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3月13日
■多年前讀過一篇論「古代」我國與南洋諸國通商的文章，記起多處記述與琉球的商貿往還，似乎提及釣魚島，心想如果記憶無 誤，也許可為我國與釣魚島早有交往多一旁證；哪知「千辛萬苦」找出此文：〈十五六七世紀間中國在印度支那及南洋群島的貿易〉，作者張錫綸，原載曾為蔣介石 文學侍從之臣（蔣著《中國之命運》及《蘇俄在中國》的捉刀人；歷任國民黨時期黨政要角，曾任台灣《中央日報》董事長）陶希聖（一八九九—一九八八年）主編 的《食貨》半月刊第二卷第七期（民國二十四年〔一九三五年〕九月一日出版；筆者手上的《食貨》合訂本為七十年代台灣翻印），大喜過望，哪知翻遍這篇十多頁 的論文，所記與我國通商的國名地名，不下三四十個，就是不見釣魚島或與之相近的地名。
雖然不見釣魚島，惟此文資料極豐，所據典籍，主要是 《星槎勝覽》、《薄海番域錄》、《瀛涯勝覽》、《貿易通志》、《泉南雜誌》及《東西洋考》等，俱為筆者前所未聞的文獻；當然，它還引述不少《宋史．食貨 志》、《明史．外國傳》和《海國圖志》的史料。這些與通商貿易有關的資料和數據，粗看枯燥煩悶，細讀很快看出「門道」。
■十五六七世紀，與 我國通商的有琉球、呂宋、合貓里（原注，在菲律濱群島中）、真臘（柬埔寨）、柔佛（新加坡）、占城（西貢）、滿剌加（麻六甲）、蘇門答剌及暹羅（泰國）等 十五國（和海港）。我國運去的貨物（華貨），主要是陶器、磁器、鐵器、布匹、紵絲、銀硃和麝香等；而這些國家輸出的「番貨」，則有馬匹、香料（如乳香及胡 椒）、花木、奇鳥異獸、珍玩珠寶與米諸物。文章引《明史．蘇祿傳及阿丹傳》：「土人的珠與華人市易，大者利數十倍……永樂十九年（一四二一年）中官周姓 者，往市得貓睛，重二錢許；珊瑚樹高二尺者數枝；又大珠金珀，諸色雅姑異寶，麒麟獅子、花貓、鹿、金錢豹、駝雞、白鳩以歸……。」
當時的交 易，固有「現物交易」，即以貨易貨的barter，亦有「自然物貨幣兼金銀」的交易：「……銀豆為幣，大者重四錢，中者一錢，次者五分，小者二分五厘，其 名曰潑。皆王鑄字號。法不得剪碎，零用找以海螺巴。」張文雖未論及當年的稅收，但政府顯然徵收貿（交）易稅或關稅，不然便不會「正統元年（一四三六 年）……下人私齋肥螺殼……悉為官司所沒。」（按「海螺巴」及「肥螺殼」似為一物）。從當年的「外貿」，可見「貨幣經濟十足發達」，而交易形態，「完成現 代商業資本機能，即貨幣→商品→貨幣加利潤」。由於當地土著「甚愛中國磁器紵絲等物，換以淡金。」即「番人」以「七成淡金」交換「華貨」，華商利潤甚豐， 「怪不得閩粵人趨之若鶩！」
■十五六七世紀華人「過番」情況又如何？以暹羅而言：「華人駐此娶番女，唐人之數多於土人。」而其中以潮州人最 突出，以其「為官屬封爵理國政掌財賦。」泰皇是潮州人（見下文），皇帝老子的老鄉包攬暹羅政經事務，不足為奇。事實上，當時華人早已掌控南洋諸國經濟，據 梁啟超的《鄭和傳》：「若群島之礦業，暹羅緬甸越南之農業，群島及暹羅之森業，乃至全部之工商業，其在我國者，十而八九。」而「中華人」到南洋淘金：「船 多泊吉蘭丹港……南行十餘日，則至呀喇頂與彭亨後山麻姑產金處相連，中國至此者歲數百。閩人多居埔頭，粵人多居山頂。山頂則淘取金沙，埔頭則販賣貨物及種 植胡椒……。」
「中國人」既成當地巨賈，「在社會上取得番民信仰」，自然而然地便插手政治，官商勾結大發財更無論矣；而此處所指「中國 人」，主要為福建人廣東人。華僑在南洋致富的，數不在少，而閩粵人士可說平分秋色；可是，在政治上，廣東人似較福建人有成就。廣東人成為「土皇帝」的便有 三佛齊（多處提及此國但未說明今名）國王梁道明（南海人；又有海盜陳祖義，投誠後官拜該國「舊港頭目」）及繼位者張漣（饒平人）、爪哇順塔國國王王某（佚 名，廣東人）、暹羅國國王鄭昭（潮州人）、戴燕國（末記今名）國王吳元盛（嘉應人）、昆甸國國王羅大（嘉應人）、「英屬海峽殖民地（未記地名）開闢者」葉 萊（嘉應人）、爪哇其國「最號富饒……村主即廣東人」，還有一名施進卿，獲其國賜冠帶，為「大頭目」……；爪哇的「順塔國」和「其國」何在、今名為何均未 見說明。
