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
平遊行、街頭劇、舉橫額、作狀跳海、推骨牌、司法覆核…，這些香港在英治時期留下的常規抗爭方法，現在統統失效。愛港力和愛港之聲之類的團體出現，是個分
水嶺。這些新興的親共社團，放棄了民建聯的和諧、團結與繁榮的說辭，直接搗亂，叫囂挑釁，他們令真普選聯盟四月七日的研討會中斷，令四月十三日的《佔領中
環》研討會遭受無情干擾。愛港力在桌上叫囂惡罵，習慣和平表達意見的香港人，看得目瞪口呆。幸好，本土派的社運已經及早轉型到勇武社運，愛港力被蘭花系的朋友在門口包圍及斥責之後，落荒而逃。蘭花系的同仁，向香港人示範何謂勇武社運——不必採用武力，而且果斷展示群眾實力，震懾敵人。
在
英治時期，民主派為爭取民生做的雀籠、打爛飯碗、給港督送老鼠籠之類的象徵式抗議，是會受理的。有民主建制的地方，和平抗爭和象徵式的藝術抗爭行為，只要
民意是實在的，或者以民眾利益或社會公義做後盾的，都會得到尊重。民主制度早已過了武力鬥爭的始創年代，除非事態嚴峻，否則抗爭者都不必採取武力或破壞公
共秩序的方法，頂多是做一下堵塞公路、圍困議會之類公民抗命（civil disobedience）行動。
九七之後，英國撤出香港。香
港不再受到倫敦的民主建制監督，這是緊要的訊號，可惜好多社運界、民主派視若無睹。在董建華時期，港府還遺留一點英治時期的紳士作風，理睬一下象徵式的示
威。到了梁振英時期，港府露出中共的本來面目——不尊重民意的極權黨國。它甚至連敷衍民意的公關行為也不屑去做，原因是中共並非民主建制。
除非民意有堅實的本土利益及隨時爆發的群眾哄動，否則港府懶得理會。政府放縱愛港力之類的團體滋擾公共政治會議，就是給香港人一個嚴酷的訊息：除非你的行動有堅實的族群利益，不到成功，誓不罷休，而且態度勇武果斷，抵擋得住他們的真身攻勢，否則你就要閉口，乖乖做順民。
九
七之後，另一種失效的虛假社運，叫法律抗爭，例如司法覆核。司法覆核在英美是可行的，因為當地的法律制度及議會制度有配套支援。例如司法覆核挑戰政府成
功，類似的個案可以自動得到同等判決，而且國會也會據之而推出新的法案，鞏固法律抗爭的成果。在香港，司法覆核鬥爭是行不通的。首先，法官好多來自英聯
邦，並無本土認同，他們用普世法意來詮釋法律，判決因人而異，近年更有親政府的政治傾向，司法覆核的勝算毫無把握。其次，香港並無集體訴訟法，立法會的法
案提案權也受到制肘。最要命的，是司法抗爭會出現政治代理人（原訴人），而精於計算的民眾會隔岸觀火，訴訟長年累月，卻由於進入司法程序，不可用群眾運動
催逼，事件丟淡之後，一旦敗訴，民氣也難以召集起來聲援。
大陸的維權鬥爭就用法律抗爭方法，結果是令到司法代理人遭到中共無情對待，出動
令人髮指的酷刑摧殘。六四天安門鎮壓之後，有論者要人告別革命、放棄暴力，改用東歐的司法抗爭、維權運動。這些抗爭方法來到中國，就落到悲慘的田地。共產
黨吃硬了這些讀書不成的書呆子：你要玩司法抗爭，就是從群眾孤立出來，以代理人的身份上法庭，結果共黨就放心，可以無情打擊。高智晟、趙連海這些維權人士
的悲慘遭遇，就是明證。
為何我要改用本土政治、族群鬥爭，將群眾利益同民主議程聯繫進行，而且採取勇武果斷的態度？正是因為香港失去了英
國的民主建制，面對的是講究實力比拼的中共啊。在香港從事政治鬥爭，你有群眾的真實利益，群眾以真身出現，中共就同你談、同你妥協。舊社運的為民請命的代
理人的假身份，而且「和理非非」，中共就用愛港力來招呼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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