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有這樣的一群精英

014年10月24日

區家麟 絢麗荒涼

梁振英接受《紐約時報》等外媒訪問，直率地表達，政制發展所謂「均衡參與」，不是「比人數」，否則候選人就一定「爭取月入低於1800美元那半數香港人的支持。」。

前文後理，就是不信任窮人，謂真普選會導致福利主義；政治要由富人主導，窮人是二等公民，不配享有真普選。這種白鴿眼是怎樣煉成的？

前幾天，我和一位五十多歲，已移民海外，見過世面的香港人，閑聊了幾句。他有一點慨嘆，提醒了我（下文是本人對這想法的演繹）。

搭上順風車

他說，香港，有一群「精英」，大概就是梁振英，這種六十歲前後的香港人，他們佔領各種公職、大機構、專業組織的高位，他們都有一個共通點︰

他們生於安穩的香港，受惠於殖民統治，享受過高等教育，讀完書，成為專業人士，出身時，是七十年代末。

那是一個怎樣的時代？中國內地，剛經歷十年文革，這群香港人，環顧四周，整個神州大地，就只有自己這群年輕人讀過書。

他們搭上順風車，爬得快，成為年輕才俊，不是因為特別醒，並非智慧特別過人，只是因為，全中國就只有這群年輕人讀過書，他們沒有對手、沒有競爭，又 適逢改革開放，亟需人才資金。這一代人，尤其與中國有業務來往的，例如地產商、廠商、基建公司、事務律師、會計師、測量師，他們在傾斜的政治制度下，得享 免費盛宴，更是權錢兩得，扶搖直上。

窮人係抵死

這群人，受惠於香港的黃金年代、受惠於中國的落後愚昧、受惠於十年文革無人讀書，然後，覺得這個香港是他們自己開創的，殘酷競爭就是成功之道。他們 意識形態保守、膜拜資本、藐視不能在社會階梯向上爬的人，認為窮人就係抵死，窮人就係懶，處身社會底層，乃自作自受。這一群精英，傲慢、離地、脫節。

他們，大概是呂大樂寫《四代香港人》，第二代香港人中的最上層。他們確實「自我中心，自以為是，有指點江山的傲慢」，他們部分人經歷過兒時的艱苦奮鬥與弱肉強食，然後出人頭地，深信成就全靠自己，而忘記時代給他們的運氣。

當然，不能一竹篙打一船人。那一代人，有很多心水清的人，例如告訴我這個看法的朋友，他早年移民美國，有深刻感受，像他這代人，在香港好醒，去到外國，人人都讀過書的地方，這一些傲慢的香港人，不見得有何突出，就是普通人一個。

這一代人的子女，部分就是香港的典型離地中產，不少富家子弟，住在中環灣仔跑馬地的上等人，他們痛罵佔領運動十惡不赦，因為阻住晒，阻住他們帶子女 上學、阻住子女上興趣班，阻住他們行商場購物，阻住他們的正常生活。而他們似乎並不相信，他們的正常生活，建基於其他人的不正常生活之上。

部分中產家庭的子女，則眼看自己如何努力，都不能追得上父母輩的成就，不可能不靠父母而延續自身的優越生活；無父母庇蔭的，住劏房蝸居，夏慤道「香港營」的涼風，自然是更自由的清新空氣。

新一代惘然

權錢關係網固化，社會流動機會減少，新一代惘然，傾斜的選舉制度，則嘲笑着大部分香港人的尊嚴。

真普選，就是要搖動這一個龐大既得利益集團的壟斷，他們有先天優勢，早已壟斷議會，操控傳媒，主宰公權力，收買專業組織，更與暗黑勢力合流，他們全方位兇狠反撲，乃必然的事。

本來，階級利益的糾纏、世代之間的矛盾，可以放諸一個公正公道的選舉制度中，用選票解決；然而，權錢苟合，制度傾斜，二十多年來商討路盡，弱勢者的唯一選擇，如今，就只剩下走上街頭。

圖片：黃潤根

撰文︰區家麟

「潛夢者」藏而不露的力量

2014年10月24日

沈旭暉 平行時空

今日，筆者談一談最後一種建構主義者 ——「潛夢者」，以及作一些總結。

「潛夢者」這種建構主義者比較抽象，大家可以鐵幕倒塌後的捷克國父哈維爾來解釋。哈維爾一方面說過「極權政府底下，每一個沉默的人都是幫兇」一類理想主義者常常背誦的話，但另一方面，他並沒有勸群眾即時搞革命或時刻叫人表態。