■至於「顯赫」的福建人，則有婆羅國國王某（佚名）、菲律賓「寓俠」潘五和及謝文彬，仕至坤岳，猶天朝學士也。坤岳等同學士（掌管典禮、編纂、撰述的官員），「寓俠」又是什麼？
萬 曆時，「番人殺唐人罪死，唐人殺番人則罰金」，華人在當地「地位崇高」甚至凌駕法律，彰彰明甚；唐人所以高人一等，皆因「鄭和七次航行，番人一方面因中國 有雄厚兵力，引起對華的畏敬心理；一方面因受到中國政府的重賜，引起對華的感佩心理」。這正如《明史》所記：「和後，凡將命海表者，莫不盛稱和以夸外 番」。
南洋一帶華人這麼多，一般說法是我國沿海地區貧瘠農田經常失收而捕魚則收入不穩定，閩粵「過番」者遂以萬計，但據《明史．蘇祿傳》， 還有一項向來少人注意的理由：「土人以珠與華人市易，大者利數十倍；商舶將返，輒留數人為質，冀其再來。」其時唐人大受歡迎，概可想見；而這些「人質」， 莫不在當地妻妾成群，開枝散葉。但後來唐人太多，「客家佔地主」，加以有財大氣粗、高高在上看不起「番人」的劣質基因，土人遂由敬而畏最後起謀財害命之邪 念，萬曆三十年（一六○二年）機易山（不知今名）一案，「殺戮華僑二萬五千人之多」，似是史上第一次大規模的排華慘案！有暇當翻明史看如何記此事。
■ 出乎意外的還有，在《食貨》第三卷第十二期上，見「食貨學會」這則「《原富》出版一百六十周年紀念版文啟事」廣告：「斯密．亞丹的《原富》，是經濟學的基 礎，同時也是經濟史學的先鋒。因為他嫻熟歷史，所以能產生澈底的理論，有了理論，更能進一步解釋歷史。而第三四卷的幾篇文章，就是一部簡明的經濟史大 綱。」按光緒二十七年（一九○一年）嚴復的《原富》「第一次刊行」，嚴是譯文須「信雅達」的首倡者，但他的《原富》有不少疏漏，且其「古文」不是「五四運 動」後的讀者能輕易理解，筆者料《食貨》諸君子必另有所本。由於《原富》確為經濟學經典，如今台灣內地的譯本應在十種左右（筆者手頭便有四五種）。至於 「廣告」所說的三四卷，分論〈各國致富不同途徑〉及〈各種政治經濟學體系〉（主要論重商重農主義旁及關稅、殖民地以至通商條約等。）說是「簡明經濟史大 綱」，雖不中亦不遠。
「食貨學會」說將於民國二十五年一月發行特刊，籲請「國內同好惠賜稿件，以紀念《原富》出版……。」可惜這本《食貨》 不知匿於何處，有暇找出後當與大家分享七十七年前我國經濟學家對《原富》的評價！不過，僅從譯書名為《原富》，筆者認為有關評論應相當到家，以取《原富》 為名，顯示食貨學會諸君深切理解作者寫書的本意。一九九○年七月，楊岡陵（懷康）為一六○期《信報月刊》寫〈是《原富》還是《國富》？〉的短論，逐字闡析 該書全名An E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的意涵。楊氏這樣寫道：「阿當．史密斯用了十一個字為書名，可見他的用心，是不希望後人對他著書立說的目的，有任何曲解，故此在用上了一個 Nature後，他顯然覺得意猶未盡，有需要進一步加上Causes一字，遣辭用字之慎重，可見一斑；再有甚者，為了防止讀者忽略了這一點，他將 Nature and Causes放在書名的前頭，開門見山，處處反映出他書中要說的，是《原富》而不是《國富》—書名在『原』字上落墨，『國』字只是等而其求次作為襯托的綠 葉而已。」
筆者深然斯說，這是筆者（和過往《信報》）從不用《國富》的原因。
‧閒讀偶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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