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3月3日
轉眼間，《氣短集》已經刊了三十篇。頭一篇是《What the fxxx．李源潮．「媒」老闆遇襲》。彼時，「林老師辱警事件」剛發生，香港政治熱爆燈；今天回頭看，那真是「小兒科」。為了一句粗口，左派宣傳機器萬炮 齊發，警方把事件交重案組處理，梁特還下令教育官員向他提交如何處理林老師的報告。在那篇文章裏，筆者談及德國文豪（Günter Grass）力作《狗運年頭》，指出香港也可能出現納粹式國家恐怖主義：「在香港，梁政權上台後，社會上冒出各種『愛字幫』，所作所為就有大陸那些政治流 氓衝鋒隊的影子。然而，到最近，接連發生兩位傳媒老闆被襲，就不是『影子』那麼簡單。說不定，1967年暴動中行兇的『鋤奸隊』2.0版，已經橫空出世， 重臨香江。」沒想到現實發展得那麼快。
香港的「新恐怖主義」
有「新中國」那麼多年了，終於也有「新香港人」，所以香港今天出現的，是「新恐怖主義」，倒也合乎發展規律。「新恐怖主義」新在哪裏？天下無新事，這裏說的「新」，有兩個方面，滙集了以前比較少見的，而十分符合「港情」。
一 般恐怖主義牽涉少數激進勢力以極端手段對付強大政權敵人。世界上這種恐怖主義大部分發生在有種族糾紛、出現分離主義運動的地方。最近一例，就是前天發生在 昆明的據說是和疆獨有關的「昆明『3．01』事件」（新華社稱謂）。這種司空見慣的恐怖主義行為，所殺害的人不一定是敵人本身，但目的瞄準政權，卻毫不含 糊。「新恐怖主義」的「新」，其一在於手段的施與受方剛好倒轉了：政權或親政權勢力以恐怖手段殘害小民。
史上中共人員在香港幹過的兩起暗 殺，即1952年槍殺陳寒波、1967年焚死林彬，都不完全符合「新恐怖主義」的這個特徵。陳寒波事件可視為政權對一個曾經的自己人施行「家法」；在林彬 事件裏，政權本身處於大混亂，而殺人的那派在當時的香港不掌政【註】。香港在「回歸祖國母親」、特別是在「深紅」政權出現之後出現的幾起恐襲，才清楚帶有 上述「新」意。
「新恐怖主義」的另一個「新」，在於對象集中是傳媒人。一般恐怖主義，如果直接打擊敵人，多是殺害在朝政要，如南美當年的 「城市游擊隊」、中共起家時對付國民黨各級地方政權人物等。在香港，近年的恐襲清一色對付媒體人，各泛民反對派的政黨人物都比較安全（或者起碼是當了政黨 人物之後變得比較安全）；政黨人士偶然遇上的洩憤行為，都十分輕微，談不上恐怖主義。
為什麼香港的恐怖主義集中對付傳媒呢？我們先看看香港政治體制裏的四個權。行政權不必說，是統治階級的，而且在《基本法》體制之下佔主導。司法權是政治中立的。
至於立法權，香港的反對黨主攻立法會議席，而在現存體制之下，立法會沒有主導任何實質立法的權力，故各反對派支持者雖多，立法權對政權卻不構成威脅（新世代社運人士批評泛民政黨顢頇無能，有一定根據，但裏頭也有體制原因）。
但 是，香港還有相當的出版和言論自由，部分媒體依然可以發揮巨大影響力，政權包括北京中央政權也不能完全控制，遂有親政權力量以恐怖手段對付媒體人的餘地。 但媒體人所屬的「第四權」，其實是最無力自衞、最沒有法律保障的虛權。在香港獨特的時空裏，這些因素相加，媒體人因此取代了政黨人，光榮地成為恐怖力量集 中殘害的對象。
然而，劉進圖事件反過來清楚說明一點：像《明報》那樣的傳統媒體還是有影響力的，所以才遭「新恐怖主義」毒手。因此，事件發 生後，民眾還是大力支持這些輿論平台裏的積極因素，不讓堅守崗位的人洩氣。第四權的確遭受前所未有的打擊，但 「言論自由已死」或「瀕死」、「傳統媒體已無作為」的判斷，都過分悲觀。總有一天，「新恐怖主義」要回過身來認真對付新媒體，但那會是傳統媒體都倒下去、 再構不成威脅之後的事。為推延那一天的出現，最有效的做法，莫如市民大眾支持新舊媒體在愈來愈艱難的處境中連成一線，繼續發揮「第四權」力量，一起守護香 港。
《環時》想封殺、《明報》須披露