其格言「活在真實之中」（living in truth）認為，「真實」而成熟時的大規模抗爭，才是最好的反抗，甚至認為「別和掌權者爭辯，甚至不應該把說真話當成最重要的，儘管置身在以謊言為基礎 的政權之中，說真話很重要」（參見Tony Judt的《歐洲戰後六十年》）。

哈維爾：無權力者之權力

他自然不是教導群眾順從謊言，只是認為在「後極權時代」，只要教導人民實現生活的基本權利，「生存的本質是傾向於多元、多樣和獨立、自治，轉向人類自由和完善」，不必直接挑戰政權，政權也就不能控制日常生活和意識形態，是為「無權力者的權力」。

事實上，哈維爾的做法，是在共產捷克建立「規範」，希望令大眾、包括建制內的開明派，都受這些「真實規範」行事。但平日不必和政權抗衡，因為「這個 力量不在於政治和社會集團的確定的勢力，而在於隱藏在整個社會中，包括政權結構之中的潛在力量。這股力量不依賴本身的軍隊而依賴對手的軍隊，也就是每個甘 心在謊言中生活的人。這些人理論上是能夠領悟真理的力量的」。

他又指出，「這股力量並不直接參予權力鬥爭，而是對人的存在這個難於揣測的領域發生影響。這股力量所推動的是隱秘的運動，是可以產生看得見的影響的（難以預料的則是在何時何地、何種情形之下和多大程度上這種影響得以產生）」。

不少朋友不相信「佔中」本身能達到爭取民主的目的，而沒有參加運動，但其實也在「廣義地參加運動」，因為他們的價值與運動建構的價值產生了互通，再 而相互充權，這些朋友每天也「活在（他們認知的）真實之中」。表面上，他們潛藏了，其實在生活的每一天，都在深化同一規範的建構。

學運也是建構主義運動

即使參加運動，他們的身份也是潛藏的，只有身邊的朋友才知道，例如筆者有不少中資銀行高層與公務員朋友在廣場，有的甚至是隱姓埋名的首長級，他們獨 自在帳幕內遙望星空，不會影響白天工作的專業，也不會「辭職明志」，卻對身旁朋友規範的鞏固產生了極大影響，所以並不是消極的，正如哈維爾的讀者們，也並 不是消極的。

說到底，為什麼古今中外政權對「學生運動」都相對留手，為什麼毛澤東說「凡是鎮壓學生運動的人都沒有好下場」，為什麼北京對「佔中」和「學運」似乎 在分開處理，都是因為「學運」本身，可說普遍是「建構主義運動」。沒有多少成年人會期望學運的官方訴求有即時落實的可能，但都對學運的潛能不敢忽視；反而 目標明確的「成人運動」還容易理順，因為那現實主義的手段就足以應付。

「建構主義」自然不是萬能，也依然要面對理想主義和現實主義的衝擊。在北京眼中，那些「築夢者」、「僭夢者」、「行夢者」與「潛夢者」，都依然是「去殖民地意識形態化」的對象，他們也會視北京為「摧夢者」，北京亦自然會以「摧夢者」姿態出現。

問題是，北京的現實主義回應，無論是以威權方式也好或「換血」方式也好，亦不可能根治建構的價值，最終不得不參與「相互構建」的過程，這是建構主義面對理想和現實時的獨特功能。

就算面對其他大小決定的二元制約，例如理想主義的群眾堅持「絕不撤退」，現實主義的前輩會建議「見好就收」，建構主義也能突破二元，當事人依然可做 二元的決定，卻會受到社會建構「留不留也沒有大關係」的規範保護。當然，這需要技巧，失諸有相地企圖建立規範（例如把乒乓球桌搬到馬路「開拓社區空 間」），就是典型失敗例子。

筆者對香港事務沒研究，只能借助對國際關係的認知演繹一些理論框架，觀察難免粗疏，這種自言自語是現實，是理想，也是規範。

本人深信只要有理想主義的靈魂，有現實主義的頭腦，有建構主義的手腕，滴水始終穿石，但細水必須長流，世界才真真正正屬於你們的。

（國際關係閱讀佔領中環續集．五之五．全文完）