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10月24日
今日，筆者談一談最後一種建構主義者 ——「潛夢者」，以及作一些總結。
「潛夢者」這種建構主義者比較抽象，大家可以鐵幕倒塌後的捷克國父哈維爾來解釋。哈維爾一方面說過「極權政府底下，每一個沉默的人都是幫兇」一類理想主義者常常背誦的話，但另一方面，他並沒有勸群眾即時搞革命或時刻叫人表態。
其格言「活在真實之中」（living in truth）認為，「真實」而成熟時的大規模抗爭，才是最好的反抗，甚至認為「別和掌權者爭辯，甚至不應該把說真話當成最重要的，儘管置身在以謊言為基礎 的政權之中，說真話很重要」（參見Tony Judt的《歐洲戰後六十年》）。
哈維爾：無權力者之權力
他自然不是教導群眾順從謊言，只是認為在「後極權時代」，只要教導人民實現生活的基本權利，「生存的本質是傾向於多元、多樣和獨立、自治，轉向人類自由和完善」，不必直接挑戰政權，政權也就不能控制日常生活和意識形態，是為「無權力者的權力」。
事實上，哈維爾的做法，是在共產捷克建立「規範」，希望令大眾、包括建制內的開明派，都受這些「真實規範」行事。但平日不必和政權抗衡，因為「這個 力量不在於政治和社會集團的確定的勢力，而在於隱藏在整個社會中，包括政權結構之中的潛在力量。這股力量不依賴本身的軍隊而依賴對手的軍隊，也就是每個甘 心在謊言中生活的人。這些人理論上是能夠領悟真理的力量的」。
他又指出，「這股力量並不直接參予權力鬥爭，而是對人的存在這個難於揣測的領域發生影響。這股力量所推動的是隱秘的運動，是可以產生看得見的影響的（難以預料的則是在何時何地、何種情形之下和多大程度上這種影響得以產生）」。
不少朋友不相信「佔中」本身能達到爭取民主的目的，而沒有參加運動，但其實也在「廣義地參加運動」，因為他們的價值與運動建構的價值產生了互通，再 而相互充權，這些朋友每天也「活在（他們認知的）真實之中」。表面上，他們潛藏了，其實在生活的每一天，都在深化同一規範的建構。
學運也是建構主義運動
即使參加運動，他們的身份也是潛藏的，只有身邊的朋友才知道，例如筆者有不少中資銀行高層與公務員朋友在廣場，有的甚至是隱姓埋名的首長級，他們獨 自在帳幕內遙望星空，不會影響白天工作的專業，也不會「辭職明志」，卻對身旁朋友規範的鞏固產生了極大影響，所以並不是消極的，正如哈維爾的讀者們，也並 不是消極的。
說到底，為什麼古今中外政權對「學生運動」都相對留手，為什麼毛澤東說「凡是鎮壓學生運動的人都沒有好下場」，為什麼北京對「佔中」和「學運」似乎 在分開處理，都是因為「學運」本身，可說普遍是「建構主義運動」。沒有多少成年人會期望學運的官方訴求有即時落實的可能，但都對學運的潛能不敢忽視；反而 目標明確的「成人運動」還容易理順，因為那現實主義的手段就足以應付。
「建構主義」自然不是萬能，也依然要面對理想主義和現實主義的衝擊。在北京眼中，那些「築夢者」、「僭夢者」、「行夢者」與「潛夢者」，都依然是「去殖民地意識形態化」的對象，他們也會視北京為「摧夢者」，北京亦自然會以「摧夢者」姿態出現。
問題是，北京的現實主義回應，無論是以威權方式也好或「換血」方式也好，亦不可能根治建構的價值，最終不得不參與「相互構建」的過程，這是建構主義面對理想和現實時的獨特功能。
就算面對其他大小決定的二元制約，例如理想主義的群眾堅持「絕不撤退」，現實主義的前輩會建議「見好就收」，建構主義也能突破二元，當事人依然可做 二元的決定，卻會受到社會建構「留不留也沒有大關係」的規範保護。當然，這需要技巧，失諸有相地企圖建立規範（例如把乒乓球桌搬到馬路「開拓社區空 間」），就是典型失敗例子。
筆者對香港事務沒研究，只能借助對國際關係的認知演繹一些理論框架，觀察難免粗疏，這種自言自語是現實，是理想，也是規範。
本人深信只要有理想主義的靈魂，有現實主義的頭腦，有建構主義的手腕，滴水始終穿石，但細水必須長流，世界才真真正正屬於你們的。
（國際關係閱讀佔領中環續集．五之五．全文完）