劉進圖遇刺事後，北京《環球時報》馬上要求港人閉嘴，不得對兇徒背景和動 機作任何推測，否則就是「不負責任的」。接此，本地竟也有人附和，認為只應該「讓事實說話」。如此或有利益衝突的言說，不僅耐人尋味，而且完全有悖常理。 在法治社會，案件進入司法程序之後，出於對法庭的尊重，又為了不影響陪審團的客觀中立，大眾的確應該暫時停止有關的公開討論，但現在並不是那個階段。劉案 非一般兇案，真相重要得不可以只依賴幾個福爾摩斯去追尋；況且，特區政府成立以來，大大小小同類案件的偵破率是零，「讓事實說話」就等於讓大家沒話說。及 時按已經擺在枱面上的重要事實推測兇徒作案動機，幫助警方全面了解案件背後因由，以免偵查工作「掛一漏萬」，是輿論界的監督職責所在，評論員應該躬體力 行。
買兇斬人，動機必強烈之極，而行為則是絕對「理性」，需事先小心計算、策劃、物色可靠執行人選，功夫不會少，故一般不是一時衝動的結 果。具體在劉進圖案裏，若按劉本人及其上司張建波上周五向大眾透露「非關私人恩怨」的思路去觀察，那麼劉出任《明報》總編兩年期間，屬於其分內工作、影響 重大得或足以招血光之災的報道，大概只有兩個，其一是《明報》對梁振英僭建私宅的率先爆料及窮追猛索，其二是《明報》參與ICIJ、投入採訪資源偵查大陸 太子黨的海外白手套運作。在沒有其他能導致買兇斬人的非私事曝光之前，大家可以僅就此二事分析。
梁氏僭建的事，早已不了了之，《明報》的詳 盡報道並未對梁造成不可挽回的損失，故任何與該次報道有關的客觀報復因素已經減弱；況且，事發之後，梁與劉家在醫院算是有良性互動，有助說明二人之間並無 你死我亡之仇怨。因此，筆者估算，梁氏縱眥睚必報，也有其他更恰當辦法，諒不致於買兇斬劉。
相比，上述第二件事並未成為過去：《明報》並沒 有像一些陸媒那樣，被黨政勢力逼迫而放棄參與ICIJ的調查工作；其對大陸太子黨重要成員內斂財、外「洗錢」的偵查，一直在進行。因此，事件能提供的動 機，既包含報復動機，也包含制止動機。太子黨的海外洗錢工程浩大，牽涉金額動輒千億，非同小可，誰要搞破壞，誰就不得好死。這是真正夠得上買兇斬人的動 機，給予香港警方一個重要的偵查方向。（不排除上述兩個動機有某種關連。例如，梁振英也可能是太子黨的御用工具。但那種推測的舉證更加困難，不會是一個可 行的偵查方向。）
警方循此動機方向偵查並不容易，因為面對的是太子黨的力場。在這個處境裏，最有條件提供有用線索的人，無疑就是劉進圖在 《明報》的上級張健波和老闆張曉卿。若梁慕嫻的推論正確，即早前《明報》的內部職務調動是太子黨因ICIJ事向《明報》老闆施壓的結果，而警方能從後者口 中證實這個的話，則距離買兇斬人的水落石出，就只有一步之遙。
這不等於說中共就是買兇斬人的疑兇。有資深論者認為，行刺不是中共一貫對付敵 人的一種手法。誠然，陳寒波、林彬事件，可能都是個別的、黨內有不正常狀況之下發生的事，六十年來也只發生了兩次。不過，太子黨不全等於共產黨；高幹子弟 於改革開放後貪污腐化，變質為黑金犯罪集團，大陸多的是，其殺人滅口，已經不難想像，薄熙來一夥不久前就幹過。
大家可作對比：李慧玲事件發 生後，《明報》發表過一篇社評〈不正常解僱 商台須解釋〉，認為電台是公器，有責任就引起社會關注的公司人事調整，給公眾一個滿意解釋。然而，劉的遇刺，和解僱李慧玲之事比較，嚴重百倍。因此，《明 報》有更大更清楚的責任，全面披露該報參與ICIJ偵查工作及後來的內部職務調動二事之間的所有關係，給社會一個堅實說明。如此，大家便更能正確估算劉進 圖遇刺與之前在《明報》內部發生的事是否關連。這對警方調查兇案背後動機與認定元兇是何方勢力，絕對有幫助。
還可以進一步說說。當初，如果 《明報》是因為受壓於「不可抗力」而撤換劉進圖，卻未有同時估計清楚壓力後面的窮凶極惡，沒有適當保護劉，把他移開便算，那麼，《明報》也是有過失的。披 露關鍵訊息協助破案，不僅是《明報》高管和老闆目下的首要社會責任，還是對身捱六刀、血灑一地的劉進圖君必須盡的最低限度道義責任。
《氣短集》之三十
《信報》特約評論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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