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1月19日 星期日

「官方民粹」引領香港「車毀人亡」

2014年1月16日

梁振英的整份《施政報告》,可說近乎社會福利局的民生工作計劃。施政靠「派錢」是回歸以來治港無方的急救慣技,不必民主也 民粹。十多年來「派錢」無助施政,只懂「派錢」唯有再「派錢」,惡性循環,又派得不得其法、欠多層系統化再生性規劃和可持續發展,香港可能真如陳佐洱說 的,會走向「車毀人亡」,但不是由「選舉╱選票民主」導致,而是由政府官方主導主持主理。

原來,不給政黨政治民主選舉派錢買怕買好買人心, 只留給政府官員派錢買怕買好買人心,政府官員派得更快、更大規模(這樣的「人心回歸」是中國要的嗎?)。如果「選舉╱選票民主」導致的「車毀人亡」是「民 主民粹」,政府官方主導主持的「車毀人亡」就是「官方民粹」。香港人吃不到「民主民粹」興奮劑,但不斷吃「官方民粹」興奮劑。政府和政黨爭相「派錢」,爭 相「車毀人亡」。

九七前十多年,中國和本港部分人士反民主化的一大理據,是怕民主化把香港變成人人派錢的福利港。他們只從本身的認知系統理 解英人治港的資本主義、「積極不干預」和「行政主導」,以為主權在北京、治權全集中於特首,唯心主觀簡單認定只要半封閉政制,阻窒民主化,便可以擋住派錢 福利潮。

不過,十多年來實際卻是政府以經濟利益緩和及沖淡民主訴求,「經濟換政治」,以經濟利益拖延政制民主化,變「官方民粹」,官方以民粹維穩,買人心回歸,以至「民主與管治、福利與人心」「雙雙(四)失」。

以經濟沖淡民主訴求

如果民主是「興奮劑」,這十多年「官方民粹」是吃了興奮劑,港人興奮不起來,愈吃愈多興奮劑。「雙雙(四)失」之外,香港(和中國)更大損失是毀了一個「自食其力、自力更生」社會。

英 人治港百多年,引入(類)現代體制,無意間多層系統化再生性規劃,客觀上以較大個人自由及較低政府開支,建立中國五千年第一個「自食其力、自力更生」的 「冷酷無情」社會,幾代人拚搏,反覆及持續大幅向上流動,帶動整個社會一起向上流動,如今回歸卻竟像整個社會一起向下流動。

二三十年來中國 亟亟於保持(心中)香港,卻不得其法,不細心、正確認識香港。英人治下「個人自由、自主、自負責」的社會是怎來的?是怎樣性質的社會、怎樣結構和運作,原 理何在?政治與經濟、管治與人文有什麼關係?對施政有什麼啟示?香港在中國二百年找尋「長治久安」歷程中有什麼位置和經驗?對中國有什麼啟示?

對於這個香港,中國和香港都略識之無,不知其所以然,不知其然,甚而不知其不知、以不知為(全)知,可以說二三十年來未進入問題,現在正受歷史的懲罰,往下一二百年可能受更大的歷史懲罰。

中 國接手九七問題的八九十年代,那階段正是香港最適宜民主化的時候,最有條件和可能以民主(自主自治自負成敗得失)保持和主導一個「自食其力、自力更生」的 社會。中國反其道而行,亟亟於保持香港的「非福利化」,卻不得其法,在新歷史階段用英方舊招數,無限堅持「以我為主」單一唯一實體,沒頭沒腦「非實體化」 和「去實體化」香港,如今後果適得其反。

中國君臨香港,不斷搖晃主權、《基本法》和治權「高壓底線」,香港卻偏有不少人(像孫中山和毛澤東當年)冒險犯難,質疑特區政府和特首的「正當性」(legitimacy),拓建香港的主體性(ontology╱subjectivity)。

治權偏離現代普世主流

如 今特區政府代中國行使治權,以偏離現代普世主流、「返祖」(atavism)家長式極權專制仁政(benevolent totalitarianism)政治觀、管治觀、社會觀、人觀、國家觀、民族觀和文化觀,主導主持主理派錢「拔尖補底」,出問題拒絕各方從政經體制和程 序、人文價值進入問題,不能有效管治,上中下人人fixated在end results的得失成敗貧富,「體制」和「實利」雙失,社會一起向下社會流動,香港變成「唯利是圖、政策傾斜、上下交徵利、無社會認同、不珍惜香港、貧 富懸殊、互不相讓」社會。

民主除了分政府官員的權,也分他們的責任,由民主到民粹,全民承受,開放問題和調整方法。民主化一在社會權力的交替和轉移,一在社會各層各方的政經利益的分配,民主化把權力和責任、體制和程序、分配和後果、授權主理及執行、反省和調整全開放給整個社會╱國族自理自決自治。

專制下,權力一統在上,脫離大眾,後果和責任自然由偉大光榮正確專權政領導負,庶民大眾「被派錢」,不必負「自派錢」的責任,出問題以建制及組織權力、資源和知識、意識封閉問題,任由惡化,過了幾個臨界點,之後還不知、不肯、不懂檢討、總結、反省和調整。
怎樣開放權力給每個人,讓全民監督黨政軍機構和人員,又能維持秩序和發展、競爭力和創意,總的是一個「國家、民族、社會of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 for the people」問題,關乎每個人「主人翁」歸屬感和擁有感。

這正是現在香港的問題,也正是現在和將來中國必然遇上的。

作者為「香港學」協會主席、牛津大學Green Templeton學
院訪問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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