「潛夢者」這種建構主義者比較抽象，大家可以鐵幕倒塌後的捷克國父哈維爾來解釋。哈維爾一方面說過「極權政府底下，每一個沉默的人都是幫兇」一類理想主義者常常背誦的話，但另一方面，他並沒有勸群眾即時搞革命或時刻叫人表態。
其格言「活在真實之中」（living in truth）認為，「真實」而成熟時的大規模抗爭，才是最好的反抗，甚至認為「別和掌權者爭辯，甚至不應該把說真話當成最重要的，儘管置身在以謊言為基礎 的政權之中，說真話很重要」（參見Tony Judt的《歐洲戰後六十年》）。
哈維爾：無權力者之權力
他自然不是教導群眾順從謊言，只是認為在「後極權時代」，只要教導人民實現生活的基本權利，「生存的本質是傾向於多元、多樣和獨立、自治，轉向人類自由和完善」，不必直接挑戰政權，政權也就不能控制日常生活和意識形態，是為「無權力者的權力」。
事實上，哈維爾的做法，是在共產捷克建立「規範」，希望令大眾、包括建制內的開明派，都受這些「真實規範」行事。但平日不必和政權抗衡，因為「這個 力量不在於政治和社會集團的確定的勢力，而在於隱藏在整個社會中，包括政權結構之中的潛在力量。這股力量不依賴本身的軍隊而依賴對手的軍隊，也就是每個甘 心在謊言中生活的人。這些人理論上是能夠領悟真理的力量的」。
他又指出，「這股力量並不直接參予權力鬥爭，而是對人的存在這個難於揣測的領域發生影響。這股力量所推動的是隱秘的運動，是可以產生看得見的影響的（難以預料的則是在何時何地、何種情形之下和多大程度上這種影響得以產生）」。
不少朋友不相信「佔中」本身能達到爭取民主的目的，而沒有參加運動，但其實也在「廣義地參加運動」，因為他們的價值與運動建構的價值產生了互通，再 而相互充權，這些朋友每天也「活在（他們認知的）真實之中」。表面上，他們潛藏了，其實在生活的每一天，都在深化同一規範的建構。
學運也是建構主義運動
即使參加運動，他們的身份也是潛藏的，只有身邊的朋友才知道，例如筆者有不少中資銀行高層與公務員朋友在廣場，有的甚至是隱姓埋名的首長級，他們獨 自在帳幕內遙望星空，不會影響白天工作的專業，也不會「辭職明志」，卻對身旁朋友規範的鞏固產生了極大影響，所以並不是消極的，正如哈維爾的讀者們，也並 不是消極的。
說到底，為什麼古今中外政權對「學生運動」都相對留手，為什麼毛澤東說「凡是鎮壓學生運動的人都沒有好下場」，為什麼北京對「佔中」和「學運」似乎 在分開處理，都是因為「學運」本身，可說普遍是「建構主義運動」。沒有多少成年人會期望學運的官方訴求有即時落實的可能，但都對學運的潛能不敢忽視；反而 目標明確的「成人運動」還容易理順，因為那現實主義的手段就足以應付。
「建構主義」自然不是萬能，也依然要面對理想主義和現實主義的衝擊。在北京眼中，那些「築夢者」、「僭夢者」、「行夢者」與「潛夢者」，都依然是「去殖民地意識形態化」的對象，他們也會視北京為「摧夢者」，北京亦自然會以「摧夢者」姿態出現。
問題是，北京的現實主義回應，無論是以威權方式也好或「換血」方式也好，亦不可能根治建構的價值，最終不得不參與「相互構建」的過程，這是建構主義面對理想和現實時的獨特功能。
就算面對其他大小決定的二元制約，例如理想主義的群眾堅持「絕不撤退」，現實主義的前輩會建議「見好就收」，建構主義也能突破二元，當事人依然可做 二元的決定，卻會受到社會建構「留不留也沒有大關係」的規範保護。當然，這需要技巧，失諸有相地企圖建立規範（例如把乒乓球桌搬到馬路「開拓社區空 間」），就是典型失敗例子。
筆者對香港事務沒研究，只能借助對國際關係的認知演繹一些理論框架，觀察難免粗疏，這種自言自語是現實，是理想，也是規範。
本人深信只要有理想主義的靈魂，有現實主義的頭腦，有建構主義的手腕，滴水始終穿石，但細水必須長流，世界才真真正正屬於你們的。
（國際關係閱讀佔領中環續集．五之五．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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