果。被告即使有理有據，但集體訴訟令訴訟金額變得龐大，而應付集體訴 訟的時間和金錢成本一般都很驚人，被告可能因此被迫放棄爭訟，妥協賠償以換取安寧。這就是所謂的「blackmail settlement」。這樣對做生意的商戶似乎有欠公平。
正由於集體訴訟可對被告造成巨大脅逼力，所以會誘使人為了博取可觀回報，即使理據不大，都會嘗試組織集體興訟；而且，可觀的回報也會促使律師巧立法律觀點作為訴訟因由，只要不是「明顯不可為」，便有機會立案。
我們還可以設想，會有不同的牽頭人和他們的律師各自提出集體訴訟的提請，然後向被告「送秋波」，爭相開出「相宜」的和解條件，被告為減少負面報道、為換取較好的賠償方案，或寧可「支持」條件沒有那麽辣的一群申訴人獲得法院認證形成集體訴訟，隨即和解。
這樣，就不能排除有些被告肇事時合理合法的行為給人打成「有問題」而提訟，被告因為面對強大的脅逼力而屈服賠款。商戶被迫作出賠款，又或者商戶為求保障而多買保險，成本最終都轉嫁消費者。
法 改委指出，必須有法院認證方能進行集體訴訟，過程亦會得到法院的積極案件管理。有法官把關，不就可以放心了嗎？法官在衡量篩選集體訴訟的提請時，要在未有 掌握全面事實情形下，便要對爭議的理據因由是否足以支持立案做出判定。可以想象，為免過早扼殺申訴人的機會，法官或寧可從寬，允許形成集體訴訟，好進一步 聽取證供和法律觀點。
不過，法院可能尚未有機會詳細審訊，被告便已經屈服賠償。要強調一點，我們還是願意相信香港的法官是勝任的，但要避免法院資源因集體訴訟機制而受濫用，並不能單靠法官把關這一道屏障。
法 改委建議採納「選擇退出」（Opt-out）模式，看似公平，其實有個弊端。是否提訟，是嚴肅的事，但「選擇退出」模式包含一些不打算提訟的人，或者根本 不知道有官司，但提訟與否卻由別人給他們決定了。雖然他們成為集體的一員，但對案情未必了解，未必關心，把持案件的，通常都是少數申訴代表人和律師。這少 數的決斷，是真的對集體有益，還是受私利所左右？
「選擇退出」易生弊端
即使是有心打官司、存心參加集體訴訟的 人，其利益、其對官司勝負的風險承擔能力都不盡相同。一旦形成集體訴訟，集體當中有些只是小消費者、小市民，但當中可能是公司、甚至是大企業；有的所受損 害切身深刻，有的卻只是間接輕微。外國就有不少例子，隨着案件展開，曠日持久，對於繼續打還是妥協，應該採取什麽策略，集體之中的不同群組之間，又或是集 體或其不同群組與律師之間屢生分歧。如果參與訴訟的集體當中有企業申訴人或者個別地位較優越的人，律師又可能偏向照顧他們而忽略其他申訴人的利益。集體訴 訟最終是否能為群體取得有效濟助，不得而知。
「選擇退出」模式還有一個弊端，而這個弊端又偏與法改委看重的另一個防範壁壘——敗方支付勝方 訟費——存在矛盾。由於「選擇退出」模式會包含一些不知道有官司沒有退出，或者不知道怎樣退出的人，敗訴之後卻因為是集體的一員而負上訟費責任。若為照顧 這些可能負有訟費責任的集體成員而放寬敗方支付勝方訟費的規則，令提訟成本不高，而敗訴又不須負擔多少，將會有很壞的效果。
法改委承認，倘 不能找到一個適當的籌措資金方式，讓財力有限的原告人得以提出訴訟，則集體訴訟機制的成效將會非常小。法改委不建議允許訴訟出資公司運作，這是我們認同 的；允許以牟利為目的資助集體訴訟是集體訴訟機制受濫用的一大原因。法改委不主張法律援助直接延伸到集體訴訟，而只會承擔作為集體訴訟一員而又符合條件的 申訴人自身的費用。
此外，消費者訴訟基金，甚至日後或建立的集體訴訟基金，雖然設有申請門檻，以起防範濫訟的作用，但這些限制日後或又會有 聲音指斥太過嚴苛，阻礙受害人尋求司法公正，繼而產生壓力要擴大提供更多更寬鬆的渠道資助集體訴訟，令提訟成本不高，而敗訴又不須負擔多少。果真如此，濫 訟的機會就更大了。
引入集體訴訟而又希望不受濫用，實屬不可能。任何的保障措施，若要有效防範濫訟，都會同時令有有理有據的案件更難提起。 就算提起，也要更繁複的程序和更長的時間才可解決。如果為了方便集體訴訟而放寬保障措施，則好的壞的案件都會放進來，這是個解決不了的死結。既然如此，何 不考慮其他集體濟助的方法？
作者為「群策學社」主席
網址：www.hkstrateg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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