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1月30日
過去數周，政府向立法會分別提交兩份甚具爭議的大型基建項目議案。先是造價60億元的「香港電台新廣播大樓方案」，在立法會工務小組觸礁遭到否決；隨後是估計耗資高達230億元的「啟德體育園計劃」，在民政事務委員會順利通過，月內將再闖財委會申請撥款興建。
兩份計劃，造價較平、項目定位和要求均較為清晰的那一份，一些政客卻貶它為「大花筒」、不切實際，還把它批評得體無完膚；相反，另一份計劃的造價估算較前者高近四倍，政府對其項目定位和要求至今仍然毫無頭緒，很有「大白象」的潛質，卻獲得與會者支持通過。
這 是一個典型的「雙重標準」實例示範：假如立法會接受啟德體育園是一份「到位」的提案，那麼以港台新大樓的方案水平和資料之詳盡，它便不應受到否決。相反， 假如議員的着眼點是成本效益，擔心廣播大樓造價太貴而物非所值，因而必須發還方案重新論證，那麼基於同一考慮，一眾議員又怎可能保證將來出台的體育園方案 不會超支？在現階段毫無任何具體資料的情況下，單憑一個空泛的「概念」，他們又怎可確信體育園將來必可持續營運，毋須政府注資拯救？
其實，港台新大樓和體育園兩個項目均有一個共同「盲點」——它們都是以「設計及建造」（D&B, Design and Build）的合約方式營造。
在 一般正常情況下，擬建物業的營造安排多採用傳統的顧問領導模式（Consultant-lead），即業主會先聘請合適的建築師，統領其他各個專業顧問， 為項目「度身訂做」一份既讓業主滿意，又能達到指標要求的方案；然後以此為基礎，透過招標篩選，在市場招聘合資格而又價格合理的承建商，依照相關合約的列 項施工；建築師還須肩負施工期間的監工及合約管理者的角色，直至項目竣工及驗收交付為止，以確保建成的效果跟原設計相符。
D&B合 約模式則比較特別，業主須自行制訂設計技術指標，毋須經過顧問論證，便直接邀請合資格的承建商投標。承建商作為「總承包」，會私下聘用建築師及專業顧問組 成自家的設計團隊，按業主提供的技術指標要求，製作出相應的設計方案及相關的項目工料價單，再「綑綁」兩者結合成《建議書》報標。若建議書獲業主接納，承 建商便會嚴格按照標書的條款列項施工，直至完工為止，監工及合約管理者的角色全由業主負責。
從以上得見，D&B合約的最大弊端，是業主須自行承擔很大的設計和監工風險，稍有差池，便會給予承建商一個「很完美」的借口追加費用；再者，設計團隊的首要服務對象是承建商而非業主，當出現合約爭拗時，業主便會很孤立。
回 顧過去十年政府採用D&B合約模式的重點建築項目，很多均以「嚴重超支」收場。在私人市場，這還可以商業協商形式解决，但在公營部們，如有「超 支」，便須解畫、寫報告、要有人問責、要多上一次立法會申請額外撥款、要受人盤問斥責，若遇上時機不好，甚至有可能成為政治炸彈。
因 此，D&B合約模式其實只適用於「低風險」項目，即工程本質比較平鋪直敍、人為變更機會不大、工程列項不繁瑣複雜、對技術和設計成果要求不 高……，例如工廠或土木工程之類。相反，假如項目的工序技術要求複雜、容易衍生漏洞、設計外觀很受社會關注、施工過程須經多人給予意見或審批……，簡單 說，這是個容許很大、又不能預計或控制後期人為修改空間的「高風險」項目，在這情況下，仍然堅持採用D&B合約的話，可謂凶多吉少，筆者只能在此 祝君好運！
正正是D&B，港台新大樓的設計（Design）和報價（Build）牢牢互扣，當合約上的設計被「人為」推翻須要重新論證時，所有報價便得作廢，重新招標是唯一選擇。問題是，有關部門可以保證重推招標後，下次的提案送到工務小組時即可獲得通過？
至於啟德體育園，在D&B之外，還「搭單」幾十年的營運權，現階段沒人知道這會是個什麼組合，它可能有像西隧一樣的收費策略、香港大球場的管理、尖沙咀前水警總部的門面氣派、郵輪碼頭的手工、亞洲博覽館的人流、紅磡體育館一樣的歌舞昇平……。
總 之，入標的建議書燕瘦環肥，各顯神通，如何能公平審標已是一大難題，唯一的客觀標準似乎就是鬥「平」！由於承建商既是設計師也是營運者的「三重身份」，假 如他以超低價成功奪標，設計時便可省則省，到項目興建時才拋出某些指標漏洞，從而提出「超資」申請，屆時政府豈不成了「打本」給人做生意？政府既然今天已 事先張揚「沒人手、冇經驗」，連草也不懂保養，她豈非成了一隻任人宰割的水魚？
刻下筆者忽然想起謝賢在電影《少林足球》中的一段「金句」：「球證、旁證、主辦、協辦、足總，全部都係我嘅人，你點同我鬥呀？哈哈哈哈……」。
作者為香港建築師學會會員；本文章只代表個人意見，不代表學會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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